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西方历史学、地理学的不同特点及发展方向，使双方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也有所不同。通过对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相关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西方历史动物地理有议题与方法的多样化、关注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常见动物、关注中小尺度具体空间下的动物这三个研究动向。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更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新解，在推动史学研究的同时，也进一步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些研究长处值得我国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加以借鉴。
随着后人类史学、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动物为研究视角，兼及历史学、地理学、动物学等方法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也逐渐受到中西方学界的关注。中西方虽均有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但双方在研究对象、视角、方法等方面有所不同。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动物的分布、变迁及其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包括古代野生动物分布范围和数量的变化以及家养动物的地理起源和传播进程等”。 其中，“动物（种群与典型属种等）的地理分布变迁、变化原因及与其它环境要素关系等方面问题” 是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亦多围绕此进行。 西方历史动物地理近年来则着重探索“人类与动物在空间上的关系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更加关注不同尺度空间下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揭示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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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比于历史动物地理在西方学界的火热发展，我国历史动物地理研究近年来虽有优秀成果产出，但“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仍属于较为薄弱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此情形下，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历史动地理研究的新动向有所了解，并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以推进我国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国际上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权威期刊，其上所刊载的关于历史动物地理的文章，基本能反应国外，特别是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新走向。所以本文将对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的相关研究文章进行分析，总结其研究新动向及影响，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中西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差异原因分析
中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关注点及方法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双方历史动物地理所依托的两大学科——历史学、动物地理学在20世纪不同的发展趋势。
（一）动物在中西历史学研究中的不同走向
1、西方历史学的“动物转向”
在过去的30年中，动物逐渐受到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关注，“从历史的边缘缓慢而持久地爬到了它的中心”。 正如里特沃（Harriet Ritvo）所言：在历史研究中，“动物正逐渐走向主流”， 而这一切多得利于西方史学界对于动物认识转变。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就已关注动物的分类及行为， 但多是建立在动物学基础上，没有将其纳入历史研究的主流。中世纪时期，动物更被普遍视为没有灵魂的一种资源， 它的能动性以及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也长期被忽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因为传统上动物被认为没有历史，更不用说在创造历史中发挥作用了”。 启蒙运动之后，天赋人权以及“动物具有对苦乐的感受能力”这两大观念的深入人心，成为西方现代动物理论发展的重要前提。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赋予动物以理性、智力、语言及其他各种人的品质”。 在此思潮下，诸如吉本、赫尔德等史学家均开始在其著作中关注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使启蒙运动后期的史学研究中“动物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主要（尽管是被动的）主人公”。 进入20世纪后，动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得到了更多层面、更为丰富的展现。 特别是环境史也逐渐成为长期关注动物的一个研究领域， 相关著作从生态环境的视角对人类历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动物在其中的作用被充分挖掘，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动物研究通常被归类为环境史”。80年代后，西方史学界出现所谓“动物转向”， 专门独立的动物史开始兴起。90年代“后人类史学”的发展，更是使以动物为主角的历史书写更加得到重视与发展，“在动物史、生物史的研究中，如何探究一个“后人类”的取径，已成为其研究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动物在西方史学研究中由被忽视到成为主角的巨大转变，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使其坚持以动物为中心，并关注不同时空下，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
2、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动物
不同于西方史学界对动物认识的一波三折，中国史学家较早认识到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动物世界的秩序与人类社会紧密相关。因而无论是家养动物、珍奇异兽，甚至是想象中的神兽怪兽，它们的行为状态、异样情况以及经济、文化价值，多受到了史学家们的关注。故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民间私史，乃至各类地方志都有关于动物的大量专门记述，动物可谓是中国历史记述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与西方明显不同的。动物虽有着较多的历史记述，但长期处于边缘和“配角”地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动物在生产、商业等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家禽家畜及其产品的增产增殖。正因如此，农史学者较早地开始关注动物，且主要是家禽、家畜。如谢成侠、张仲葛先生对于马、牛、羊、猪、鹿、鸡、鸭等的关注和研究。这类研究从农业史视角进行，并重在古为今用，动物史研究与农史研究紧密结合也成了我国异于西方的鲜明特点之一。历史地理学者也较早的关注到了动物，与农史学者不同的是，他们主要关注野生珍稀动物，如亚洲象、扬子鳄、大熊猫等， 并主要通过地理学、动物学的视角，重点探寻野生动物的分布及变迁规律。此外，还有部分领域的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传说动物的考证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大多是立足与自身研究方向进行研究，且主要依托于历史文献，重考证、重复原、求真实、重应用，始终坚持着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因而，中国史学界并没有出现像西方史学界那样明显的“动物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史学界对于动物的研究停滞不前，它依然扎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在不同研究点上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历史学是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重要依靠学科，中西方历史学在动物研究上的不同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角度与方法。西方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使动物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之一，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与人类的互动成为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的关注重点。中国有着研究动物的丰富史料，学者们依托于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重点复原不同动物分布变迁、饲养利用等过程，并对相关技术进行总结，古为今用。
（二）中西方动物地理学研究的不同趋势走向
1、 西方动物地理的人文转向
根据乌尔班尼克（Julie Urbanik）的研究，西方动物地理学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主要侧重于研究动物的分布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对于人与动物之间互动的研究则为次要兴趣，不占主流。第二阶段（20世纪中叶），受索尔（Carle Sauer）、本内特（Charles F. Bennett）等人的影响，动物地理学研究亦开始注重文化因素，“人们对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以及人类与牲畜关系的兴趣与日俱增”。 但这一阶段的动物地理研究“总体上保留了人类对其他动物的分离和支配感”， 重点强调人的控制。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亦被称为“新”动物地理学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动物保护、动物福利等运动的兴起，动物地理的研究开始发生转向，不仅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成为了研究的重点，而且动物的主体性、能动性开始得到承认，对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自然二分观念等的反思也日渐加深。菲洛（Chris Philo）和威尔伯特（Chris Wilbert）对这一新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定义为：“直接关注人类——动物关系与空间、地点、位置、环境和景观的复杂联系”。 乌尔班尼克进一步指出，“新”动物地理学与之前传统动物地理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概念得到扩展”，即在关注物种方面，突破原有的有限种类，将关注点放在人类在所有地点（如动物园、实验室等）所遇的各种动物；另一方面，强调动物不再仅是人类的控制对象，“将人类作为焦点，但亦认识到非人类因素的作用”。 目前，西方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定义、研究对象、方法、观念等多来自于“新”动物地理学阶段的思想。但上述三个阶段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并不存在替代性，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
2、苏联影响下的中国动物地理
中国动物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动物及其分布规律的科学”， 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球上各自然带、地理区和景观中的动物群；动物群（或类群）的分布区以及动物区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50年代，地理学界秉承“深入系统的学习苏联”的方针，苏联动物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通过专家培训、著作翻译、研究生指导等形式逐渐传入我国。 因此，我国动物地理学的研究侧重点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联动物地理学的影响。
由于动物地理学在俄罗斯的发展“首先是由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的实际要求所促成的”， 因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在苏联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A. Γ. 巴尼可夫指出：“研究动物分布的规律是动物地理学的基本任务。研究的结果是（1）为有益动物种的计划和合理利用提出理论根据；和（2）制定防治有害动物的措施的基础。” A. Π. 库加金 亦认为：“动物地理学的主要目的：追溯动物的个别种类和类群的分布（迁移）史，追溯现代动物区系综合体形成史，动物界‘演化证明史’和在动物的地理分布基础上阐述地球（地质学）的历史个别时期”， 并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理利用野生动物的措施；改变动物群使其有益于国民经济，在地理区域内有益于人类生活和健康”。 由此可见，苏联动物地理注重研究动物的分布及其变迁规律，以此直接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在农牧业方面。
对苏联动物地理学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国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动物分布及其变迁，并以此制定动物区划成为我们长期关注重点，“特别是关于优势种与主要的经济种类,使动物地理学工作更好地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农、林、牧、渔、医和文教等事业服务”， 并最终实现“对动物界的利用与改造”。 动物地理学重分布变迁、重实用意义的研究特点，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
综上所述，东西方历史学与动物地理学的不同发展趋势，使得以这两大学科为基础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也产生明显的不同。西方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能够较为细致的展现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并以此新的视角来对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进行新的解释；我国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则能较为宏观的展现出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与变迁，并为历史气候、历史环境的研究提供条件，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二者虽有不同，但各有长处，这也为双方彼此相互借鉴，继续提升提供了条件。
二、 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特点及新动向
从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近年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新动向，主要体现在：议题与方法的多样化、关注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常见动物、关注空间尺度多样化与具体化。在这些新视角、新理念下，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日趋多样，不仅填补了一些历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一些传统政治史、城市史等领域问题的研究上提出新的见解。
（一）议题与方法的多样化
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本身基于多元学科交叉，因而对于研究议题、方法、材料一直有着多样性的要求，这同时也是该项研究的难点。通过对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相关文章可以发现，近年来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议题极为广泛，不仅是对于不同时空人与动物互动关系的再现，而且以此为视角对政治史、经济史、城市史、文化史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新的解读。其中，殖民地统治与开发、物种交换、疾病传播、跨国贸易、动物情感、城市动物、性别与种族等均成为热点主题，并且对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展开思考。在研究方法上，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相关文章仍然体现着多学科方法结合的特点，且不再仅局限于历史学、地理学、动物学。如豪厄尔（Philip Howell）和基恩（Hilda Kean）在对于二战期间英国人犬关系的研究中，借鉴使用了心理学的分析方式，以及人类学的调查方式。又如比勒尔（Dawn Day Biehler）对于二十世纪美国城市环境改革的研究中借鉴了医学、昆虫学方法；戴维斯（Diana K. Davis）关于英法殖民地政策的研究中，借鉴了兽医学视角等。在研究时段上，《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相关研究侧重于近现代，研究材料也十分多样，除了传世历史文献外，公私档案、民间文书、日记、口述材料、文学作品、考古文物、动物化石、艺术作品等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多样的议题、多元的方法以及丰富的研究材料，使西方历史动物的研究，在以不同时空人与动物互动关系为视角的分析下，填补历史空白、新解传统认识，令人耳目一新。
（二）关注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常见动物
近年来，相关学者在坚持对野生动物关注的同时，加大了对与人类密切接触动物的关注，特别是那些人们已融入民众生活，为当地人所常见动物，如牛、犬、猪、蚂蚁等，这与我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有所不同（参见表2）。相关学者通过对不同时空下这些动物与人类之间互动的分析，对不同历史研究领域的不同问题有了一定启发意义的新解，下面我们以宠物情感与战争、家畜与政治以及本土昆虫与新旧大陆交流为例进行阐释。
1、宠物情感与战争
人们长期认为情感是人类所特有的，传统史学研究中，我们更为关注在特殊时段与场景下，人的情感以及其所带来的精神力量，但历史动物地理和动物史学者则将关注点放在了动物的情感及其影响上，尝试探讨在特殊时期动物情感对人类的影响。如过去关于英国遭德空袭时期民众精神情感的研究，往往将重点放在英国人民的英勇与反抗精神上，很少涉及这一时期动物在其中的作用。而豪厄尔（Philip Howell）和基恩（Hilda Kean）则将关注点放在了这一特殊时期和环境下的人犬关系上，他们以二战期间英国掀起的所谓屠狗行动为切入点，通过对档案资料的梳理以及对当事人的调查发现，战争环境下的狗不仅不是累赘，反而成为人们重要的情感寄托，对慰藉民众心理，提升战斗士气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屠狗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作者通过对战争特殊环境下，宠物主人、一般民众以及政府对狗的情感及态度变化的分析，认为“情感既应被视为一种跨个人现象，也应被视为一种跨物种现象”， 我们不应该把情感仅仅限制在人类身上，只留给其他动物被动受影响的余地。“情感应重新定义为一种可以跨越物种边界交流的共享身体能力，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绝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 特别是在战争状态下，人与其动物同伴的情感依附会进一步增强，过去那种简化动物在战争中作用的做法也需要得到纠正。这一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它通过战争特殊环境下人与动物之间情感关系的研究，不仅填补了英国二战史研究之前没有关注的一些空白，更提示我们在今后战争史、军事史的研究中，要积极关注动物在其中的作用，不仅是在力役上的，还有情感上的。
2、家畜与政治
政治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长期认为是人类社会特有“游戏”。家畜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我们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农业史范围，更注重其在历史上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二者看似关联甚少，但历史动物地理学者近年来开始将这种与我们密切接触的动物及其产品，纳入到对更多政治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中，尝试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史问题进行新的解释。
如缅甸脱离英属印度的研究，是亚洲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过去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往往将其原因放在民族、宗教等因素上，动物在其中并没有存在感。萨哈（Jonathan Saha）则将牛、牛奶与缅甸这一时期的政治地理联系在了一起，作者注意到缅甸在与英属印度其他地区存在“胚胎边界”（embryonic border） 的同时，在牛的种类、牛的利用，以及本地人低牛奶生产与需求量等方面，也属英属印度地区的“另类”。而为满足驻缅甸的英国殖民者的巨额牛奶需求，大量印度人口私自非法携牛进入缅甸，在争夺缅甸牛奶市场的同时，更直接威胁当地牛种的健康与优种遗传，严重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缅、印矛盾也因之升级。缅甸政府采取的诸如改良牛种，发展本土牛奶产业等抵制印度经济影响的措施，以及当地民族主义者在此基础之上的鼓动宣传，使广大民众认识到了其与印度之间严重的利益矛盾，最终促使缅甸于1937年从英属印度中脱离出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萨哈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正是缅甸殖民政府改善乳品业和保护缅甸牛种等政策“促成了缅甸在物质和精神上领土的形成，并最终脱离英属印度”。
以往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将关注点集中在了两国之间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差异上，忽略了他们之间畜种及其用途之间的差异。萨哈从牛及牛奶的视角，重新阐释了印、缅政治纠葛，这是之前学者很少关注到的，可以说填补了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一些空白。在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的文章中，很多研究与萨哈的研究思路相似，多从动物及其产品的视角分析政治史问题，如桑塞里（Thaddeus Sunseri）从1864—1961牛及牛肉贸易看坦桑尼亚政治生态；皮尔森（Chris Pearson）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边境缉私犬为视角，分析法、比边境的建立等，均得出了异于传统认识的新见解，极大的拓展了研究视野。
3、本土昆虫与新旧大陆交流
自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问世后，学界开始逐渐关注到了新旧大陆之间发展的生物因素。近年来，历史动物地理和动物史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更为细致，不仅涉及到了更为多样的物种，而且还形成了双向的认识。一方面继续关注旧大陆物种在新大陆的传播，如盖德（Daniel W. Gade）关注绵羊、鸡、蜜蜂、黑鼠等旧大陆物种在秘鲁地区的传播过程，对不同动物在秘鲁的生态适应及其所遇到的困难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美洲大陆的原生动物在抵抗殖民者和塑造本地新生产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打破我们对于旧大陆物种全方面盖过新大陆物种的旧认识。如巴西学者卡布拉尔（Diogo de Carvalho Cabral）将关注点放在了巴西的切叶蚁（leaf-cutting ants）上，他通过论证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小昆虫，对欧洲殖民者在巴西农业开发所产生的阻碍作用，“将蚂蚁的历史纳入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史中。重塑在欧洲农业定居者与大西洋森林生态系统共同影响下诞生的现代巴西的农业主义”。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该因为切叶蚁对于部分农作物的破坏，而将其视为障碍，更应该看到这种蚂蚁在参与殖民地农业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巴西现代农业正是在本土色彩（如切叶蚁等物种）与外来技术文化（欧洲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共存中形成的。 卡布拉尔的这一研究不仅使我们关注到了在新旧大陆物种交流史中，美洲本土生物的重要力量，而且还提示我们在对美洲新生产秩序建立的研究中，除了关注旧大陆的物种冲击外，不能忽视本地物种的重要作用。切叶蚁仅是其中一个代表，生物资源丰富的南北美洲，类似的动物尚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继续研究、探索。
从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关学者对于家禽家畜、宠物等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常见动物的关注，更有助于深入细致的探寻不同时空下的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也更能揭示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此为视角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不仅填补了一些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更能对一些传统的历史问题进行新解，这有助于历史学的长远发展。
（三） 关注空间尺度的多样化与具体化
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注重“以人、动物和他们居住的景观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为中心，采用时空分析方法对动物进行研究”。 近年来，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空间尺度日益多样，在关注包括全球、大洲、大陆、某一国家、行政区、地形区这样宏观视野下动物种群的同时，更日益关注诸如某一城镇、家庭、狩猎场、边境口岸、农场、屠宰场、实验室等这样范围较小、较为具体的场所、景观内的动物。特别是中小尺度具体空间内的动物，往往与具体的空间或景观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其所在空间的鲜明特点。这使相关研究者往往能以动物为视角或介入点，深入对其所处的空间，如城市、机构、口岸等的相关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填补被传统研究所忽略的空白，并对一些旧有认识进行新解。下面我们以城市和边境环境中的动物为例进行分析。
1、城市中的动物
城市是人类最为集中的地方，因而传统城市史的研究往往是以人类为中心。但“城市充满了非人类的因素，而学者们忽视了它的活力”， 动物就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城市空间并不只是属于人类的，无论是城市内部的各个家庭、机构、公园，还是郊区的动物园、屠宰场等场所内有大量动物的存在，动物是与人类共生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重要力量。因此，城市史的相关研究不可忽视动物，同理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也不可忽视城市空间。
城市景观、市民住宅空间的改变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传统研究中较少涉及动物在其中的作用。比勒尔（Dawn Day Biehler）的研究则关注到了苍蝇对美国二十世纪初城市景观格局、居民住宅空间的重要影响。作者通过当时不同群体为防蝇灭蝇，维护城市卫生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如城市改造马厩、交通运输系统；家庭中设置纱窗等）的分析指出，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妇女主导的防蝇灭蝇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景观格局与家庭的空间，“医学昆虫学对苍蝇的研究也成为国家改造城市空间的必要条件”。 苍蝇与城市卫生、医学昆虫学以及城市和住宅空间的改造被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看到了生物因素对城市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宠物广泛地生活在城市空间中，但却长期被城市史研究者们所忽视。历史动物地理和动物史学者则极为关注城市中的这一特殊动物群体，以其为视角对诸如城市发展、市民生活等城市史、社会史问题进行新的认识。如上文中，豪厄尔与基恩关于宠物在二战时期英国城市人生活中重要作用的分析就很好地体现了动物视角下的城市史研究，生动揭示了市民在战时的情感和精神生活。豪厄尔（Philip Howell）指出“宠物的历史地理，并不是一个积累或映射人类对其他动物情感依恋的材料。它更倾向于描绘一个社会、文化或制度在发展中，人类与动物伙伴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并或多或少地受到尊重。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宠物之爱’被允许和授权的具体条件”。 可见豪厄尔等人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想从人与宠物的互动中，探寻这种关系建立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制度条件。故诸如宠物等城市内动物与人的互动，为我们对城市社会、文化，以及市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
2、边境环境下的动物
传统对于边境地区历史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政治、经济、军事史领域，研究主题也多为经济往来、政治纠纷、民族冲突等等，动物的作用在其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体现。边境的划定与建设其实不仅是人类的事，部分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边境的维护或破坏活动中。如皮尔森（Chris Pearson）关注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870—1940），法国、比利时边境建设和维护过程中，不同性质的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者注意到，在法、比边境，走私犯利用狗来协助其进行走私活动，频繁的走私使国民对于边境往往有漠视态度。为了打击走私，维护边境形象与秩序，政府亦利用缉私犬与走私犬开展斗争，开辟了人类世界之外的动物缉私战场，获得巨大成功，边境秩序得到了维护。而且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缉私犬聪明、忠诚、正义的形象，也促进了边境神圣、威严形象的树立。皮尔森最后指出：“边境同时也是人类与非人类势力交织的场所。与走私犬一样，缉私犬体现了动物主体在国家边界的建设和争夺中所起的多样作用”， 充分可定了缉私犬在国家边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皮尔森的研究极为独到，他所关注的狗并非是一般意义上家庭环境下的宠物，而是在边境环境下的动物。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人与动物的互动不再是上文所提到的那种情感交流。动物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边境的维护和破坏过程中，而这一因素往往是对于边境地区历史进行研究的大多数学者所忽略的。皮尔森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在其他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中亦有体现，如上文提到的萨哈在缅、印矛盾的研究中，他不仅强调非法越境的印度人给缅甸带来的影响，更关注到了与人一起非法越境的牛对缅甸生物环境的危害。因而我们对于边境地区历史的研究在关注人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其中动物的重要作用。
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文章中除了涉及城市与边境空间外，还对野生动物园、自然保护区等环境中的动物亦给与了关注，对现代技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重塑、人类社会与纯自然的关系、本地民众与保护区建设者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分析。
三、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转向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
随着动物保护、动物福利等运动的兴起，各研究领域均开始关注到了动物，如人类—动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批判性动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等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历史，关注包括动物在内的非人类因素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西方史学界兴起“后人类史学”的趋向，也要求“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 这一理念也得到了广大历史学者的响应。如布林（Benjamin Breen）肯定动物具有主观性，“可以以自我指导和独立于人类控制的方式行事”， 并承认它们具有历史作用。肖（David Gary Shaw）认为“我们通常不是独自创造我们的历史”， 因而“动物应该在这个必要的人类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动物地理的诸多研究成果，即是上述思潮的产物，也在推动着这股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向史学界进一步发展。如2000-2018年《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各类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文章，它们填补历史研究空白、新解传统历史认识多得力于这些研究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突破。如豪厄尔、基恩揭示了动物情感及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皮尔森揭示了犬类对于法、比边境秩序构建、维护的重要作用；萨哈展现了牛与牛奶在缅甸政治中的独特作用，等等。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在突破史学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上发挥着较大的作用，正如上文中可以看到的，相关研究通过对不同尺度空间下人与动物互动关系的关注，极大地拓展了诸如社会史、城市史、环境史、政治史等领域问题的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以及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也逐渐得到关注。卢瑟福（Stephanie Rutherford）更是将历史动物地理研究提升到为我们人类世界寻找发展道理的高度，他指出：未来美好生活的不应该只凭借人类的意志去创建，更应该公平的面向包括动物等非人类因素在内的，这个世界的所有参演者去共同创建， 而历史动物地理等研究正式这一目标的重要推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动物地理等研究，虽多对人类中心论等思想持批判否定态度，但大部分学者仍保持着辨证的思考，如博迪奇（Rob Boddice）承认“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它的不可避免性和它的有用性……人类中心主义不是要被谴责和消灭的大恶，而是要接受和指导的大问题”； 肖（David Gary Shaw）也指出“人类的中心性一般不会在这里被推翻，而是被调制，被重新理解，被挑战。”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都要彻底打破人类中心论，更多的是要对其进行反思、修正。
罗宾逊（Paul Robbins）在为《历史动物地理》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通过重新阅读动物的历史，或者通过将动物写回历史，我感觉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眼前，并为我们社会和环境的未来铺平道路。这是因为动物总是与人类一起旅行，与我们一起创建和改造地球，回应我们的卑鄙和掠夺，并设定人们一直必须与之抗争的新条件。如果动物的轨迹同时跟随和引导着我们，那么追踪它们的路径可以更好地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甚至可以让我们一瞥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可见西方的历史动物地理研究已经不仅在展现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揭示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开始尝试在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思考上，发挥自己的影响。
结论
东西方历史学、动物地理学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走向，使东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也有所不同。西方历史动物地理更注重揭示不同时段，不同尺度空间下人与动物的互动；我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则相对重视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及其变迁规律。但二者都重视动物在人类发展和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且均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可观的成果。
通过对2000-2018年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所刊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历史动物地理近年来的一些新动向。在研究、方法和材料上日趋多样化，多学科学者参与研究与讨论。与此同时，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除继续关注野生动物外，近年来对诸如家禽家畜、宠物等为人们常见、常接触的动物也给与了较大的关注。而且在关注宏观大尺度空间的同时，加大了对诸如城镇、机构、动物园、屠宰场、家庭等中小尺度空间内动物的关注，特别是更为具体的小尺度空间内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动物。在上述转向中，相关学者以不同时空下，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为视角，不仅揭示了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更填补了诸如社会史、文化史、城市史、环境史、边疆史等领域研究的一些空白，而且还对一些旧有的历史认识进行了新解，推动了相关历史领域的研究。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人类史学、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等思潮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突破。而且，随着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深入，相关学者也开始通过人与动物关系的分析，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进行思考。
近年来，我国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议题与方法也持续拓展，但相较于气候变化、河道与湖泊变迁等历史地理其他领域的研究则仍显较弱。 关于不同时空下，人与动物互动的研究虽逐渐增多，但仍多集中在野生动物群体，研究地域也以大的地形区、行政区等为主，对于中小尺度下具体空间的常见动物与人互动的研究仍显不足，进而也相对较少产生像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那样大量对传统社会史、文化史、城市史等领域问题的新解读，难以在史学界发挥本应有的影响。我国有着研究历史动物地理得天独厚的史料条件，因而我们要在坚持我国历史动地理传统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密切关注西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新动向，对其合理内容进行借鉴。并在研究视角、议题、方法、材料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发挥具有动物视角的历史动物地理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要揭示动物在中国历史中的分布变迁及重要影响，还要在立足自身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对反思“人类中心论”、思考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等大问题的讨论中去，更大地发挥中国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影响。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项目编号：13＆ZD0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
张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信息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