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宠物由家畜发展而来,宠物驯化及饲养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大约一万年前,古人就已经将野生狼驯化,帮助自己打猎、放牧。在一些古籍中如《山海经》、《诗经》等也有体现人类驯服动物的内容。
早期古人驯服动物更在于看重它们的实用性,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明的进步,更多以观赏性为目的的宠物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在唐以前,养宠物的风气主要是在统治阶层及贵族阶层中盛行。到了唐朝,这种风气逐渐在士人中蔓延开来,并且有向民间百姓中传播的势头。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更加繁荣,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社会和平安宁,这便为休闲文化的发展成形创造了条件。同时宋代有着十分浓郁的读书氛围,由此形成了前朝都不曾有过的人数众多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由于饱读诗书,因此思想水平很高,特别注重自身修养的提升与人参感悟的获得,再加上生活较为优越,因此便成了宋代养宠物的“主力军”。
宋代的文人、商贾及权贵势力或因为修身养性,或因为附庸风雅,或因为消遣娱乐,更加注重宠物对于精神层面的满足。这一类宠物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
“耸观翕翼修尾张,鳞鳞团花金缕翠”的孔雀
孔雀这一高贵的鸟类,象征着吉祥太平。唐宋时期,中原的孔雀大多由边疆地区与各个藩国进贡而来,被养在皇家庭院或者权势贵族家中,孔雀作为宠物除了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善人言,有灵性”的鹦鹉
孔雀并不是普通权贵都能养得起的,但另一种鸟类不仅为大多官员所能负担,对其还颇为喜爱,也就是善人言的鹦鹉。鹦鹉不仅体态优美、羽毛鲜艳,而且极为乖巧,灵性十足。更为重要的能学人言,人们都以为其善解人意,与之关系也比其它宠物更为亲密。宋高宗曾在宫中养了上百只鹦鹉,其中一只赤色鹦鹉能口言“万岁”,深得高宗喜爱。这只鹦鹉死去后,高宗甚至亲自为其写了祭文。
“超凡脱俗”的鹤
鹤,作为道教仙物深受唐代人的喜爱。在宋代,文人最为喜鹤,他们将自己的高雅情趣,闲情逸致以及追求高洁的思想寄托于鹤,这使得鹤超脱了一般“宠物”的范畴,更是一种表达精神追求的载体。
“陶冶性情”的鱼、龟
鱼、龟作为宠物饲养条件简单方便,闲暇之时坐看水中的鱼、龟缓缓游动,抒情畅意,愉悦身心。鱼类宠物中当以金鱼为首选。金鱼以其憨憨的体态与独特而明艳动人的金黄色受古人所偏爱。由于佛教的传播,宋代出现了许多“放生池”用于对水生动物放生而积累功德。
大量的金鱼被放生汇聚池中,供人们观赏投喂。金鱼虽然身形较小,但并不是家家户户都能饲养得起,仍主要为上层贵族阶级所专属。
除了鱼,宋人还尤喜养龟。龟由于能存活较长时间,有的甚至能活到百年之上,被视为长寿吉祥的象征。人们在对龟抱有崇拜之意时也乐于养龟,甚至平民百姓之家都会饲养乌龟,为的更多的是龟本身带来的好寓意。
古代宠物中,有一种较为特殊,它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玩”心,被称之为斗戏动物。如果说只有具有一定修养的人才懂得“赏”,那“玩”这一心理则普及于人类。斗戏动物也分为多种,但常见的为斗蟋蟀、斗鸡等。斗戏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普及面很广,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
斗蟋蟀
蟋蟀这一动物具有好斗的性格,古人在发现这一特点后将其驯服饲养,并将自己的蟋蟀与对方的进行搏斗,决出胜者,以此为乐。战斗力强的蟋蟀价格也颇为高昂,为了得到一只“好”的蟋蟀,古人对其从“抓”、到“养”,再到“斗”,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斗鸡
相比于斗蟋蟀,斗鸡活动还有表演以及游戏比赛的目的。一些私家园林在开放时,会举办许多娱乐活动,斗鸡便是其中的一项。斗鸡同蹴鞠、走马一样,都是宋人喜爱的活动。
斗戏既要分胜负,比高低,因此带有博彩性质。儒家将其视为“玩物丧志”,非正经之业。
以上几类宠物大都活跃于文人雅士以及有钱、有权者之中,平民百姓所喜欢的宠物除满足精神需要外,更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
《礼记·郊特牲》中记载:
在古代,猫又被称为“狸奴”,人们养猫最早是为了捕鼠。史料中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猫就已经被人们驯化为宠物,帮助主人防止鼠害。
到唐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猫。《资治通鉴》中记录了唐朝皇宫养猫的现象,其中以武则天最为喜猫。皇族贵族养猫并不太看重其捕鼠能力,而是更注重其模样、体态、毛色、品种等,更具宠物的价值。
宋代人养猫更多是因为其捕鼠的能力,这在宋代很多文人的诗词中都有体现。如钱时在《义猫行》中表达出自家猫捕鼠能力超群;黄庭坚也有诗云“养得狸奴立战功,四壁当令鼠穴空”,夸赞了家猫的捕鼠能力。除捕鼠外,猫还有护书的能力。文人常常写诗称赞猫对其“护书有功”。同时在清冷恬静的书房中,读书之余有一只猫来作伴,可以派遣寂寞,增添趣味,因此猫的地位非其它家畜所能比之。
贵族士大夫养猫则与皇室一样,更加注重猫的“观赏性”。古代甚至有“乞猫”的风俗。古人乞猫,其聘礼为猫鱼、盐等物品与猫主人交换,并且被文人雅士视为趣雅之事。
除猫外,狗也备受民间百姓的青睐。一般而言,大者为犬,小者为狗。商周时期外邦就已经将名犬作为贡品上交。《尚书·旅獘》曾记载:
可见犬类驯化历史悠久。
宋代人由于农业发展,经济富足,甚至出现“家家养狗”的现象。所谓“鸡声犬吠”便是乡村生活的一种代表,可见老百姓对于养犬的热衷之意。
贵族养犬,主要是为了赏玩和进行田猎活动。而百姓养狗主要在于其实用性,如作为打猎助手的猎犬,看家防盗的家犬。另外,除了用于打猎和看家防盗,犬的能力在军事上也有特殊的运用。军队为防止夜袭,一般会在军中养许多军犬,敌者来袭时众犬其吠可以作为警报之用。
若说打猎能力,较于犬,鹰同样不遑多让。鹰以其凶猛被古人视为英勇、威武的象征,养鹰是权势贵族人的爱好。宋代文学家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左牵黄,右擎苍”。其中“黄”即为猎犬,而“苍”即指猎鹰。一直以来,鹰猎都为统治者们重要的娱乐方式,其中尤以宋徽宗爱鹰最甚,并且还是画鹰的好手。
另一种可以飞并且能帮上人类的动物为鸽子。在古代,各自又被称为雪衣、飞奴、半天娇等,相比于鹦鹉、孔雀等宠物,鸽子是兼有实用性与观赏性的鸟类。
中国养鸽历史悠久,距今三千多年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过一件精美绝伦的玉雕鸽子,此鸽与野鸽大为不同,其身体特征已经接近于观赏鸽。晋宋时,鸽子已经被作为玩物饲养。到唐朝时期,鸽子便正式跻身于宠物行列。人们对鸽子这种洁白鸟类十分喜爱,并且还为其取名。唐明皇曾养过的两只鸽子便被取名为飞奴与半天娇。
玩赏性只是鸽子其中一个作用,鸽子最大的作用在于为人们传递书信。《开元天宝遗事》中对“飞鸽传书”有所记载,另外《宋朝实施类苑》中也有对于家鸽通信的描述。宋代海外贸易发达,鸽子这只小动物被用于传达水手与其家人的往来信件,成为了联系亲情的纽带。
另外,军队中也会通过养鸽子来传递信号,以飞鸽为令集结部队。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以传达之时,鸽子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对信息传递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难看出,宠物在为人们陶冶情操,消遣娱乐的同时,还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间接推动了人们思想文化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发展。
宠物在买卖的同时极大的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商业链。买卖对象不仅在于“宠物”本身,以宠物为原点带来的各种宠物饲料、宠物笼(罐、窝)等周边交易带动了整个宠物行业的发展,甚至还出现了以骟猫犬,即节制宠物繁殖的职业。
在动物行业发展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种动物服务业,从事这种行业的人被称作“闲人”。“闲人”的范围比较宽泛,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以帮闲谋生,主要从事有关宠物的各种工作比如帮助驯养宠物、调教斗戏动物的能力等。
此外还发展出专门的民间社团从事动物表演及斗戏活动。这些社团以“动物表演”获得观众赏银并以此谋生,与现在的马戏团颇为类似。一些专门表演斗戏的场所如瓦舍等也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宠物及宠物周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比巨大的,客观上刺激了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
宠物风气的盛行使得文人墨客争相为其留下墨宝,大量的诗词、画作横空出世,其中不乏流传千古的佳作,比如梅尧臣的《赋得孔雀送魏殊》、陆游的《嘲畜猫》、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放鹤亭记》李迪的《梨奴蜻蜓图》、赵佶的《瑞鹤图》,不胜枚举,拓展了宋代的文学作品,带动了文学发展。
养宠物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有积极影响,还有许多消极影响。
斗戏习俗的传播在尽管推动了宋代经济发展,但其本质为赌博,这使得宋代人对此狂热追求并且上瘾,因此输的家破人亡者大有人在,导致滋生了一些歪风邪气,对于文明的发展是具有不利影响。
另外,宋人在一味追求宠物价值的同时,难免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使得奢靡之风在宋代盛行,宋代社会自上而下形成享乐之风,为宋代以后的灭亡埋下祸根。
宋代以休闲为目的形成的宠物文化同时满足了人们的物质诉求与精神需求,纵观全局,尽管有消极影响的存在,但整体来看这一文化的出现对于个人、民族乃至整个文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诗经》
《资治通鉴》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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