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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知本读书会 | 陈勤建：中华文化之根——鸟文化(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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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6 01:15

人类恒古的追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常言道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不如说，更多的恐怕是鸟的子民。

——陈勤建

2019年12月21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大学终身教授陈勤建老师做客新华·知本读书会，带领读者一同深入历史文化现场，共同探寻中华文化起源与演进，思考“中华文化之根——鸟文化”。

一、鸟文化的发现

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曾做过一副对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副对联对现代史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谓的“二重证据法”，提示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献中的记录，更要对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以文献与文物互证，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陈勤建老师根据个人的研究实践，提出了三重证据法。陈老师指出在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专注于文献，研究始于文献并止于文献。等到近代，甲骨文的出土，改变了这一认识，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出土文物及失传的文字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帮助，因此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但是在陈老师看来，因其止于文物与文献的互证，考古学的研究仍然存在局限，要之在于文献和文物是有选择地被留存下来，通过它们，研究者们只能发现部分的历史真相。陈老师提出，在研究中，我们还需要关注第三重证据，即田野调查的材料。

对于田野调查资料的重要发现，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聊天。当时社会上、学术界正兴起一股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的文化兴趣，而这种文化兴趣集中体现在对中华文化图腾——龙——的研究和探讨上。陈老师当时也参与进了这场重要的文化大讨论，并考证“龙”的文化形象可能并非来自某种具体的动物，或者多种动物图腾的融合，而来自于对于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的崇拜与演化。在一次公开演讲后，当时上海博物馆负责考古的副馆长黄宣佩先生在与陈老师的交流中指出，在他们的考古实践中，古代江南地区龙的形象比较少见，相反在良渚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最为常见的是一个暂名为“神人兽面”的奇怪形象。陈老师回顾第一次见到这个戴着鸟羽装饰的头冠，下身露出两只鸟爪的形象时的感受，仿佛就好像突然一道光照亮了整个思维，因为在他自己的田野调查中，龙的形象不太常见，对于那些在田间地头埋首耕作的老农来说，某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动物才真正息息相关，那就是鸟。

第七十八期新华·知本读书会现场

在江南民间故事中，开天辟地的盘古不再是一副伟岸巨人的模样，而是鸡头人身的“怪物”，它自一个卵中诞生，卵中的蛋黄蛋清化作了天空，蛋壳下降成了土地。在农民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对于偷吃辛苦耕种的稻谷的麻雀极为宽容，问其原因，原来他们认为是麻雀为人类带来了稻谷，是人类能够以米饭活口的因缘，那么麻雀吃稻谷自然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了。不仅如此，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日，农村的百姓们还要做“百家饭”祭祀麻雀，即将米饭炒熟，向上抛向屋顶或空地，喂养麻雀，以感谢麻雀为百姓带来饱暖与幸福的生活。除了这些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与心意信仰之外，陈勤建老师还在田野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的物质材料，“在民居的门庭、屋脊、飞檐随处可见飞鸟、孵鸡的形象”，这些形象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觉出来中的器皿遗物上的“羽人”之间的联系，提示了中华文化的根源可能不在被热烈讨论的龙文化，而是一种与鸟类相关的文化，即鸟文化。

陈勤建老师接着指出，不仅在考古及田野调查我们能够发现鸟文化的踪影，在古代典籍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譬如流传千年的古代奇书《山海经》。作为华夏民族祖先的黄帝与炎帝，在《山海经》之中总共不过出现三四次，而如今已不太为人所知的华夏先祖帝俊，却出现了不下十五次，几乎出现在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地域。“俊”通“夋”，“甲骨文中头部如鸟”，且据《山海经》描述，有“五彩之鸟——凤鸟相随”，其子嗣建立的新部落，皆“使四鸟”。这些描述都暗示了“这是一位以凤鸟自居，人化的神鸟图腾的首领”。而在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中，则记载鲁国的国君对自己的文化信仰传承有疑问，问之与郯子，郯子回答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为鸟，为鸟师而鸟名。”就是说，鲁国（即今山东）本来是信仰龙文化的，但是在少昊氏的时代“凤鸟适至”，于是开始信仰鸟文化。在此，陈勤建老师强调，对于“凤鸟适至”，过去人们常常觉得是某种隐喻或者神话思维的体现，但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可以推测，描述的正是一种以鸟作为文化基因的民族迁移到齐鲁大地，并对本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江南稻作生产萌发了中国鸟文化

在为我们揭开鸟文化的神秘面纱之后，陈勤建老师继续深入，带领大家共同探讨了这一文化的具体发生与传承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江南的稻作生产。通过对气候地理变迁的回顾梳理，陈老师指出，江南地区所在的北纬三十度地区正是天然野生稻独特的生长带。在中国东部的沿海地区，乃至早已被海水淹没的东海、东太平洋地区，都曾生长着大片的野生稻田。然而，尽管生长稻米，但距离人类发现其食用价值，其中还缺了重要的中介。这一中介在陈老师看来，正是鸟雀。通过对上古人类生活遗迹的勘查发掘，考古队员们在先民烤熟的鸟类尸体遗迹中，发现了野生稻谷的踪迹，也许正是通过这一的机缘巧合，先民们发现了稻谷可以吃，并因此跟随着鸟雀发现了大量的可食用的野生稻谷。

不仅如此，在陈勤建老师多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大量受鸟文化影响生产生活的特殊方式。除了吃稻谷这样的“鸟食”之外，还有鸟田、鸟居、鸟民、鸟语、鸟官等大量“鸟化生活”形态。陈老师在此为读者介绍了一本重要的江南文化古籍资料《越绝书》，其中留存了大量古代越地古越族人民的文化与传承记录。关于鸟田，其中记录说：“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陈老师指出，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尽管发现了野生稻谷，并开始尝试耕种，但当时人们的耕种技术还十分粗糙，更没有相关农具，基本上就是在一大片空地上，将种子播撒出去，靠其自行生长。这时以稻谷为生的鸟类，就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鸟类为地上的稻谷所吸引，啄食地面，翻动土壤，在吃掉一部分稻种的同时，反而给稻田带来了更好的收成，就好像上天派来的助手一样，自动帮助人们种地。这样的田地又被称为鸟田。

除了种地之外，鸟类觅食的方法本身，也影响了中国人对餐具的使用，至今中国人日常使用的筷子，仍在世界饮食文化中独树一帜。对于筷子的出现，今人有过很多的猜测，对此陈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人对筷子的发明，很有可能也是在食用稻米的过程中，对于鸟类用爪喙分拣食物的动作进行了拟态，因此才发明了这样一种擅长于挑拣食物的饮食器具，这一洞见十分富有启发性。不仅饮食文化，在与百姓生活切身相关的许多方面，都体现了这种“鸟化”的生活形态。譬如居住，南方民间中特有的干栏式建筑，即通过木质干栏，将房屋架在半空。通过对方位字“南”字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描绘了人们将房屋建筑在树木上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久而久之，就成了对于南方地区的指代。而这种将房屋盖在“树上”的做法，无疑也是受到了鸟类的启发。此外，还有吴越人语言被称为“鸟语”，吴王子于戈、越王勾践剑上形似鸟类的铭文“鸟文”等等，都是这一生活形态的例证。

越王勾践剑上形似鸟类的铭文“鸟文”

陈勤建老师接着指出，在这些古代文化的历史留存之外，鸟文化还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遗存。人们不仅崇鸟、祭鸟，还对孵化鸟类的卵进行衍生，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思维，即“崇圆信仰”——不同于北方人民对半月形饺子的热爱，在江南大部分地区中，节令食品往往是圆形的，“春节的松糕、元宵的汤圆、清明的米粿、中秋的月饼”，这些起源并流行与江南地区的食品，往往都是圆形的。不仅如此，在各种人生礼仪中，百姓也更喜爱圆形，譬如新人结婚时，陪嫁的物品中必须有圆木，在生子后，必须向亲友分赠“喜蛋”。而在日常生产中，因为稻作生产活动的影响，人们特别关注农时与鸟类迁徙之间的关系，将对太阳的崇敬，与对鸟类的信仰结合了起来。这在民间的传说中，则体现在了“太阳、月亮、鸡”三兄弟的神话传说，就是说，远古时代太阳、月亮和鸡是三兄弟，老大太阳照耀白天、老二月亮点亮黑夜，这样一来老三鸡不开心了，认为自己没了工作，因此天神就安排它在晨昏破晓时，以打鸣监督两位哥哥的工作。

陈老师的讲座正是在古老的文献记载，覆满尘土的文物以及生动且切近的田野民俗资料中，循环往复，深入浅出，为读者们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民众鸟化生活图景。

三、鸟文化遍布神州大地

不仅历史悠久、根脉深厚，陈勤建老师同时为听众指出，鸟文化曾经在神州大地上的重要影响。从气候水文地质的变迁情况来看，现在鸟文化的重要考古遗址之上曾覆盖有薄薄的河沙淤泥。在陈老师看来，这昭示着两个关于鸟文化的重要线索：第一，这一曾经鸟文化部族生活祭祀过的重要场所是建立在一块高地上的，四周是山脉和河流；第二，随着海水倒灌，河水渐渐上涨，这一曾经重要的栖息地，慢慢被河水淹没，而生活在此处的部族不得不为了生存四处迁移，扩散到神州大地的各个地方，除了之前提到的少昊部落之外，可能还有殷商文化。证据正在于《诗经·颂》中所保存的殷商创生神话。相传殷商祖先简狄，食“玄鸟卵”，而生出了殷商祖先商契。这样神话故事不正显示了其部族与鸟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吗？不仅殷商，有着相似神话传说的，跟有秦、满族、朝韩、日本等部族的诞生，都与鸟文化有关。

日本弥生文化时期鸟形木制品

“现代考古证实，四千年前，良渚文化主体在太湖流域突然小时，但与此同时，长江以北、江苏沿海、安徽，遗迹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四川三星堆文化、陕西神木文化等都出现了良渚文化遗址和这种文化的因素。这些考古发现无不证明了良渚文化主体的北迁西移”在陈述考古实际的同时，陈老师不断提示细节，譬如在神木发现的良渚遗迹，并不处于中心位置，虽然当地本土的器具物品多多少少在良渚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工艺上的进步，但是以鸟为文化图腾，为信仰符号的考古发现，基本还是在遗迹的中间位置。这一细节说明，鸟文化的子民，虽然影响全国各地，但程度有不同，甚至位置也千差万别，有些地方可能成了新部落的首领，在另一些地方说不定就成了奴隶与工匠。但陈老师指出，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四处迁移、影响广泛的文化的出现，对中国早期统一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陈勤建老师进一步指出，这一鸟的文化不仅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还跨洋过海，广泛影响了我们的东亚邻国，譬如韩国和日本，都存有鸟崇拜、卵生神话的文化遗迹。以日本为例，日本在绳文时代进入弥生时代，突然由以番薯、芋艿为主要粮食的土作文化，发展出了稻作文化形态，其中无疑有江南文化的重要影响。因此日本文化中不仅继承了江南地区的特定生产方式，也继承了人们对于鸟的崇信。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了今天人们大量考古发掘出的弥生时代的木质鸟形器，也体现在了日本的王权与信仰传承中。即使在今天的日本，天皇所用的器皿服饰上，多以凤鸟作为图案，而天皇出行所乘坐的交通工具，则被称为“凤辇”。而在信仰方面，今天日本祭祀中所用的神舆上仍装饰金色的大鸟，有趣的是，其形状与良渚地区出土玉璧上的“鸟立坛柱”极为相似，体现了其中紧密的文化传承关系。

陈勤建老师与读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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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通过对田间地头的一手资料的考证梳理，结合文献文物，陈勤建老师为我们还原出了一个瑰丽丰富、影响深远的鸟文化的世界。这一文化起源于江南，影响力北至白雪皑皑的女真，南迄毗邻热带的岭南，西至赳赳秦川，东迄海洋之中的日本。不仅影响范围广大，陈老师同时指出，其在中国文化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譬如稻作文化、起居饮食、语言文字等等，乃至于中国古典思想文化中，也包含有许多鸟化的观念，比如“神仙思想”。这一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文化特质也许就来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于鸟的崇敬。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理想的人生不在于人死后升入天堂，也不是去往极乐世界，而是在对自身的修炼中“羽化”，化成鸟类一样的存在，御气乘风，自由自在。这不正是老庄道家思想中逍遥自在的哲学根基吗？

通过近两个小时的讲座，陈勤建教授带领听众们“上穷碧落下黄泉”梭巡文字史料之间，一一亲炙远古遗迹的考古发掘现场，更兼以田野中、民众口口相传，心心相承的民俗文化资料，让听众们仿佛身临中华文化传承的悠远与不绝如缕，为大家打开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令人久久不能平静，让我们更新了中华文化认识的同时，更平添了一份发自心底的热爱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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