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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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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5 19:05

弗洛伊德认为，人有生的本能也有死的本能，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文明得以进步。死的本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会有战争。战争是一种毁灭的手段，冲突双方采取毁灭文明及其附属品的方式来发泄或释放本能中过剩的能量。当个体积累的负性能量达到过剩时，个体需要示释放，个体的集合对同一个目标产生能量过剩时则出现了集体对集体的侵犯性行为，即是战争。
在分析战争这种特殊的反社会行为时，弗洛伊德显然有意识地规避了社会性因素的作用，比如经济和权力上的相对不平等。阿德勒指出个体有追求卓越的需要，追求卓越的基本倾向是权力的需要，这里的“权力”是广义的概念，包括统治权和话语权。福柯认为权力的规训和统治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性，而最有说服性的例子是现代疯人院的建立。福柯认为，不是疯人院里“疯子”真正是“疯子”，而只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一种社会大众的统治规范。话语权力，也是后现代主义者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电影《飞越疯人院》很好地注释了这个理论。
如果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上将，一般具有侵犯性倾向的人在很多内分泌素的分泌上是有着很多异常的，如肾上腺素的分泌。而在一些特质论者们看来，胆汁质或A型人格的人更具有攻击性。洛伦茨认为，侵犯性行为是有利于保持个体生存的一种基本本能，生物在进化的历程中形成了这种基本的本能。
以上几点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发生反社会行为，但各个理论又有各自偏颇之处，比如本能论者排斥了情景性因素等等。社会模仿论者则偏重于情景性因素的作用，班杜拉的“波波玩偶实验”说明了侵犯性行为的社会性因素。根据福柯的理论也可以推导出侵犯性行为的社会性原因，比如个体因为社会话语权力的压迫而不得不采取侵犯性行为。
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可以归结于这些原因：本能的、人格的、社会的、遗传的等等。
依据一般的常识性理解，可以推断：大部分的反社会行为的前提是个人或群体的愤怒和恐惧。弗洛伊德主要阐述了释放情绪的特定行为方式导致了反社会行为的发生；洛伦茨更偏重情绪或情感遗传性倾向；班杜拉则从模仿的角度诠释了，情绪可以习得并通过外显的行为表现出来。
班杜拉的理论虽然从社会性的角度解释了，为何人类存在侵犯性行为的延续，但是“观察模仿说”不能解释原初的攻击性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有一个被模仿对象就必然存在被模仿的原初行为发起者，最开始在人类族群内部没有发生过攻击性行为的情况下，被模仿对象又是何者？当然可以假定，人类模仿的是其它动物群裔，但是如果继续往上推导则只能运用本能论者的观点了，即攻击是一种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为。
反社会行为（狭义，单指侵犯性行为）的存在必然牵扯到一个概念：人的社会（特指人类社会）性。一般我们可以认定，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并存在着动物的一些本能。当一个个体或群裔在一个规范成熟的权力运行的压迫情况下，这个个体或群裔更容易产生敌对的进攻性行为，比如，起义与革命。毋庸置疑，起义或革命的前提原因大都是饥饿，但是免除饥饿并不一定是起义或革命的终极性目标。起义或革命的终极性目标是改变规则，即：社会的权力运行体系或架构，比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了被统治阶级或群众的愤怒感与恐惧感的长期积压，“恐惧未来”使得某一特殊的“整体”感到更加愤怒，被积压的情绪在权力运作体系发生一定波动时（比如饥荒的发生）会催促愤怒与恐惧的个人或集体采取释放的行为，而这种释放性行为运用的即是最原始的“暴力”。
最原始的暴力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被权力控制的“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面临着“习得性无助”的境地。比如“今亡死，举大计亦死”，某个个体或群体在正常的权力运作中无法运用正当手段来改变现实处境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原始的暴力性行为。个体或群体在运用一种行为模式发生“习得性无助”后，一般会导致行为发出者改用另外一种行为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犯罪人员采取不法手段的原因。正是因为合法的手段无法满足这一类人群的认为“正当”的需要，所以这一类人群必须采取另外一种行为模式来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
如果广义上的“反社会行为”包括各种违法犯罪以及一些违反一般道德律令的行为，那么在一般的权力运行体系的内部也就必然存在着各种“反社会行为”，比如渎职和贪腐。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人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手段？最简单的解释是：欲壑难填。在无止境的欲望增量上，作为个体的和某个特定阶层（如官员）常常会发生渎职和贪腐的行为。当然这些也有情绪性渲染和社会性焦虑的因素，比如官僚阶层对使用权力的急切心理或在上升机制中所花费精力后的一种强迫性补偿心理。
在考察广义的反社会行为的分析中，难以规避这样的命题；社会的某种规范只规定了被统治阶级或阶层有天然服从社会规范的义务，而权力运行机制的内部人员则免于或较少接受惩罚。“天子与庶民同罪”的政治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也留驻于空想阶段，西方社会用三权分立制度的实施来确保权力不被乱用。但难以否认的是，制定法律的权力永远属于少数的社会精英阶层。
权力分配的不公正，必然使得一些无权者或丧失权力者质疑权力运作机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质疑心理的发生源于对自身所处的权力地位感到不满意，不满意是愤怒的初级情感状态，长时间的积压导致不满意升级成愤怒状态，愤怒的积压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愤怒的一个伴随情绪体验是恐惧，当在愤怒心境状态下发生具体的暴力行为后仍无法改变自身劣势的权力阶层状态时，恐惧的伴生则导致愤怒发出的行为更加激烈。
在区分家庭暴力时，常常会有两个概念的提出：热暴力和冷暴力，而国际政治也有“冷战”和“热战”的区分。在分析反社会行为时，“冷反社会行为”可以被假定为侵害行为的预备状态，比如，个体敌对眼神或态度、群体或机构不适宜的辞令（某些公司的霸王条款）等；“热反社会行为”的概念则可以被假定为：个体和群体的侵害性行为对对象实际侵害行为的发生，如杀人、群体性事件。权力掌握者一般会行使“冷”的反社会行为，因为一般是这样的个人和群体制定规则；无权者则一般使用“热”的反社会行为，因为话语权的被剥夺使之无法改变规则，只能用最为原始方式来抗拒规则的实施。
运用权力理论来解释反社会行为原初的发生存在一个原命题：人类具有原始的平等的需要。这也是现代革命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人类在脱离动物集群状态而进入文明社会后就开始追求自身作为独立个体在社会权力运行中相对平等的地位，这可能是动物世界“适者生存”法则的进一步进化。
通过这样的分析，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反社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伪概念或一种处于变动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反社会行为实际上只是社会行为系统中的正常社会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