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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标本唐”与“梦幻”武大标本馆[图]

[特写]“标本唐”与“梦幻”武大标本馆[图]

  (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一个鸟类动物标本柜,”鸟“停歇在枝头,栩栩如生,制作鸟类标本并不易,为保证不腐,只取其毛皮,将毛皮架在钢丝架上,填入棉花用细线缝合,风干后入柜,可保存近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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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张湘辉摄影/朱辉峰

  在全国不间断采集的1300种及亚种鸟类,是武大标本馆最大的骄傲。

  “很梦幻啊”,武大学子如此形容他们的动物标本馆。作为全国高校中最早、最大的标本馆,近7000件藏品让人眼热。背后,是一个从福建发轫的标本世家,上百年延续的热爱,以及沉默坚守。

  最繁荣。渐没落。武大动物标本馆,百年动物变迁纪录,也折射出一个家族的长影。

   家族

  “标本唐”的历史

  中国标本界有“南唐北刘”说法,刘,是指在农事实验场(现北京动物园)从事动物饲养、繁殖和标本制作等工作的刘树芳开创的一派。春节,在给唐兆子的拜年短信中,刘的后人亦自称“北刘”。但是,北刘未形成唐家如此的家族气候,影响也要小许多。

  “标本唐”发端于唐春营,武大、北大、复旦、华东师大、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福州师大等高校,以及北京自然博物馆、上海博物院的动物标本馆均由唐春营的儿孙创建。

  唐春营本是福州——马尾小火轮上的船长,当时在海关任职的法国官员(一说英国)拉都胥每天坐船往返。后二人一起去打猎,唐剽学到欧洲颇为先进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唐家对这个起源,各有说法,一说是英国传教士,又猜测是有基督信仰的海关官员,讹传为传教士。)

  是主动教,还是剽学,亦有争议。唯一的事实是,对自然科学极有兴趣,并掌握了动物剥制技术的拉都胥,充满偶然中,改变了福建这个家族此后的命运。至此,五代人,完整写出一部中国动物标本制作史。

  在一张1893年的唐氏家族合影上,唐春营一袭黑衣坐中间,儿孙环绕。儿子启旺扛一杆枪,手中抓一只斑嘴鹈鹕。

  1907年,拉都胥介绍唐启旺到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负责标本(中国近代第一家博物院,1933年更名为上海博物院,今虎丘路上),这是唐家任职专业研究机构的开始,此后唐家人从福州四处迁徙,为诸多高校、博物馆开创了标本馆。唐启旺,其子唐瑞芳等一支,一直在上海。

  三子唐启锐与父亲留在福州本土,2011年,福州唐家申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四子唐启秀先赴中山大学,再奔赴武大,而后其子唐瑞昌、孙唐兆子、曾孙唐健,一直守护。

  至此,唐氏家族已有第六代出现在标本世界。在武大标本馆,看到一本1973年唐氏家族族谱,密密麻麻的分支里,大多从事着标本制作的事业。

  第二代开始,不再如唐春营只单纯采集、剥制,开始用科学测量保存大量科研数据,也在长期实践中成为禽鸟专家,博物学家。

  1985年,唐子明与唐子英将家族百年积累下的技艺编撰出《脊椎动物标本制作》。

  “2006年,世界鹤类基金主席说中国只有8种鹤,没有赤颈鹤,可是我父亲50多年前就遇到过这种鹤。”2012年6月8日上午,武大动物标本馆三楼,我们看到这种鹤的长脖子上,约有一寸的“赤”色,迥异于旁边的诸鹤。

  这一尊1964年1月采自云南勐腊的标本,成了“动物的唯物论证据”。

   回到它生前的样子,这是“标本唐”对待死去动物的法则

  跟唐兆子聊天,似乎随时都可以抓出一个标本。比如一只黄腹噪眉,那是1956年在云南思茅石头山所采,即使拿出来放在外头10多年,依旧毛羽顺滑鲜亮,仿佛昨天才死去。

  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

  三月来武汉看过樱花的人,一定曾看到过这个不起眼的四层小楼,就在樱花大道尽头。只是每年几十万赏花人,极少会走进去。

  这个平时仅仅作为科研教学之用的标本馆,若你恰巧信步进去,700平米内屡有惊喜。尤其是3楼的“鸟厅”,“可以说是中国标本的骄傲,如今你有钱也做不出”。

  这个由福州人唐启秀和儿子唐瑞昌于1929年创建的标本馆,搜集了2260种及亚种动物的标本,约6800多件。自1979年标本馆楼交付使用,基本就以今日所见的面目呈现,此前,他们在占领期的日军医院病房里,对外开放。

  5.2米高的楼层,有理想的空间安置这成群结队的动物标本,让4米多高的长颈鹿也有舒展。顶部的铁网覆满绿色藤蔓(虽然是塑料的),有如在幽暗森林。雀形目(鸟类最大目)的树麻雀、绣眼鸟、黄腰太阳鸟,密密麻麻停满几棵“树”。夜莺趴在树枝上睡觉,金丝燕扒在崖壁上,鹰在房顶天空展翅,蟒蛇缠绕在巨藤上,青蛙正蹬着它的腿踩水……

  似乎每种动物都以它最好的姿态,静止在你我眼前。回到它生前的样子,这是“标本唐”对待死去动物的法则。

  1911年的“普通崖鸽”标本,是都忍不住要去“瞻仰”的。隔了101年的时光,这只来自华北的崖鸽,嗉囊上的羽毛依旧闪着孔雀绿的光泽。云南赤红山椒鸟,一雌一雄,一红一黄,颜色依旧艳丽,应是画笔难以复原的。

  在标本馆,每看到一个动物标本,背后都是一个物种故事。二楼装饰成海洋的角落,一条长达两三米的中华鲟,制作于1982年2月12日,“是葛洲坝修建时,第一头撞大坝而死的中华鲟”。唐兆子把它带回了武汉,“活”到现在。几年前,唐健做过一条更大的中华鲟标本,“800多斤,吞食了塑料拖鞋死在沙市”。

  “你看它的嘴在下面,吃水底的食物。环境一旦恶化,它最先死。五条骨板,粗糙,像保护的利剑。小时在水急的长江上游,皮肤粗糙形成阻力”。标本所带的信息很多。

  我们所熟悉的鸭子,印象中嘴巴是扁扁的,可秋沙鸭不是。“只吃肉的秋沙鸭,嘴当然得是尖尖的,这样就可以啄食到石头缝隙里的小鱼小虾”,唐健指着鸭嘴,“还有小锯齿呢”。而体型很小的勺嘴鹬,嘴尖比谁的都大,一口可以吃下更多的浮游生物。吃贝壳的大勺鹬,则嘴超细长。鸥科的鸟儿们,则看上去都羽翼发达,为了长时间的滑翔与俯冲。

  在看赤颈鹤时,唐健也不忘提醒我注意,“你看鹤的后趾是退化了的,不能上树,所以中国人喜欢画的松鹤图,其实是松鹳”。

  动物成“建制”的集结,透过它们,如此清晰地分辨区别,看它们如何为生存而斗,以及在这个世界,它是否安好。你可以看到功能性灭绝的白鳍豚,以及濒危珍稀的朱鹮、红腹锦鸡、倭蜂猴、白颈长尾雉、熊猫,等等。越是珍贵的标本,越是在自然界生存不妙,唐兆子曾叹息。

  “采集到鸟类种属标本只有一只的,一定是留给武大”

  这个年代久远,看上去却至今未过时的标本馆,与“标本唐”第三代唐瑞昌很有关系。自制珍贵标本,按照其子唐兆子的话,“95%算唐瑞昌的”。另外2%,算其父唐启秀的,唐兆子贡献了3%。(总量的约5%,为交换而来)唐启秀是唐春营的四子,启秀带着儿子瑞昌来到阅马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大前身)的1929年,瑞昌只有16岁。直到2003年去世,他的一生,都交给了武大与标本。

  抗战期间,武大西迁四川乐山,搜集大量标本。(武大植物标本与树种,很多也与迁校乐山有关)解放后,唐瑞昌带儿子唐兆子与其他工作人员,西双版纳、大小兴安岭、新疆……走遍了各处。在保留下来的黑白老照片中,看得到捕猎的猎枪,就地制作的简陋房子,那些年轻的面容,以及穿着裙子的傣族男人。

  “带枪、制作工具,铺盖用油布一包,拿着介绍信从省里一直到村,雇个牛帮(马帮找不起),去的地方都很偏僻,一起床空着肚子出去打,没有的,追着打,少的也要打。离得近,十个八个很容易。”唐兆子自幼随父猎取,自称枪法比父更好。

  他们与一般的猎人不同,为了保持标本的完整,用的枪是双管霰弹。一管中的子弹是最大号12毫米的,猎取猛兽与防身,另一管,根据要打的动物,比如小小的太阳鸟,就只能用0.5毫米的,麻雀斑鸠1毫米,打狼就得用豌豆那么大的铅弹了。

  有时候一去两三个月。年轻的唐兆子最开心的,莫过于拎着猎物回,父亲赞扬:这是个好东西啊!比如他打的那个三趾翠鸟。

  上午9点左右就会回到驻地。得赶紧把内脏去掉,剥下整皮,刷上砒霜防虫,做填充处理。

  唐瑞昌在“标本唐”第三代中甚有威望,发起远出采集标本,分布在全国高校的唐家人便齐聚,一起去。那是唐家最鼎盛时期。当时有个不成文规定,“采集到的鸟类只有一个的,一定留给武大。两个或者更多,才会考虑分配给其他学校”,也正因此,武大拥有最完整的鸟类标本收藏。

  唐瑞昌曾梦想收集到全国1300种鸟,这个数字最终停顿在750种(含亚种1300)左右。鸟类标本制作,是自唐春营开始,唐家人最擅长的。

   曾一度被唐兆子反对学习制作标本的儿子,悄悄做了一个鸟的标本,“做得很好”

  武汉大学所在的东湖边与珞珈山,是鸟类喜欢的地方。唐家孩子与鸟的最初接触,都在此。

  “妈妈家是马尾渔民,很会划船,爸爸坐船尾准备打鸟,我那时候五六岁,裹个被子坐船中间,几万只的野鸭、水鸟,一惊,就从头顶黑压压地飞过去,真的遮天蔽日。”那一直是唐兆子最愉快的记忆。20多年后,依旧荒凉的东湖,埋锅做饭,持枪打鸟,又成为唐健的童年记忆。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喜欢是不可能的”。枪、动物,对男孩子有致命的诱惑。“爷爷在标本馆4楼的办公室,有很多标本,有一个展翅的海鸥,我从窗口扔出去,结果那标本是盘旋着飘下去的。”唐健心中,这一切“非常好玩”,对爷爷的标本技艺更是惊叹。

  唐家孩子的童年,几乎是在另一个野性世界。吃不饱,除了去沙湖采藕、挖茭白,去食堂拣菜心削着吃,也会用弹弓在凤凰山打家燕,“春天家燕来找虫子,一天能打三四只,去同学家里带点固体酱油泡着,周末带回家”。

  彼时不太爱学习的唐兆子,退学后,正式跟随父亲学做标本。而他相守一生的妻子,正是他去东北打猎时,在借宿的农场认识的。

  唐兆子曾一度反对儿子继续从事标本制作,因此唐健的专业是计算机。1989年唐健去深圳工作,挪开床,唐兆子发现了书本旁,红色飞盘上一只麻雀,“还以为是自己做的标本,就是一张皮,没塞东西,做得很好。”可惜当时没保存下来,但也因为这,几年后,唐兆子把唐健从计算机世界,拉回了标本王国。

  只是,自从1985年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1996年收缴枪支后,可制作的标本已经少之又少。但唐兆子感觉,生态修复能力相当的强,他也自此转身成为动物保护专家。

  6月8日上午,唐健带我去看刚完成的标本,大多是谁家的宠物猫去世,还有一头警犬。偶尔有动物园死去的动物,要请他们制作成标本。

  祖辈与标本的那种深度纠缠,不复再现。就如同1959年在珞珈山打的环颈雉,已成为历史。

   落寞唐家,“华师大投入600万建一个动物标本馆,听着想哭”

  标本馆一楼的储存室,不对外开放。一屋子的海狮、乌龟、黑熊、马、袋鼠……杂乱堆放,布满灰尘,凋敝感很强。

  唐健与戴小阳如今是标本馆仅有的俩工作人员,共用一间狭小凌乱的办公室。操作室也是如此状况,与楼上的光鲜相比,一楼更贴近标本馆的境遇。

  1979年交付使用的标本馆,从一开始就被瓜分去一部分。如今在这幢楼的大门口,除了挂中间的动物标本馆铭牌,还有四五块牌子,诸如“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所”“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换了几茬人了”。

  差一点,他们已经被搬离这。“搬到生科院去,这么多东西没地方放。要我拆,下不得手。”彼时的标本馆馆长唐兆子抗争了两三年,伤心得准备离开武大,直到新来的党委书记批复暂时不搬,“我想哭”。他疑心,自己的肝癌,与那几年的忧心有关。

  也只能是,让它存在着。自1995年后,学校不再拨给以前每年2000元的经费,全靠樱花节5元一张的门票。“有些孩子哭着要进来看,大人还是拉走了”,这让他很不解。

  “华师大一下子投入五六百万,搞一个动物标本馆,听着真想哭”,说起这些,已退休的唐兆子无法释怀。他只需要很少的钱,柜子改改,布布展,就满足了。但有校友看着这五十年代的柜子,凋敝的楼,自愿资助,却被他拒绝。在这点上,唐家父子存在巨大分歧。受资金所困,唐健所能做的,只是维护着老标本。设想中的数字标本馆,多媒体互动,采集鸟的叫声,都停留在设想中。

  事实上,连本校的基础课,实验室学做动物标本,也不由他们来教,“实验室的老师跑来学,再去教学生,我们一次也没有,却让蹩脚的去教,为了一点点实习费用,这很可悲”。

  唐兆子则一边帮助神农架博物馆建立动物标本室,一边奔走于各个学校,以动物专家的身份,带孩子们亲近与保护动物。2012年6月8日清晨6点半,他背着双肩包出现,搭50分钟公交车去到汉口万松园路小学,然后带孩子们去中山公园,看到树丛下啼叫的乌鸫与灰喜鹊。

  当他ppt放出长江源区一张照片,孩子们异口同声认出“斑头雁”时,是有欣慰的。

  对话

  是否有秘而不宣的技巧

  唐兆子给了记者否定的答案。“填充法制作标本,很简单,好操作,我教你一上午你也能学会。只是学会容易,做好则需要太多年不断摸索、观察、耐心。”要说有秘而不宣,也许也是久远以前的事情。

  唐家最重要的特征是,相当注重野外观察,做出来的标本保持野外自然状态,这不是可以模仿解决的。

  标本主要有剥制与浸制(福尔马林),剥制又有填充法与假体法(做好模型,把皮套上去)。唐健说,“我从不说假体法不好。做大型的标本,假体法有它的优势,小的填充法简单”。

  他们此前用棉花、稻草填充,如今一般用纸条,造价低,又很好塑形,“比如肌肉感,顺滑感”。填充法比较好修改,塑造出的,一般比假体法要显生动。

   途径

  武大标本馆只在樱花节期间开放,门票五元。平时接受团队预约。中科院动物所动物标本最多,不对外。北京与各地自然博物馆是看动物标本方便处。全世界最牛的大约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藏有昆虫标本280万只,其他动物标本270万只。

  [稿源:红网-潇湘晨报]

  [作者:张湘辉]

  [编辑: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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