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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尾巴宠物殡葬：历史中的动物安葬故事

萌宠菠菠乐园
2024-08-12 03:06

替宠物特制棺材安葬或火化、举办丧礼等等，在台湾是直到近几年才盛行的风潮，然而这个习俗究竟在人类史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责任编辑：林芮缇，文／郑丽榕（国立政治大学臺湾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埋葬另一种家人

威廉斯像哀悼兄弟一样哀悼班杜拉，把他当战争英雄来埋葬。在印缅境某处有个纪念碑，一棵「为仁善而保存」的巨大柚木上，刻着这些文字：「班杜拉，1897 年出生，1944 年战死」。〔1〕

这段文字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处理他弟兄的后事，特别的是，这位弟兄是一头缅甸象。2014 年出版的威廉斯 (James Howard Williams, 1897-1958) 传记里，描写了这名英国人如何深深被这头象吸引，他们同年同月出生，1920 年双方 23 岁时在东南亚丛林相遇，相知互信，和其他人与动物在丛林共组家庭，在战争时期同时体验了战火的回忆。班杜拉去世后，威廉斯锯下他左侧獠牙当成护身物一生保存，埋葬他，为他立碑，藉以追想纪念。

视动物如亲属的感性，或许常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其实在歷史中不难找到许多类似故事。

英国牛津大学安德鲁．林基教授（Andrew Linzey）研究动物神学议题，谈及基督教圣人与动物的关系，就认为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圣人都有过与动物为友，救治动物脱离痛苦，帮助动物脱离险境，为动物祷告或是传道的经歷。

圣方济 (St. Francis of Assisi) 甚至称唿各种动物为「兄弟姐妹，因为他知道这些动物与他由同源所出」。他认为，从这些故事呈现的尊重动物，表现仁慈，视动物犹亲的思想，正好对照出主流经院哲学传统对这些原则的长期忽视。〔2〕

动物与人由于亲人般的情感，进一步安葬宝爱的动物，是人与动物亲密情感的极致呈现；但在家庭宠物普遍化、宠物安乐园出现之前，这种安葬仅多以传奇的方式留存。

当然，对东方社会而言，坟茔的文化意涵极为重要，而被安葬的动物则可纳入动物神的系统进一步阐明。至于动物可能作为家族一员而被安葬的集体心理，则是较为晚近的新感性。

其实有西方歷史家认为，即使是人的永埋之所，也是近代之后才发展愈盛。1970-1980 年代法国心态史研究者 Philippe Ariès 以西方社会为例研究人的死亡歷史，指出今天我们是那么地怕死，甚至连死这个字也不敢说出口。他认为近代之前，传统中死亡是被「驯服」的，因此对近在咫尺的死亡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且冷漠不在意，这种态度与今日的死亡观形成鲜明的对照。

近代死亡观念的改变是那么大，即使是永久埋葬之所，也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发展出来的极端崇拜表徵，西方在过去骨骸仅是暂时埋葬，尸体常被堆叠埋葬，人们也屡屡移徙骨骸，但愈至近代，固定的埋骨所益形重要。

因为坟茔是社会地位的表徵，能在歷史上留下厚葬纪录的动物，往往代表其建立的跨物种关系对象是社会势力者。

一则有关 19 世纪末广西土司的笔记史料，是狗救土官而得生荣死哀的故事：清末广西忻城末代土官莫绳武养了一条狗，光绪 14 年 (1888)，他到烽火 (今宜州福隆) 清乡，被武装群众围困，危急中这条狗把求救信带回土司衙署乞援，莫绳武因之脱险。为报答狗的救命之恩，返家后平日供应珍馐美食，人狗形影不离。

狗死后，莫绳武如丧考妣，下令以官家规格厚葬，丧葬费用及所需人力都由辖下民众分摊，每户缴交白布、酒肉、白米、奠仪若干，置棺盛殓，并责成佃户负责营造规模宏大的狗坟。出殡时土民披麻戴孝，列队送葬，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地送到城外高地。〔3〕

莫绳武的狗对他意义非凡，传讲者谈了不少狗葬中民众负担的细节，但狗的实际情况却所述不多，包括活多久，花色、性别、习性与人的互动等，连狗只的名字也无，显示传述者并不关切这些讯息。

入土为安：特殊与普遍

1934 年早春三月，臺南警察署接获通报，有人从运河捞起一只啤酒箱，其中有女尸待验。司法主任立马带了几名警部补以及刑事人员赶赴现场，打开臭味扑鼻的木箱，取出女性衣物中的尸体后，却发现是一只死犬。

显然这不是一椿凶杀案，而是民众依习俗，将死亡的狗放水漂流。与此类似的场景同年见于一则有关丰原的报导，因为官方卫生单位防制狂犬病，扑杀了不少街上的犬只，尸体由各街庄卫生单位收埋，但因处理不实在，记者发现臺中丰原圳沟中，仍发现了五六具犬尸。

日治时期警察漫画中，主角警犬ロ－ン公復仇后，到其妻警犬メロ－子坟前祭拜的图像。《臺湾警察时报》1934 年 10 月 1

与这些漂流犬相对照的是另一头军犬不同的命运。1936 年《臺湾日日新报》报导，臺南州盐埕町日本人 (即当时「内地人」) 墓地内，有一块墓碑上写了墓主的名字是军用犬某某。州厅卫生单位无法接受狗葬在人的坟地，下令严格取缔并禁止再犯。〔4〕

军用犬为何会葬在人的墓地？背景应是 二次世界大战时，军用动物被大量宣传高举，除军阶可能高于人 (如臺籍日本兵担任军属、军夫者)，当时战争宣传中，也常有故事将 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因为对国家与军队的「奉公」，而紧紧地串联成一体的「美谈」，在这种时代风气下，有人因为疼爱军犬而将其葬于日本人墓地，其心理不难理解。

但长久以来，臺湾民间对猫狗死亡的处理传统习俗，都是「死猫吊树头，死狗放水流」，有些情形还附送牠们人间亡者所用的冥纸以求平安，如猫尸上打着冥纸蝴蝶结，寓意送牠一笔黄泉路上的费用，由于吊挂在树梢，不久腐败风干，有些顽皮的孩子甚至把牠们当成击石的标的来嬉乐。同样地，被放进袋子丢入河川的狗尸，也可能是附随了一叠冥纸或狗只喜好的食物。

近代以来，认为这种动物尸体处理的民俗极不符合公共卫生，日治时期起官方已三令五申改正，但民风不易改变。

战后初期仍屡见地方政府颁布禁令，如 1950 年代新竹市颁布了兽类尸体处理注意事项，规定凡兽类尸体，须埋却于兽类尸体埋却场或公共墓地，不得弃捨于街路、沟渠 (河川) 或其他地点。甚至连葬穴的深度也有明订：牛、马二公尺以上，羊、猪、狗一公尺三十公分，猫鼠七十公分以上。此规定之深度颇有规模，其执行困难可想而知。

由于民间习俗的影响，动物尸体的处理一直是卫生单位头疼的问题。 直到 1990 年初，仍常可在新闻媒体看到这些问题重覆发生，如河川污染调查小组发现，淡水河动物死尸污染情况严重，「唿吁民众要有正确的动物尸体处理观念」。在 1997 年由行政院环保署所做的一项调查中，仍有一成的民众自承，会以吊树头及放水流的方式来处理家中的猫狗后事。

但也是从 1990 年代起，随着都市化、少子化趋势，人们与家中的宠物亲密关系进入新阶段，民间宠物安乐园逐渐开始兴办，毛小孩/毛孩儿/毛孩子一词出现并在 2000 年后大为流行。在时代背景上，1990 年代也是动物保护运动开始蓬勃进展的时期。

传统文化习俗虽已渐松动，但法规上仍没有太大的改变，动物尸体的地位是属于「一般废弃物」，与由家户或其他非事业所产生之垃圾、粪尿等，都被归为：足以污染环境卫生之固体或液体 (废弃物清理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在此情形下，丢入垃圾车是合法合理的，1990 年代臺北街头垃圾分类的「外星宝宝」曾「回收」到整只狗尸，是这种废弃物规范的脱轨意外。

不过另一方面，情感的变化也是显着的，这也具有全球的趋势。根据 2013 年一项对英国人的调查，90%的受访者将宠物视为家人，33%甚至认为宠物比其他家人更得自己的疼爱。〔5〕

臺湾人视动物为家人的比例如何，有赖确实的调查才能得知。不过从 1990 年代初以民间为主的动物殡葬业逐渐兴起，可以看到这项演变的社会需要。早在 1970 年代，臺南市卫生局即曾建议社会局闢建猫狗公墓，因故没有成真。

到 21 世纪初，许多地方政府已开始协助民众处理动物殡葬服务，包括焚化洒葬等，但公务机关的处理走向是去宗教化的。而民间宠物安乐园也在法规尚未整备前，因为民众需求关系而起跑/偷跑，大异于公部门，除了火化等卫生设施外，民间的作法是以照顾情感慰抚、宗教内容为其特色。

家庭．生命礼仪

针对某周刊报导，入出境管理局长吴振吉上午说，Freedom 深受第一家庭喜爱，往生时由陈幸妤与陈致中姐弟扶灵，送往宠物安乐园火化安葬，他每年清明节会去祭拜 Freedom，「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情意」，毕竟 Freedom 是他送给幸妤的礼物，也是致中的玩伴，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灵犬」。

陈幸妤写道，在生儿子「安安」前，她对养狗的乐趣远大于养小孩，逛街吃饭睡觉都是小狗的天下。不幸的是，她钟爱的黄金猎犬在她订婚后的隔天，就因先天性肾脏缺陷倒下并安乐死。

「在狗狗临死前我偷偷告诉牠，若你下辈子要投胎当人，投胎当姐姐（指她自己）的小孩好吗？」〔6〕

由于法规不完备，臺湾的动物殡葬业一直低调发展；如果受到媒体注目，经常需面临违法取缔的下场。然而，用一只黑色塑胶袋，送走与自己亲近相处十年的动物，无论是丢垃圾车或送到动保单位，愈来愈有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更何况也有因为未办理公家要求的动物登记等手续，而不得不求索于民间宠物安乐园的情形。

今年暑期，我也参加了一场动物告别礼拜，在十字架前，由「宠物礼仪师」为老去的猫咪唸出祈祷文，追忆生前贴心可人的点滴，泪眼目送他进火化炉。之后郑重处理他的遗骨，并留下一条回忆的小方巾，把它放在每日使用的书桌上纪念追想。这民间美称的「宠物礼仪师」，据报导，臺湾的大学推广教育部门才刚开始进行培训认证课程。我感到一项有关人与动物关系的新社会文化，正静静地在形成发展中。

回想之前臺湾史上非私人、非家庭式的动物安魂仪式，多会提及日本时代引进的动物慰灵祭。

臺湾的动物慰灵祭始自 1920 年代，大盛于 1930、1940 年代，包括兴建畜魂碑，广泛用于渔业、畜牧业、屠宰场、医院、军事，甚至动物园及水族馆等地方，在对灵界「镇」的文化脉络中，透过仪式，拟达到对死者 (为人类牺牲的动物) 的安定与彰显的目的。〔7〕

日治之前，臺湾并无树立畜魂碑的传统，自 1920 年代起，臺湾各地屠兽处所陆续树立畜魂碑，此种石碑的存在，显示人们在肉食文化中，对于因为人类而死亡的动物作祟的恐惧，立碑工程常以屠宰业者为主力，在地方政府协助下进行。

臺湾目前仍有几个地方可见到畜魂碑或兽魂碑。如臺北市有北投、四兽山与木栅等三处，另有网友整理臺北、新北市淡水、宜兰市、臺中雾峰及清水等其他地点。

每年举行的动物慰灵祭，祭文的变化也记录了动物与人类关系的时代变迁，如战争时期，重视军用动物的贡献；战后初期，强调动物带给人们的欢乐；

至晚近，如 2012 年臺北市立动物园动物慰灵祭的新闻稿，宣传上聚焦于生命教育主题，强调「动物园展示的野生动物是各种不同样态生命的呈现，从正面角度让社会大众了解死亡并尊重生命，把对动物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关怀生命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力量」。〔8〕并提及园内于 2004 年设立生命纪念碑，要礼赞生命，纪念生命，将包括动物死亡的议题，都纳为生命教育内容。

相较于上述动物利用者的动物慰灵话语，告别家人般的宠物，其追思文或许更真挚感人，在许多宠物安乐园的追思文中，动物不但是家人，也成为人们的生命老师。有一位养猫者这样写下：

亲亲阿咪，谢谢 15 年陪伴。时间回忆无价，天使的万里晴空，等妳翱翔，万里星空，也会有妳的大眼睛。一路开心。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也永远爱妳。阿咪妈妈。〔9〕

过去的回忆，安息的现在，以及永恆的爱，既是给故去动物的追思，也是哀悼者个人的慰词。上述 2016 年写下的悼词中，我看见了人与其他动物间亲密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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