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辽朝凭借“用武立国”之策,骑兵成为其南征北战的关键军事力量。其战马多为小头细颈的“契丹马”,仅精锐部队配备部分高头大马。
【一、辽朝马的起源、来源和种系】
辽朝的马并非由本土野马驯化所得,其初始起源理应来自欧亚大陆的西部区域,经中亚地区逐步扩散至东亚地区。
这些马在东亚呈现出两种流向:其一深入中原地区,从而造就了中原地区独有的马种;其二流向草原地区,经北方游牧民族多代繁育后,完全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这种马自然成为了辽朝的起源。
辽朝大规模的养马业起始于太祖那个时期。这些牧场不但要给政府供给日常所需的马,而且常常还得提供优良的战马。
将不同来源的马种进行杂交,通常能培育出最优良的马种,以提升骑兵的战斗力。所以,辽朝除了在本土培育马种外,还经常通过交易、掠夺、朝贡等多种方式来收集马匹。
辽朝建立之后,契丹人除利用本土培育的契丹马之外,还通过征服其他民族、开展交易、实施掠夺以及接受朝贡等诸多方式,收集到了数量众多的马的种系。
辽朝凭借交易、进贡以及掠夺等途径,促使众多外国马融入到了辽朝马的体系之中,成为其组成部分。
辽朝借助交易、进贡与掠夺等途径获取了外国马的种系,然而因国外马种数量有限,难以在本国展开大规模繁育。所以,辽朝境内未大规模使用这些外国马种系,但对外国马种的非针对性收集,在一定程度上使辽朝马种系的多样性得以丰富。
【二、多民族交融下的辽朝养马技术】
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时期起便拥有繁荣的养马业,匈奴之后的那些游牧民族,必然掌握了诸如放牧、配种、管理、防病治病和马皮制品制作等方面的养马技术。
这些技术经过持续的改进与发展,到了辽朝时期,历经多个民族养马技术的融合,造就了辽朝的养马技术。其中,契丹人和汉人的养马技术尤为突出。辽人通过对不同民族的马进行杂交、改良,最终培育出独具特色的“辽马”。
对于契丹人而言,所谓管理方法,乃指依据马的特性,借助特定方式来管理马,以实现高效治理马群。契丹人已能娴熟运用马的合群性,对马展开管理。
为保障自身权益与维护社会安定,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很早便运用在牲畜身上烙印标记的方式来明确所有权,便于对牲畜实施管理。
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里,给牲畜烙印记已然成为一种惯例,它是游牧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马的集中放牧是通过统一规划,将马集中在一起,形成规模各异的马群进行放牧。此方式适用于品系一致、马群数量较多且牧地较为开阔的区域。
品系相同,即挑选同一品种的马去放牧。如此一来,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相近,且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在辽朝时期,国家拥有大片草场的同时,皇帝直辖的诸宫卫以及部族也具备大面积的草场。故而,国家、诸宫卫和部族的马大多是以集中放牧的形式来管理的。
辽朝地域广袤,境内包含草原、沙地以及丘陵地带,这些地形适宜养殖马、牛、羊、骆驼等以草为食的牲畜。
因为各类牲畜对环境及牧草有着各异的需求,所以得依据不同牲畜的习性,对草场进行合理利用。契丹人主要的草场利用方式是轮牧,这种方式没有固定放牧地,四季在不同处移动,以实现对草原的合理使用。
辽境中的汉人大多集中在幽云十六州一带,此地区在五代时处于契丹等少数民族与中原汉地的交界之处,马的管理易受游牧养马方式影响,但其主要管理方法仍为中原特有的养马技术。
辽境的汉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地位远低于农业。汉人大多过定居农耕生活,而畜牧业需广袤草场繁育畜群,群牧数量少,多组群放牧。
这种放牧方式被称作跟群放牧,其特点是对牲畜的行进方向以及行进距离加以掌控,到了夜晚便会让牲畜回到定居的牧地。
在农耕地区的大片草场中,需用围栏等障碍圈放马。此举能防止马群因觅食而远离定居点,还能规划、控制马的食草区域,以此放牧可实现对草场的合理利用。
【三、辽朝的骑射习俗】
战马,乃经人为特殊训练之马。在人的掌控下,它能冲锋陷阵、翻越障碍,还可变速转向,以此满足特定的军事需求。
在战斗中,经过特定训练的马能够展开长时间军事行动,提升对各类环境的适应能力。相较未受训的家马,它们更易听从骑手指挥,不会出现害怕、紧张或失控等状况。
对于那些大规模以马作战的游牧民族而言,在精心挑选马匹之后,怎样高效地训练马,便成为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能。
契丹人生存于“大漠之间,寒多风烈”之地,以畜牧畋渔为食,以皮毛制衣,随遇而迁,车马为伴。在“纵马原野,驰兵民间”的生活中,他们自然而然练就了高超的骑射技艺。
辽朝建国后,契丹皇帝一直坚守着“四时捺钵”的迁徙渔猎习俗。契丹人将骑射深深融入生活,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用于军事训练的娱乐活动。
契丹人于狩猎时会练习骑射,在祭祀礼仪、各类体育活动以及日常节日等场合,同样开展着骑射活动。
契丹人觉得风、雨、雷、电等诸多自然现象皆与神灵相关,所以当自然灾害降临时,便会举行祭祀。在这些祭祀活动里,常常会有瑟瑟仪、射鬼箭、勘箭仪等行为。
辽朝的马具极为精美,多数精美的马具都配有金银配饰。对比唐代的配饰后能看出,辽朝配饰与唐代配饰存在继承关系,这是因为辽境的汉人工匠,其制作工艺传承自唐代。
四、辽朝时期马的社会地位及其对辽朝统治所产生的影响。马在辽朝的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辽朝的统治有着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象征,也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
辽朝军队主要依靠骑兵,马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极为突出;在各类竞技等体育活动中,马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宗教文化领域,马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马因其在军事上的特殊作用,地位高于牛、羊、骆驼,对辽朝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体育竞技等活动领域,马有着重要地位。契丹为游牧民族,诸多竞技体育活动都与马紧密相连。契丹人在击鞠、射柳、上巳节射兔等娱乐活动中皆骑马进行,有时皇帝也会亲自参与。
契丹人借助马的移动性,对草原进行治理与发动战争。马的社会地位与辽朝统治紧密相连,其地位下降导致辽朝衰亡,女真人取而代之,在北方建立新政权。
辽朝前期,农业对畜牧业造成了冲击,但因军事需求,辽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养马业,此时期的养马业历经了初创、过渡到鼎盛的三个阶段。
辽朝中叶,特指辽兴宗及辽道宗所处的时期。此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且与北宋的战事告一段落,马的社会地位再度发生了改变。
辽朝后期,特指天祚皇帝耶律延禧执政之时。此阶段,因与金朝战事,马的社会地位提升。然因马政长期荒废,马的数量难以满足对金战争之需,终致辽朝在多种因素交织下被金朝所灭。
因为辽朝秉持“以武立国”的理念,骑兵在其前期成为主力部队,统治者极为重视马,还特地设立了群牧来进行牧养与训练。
“澶渊之盟”后辽宋百年和平,农业成国家重要经济支柱,契丹统治者重视农业发展,致使农业用地挤占牧地,畜牧业发展萎缩,群牧制度瓦解,战马失于牧养与训练。
在该趋势的影响下,辽军的兵种构成、作战形式以及后勤补给等方面,也逐步产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使得马在辽朝的功能和社会地位有所下降,到了辽末与金兵交战时,辽军由前期以骑兵为主转变为以步兵为主。
曾经声名远扬的契丹骑兵战斗力陡然衰退,面对女真骑兵时不堪一击,纷纷逃窜,战马损失达十六七成,难以及时补给,最终走向灭亡。可见,辽朝的兴衰与马息息相关,兴则因马,亡亦因马。
【总结】
马在游牧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他们重要的牲畜之一。同时,马也是游牧民族能够长时间、大范围移动的关键交通工具。
在辽朝时期,马乃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社会生活有着关键作用。政治上,契丹皇帝借助赏赐马,彰显对臣子、部族以及邻国的重视。在经济、文化和体育竞技领域,马的身影随处可现。
马在辽朝极为重要,但其社会地位并非一直处于主导。辽朝早期因军事需求,马的地位上升。辽中后期,汉化加深及中原政策转变,养马业衰落,最终致使辽朝灭亡。
女真人于灭亡辽朝后,承续了辽朝的群牧制度,并继承其畜牧技术,促使金朝畜牧业呈现繁荣之象。金朝灭亡后,元朝尽收金人的旧地,承袭宋、金的遗业旧规,牧马区域极为广阔。
从技术层面来看,依旧沿袭着从夏至冬依傍水草而居的生活模式,到了冬天再返回原本之处。正因如此,辽朝的养马业在古代养马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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