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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为材料与研究主题的记忆：口述史的变迁（一）

萌宠菠菠乐园
2024-10-20 13:20

导言

在Sebastian Barry 的小说《秘密手稿》（The Secret ure）中，故事的陈述者Roseanne在她的一本秘密日记中讲述了伤痛的过往。Roseanne明白，记忆不过是进入那已然破碎断裂过去的切入点。她将历历往事描述为「垫脚石」，即使可资凭恃，亦仅容她在忆述那由创伤与骚乱形塑的生命时，在召唤而至的浩瀚过往中不致淹没而已。记忆如同口述史家的面包与奶油。经由一段口述史访谈联通过去，或者说某些版本的过去，无论在神学或社会意义上，其经过皆仰仗对记忆的加工。这是因为「记得」——即从我们往昔生命中唤起故事、经验与情绪——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人们并不是藉由搜寻称之为「记忆」的储藏室而记得。记忆毋宁是件复杂、变动不居，且缘一时际会而成的事物。诸端回忆源自脑中的神经运作，惟一旦被汲取与记述，他们即受制于社会影响。正是对记忆形成过程之破解，使口述史成为如此富于挑战性的事业，或者说史学领域中各种理论与方法发展的前沿。过去口述史家经常遭到基本上「记忆靠不住」的指控，得为他们的问学方法辩护，但情况早已不复如此。确实，今日的口述史在分析记忆的建构方面蒸蒸日上；口述史家不仅对说了什么感兴趣，还关注如何以及为何而说。套用杰出的口述史家Allessandro Portelli的话，就是：「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非是被动的存储事实，而是创造意义之主动过程。」记忆可谓兼具材料与研究主题于一身。

史家对口述史访谈之应用，已然预设此一特殊方法，将会揭示其他材料取径之外的事物。我们假设，记忆将会提供更加丰富、隐微、个人化的新素材。在某些课题领域中，除了访谈亲历其事者，或致力于常被主流叙述消音群体那方搜集证言之外，可说别无他法。但即使如此，汲取某人的记忆显然也不止是搜集信息的一种手段而已。应该说，促发某段记忆的叙述，更像探求某人如何建构自我、如何将他或她自己置身于某一社会处境中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若无记忆，人即不成其为人。如同失忆症患者的经验所示，失去记忆，我们亦不复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存在（social existence）；我们将无法建构关于自我的一致叙述，以在时空中安置自身。简言之，记忆于我们如路程图。它告诉我们历经何境、现处何地，并助我们规划将要何往。如此，对口述史家来说，一段访谈乃是跨越自我与社会、个人故事与集体经验、过去与现代隔阂的方法。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考察作为材料或信息的记忆，再及于其为研究主题的部分；意即我们关心的是人们拾起记忆的各种样态，以及生成往事背后的原因。当然，在实务中，材料与主题两者往往互相缠绕。每段口述史叙述都包涵素材，但这些材料又都是透过受访者岁月经验的层层滤镜所呈现。记忆之为史料的不可靠与善变特质已经广受批评。另一方面，对忆述过程（process of remembering）的分析，让史家得以将访谈中记忆作用的情状置于脉络之中，从而了解记忆何以会自相矛盾、偏颇、充满意义与别有所指。对大多数口述史家来说，记忆可靠与否自然重要。但记忆故事之形成与叙述之法，才是解开其内蕴意义的锁钥；正是从受访者将记忆安置于意义之网中的情状，我们始能明白某一事件或经历对当事人所具有的重要性。

记忆是特别的素材。人们往往保留或记住那些对他们意义重大的记忆。记忆是私人的。记忆是成分变化不定的混合物，既包括极度私密又包括公众事件，既有微细的画面又有普遍的视野。记忆免不了有漏洞（即那些被遗忘或虽被记得却未予表述的事）。相对于写就的档—一段在时空上定型的文字，记忆对关注过去如何与何者被记得的史家而言，是远为错综复杂的材料。窥探口述访问中某人的记忆，往往就像是带上一张简略的地图，与陌生人踏上旅程。虽然存在可资参照的共通点（例如对公众事件的普遍认识），但探索之途总会有分道而行或是偏离目的的情形，记忆将为偶遇所催生，情绪则随着气味、影像或故事而浮现。总之，记忆是令人目眩神迷的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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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材料的记忆

历史上有些领域不容文字记录涉足，因此在历史叙述中总是少被呈现：诸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妇女、工人与少数民族的经验，相对于公众事件叙述的个人或情绪性体验，以及反衬奇闻轶事之庸常。要探取那些多半不被记载的讯息与经历，口述史非但必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法。舍此一途，又如何探究大屠杀的幸存者、第一代移民、同性恋群体，以及身心障碍人士？在保存那些一贯被噤声群体与个人纪录时，例如，记载行将消逝的工艺，以及日常生活的小门道，口述史仍有其重要的实务性角色。以下确实为口述史的长处之一：藉阐明那些早被遗忘的技艺、不被承认或边缘化的生活，口述史不仅揭示新数据，也为叙述者身分认同提供相当程度的合法性与认可（empowerment）。以行业史为例，许多受访者竟能巨细靡遗地阐述数十年前习以为常的作法与例行程序。那些今人眼中之俗务却被受访者自豪地叙述着，其自傲不仅来自所成之事，还在其精确的忆述能力。下文这位生于1924年而在1987年受访的女士，即以相当可观的细节，陈述她十五岁时在地毯作坊所从事的工作。以下简短摘录她的陈词：

我是一个染箱工（boxer）。不是现在说的那种技击的拳击手（boxer）！一个染箱工是与两个染印工（printer）配合，并且还要照看染印工印染去织字地毯羊毛的染料。嗯，我们这部门被称作染坊。每种染料都有一个号码，并且保存在大罐里。染印工根据一个印在大告示板上的地毯花样来作业。告示板钉在她放染筒的一侧。羊毛被缠绕在染筒上。染印工向染箱工叫出她要的染料号码。染箱工便去取。染箱工拿着一个上有染料颜色的木制染箱，然后从该染料编号的罐子中，朝箱子里注入一定高度的染料。每种颜色都有它专属的染箱。然后染箱被放入一个小车。这就是为何叫染箱工的原因。当染箱工通知染印准备好了，染印工就启动小车下的驱动装置。这个装置蛮像一辆小卡车运行在一个微型铁轨上。染箱上方的基座上安了轮刷。轮刷浸入染料中。当小车带着染料移动，轮刷便滚刷过染筒，将颜色印上羊毛。由于这个轮刷的缘故，你懂的，就是那个在染箱上方的轮刷，维持染箱中染料的适当水位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花样上如果用上太多同一个颜色，染印工就必须停下小车的驱动装置，以便染箱工再从上补充染料。当染印工已完成染筒上的花样，她便用一个板子将颜色抹揉进羊毛。我想那是骨制的。当染印工在做这道工序时，染箱工则必须确定有足够可再缠绕染筒的羊毛疋，并补满各个罐子中的染料。此外还须打理手边一些杂活。

这位女士所描述的工作已不复存在。而她的证词可能是我们关于染箱工工作的唯一证据。口述史将持续扮演记录消失中的工作与活动的重要角色，记下那些其经验不被主流观点重视之弱势与边缘化群体的声音。长年以来，核实口述史访谈中个人忆述的困难，对该领域工作者如同芒刺在背。据说，相对于诸如编年史、会议纪录，国会议事录、官方统计等人们偏好的文字史料，口述史常常不能产生充分可供核查的数据。除了日记与自传，口述史料每被视为流于主观与事后之见，因而多少有些瑕疵，或至少是不可靠的。在早期口述史的实践中，为了释疑，特重以报章纪录等交叉比对口述史中的故事。但并无证据显示人们在口述访谈中刻意作伪或记忆特别容易扭曲。事实上，记忆往往惊人的稳定与持久，且不论传闻证据，记忆似乎不必然随年纪退化。我们确实知道，某些记忆——如同闪光灯记忆——的确保留某一格外引发创痛与强烈情绪事件中栩栩如生且巨细靡遗的影像。反之，那些关于更平凡经验的记忆，则可能较不鲜明而或易受随后事件与社会经验所形塑。我们也知道，记忆形成与被陈述的方式有性别差异。但即使把这些面向全都列入考虑，口述访谈仍应与其他史家传统上倚仗的史料，如会议纪录与报纸等量齐观。英国口述史先驱Paul Thompson有力的指出：所谓可靠与不可靠证据之间并无分别。所有史证都出自社会建构，许多文件乃是精心撰写，以呈现特定图景或某一事件或现象的阐释。

当我们发现对某一事实前后不一甚至不实的陈述，我们心知此类「谬误」多半事出有因。Portelli那广受征引的讨论，关于Umbria工人小区对1949年一名意大利钢铁工人之死的记忆型态，即是分析与理解集体误记事发年代意义的经典范例。根据历史纪录，在抗议意大利政府缔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那年（1949年）的罢工中，钢铁工人Luigi Trastulli在警民冲突时遇害。三十年后，来自基层工人的大量口述访谈证词，却将Trastulli的死，系于1953年一次逾二千名工人被解雇之后的大罢工与街头打斗的场景中。如Portelli所解释，此一误记不能归因于无数个别不连贯的记忆失误；而应解读为，叙述者将死亡从一个象征失败与羞辱的时地，移置于另一个脉络中，铁工之死被诠释为一场工人们得以挽回部分自尊的事件的一部分。「事实与记忆之间的矛盾」，Portelli写道：「最终增加了口述史料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此一矛盾并非虚假回忆所造成，而是主动而创造性地产生自记忆与想象，藉以明白重大事件乃至整体历史的意义。」

误记——或对事件不准确的回想——不会使口述史料站不住脚。发现某人陈述中之矛盾，应警示研究者去追寻矛盾背后之原因，如此也许反而增益对此人所言之了解。Mark Roseman对大屠杀幸存者Marianne Ellenbogen陈述的敏锐分析显示，创伤影响人们对创深痛鉅经验的回忆能力。分析 Marianne对她在家人与未婚夫流放波兰之际如何逃出德国的陈述，发现她的事件版本与当时纪录多处不符。尽管他注意到许多文字纪录未可尽视为真实记述，但Roseman仍对他称为「有瑕疵的」口述证词感到兴趣。他总结道：Marianne的误记——特别是她在未婚夫被遣送波兰前夜与之共度的回忆——可以归因于创痛，尤其是她对任由所爱的人被带走而自己苟活的罪恶感。她的错误忆述，「是聊以控制一段无法消受的记忆」的一种方式。Roseman归结出：到头来Marianne陈述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堪的过往中能不显得如此无能为力与无所作为。」

上述或许只是个特例，但其启示则可广泛运用。为了拥有过去并感到心安理得，我们相关的记忆，必须以某种方式肯认并支撑那个最令人安心自在的过去。当记忆不能妥适，陈述者就很可能感到心烦意乱，出现支离破碎的叙述，或明显可见的不安。记忆帮助我们调和出一段适用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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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题的记忆

鉴于记忆与其他材料之不同，口述史家为了解析取得的材料，势必请教其他学科的理论家。记忆是因缘际会、变化不定而富创造性的，人们叙述记忆的方式深受文化内部流通的论述，以及访谈中的交互主体关系（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所影响，且由叙述结构与形式所塑造，复呈现于各个展演之中——这些使得口述史家不得不运用源于其他学科脉络的理论模型，并最终发展出口述史在实践上独特的分析框架。当其落实于忆述中，即将记忆与叙述形式相链接，即要求我们留意回忆故事中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此处，不妨先定义几个常用词汇。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亦称个人或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意指对个人事件或对生活中包含人物、行动、事物等情节的重构，以及对个人亲历其境的确信。集体记忆（collectiv ememory）意指流通于一团体中对一事件或经验共享之记忆，并可能形塑个人记忆。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指的是那种人人涉入、人人有机会形塑的记忆生产。

口述史家也利用官方（official）或公众记忆（public memory）两概念去理解自传式记忆如何形塑与被讲述。随着记忆研究的发展，一批描述特殊型态记忆讲述的词汇被创作出来。GrahamSmith创造了交换记忆（transactive memory）一词，指涉在以共同语言唤起过去的团体之中，促进、形塑、分享往事的各种方式。Graham Dawson在他对北爱尔兰「动乱（Troubles,1968-1998）」的口述史研究中，提及一种由个人叙述与大众、媒体对事件再现交织而成的复合体，或可称之为纪念的记忆（commemorative memory）。这是种含有政治纪念目的的记忆陈述形式，旨在延续对一创伤事件的永志不忘，从而维系对往事的集体认同与占有。在我个人的研究中，则遭遇到一种我称之为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即是融合了自传式记忆（即叙述人对所经历事件的回想）、家庭与社群记忆以及历史研究材料。我的一位受访者——看来是位对我的研究主题，即英国北方Shetland群岛地区妇女生活，知之甚详的当地女性业余史家——即巧妙地在她的证言中结合上述三种记忆成分。如下引文所示，在讨论未婚女性困境时，此位受访者就在得自家族成员的自传式故事中，参酌了她的历史知识（取自档案史料）：

就我所知，在十九世纪只有一名叫Janet Russel的女性独自生活。她投奔一个算是我祖父辈的表亲。而这位表亲给了她一小块紧邻房屋堤坝外的地，供她耕作。Janny的房子、牛棚与园圃至今还在。事实上她还靠邻居援助，没这些接济她活不下去的！那女人是少数我发现的坏蛋之一。这些坏蛋在Shellivoe 偷马铃薯被抓〔⋯⋯〕这事警局有案可稽。所以她的自述其实是警方的犯人自供，如何用上这材料你得费心琢磨。

LA（Lynn Abrams）：没错，我看过这份材料。

你看过了？Janny，我们都这样叫她，我是说那是上个世纪中，就是这个（二十）世纪之前，Janny 是个褐色眼睛的小个子。但她姐却有五呎五吋（165 公分）高，一头金发〔⋯⋯〕

过去二十年间，大量的口述史研究都关注于自传式、集体与大众记忆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多数口述史家，对能从个人经验中得知哪些历史全貌感兴趣。亦即，他们感兴趣的是个人或私人叙述，与吾人赖以形成自身过去的共享叙述之间的关系。忆述之可行，一般是操作我们称为场域的记忆框架。它经常是构筑于受访者对访问者研究架构或议题的响应上，但也会接收到那些「定义且限缩了想象空间（imaginative possibilities）」的公共论述。这并不意味个人记忆只能透过公共论述的棱镜折射（prism）而唤起，而是在个人或自传式陈述与文化之间，具有一种双向反馈循环或是「文化回路（cultural circuit）」。举个具体案例来显示实务中其如何运作。我最近从事一系列访谈，聚焦于一九五、六○年代英国妇女的生活经验。在事前提供受访者参考的信息中，我列出了研究架构，即检视如下命题：战后的特征是从道德保守主义转向道德解放。显然，大多数受访对我的研究课题有所思考。在一些案例中，受访妇女的叙述更显著地受此议题影响。然而，她们也意识到我做为大学妇女性别史讲师的立场，而可能视我为女性主义者。在若干案例中，受访者已经为了响应我的研究架构而准备了她们的回忆框架——她们陈述中所包含的那些关于自我发展与独立的故事，是在抛下上一代力行的体统规矩、奔向独立抉择、追求人格自主生活新型态的生命壮游架构中编排出来的。举例而言，Deborah讲述了她在这趟生命历程有何长进，或者求学如何改变了她。提到那位促成她上大学「令人感佩的」女子学校校长女士时，Deborah 回忆道：「她说：『我不要妳原地踏步。我要妳向上提升，体验不同类型的生活。』我想她大概在我身上看到什么我不曾发觉的潜质，我是拔尖的学生，对此她无比有信心，你懂得，她相信我做得到。」

当然，这段叙述十分契合现代女性主义的解放论述，而那些依此论述描绘自己生活的受访者，在相当程度上心知肚明：她们正将自己的记忆写进二战之后女性独立崛起的大故事中。然而，不是所有受访者都能将她们自己的记忆框架，与我的研究框架妥贴的配合。Lorraine在六○年代，离开她那舒适安稳的中产阶级郊区大宅，跑去苏格兰第一大城格拉斯哥（Glasgow），追寻艺术学校的刺激生活——离家相片中，她身着全黑高领紧身毛衣搔首弄姿。一开头，她还能将记忆框架与当时的公众表述，以及我的研究议题结合起来。她以丰富细节与充沛热情描述了初抵艺术学校的兴奋之情，一面丢掉旧的两件式上衣与百褶裙，一边替自己取了新名字，为了「不计代价使自己看来够酷」。「我把头发留得老长，死命地想要像是法国女歌手Juliet Greco」。但当访谈进行到她为人妻、人母的生活——先是在国外，后来回到苏格兰——Lorriane却有些支吾其词。当问及回到苏格兰后，丈夫找到新工作，而她做了什么时，她答道：「果然，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嗯，好吧，然后我又有了另一个孩子，然后，嗯〔⋯⋯〕噢，亲爱的，没啥好说的，哎〔⋯⋯〕就是整理花草、画点画〔⋯⋯〕」。她的语调更加犹豫，几乎是抱歉未能迎合我所设定之独立现代女性潜议题。在家相夫教子与Lorriane对我研究框架的认知并不协调，不合拍的也许还有她对我所代表着性别史女教授的理解，以及她不太符合宏大浮夸的「女性主义」叙述的自我认定。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对一批取自我与他人口述史著作的个案研究进行探索，每一个案突显一组研究记忆的特定理论与方法途径。这些案例显示何以分析往事的产生过程（配合所记得经验与事件的内容分析）有助史家了解历史意义，亦即记忆故事之于叙述者，以及在某些案例中，对文化理解与各类过往再现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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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交互主体性

记忆故事在口述史访谈的语境中被建构与陈述。也就是说，选择对采访者讲述哪些回忆，以及讲述这些回忆的方式，都受到采访者与受访者交互主体关系的影响。交互主体性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指的是：两方之间人际动态（interpersonal dynamics），以及双方合作创造共享叙述的过程。采访者不仅藉由提问，也透过表情、姿势、声调，以及许多其他特征与动作，从受访者那征求记忆故事，在不同采访者前其所得可能大不相同。受访者为访谈目的而建构出他或她的主体立场，而访谈目的本身则不但从公共论述中汲取可用的文化构成，也响应受访者对采访者的认知。访谈中因此有三向对话：受访者与自身、与采访者，以及与整个文化。

交互主体关系可能解放也可能压抑对回忆的叙述。基本上，如果研究者与受访者合得来，甚或建立了良好正向的工作关系，则由此打听到的故事比较不会受限于叙述者的自我审查，简言之，双方可以互相信任。对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口述史访谈提供了将妇女之声从父权论述，以及从那些被认为在过去令妇女噤声或阻碍她们吐露衷曲的沟通策略中解放的机会。这意味远离「男性气概典范（masculine paradigm）」那种客观与无涉个人的研究策略，转而拥抱主观性，视访谈为一共享的经历，旨在泯除旧有典范内在的权力不平等关系，从而营造出一个能令妇女为自己发声的访谈环境。Judy Yung在关于美籍华人妇女的研究中，将上述理论付诸实践。身为自己所研究小区的成员，使她能够与受访者建立正面且互相信赖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促使受访者以女性中心的观点讲述她们的故事，从而能由诸如「邪恶的龙夫人（diabolical dragon lady）」，或是「妖异的苏西黄（exotic Suzy Wong）」这类被外人长期用来议论她们生活的支配性刻板模式或论述中解放出来。但是此路径并非没有问题。如Miriam Zukas在从事关于友谊的研究计划时发现，一些受访女性把访谈当成朋友间的对话，并因此吐露「她们通常只对闺密说的私事。」但不同于理想中是相互分享讯息与秘密的友谊关系，这样的访谈关系，却似乎是（访问者）利用了妇女访谈常有「自然交流激励法（natural communication encouragement work）」的特性。

学界公认性别是影响访谈操作与结果的重要变项。Hilary Young为了调研苏格兰男子气概，访谈了格拉斯哥男子，她十分清楚自己年轻女性知识分子的主体身分，影响了较年长男性受访者的回应。一名受访者开门见山的说：「妳不就是要听现在格拉斯哥男子汉都成为婆娘（big sissies）了嘛！」接下来的叙述便强调在苏格兰男性雄风不振中的女性作用，暗示着女性受教育与自由权利，败坏了工人阶级男性的传统角色。Young的受访者对她这样一位现代解放女性的观感，形塑了他们选择要如何去说故事，Young对此心中有数。一名男性访问者极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叙述。

访问者的自我反思，则彰显了访谈中交互主体性塑造相关记忆故事的一些方式。Penny Summerfield描述了她那显而易见的身孕，如何影响了她的二战妇女经验计划中一名受访者的陈述内容。因为这位受访者在她加入与离开本土防卫辅助勤务队（ATS,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的语境中，反复提及自己的怀孕。Summerfield 猜想：或许是因为访谈的人际动态，她称之为「一个女性身体向另一个传达出了不言而喻又有意无意的讯息」，促使她的受访者积极的回顾了她在1940年代怀孕的意义。

体认到交互主体性在口述史访谈产生的记忆故事过程中的角色，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那些催生记忆故事的多重声音。Summerfield曾写下这样值得称道的话：我们的分析所要涵盖的不仅是「那己说话的声音，还有那些与之交谈的声音。」Graham Dawson则敦促我们留心产出记忆故事的多层次过程（multilayered process）。在试图听取北爱兰冲突故事的过程中，Dawson 敏锐地评论道：「任何人所以能将自身多面向的主体与过去关联起来，端赖其与那些侧耳倾听、用上了他们自己的回忆，还有解释与重新解读其中意涵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必然是个『集体的交互主体性事件』」。Dawson 的观察，对小至家族回忆的叙述，大至公共事件与争论不休的北爱尔兰动乱，或皆可以适用。

——本文因字数太多，超过字数编辑器无法保存，故分两次推送，未完待续。

——-本文编辑来自《兼为材料与研究主题的记忆：口述史的变迁》，《口述历史》第14期，2017年11月20日。

编辑：素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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