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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最新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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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4 19:10

引言

贝蒂 * 说她要去墨西哥。她告诉大家：“我打算这么做。”很多人都去了蒂华纳，但贝蒂选择了特卡特，那是联邦2号高速公路附近一座群山环抱的小城。她在网上的自杀手册中看到，墨西哥有一些宠物用品店可以让知情的外国人买到致命的药品。你只需要告诉店员，你的狗狗病得很厉害，需要让它永远睡去就行了——你去那儿是买安眠药的。“我正在干这件事。”在当地的一家商店外，贝蒂给她的朋友们发短信说。她有点儿害怕，但也没多害怕。她觉得警察不会针对一个70多岁的高龄妇女。她说：“他们才不会找小老太太的麻烦。真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把小老太太的架势摆出来，我也可以撒泼打滚，号啕大哭，都没问题。”

回到曼哈顿，在动身去墨西哥之前，贝蒂买了几个看起来很贵的化妆品瓶子，并打印了标签贴在上面：仅适用于敏感皮肤。她想把从宠物用品店买到的药品装进“化妆品瓶子”里，然后开车越过美墨边境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再飞回家。这些药品将由她和她的两个最好的朋友共同拥有。她们会把这些药品悄悄藏在上西区各自的公寓里，直到有人生病。贝蒂说：“我们有个约定，谁最先得阿尔茨海默病，就可以吃耐波他（Nembutal）。”这种速效巴比妥酸会让服用者慢慢而不突然地入睡。服用者睡着之后，其呼吸可能会逐渐变慢，经过15～20分钟之后才会完全停止。

见面没多久，贝蒂就告诉了我这些。那是在一场婚礼上，我是新娘的朋友，而贝蒂是新郎的母亲。刚开始我们在外面的草坪上聊，旁边有一只旧独木舟，上面放着正在融化的冰块和几瓶白葡萄酒。后来我去了她的公寓接着聊，那里的走廊挂着枝形吊灯，木镶板电梯跟患了风湿病一样嘎吱作响。贝蒂把老花镜用线绳挂在脖子上，我们聊天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地戴上摘下，戴上摘下。我并不是专门去找她的，我们的相遇纯属偶然——但在我告诉贝蒂我正在写这本书之后，她笑了起来，说有个故事想讲给我听。而在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采访了足够多的人，知道在美国各地，好多生了病、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都在精心策划如何离世：有时会用到从墨西哥的宠物店买来的药品，或是从其他人那里买来的药粉；有时会用到从网上买来的煤气罐；有时还会需要陌生人施以援手。我也知道，虽然大部分关于所谓死亡权的报道最后都落在了法律的边缘，但还是有很多故事在法律边缘以外轮番上演。远离医疗机构、立法院、医院伦理委员会，以及彬彬有礼的会话。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让我的书开始的地方。

贝蒂最近突然发现，自己对变老或慢慢死去并没有多大兴趣。她的一位老朋友已经90多岁了，看到他还在“优哉游哉”，她觉得很郁闷。这位老朋友自己也觉得很郁闷。他很脆弱，也很无聊，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谢世了。然而，他还在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辗转，几乎完全是被动的，也几乎完全没有意义。这让生命的终结也变得很奇怪。贝蒂对这位老朋友的医生颇有微词，继而也对所有医生都有些不满。“他们接受的整个教育就是‘救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时候他们都忘了，人们的境况有多么糟糕。”她认为，在医学的局限性面前，俯首称臣比拼命抗争要好得多。

贝蒂的丈夫就死得很快。他75岁，死于癌症。他还是遭受了很多痛苦，有时候会忍不住哭出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贝蒂设想过用枕头闷死他，既因为她觉得丈夫或许希望这样，也因为她受不了看到丈夫痛苦的样子。最后他变得烦躁不安，医生只好给他开了足够的镇痛药，让他昏迷过去。他在吗啡导致的恬静状态中度过了三天，然后去世了。贝蒂及其朋友们一致同意，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到那个地步，也永远不要依赖医生的帮助，因为谁知道医生的恻隐之心能做到哪一步呢？

贝蒂是从网上的一本自杀手册《安宁药丸手册》上了解到墨西哥药品的事情的。出版这本手册的，是一个关注死亡权的边缘组织，叫作“解脱国际”。“你这辈子只会死一次，为什么不以最好的死法去死，而要勉强接受其他死法呢？”这本手册告诉贝蒂，她还有其他选择。她可以在想死的时候杀死自己，只不过如果最终目标是万无一失、干净利落、没有痛苦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并没有大部分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看完这本手册之后，贝蒂了解到，很多人尝试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都失败了，要么因为他们的决心不够坚定，要么因为他们选择的毒药、工具、切开动脉的方法、高层的窗户有些毛病。他们也可能是吞食了一大把镇痛药，身体扭曲着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以前的结束生命的办法随着医学和科技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尽管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安全，但也让人们更难轻易死去了。汽车工业的环保法规所允许的一氧化碳排放水平降低了，于是通过旧的、以窒息结束生命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困难：以前人们只需要在封闭的车库里把汽车打着，通过车窗把废气排进车里。煤气炉已经被天然气炉所取代，而后者远远没有前者那么容易致人死亡。第一代安眠药也已经被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没那么容易过量服用的药物。就算医生满怀同情，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地给奄奄一息的病人开出能让他们安然归西的药品，而且不把这些重要情形写入病历。贝蒂看的那本手册建议读者弄到几种药物中的一种并妥善保管，以备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

贝蒂提醒她的朋友们，在执行计划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尽管自杀是合法的，但帮助别人自杀并不合法。另外，要是被不对路的人发现，她们这些老太太可能就会被当成精神病人锁起来，皮带和鞋带都会被没收，没有隐私可言，还会被监视好多个小时乃至好多天。她们会被盘问，被监控，被指责。贝蒂以前从没犯过法，也并没有特别想这么做。她更愿意把事情顺顺当当地做了：等到她快不行的时候，就开口要求自己的医生来这么一下。但是，医生协助死亡在纽约州并不合法。而且就算在美国那些协助死亡合法的州，法律也只针对身患绝症的病人，人们并不能仅仅因为年事已高，因为厌倦了在一副自己已经不想要、不想再与之有所关联的老朽躯体里活着，就有资格去死。

实际上，她感觉还挺不错。她每周都会练普拉提，会去剧院看戏，跟有趣的朋友见面，读一些烧脑的书。但总有一天，这些都会结束。到那一天，贝蒂希望自己能鼓足勇气自杀。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应该选一个年龄，跟自己保证不要活过那个年龄。贝蒂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想要直面死亡并能够自己有所把控，另一种人则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没法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在即将寿终正寝时从庞大的医疗巨头和国家政府手中争夺身体控制权的斗争，已经在一个个故事中得以展现：通常都是白人女性，她们个人的临终悲剧先是成为家庭戏剧，接着成为病毒般传遍全国的闹剧，最后成为争取“病人自主权”的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的谈资和转折点。这段现代史始于1975年，当时21岁的卡伦·安·昆兰（Karen Ann Quinlan）参加了新泽西州一家酒吧举办的派对，据说她用杜松子酒和汤力水吃了一些安定（地西泮），然后就不省人事了。在医院，医生给这个女孩上了呼吸机，但为时已晚。卡伦·安的大脑缺氧太久，受到的损伤不可修复。严格来讲，她没有死，但已经变成了“植物人”。她的体重从约52千克降到了不足32千克；她的眼睛可以开合，可以转动，但并非往同一个方向，也不是同步转动。她好像还能做鬼脸，但医生跟她的家人说，那不过是无意识的肌肉痉挛。过了几周，约瑟夫·昆兰和朱莉娅·昆兰要求医生关掉他们女儿的呼吸机，然而医生拒绝了。医院的管理层认为，移走呼吸机会让卡伦·安死亡，因此等于谋杀。

1975年9月，昆兰夫妇提起诉讼。因为此时围绕年轻的卡伦·安的争执已经演变成全国电视竞相报道的昆兰事件。数十名记者涌进莫里斯敦的法庭，也有人在昆兰家外面彻夜值守。每当昆兰家有人进出，都会被前门的记者拍摄。这个无声的、轻如鸿毛的女孩身体仿佛在求助，很快，一群想要扮演救世主的人出现了。政客和牧师为救她脱离苦海而口若悬河，自封的信仰治疗师和先知也来到了新泽西州，有些人保证说会带来奇迹，只要允许他们把手放到这位“睡美人”身上。卡伦·安神秘莫测的“睡眠”，每天都在新闻广播中以童话或伦理剧的形式出现。昆兰家的律师在法庭上称，卡伦·安应该“优雅而有尊严地”死去，但代表医院医生出庭的律师则将昆兰夫妇的请求比作纳粹在大屠杀期间的暴行，“就跟打开毒气室的毒气开关一样”。

1975年11月，昆兰夫妇输掉了这场官司，但他们很快上诉到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结果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法院裁定，卡伦·安的个人自由利益大于政府想让她活下去的利益，因为医生已经认定她“没有合情合理的可能性”会好转。按照法院的逻辑，医生如果关掉卡伦·安的生命维持系统，他们并不是在谋杀她，而只不过是允许她“出于已有的自然原因死亡”。新泽西州的法官把这种行为叫作“明智而审慎的忽视”，不过也有人称之为“被动安乐死”。后来，在卡伦·安的葬礼上，一位名叫托马斯·特拉帕索的教区牧师发表了沉痛的布道词。他说，他祈愿这位年轻的女孩被拖得太久的辞世过程不会“让这个社会渐渐地不再关注人类生命的价值……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卡伦·安的生死对未来的道德实践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983年，25岁的南希·克鲁赞（Nancy Cruzan）在密苏里州的迦太基开车从附近一家奶酪厂下班回家时，汽车失控了。人们发现她脸朝下倒在一条水沟里，当时已经没有了气息。之后，医生宣布她成了植物人，给她上了生命维持系统。这个女孩的父母坚持认为，他们的女儿宁愿死也不愿成为植物人，要求医生拔掉她的饲管。医院的管理层也拒绝了。跟上一个案例一样，这个女孩只能躺在病床上，积日成月，积月成年：她的手脚以极不合理的角度向内扭曲，除了偶尔的眼球颤动、癫痫发作或呕吐之外，她的整个身体一动不动。只不过这一次，病人的命运交给了美国最高法院。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首次对死亡权案件做出裁决。9名大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任何有能力的个人，无论他们的预后如何，也无论某种治疗方案会多么有效，都有权拒绝任何医疗。比如说，病人可以拒绝服用能救他一命的药物。此外，家庭成员和医疗代理人也可以代表没有能力的病人拒绝接受治疗，只要病人留下清晰的证据证明是自己的明确意愿。一些主张安乐死的人对这一裁决鼓与呼，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最高法院的裁决中有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感觉：大法官们确立的是一项很多人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且一直拥有的权利。

南希的饲管被拔掉之后，又过了12天，她才离开人世。据报道，她的嘴唇起了疱、裂了，后来还凸起。她的舌头肿了，眼皮也干了。一直关注她的美国人不禁想知道，把机器撤走，让人死于脱水，跟让医生打一针致命药物快速终结病人的性命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不同，究竟哪种做法更好。“在密苏里州，就连饿死一条狗都是违法的。”一位从亚特兰大赶来、站在医院外的牧师说。那时南希的身体已经失去了生机。就在同一年，26岁的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在佛罗里达州的家里心脏停搏，引发了另一场围绕死亡权的斗争：这一次，让特丽的父母与丈夫反目成仇，他们都声称是在代表已经无法发声的特丽说话，然而特丽并没有留下任何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在15年的时间里，特丽的饲管会被插进去，然后拔出来，然后（在某位法官的命令下）重新插进去，然后又拔出，然后（在佛罗里达州时任州长杰布·布什的命令下）重新插进去，直到2005年才永久移除。这就是特丽的饲管被移除的过程。

在这些女性的故事中，关于合法医疗限度的辩论变成了关于基本人权的更痛苦的对话，最后又演变成战役，进一步推动了“病人自主权”运动。1994年，俄勒冈州选民通过了16号议案，让该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投票将协助自杀合法化的地方，但现在，为了跟“自杀”撇清关系，在政治游说者和患者的词典中，这种方式已经改称“临终医疗援助”（MAID）或“医生协助死亡”（PAD）。这项议案遇到了一连串法律挑战，罗马天主教会还斥资近200万美元，发起了废除这项议案的运动，但它还是于1997年生效。俄勒冈州《尊严死法》成为美国和世界的一个历史和伦理转折点：是让这个世界偏向还是偏离乌托邦了，取决于你对这类事情的看法。

一年后的1998年，波特兰一位84岁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妇女成了美国第一个在医生帮助下合法死亡的人。这位妇女公布于众的名字叫海伦，她第一次告诉医生自己想死的时候，医生说不想被卷入其中。第二名医生建议她去住临终关怀医院，并在病历中提及，海伦可能患有抑郁症。海伦找了第三名医生；她第一次预约就诊时坐着轮椅，身上还连着一个供氧器。她说自己也曾十分享受生活，只是现在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彼得·里根（Peter Reagan）医生把海伦送到精神科医生那里，后者花了90分钟评估海伦的情绪和能力，随后确定她实际上没有任何抑郁的迹象。接下来里根医生给海伦开了三种药：两种止吐药，还有一种属于巴比妥酸，叫作司可巴比妥。

里根告诉我，在俄勒冈州《尊严死法》通过之前，就已经“碰到过特别多的病人请我帮助他们死去。我都拒绝了，因为那不合法。我知道有这个需求，但这个需求让我觉得很难受，因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难受”。但里根知道，还是有些医生在医院里悄悄帮助了他们的病人。在1996年华盛顿州的一项调查中，12%的医生说他们碰到过“一两次或更多次明确请求医生协助死亡”的情形，4%的医生说自己收到过“一两个或更多个安乐死请求”。在提出这些请求的病人中，有1/4的病人得到了致命的处方。在1995年对密歇根州肿瘤医生的另一项研究中，22%的人承认曾经参与过“协助自杀”或“主动安乐死”。当然，还有杰克·凯沃尔基安（Jack Kevorkian）医生，他在1990年帮助一名54岁的俄勒冈妇女在他那破旧的面包车后座上自杀，这事儿后来尽人皆知，也让他臭名昭著。

俄勒冈州的法律要求患者自行服用致命药物，所以是海伦自己把那杯巴比妥酸液体拿起来送到嘴边的。她花了大概20秒才把这杯液体全都喝下去。这是一个晚上，她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喝完那杯巴比妥酸液体之后，她要了白兰地，但因为不习惯喝酒，在喝的时候还呛到了。她的女儿贝丝给她揉了揉脚。里根医生把她的小手握在自己的大手中，问她感觉怎么样。海伦的回答是她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累了。”

这个开始有点儿不祥的味道。里根医生告诉我：“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本来只是波特兰一名普通的家庭医生，在他答应帮助海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的死将是首例。接下来，海伦的故事见了报。《纽约时报》记者蒂莫西·伊根（Timothy Egan）写道：“当医生、宗教领袖和政客还在就允许医生帮助患了绝症的病人自杀的伦理道德问题争论不休时，这个问题在今天从抽象讨论一下子变成了具体案例。”后来里根的名字也被泄露给了记者，里根开始担心接下来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人们会往他家的窗户扔石头吗？人们会不会干出更出格的事情，就像他们对堕胎医生做的那样？但人们什么都没做。里根继续在行医。

那些反对医生协助死亡的人从一开始就担心，任何死亡权都可能会经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强制步骤演变成一种死亡的义务——对老人、弱者和残疾人来说。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一位教授说的话就很直白：“很多人都在担心老年人会开着房车在俄勒冈州边境排队。”但另一边的支持者认为，宪法赋予的生命权已经被现代医学的迫切需要扭曲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算是那些想要自行了断的人，生命权也已经成了一种可以强制执行的活下去的义务。

按照俄勒冈州《尊严死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病人必须身患绝症，预后剩余寿命不超过6个月。预后是一门模糊的科学，出了名的不准确，所以必须有2名独立的医生意见一致。病人必须年满18岁，是该州居民，精神上有提出这种要求的能力。医生如果怀疑病人判断力有问题，比方说认为病人精神错乱，就应该送他去做心理健康评估。病人还必须2次口头提出死亡请求，间隔至少15天，并向主治医生提交书面请求，签字时至少要有2名见证人在场。按照法律规定，病人的医生有义务说明，除了协助死亡之外，还有其他替代方案，比如疼痛管理和临终关怀，并要求病人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医生还应建议病人通知其家人，但这不是强制要求。这项法律的核心要求是自行服药，就是病人必须自己把药吃下去，因为允许的只是协助死亡（病人自行服用致命药物，通常是以服用散剂溶液的方式），而不是安乐死（医生给药，通常是以静脉注射的方式）。

《尊严死法》生效后，支持者希望俄勒冈州能给其他州提供道义上的帮助，让其他州也都通过类似法律。有些支持者将他们的运动看成另外一些伟大的进步运动——废除奴隶制、争取妇女选举权、废除种族隔离——合理的延续。这个理论认为，婴儿潮一代目睹了他们的父母死得有多难看，也看到了在医院里的死亡过程有多漫长，因此会想要另一种死法。但俄勒冈州《尊严死法》生效后的鼓与呼并没能完全展开。1995年，梵蒂冈称协助死亡“违反了神圣律法”。美国医学会也反对这项法律，因为“医生协助死亡跟医生作为疗愈者的角色背道而驰”，也违背了医生不造成伤害的庄严承诺。这种思路认为，疗愈，就意味着不可杀人。接下来，有数十个州就俄勒冈州性质的法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还是都被否决了。波特兰的好多医生都认为，协助死亡会成为“俄勒冈诸多怪事之一”。

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2起分别来自华盛顿州和纽约州的协助死亡案件。在这2起案件中，大法官们一致决定不推翻州一级禁止医生协助死亡的法令。大法官们指出，医生协助死亡并不是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一项受到保护的权利。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死亡权，也没有尊严死的权利，或者用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大法官的话来说，甚至也没有“普遍的‘自杀权’”。最高法院把这个问题退回了“各州的实验室”。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在由他执笔的多数意见书中，强调了各州在“保护弱势群体——包括穷人和老弱病残——免受虐待、忽视和错误伤害”方面的权益。他也提到了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反对死亡权思想支柱的滑坡论，即一旦承认有限的死亡权，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控制，这项法律会势不可当地一再扩大，将越来越多的病人都包括进去：生了病但还没病入膏肓的人，精神上有病但身体上没病的人，老、弱、残。批评者警告说，最后一定会出现滥用，滥用在穷人、不情愿死去的人、妥协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就连害了单相思的16岁男孩都可能会卷入其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就曾指出，任何给定的原则都有“扩大到自身能够推而广之的极限……的趋势”。

然而，在其他地方，立法者对神圣性有不同的看法。199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拟将安乐死合法化。尽管该法律在2年后被联邦政府废除，但全球格局正在慢慢发生变化。199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杀游客”开始在瑞士死亡。在那里，协助死亡已经合法化，苏黎世附近的一家新诊所开始接收外国病人。2002年，荷兰和比利时都将安乐死合法化了；后来，卢森堡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小小的比荷卢地区成为医生协助死亡的全球中心。

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的一项法律挑战未能推翻该国对协助死亡的禁令。这个案子是由来自卢顿的43岁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戴安娜·普雷蒂（Diane Pretty）引起的。黛安娜说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做不到，因为她脖子以下都瘫痪了。她说，这样一来，她无法自杀，而这是她的合法权利，法律剥夺了她尊严死的权利。黛安娜想让她的丈夫杀了她——她想确保当他这么做时，他不会因为谋杀而入狱。她先向英国法院提出诉讼，然后又向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诉讼。2002年4月，在最后一次上诉失败的那天，戴安娜在伦敦通过语音模拟器对一群记者说，“法律剥夺了我所有的权利”。一个月后，她在数天的极度痛苦中死去。《每日电讯报》报道，她“以她一直害怕的方式”死去。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在其著作《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未来》中指出，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给伦理道德带来极大腐蚀，让我们一头冲向毫无价值的死亡和强制的杀戮。戈萨奇写道，没有比美国死亡权运动骇人听闻的早期历史更好的证据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自愿安乐死”四处奔走的人，有些也同样支持优生学，支持强制“愚笨的人”绝育，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还秉持“种族改良”的思想。戈萨奇警告称，未来的道德败坏，只能通过维持“反对由私人有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毫无例外的社会规范”来防止。生命必须保持神圣。

一直到2008年，才有第二个州跟上俄勒冈州的步伐，就是华盛顿州。随后是蒙大拿州（通过司法裁决，而不是立法）、佛蒙特州、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特区、夏威夷州、缅因州和新泽西州。这些法律各有各的名称，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委婉说法：《生命终点选择权法》（加州）、《“我的护理我做主”法》（夏威夷州）、《病人在生命终点的选择和控制法》（佛蒙特州）。今天，超过1/5的美国人生活在对绝症病人来说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州，他们对此也乐见其成。2017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医生应当被允许“以某种无痛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只要这是病人自己想要的，而且该病人“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不过，在问题变成“如果病人要求自杀”，是否应允许医生帮助病人时，这一支持率下降到67%。语言反映了思想，语言也影响了思想，“自杀”这个字眼仍然很有分量。

在俄勒冈州，这一数字仍然很小：大约每1000人中有3人以这种方式死亡。2019年，290名病人得到了致命的处方，188人通过摄入致命药物死亡。根据该州披露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这些人的一些事实。绝大多数人都患有癌症，而其他人则患有心脏病、肺部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患者通常都是65岁及以上的白人中产阶级，已婚或是丧偶，受过一定程度的大学教育。他们在精神健康测量方面的得分都很低。他们基本上都有医疗保险，也基本上都已经住进了临终关怀病房。最近，精神科医生、学者琳达·甘齐尼（Linda Ganzini）在一次演讲中对一群公共卫生专家开了个玩笑：“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在医学当中，我们一直很担心的一种情况或者说情形原来是，风险因素一直是富有、白人和有医保。”甘齐尼指出，需要临终援助的病人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专注于控制”死亡。为此，他们在需要挑战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时，在需要同根深蒂固的重重障碍折冲樽俎时从不退缩，他们有时间，有秉性，也有资本，可以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并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其他学者还提出了另外一些理论。他们指出，非裔美国人通常都不太可能在生命终点得到照护，比如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并推测这些差别也同样延展到了协助死亡方面。致命药物价格昂贵，一般医疗保险也不会包括这一项，所以有时候他们根本买不起。学者坚持认为，有些群体对老人的照护比其他群体更加周到，因此那些群体中想要自杀的老人估计会比别的群体少。他们把这些都归结为宗教信仰、集体归属感和道德价值观的差异。

在那些协助死亡合法的州，我们确实知道是什么促使病人选择早死。在查看俄勒冈州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时，最让我惊讶的是，大部分要求死亡的人据说并没有处于可怕的疼痛之中，甚至也不是因为害怕未来会遭受怎样的痛苦。绝大部分人都声称，他们最关心的临终问题是“失去自主权”。也有一些人担心“失去尊严”，失去享受生活中的快乐的能力，以及“失去对身体机能的控制”。在将疼痛纳入考量时，他们说的都是害怕未来的疼痛，或是想要避免即将到来的疼痛，再不就是因为此时此地并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痛苦到来而在精神上感到的苦痛。是能好好死去还是会不得好死？这个问题中的不确定性让它变得迫在眉睫。俄勒冈州的病人必须身患绝症才有资格申请协助死亡，但到最后他们选择死亡却更多的是跟生存有关的原因，是对现代医学既定边界之外的痛苦做出的回应。

本书融合了医学、法律、历史和哲学，但并不是一本关于论辩的书，也不是对美国或任何地方的死亡权运动的全面描述。实际上，本书主要是故事、对话和思想的集合。我的工作从2015年的伦敦开始，那时我还在维斯新闻（VICE News）当记者。那一年，英国议会要投票决定是否将医生协助死亡合法化。我就这个主题做了一些报道，还跟几个同事合拍了一部纪录片。我一直在关注这场全国性的辩论，很激烈，也可以预见。支持者说着“个人自主权”，讲述着病人和垂死之人因为受到的痛苦而被迫以可怕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样的故事让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反对者说着“生命之神圣”，警告说没有能够保护弱势群体的保障措施。到了投票那天，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楼外，互相冲着对方的脸尖叫，剑拔弩张。一边的牌子上写着，“给我比死亡更好的选择”。另一边的牌子上写的则是，“小心滑坡效应，不要伤害”。后来，议会投票否决了这个议案，而我在那之后还在继续自己的研究，先是在英国，后来也涉及协助死亡已经合法的地方：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一些地区。我想知道，立法规定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对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理解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遵守的社会契约，都至关重要。

我在转而关注美国及其《尊严死法》时，发现能找到的数据比我预计的要少得多，让我很惊讶。在比利时和荷兰，安乐死监督委员会发布了年度报告，但几乎没有披露使用法律的个人相关信息。协助死亡合法的美国各州要求医生就每个完整的死亡案例提交一些书面文件，但这些文件都是医生填写的，而不是由将死的病人自己填写，病人自述的想法和情感从来没有被医疗系统记录下来。而且出于保密的考虑，并非所有州都会收集大量数据，更不是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会公布于众。有些研究人员因为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所有跟那些不寻常的病人有关的情况而哀叹——他们的特定地理分布，他们的精神健康史，他们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银行账户在什么量级，等等。在整个世界，关于医生协助死亡的系统性研究也很少。甘齐尼博士在这个领域发表的文章挺多的，她告诉我：“这是有原因的。这样的工作很难拿到资助。这是……怎么说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会保持警惕的那种研究。”我知道，我如果想了解这些病人，就需要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他们用来策划自己如何死亡的生命片段。

但并不是这样就够了。随着我对类似俄勒冈州那种尊严死法律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些法律从哲学角度来讲，并不像我之前所想象的那么激进。毕竟，这样的法律只适用于那些本来就会很快死去的病危患者。这些法律让那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加快，但并没有加快很多，而且不会改变这个过程。我后来遇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病人：即使在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地方也并不满足法定标准，但仍然想死的男男女女。他们说，他们都有绝对合情合理的原因。他们得了慢性病，他们很痛苦，他们年老体衰，他们正在变得精神错乱，他们不想活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久、病得那样厉害。这些人彼此之间大不相同，但他们似乎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会说到“理性自杀”，这种终结生命的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并非出于冲动，也并非由精神疾病所激发（后文有时候叫作“绝望自杀”，是自杀的绝大部分原因），而是在经过极其冷静、清醒的数学计算，做了成本效益分析之后的决定。在将一切都考虑进来之后，再行决定是活着还是死去。

很多人都跟我讲，他们遇到了法律的限制，于是只能在法律之外寻找解决方案，也确实找到了。有时候，他们得到的帮助来自亲友。也有时候，人们通过互联网得到一些小型但往往组织严密的秘密团体的救助，有些活动家称之为“地下安乐死”。我头一回知道这些网络的时候，觉得非常惊奇。我不是也读过在罗诉韦德案之前的那些年提供堕胎服务的地下女性团体的故事吗？我不是也知道，只要法律不到位，人们就会想别的办法吗？我决定让这些人成为我的报道焦点，成为本书的主人公。

4年间，跟我交谈过的有好几百人，他们跟协助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关联，有的在法律范围内，有的则在法律之外。我采访了病人、医生、护士、研究人员、坚持不懈的支持者、坚定不移的反对者，以及一个痛苦万分的母亲、一个义愤填膺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前去询问关于她孙子的一些事情时，把自己锁在地下室的老祖母。我接触过一个住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萨满，接触过一个读过《老子》的墨西哥毒贩，接触过一些从网上订购致命药物的老年人。我还接触过一个在全美各地传授如何用气罐和塑料袋结束生命的人，他以前在某企业做高管。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考虑活下去的动力和死去的冲动，以及这些倾向互相影响的方式。我对政客在州议会唇枪舌剑的经历，以及出于神学立场反对安乐死的宗教人士都关注极少，因为他们的故事让人厌倦，也太一目了然。实际上，我重点关注的是六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本书的六章。其中两个人是医生：一个在加州，开了一家专门做协助死亡业务的诊所；还有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名叫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因为在“自助死亡”研讨班上教人们如何“解脱”而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尼奇克的组织“解脱国际”，还有他的自杀手册《安宁药丸手册》，都会在本书中经常出现。另外四章讲述的是那些告诉我自己想死的人的故事，因为他们都在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痛苦源于上了年纪（年老）、慢性病、痴呆和精神疾病。

每天我都能读到关于医生协助死亡的新闻报道，讲述的故事整齐划一，无外乎俄勒冈州或加州或比利时的某人生了重病，在接受诊断结果后，作为对肿瘤、肺部疾病或是神经功能衰竭的直接回应，做出了痛苦但清醒的选择。然而我碰到的很多人，他们的故事都比这些新闻报道更复杂，也更缠夹不清。我碰到的那些人想死当然是因为他们生病了，但也同样因为精神上的痛苦、孤独、爱、羞愧、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或者渴望脸书上的粉丝认可自己。有些人的动机是因为钱，或者说因为缺钱。也就是说，我遇到的人都不是清一色的。他们并非都讨人喜欢，并非都容易相与，甚至感情上也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在面对死亡时，他们并非都很勇敢。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非都能给他们周围的世界带来有意义的经验教训。有时候，他们虽然极度痛苦，却毫无意义。

我的报道并不容易。在一些案例中，我知道那些人打算在实施医生协助死亡前就结束自己的生命——独自在家里，不要医生的帮助，也不需要知道该怎么做——而我没有干预。这件事情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讲非常棘手。我常常感到不安，感到不确定，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作为一个人。随便哪个记者都知道，只要自己带着笔记本和录音设备出现，故事就会变化，无论自己有多低调，也无论自己在引导故事发展时有多小心翼翼。我永远不希望某个人的生命因为我的出现而被推向死亡，我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一个故事而死，更不用说因为我的故事而死。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于我要见的人，我精挑细选。如果有可能，我会跟他们的家人、朋友、医生、治疗师和照顾者都谈谈。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他们，他们不欠我什么，我也并没有期待什么。他们想跟我聊多久就聊多久，聊完了告诉我一边待着去都行。他们可以直接不再理我，如果这样会让事情简单一些的话。确实有些人这么做了，我便没再找他们。

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晚宴上、在工作场合、在人满为患的酒吧里聊到这本书，然后就会有人来找我，私下招认一些事情。似乎每个人都有故事，也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讲出来。为什么？素昧平生的人描述了他们亲眼见过的生命如何结束的可怕场景：难以控制，十分缓慢，让人难堪。另一些人则跟我讲述了提前计划好的死亡。有位朋友说，他的祖父囤了好多心脏病药物，想用来自杀。还有一位朋友则描述了她姐姐怎么把镇痛药碾碎，掺入一位年事已高的姑姑的酸奶中。有位同事告诉我，他90多岁的老父亲选择做一个毫无必要且很有风险的手术，满心希望自己能死在手术台上。那位老人太虚弱了，没法自杀，于是寄希望于让医生杀死自己。

这些都在说明什么？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对绝对控制权——或者可能只是一丝丝控制权——的这种渴望，以及对有时用来维持毫无生机的一具躯壳的机器的这种反抗？这些都关系到免遭病痛折磨的渴望，关系到自主权。在美国的法律传统中，还关系到隐私权，以及不被干涉的消极权利。但对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来说，选择在计划好的时间去死，最主要的还是关乎“尊严”。

当然，尊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有些哲学家对这个概念挑出了好多毛病。他们认为，尊严这个概念往好了说是多此一举，只不过是表示尊重选择、尊重自主权的另一种方式。也有些人对于把这个概念用在这场战斗中表示愤慨。他们问道：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早就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尊严吗？以此推之，难道不是所有人在死去的时候都是有尊严的吗？临终医疗援助的支持者将这个词纳入囊中，放在语带委婉的口号“尊严死”里，并声称只有他们才能用这个词，但反对者也有自己的关乎尊严的诉求。2008年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中就有一个段落题为“让人类生命保持神圣和尊严”，其中写道：“我们反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对另一些人来说，尊严并不在于逃避肉体上的痛苦，而在于面对痛苦时保持冷静、勇敢和自我克制。在他们看来，尊严体现在镇定中，并通过忍耐赢得。

我在为本书采访病人和垂死的人时，有时会问他们一些关于尊严的问题。我承认，我发现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期待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超凡的智慧，就好像他们会因为特别接近死亡，而以一种我无法做到的方式去理解世事人情。我采访过的很多人都把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他们说，到他们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或是必须让别人来帮忙擦屁股的时候，他们的尊严也就丧失殆尽了。真的就这么简单。看来，就算人们难以准确定义尊严究竟是什么，在有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有失尊严时，他们内心还是知道的。对他们来说，为死亡做个规划往往是为了避免失去尊严。他们认为，没了尊严会让他们感到羞愧、屈辱、无力、压抑、自私和丑恶，无法再举止端庄，经济开支也会高得离谱，还会觉得不堪重负、不合理或不真实。

“这事儿我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无论多大年纪，都几乎不可能想象自己会如何死亡。”贝蒂说。我们在她的餐厅里，坐在木椅上吃着水果沙拉。她刚跟我讲完她自己的墨西哥之旅、那些药品，还有她们关于自杀的约定。“曾经出现过的意在让人们加入基督教的各种想法中，复活算是最好的一个了。”但贝蒂并不相信复活。她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也是唯一她能通过计划做到的，就是“平静地死去”，她希望能通过缩短生命的最后一程来实现。她宁愿在病得特别厉害，或者精神错乱到迷失自我之前就死掉。服用过量巴比妥酸带来的深度睡眠似乎能帮到她。

贝蒂想着，人类到生命终点时会被扔在那里受苦受难，而狗狗却可以通过打上一针来脱离苦海，真是奇怪得很。同样奇怪的是，让狗狗脱离苦海还会被看成一种仁慈。人还不如一条狗，真够奇怪的！死亡权支持者有一句口号在网上广为流传，贝蒂也很喜欢：“我宁愿像狗那样死去。”

在我的新闻报道工作中，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我随时都能听到这句话。很多人跟我讲起，生了病的宠物会被好心的兽医实施安乐死。他们问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一个人均医疗费用较高的国家，却在祈求自己能得到兽医的垂怜。

第一章
现代医学

伦尼·沙维尔森（Lonny Shavelson）医生走进房间后的第一印象是，这可不是个适合死的地方。这个房间很小，不怎么通风，椅子也不够多。他得重新安排一下。他打算先把床从墙边拉出来，这样在病人临死的时候，无论谁想接触病人，都很容易就能够到他的手或胳膊，或他柔软、裸露的脚。但首先，伦尼要跟亲友们打个招呼。他们都僵硬地站在门廊，伦尼轮流拥抱了一遍：三个成年子女、一个孙子、一个水肿的儿媳，还有一个敦实、沉默不语的朋友。随后，伦尼坐到病床边，低头看着躺在被子里的老人，温柔地叫了一声：“布拉德肖！”布拉德肖眨了眨眼睛，茫然地看向医生。房间里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酸味，就像尿液挥发的味道。“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因为你还没完全醒过来。”伦尼愉快地说，“我帮你回忆一下。你还记得不，我是来这儿帮助你死去的医生？”

老人又眨了眨眼睛。有人把他灰白的头发梳到了后面，让他露出了前额。他穿着一件棕色的棉质T恤，胳膊上有老年斑。布拉德肖最后说道：“这是最后一站的序曲。”

伦尼身材瘦小，发际线很高，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那天早上9点，他离开他在伯克利家里的办公室，一只手拿着帆布药包，另一只手拿着一双黑色的正装皮鞋。他开车的时候总爱穿包跟拖鞋，因为舒服，但到了病人家里，他会换上一双更漂亮的鞋子。这是伦尼第90次实施协助死亡。人们都说，在加州，没有哪位医生协助死亡的病人比伦尼多。他会说，这并非因为他作为医生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而是因为实际上很多加州医生拒绝这么做，或是被他们供职的医院和临终关怀机构禁止实施协助死亡。伦尼说，有时候他会接到天主教卫生系统的医生朋友来电，他们会说：“我有个病人，你能帮帮他吗？”

伦尼开车往北穿过伯克利住宅区，整洁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平房和盛开的樱花树。随后他开过一段段不起眼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两旁是得来速餐厅（汽车购餐车道餐厅）和中式自助餐厅。过了一会儿，城市的远郊变成了灌满水的稻田。伦尼喝了一小口水，试着记住病人及其子女的名字。我一直在考他，直到这些名字他能轻松说出口。病人名叫小布拉德肖·珀金斯（Bradshaw Perkins Jr.），得的是前列腺癌，生命垂危。

3年前，布拉德肖和自己的儿子马克、儿媳斯蒂芬妮还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曾试图在车库里用汽车尾气自杀。布拉德肖说，他在驾驶座上坐了1个小时等死，却什么都没发生。有些事情他没搞对。马克并不确定父亲那天是不是真的想死。他是来真的吗，还是为了引起关注而演的这一出？马克说：“很难讲。父亲一直说自己从来没抑郁过，这不是抑郁的问题。他只不过是活累了，不想活了。”

3年来，癌细胞在布拉德肖身上扩散，从前列腺扩散到肺部，最后进入了骨髓。住在疗养院里的他曾经很开心——看电视，吃肯德基外卖，跟照顾他的护士打情骂俏——但时间长了以后，他开始变得焦躁、无聊甚至绝望。马克在去看父亲的时候，发现父亲会盯着墙看。布拉德肖的身体开始疼痛。他不是便秘就是拉稀，所以他总是感觉要么撑得不行，要么饥肠辘辘。尽管他一辈子连阿司匹林这样的药都拒绝服用，但到最后还是向临终关怀医生推荐的药方屈服了。吃了药之后，他觉得没那么疼了，但他开始头晕，起床撒尿的时候开始摔倒。他的胳膊上长出了一块块紫色的瘀斑，左腿也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他摔倒的时候，护士们很难把他扶起来，他也很担心自己会伤到她们。他不再离开自己的病床。2018年5月，医生告诉布拉德肖，他的时间不多了，可能只剩下两三个月。医生说这话的时候，马克也在，他好像看到父亲笑了起来。布拉德肖说道：“大家都想帮我，但我觉得我再也不需要什么帮助了。”

布拉德肖告诉马克，他这辈子活得挺好，但活了89年之后，糟糕的事情的糟糕程度要比美好的事情的美好程度更甚。他很怀念跑步，怀念修汽车，怀念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的日子。“我想一命呜呼算了。”他说。

“好……吧。”马克说。就在那里，在父亲住的小小的疗养院公寓里，马克拿起手机，在谷歌上搜起了“协助死亡+加州”。他找到一个描述加州《生命终点选择权法》的网页。这个议案于2015年通过，2016年生效，临终医疗援助在加州合法化了。他俩都认为布拉德肖似乎达到了标准：身患绝症，生命垂危，精神正常。

布拉德肖说，他已经两次要求护士加快他的死亡进程，但每次护士都说别提这事儿，因为这违背了其宗教信仰。马克给维塔斯疗养院打了电话，这是一家全国性的临终关怀机构，负责向离去世不到6个月的病人提供医保支付的所有护士服务、药品和设备，布拉德肖的护理工作就由其负责。一名社工在电话里跟马克解释说，尽管该机构尊重布拉德肖的决定，但其医生和员工不会参与这件事情。跟这个地区的很多临终关怀医院一样，也跟加州的好几十家天主教医院和医疗体系一样，维塔斯禁止医生给病人开协助死亡的药物，也禁止提供相关咨询服务。马克在电话里问那名社工，自己可以向谁咨询更多信息，社工表示这方面的帮助也是不允许的。（后来，维塔斯的首席医疗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维塔斯的工作人员其实可以“讨论和回答任何有关资格要求的问题”，也可以帮忙把病人介绍给能开致命处方的医生。）

马克说，是临终关怀医院的牧师把他叫到一边，让他去找伦尼·沙维尔森医生的。马克搜伦尼医生的名字，发现这位医生开了一家叫作“湾区生命终点选择权”的诊所。这个医疗实体就算不是全国头一家，至少也是加州经营这类业务的头一个：专门从事协助死亡业务的一站式诊所。网上有文章对伦尼赞赏有加，说他是医学先驱。其他医生大都只是开一些致命药物让病人自行服用，但伦尼及其护士有所不同，每一个协助死亡的案例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是他们的标准服务的一部分，也超出了法律的要求。不过，另一些文章对他们就没那么友好了。有些文章批评伦尼经营的是一家精品死亡诊所，他收费3000美元，而且不接受医保支付。如果有人改变主意，伦尼也退钱。我问起伦尼的收费标准时，他告诉我：“比一场葬礼花费少。”

马克做了点功课，发现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都不会为布拉德肖支付协助死亡的费用。1997年，国会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了《协助自杀资金限制法》，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导致或协助任何个人自杀、安乐死或无痛苦致命”的用途。这个举措得到了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支持，在第一次总统竞选期间，他就发誓要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尊严死法。马克并不关心政治，他付得起这个钱。他给伦尼网站上提供的地址发了封电子邮件，说：“我们愿意采用你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

2019年1月9日，布拉德肖正式要求协助死亡，加州规定的15天等待期也就从这一天开始算了。随后，伦尼的护士送来了文件。布拉德肖必须签署一份名为“请求使用安乐死药物，以人道而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我的生命”的加州表格，并保证自己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毫无保留”地提出这一请求，且“未遭胁迫”。布拉德肖告诉马克，他希望能把名字签得尽善尽美——每一笔每一画都工整极了——但签到一半，他的手就开始抖了，最后绕成了一团鬼画符般的字迹。

在伦尼看来，如果布拉德肖让癌细胞继续发展下去，他很可能也就只剩下几个星期好活了。很难说他会怎样死去，但最后他很可能会觉得有些疼，临终关怀护士会给他吃大量的镇痛药，很可能是吗啡。在赴死路上，他会经历一段医生称之为“临终烦躁”或“临终躁动”的时期，这会让他困惑、迷茫、失眠，变得暴躁易怒、偏执，还会令他产生幻觉。有些垂死之人会梦见自己身在水下，他们奋力游向水面想要告诉你什么，却怎么也到不了水面上。也有很多人梦见自己在旅行，在飞机上、火车上、大巴车上。垂死之人梦境中的象征意义很稚嫩，也一目了然。在旁人看来，神志不清还挺让人开心的：他们会在天花板上和墙上看到天使。苯二氮䓬类药物有助于缓解不安和焦虑。抗精神病药可以减少产生幻觉。无论是否服药，布拉德肖都很可能会陷入昏迷。也许他会那么一直昏迷下去，也许他会时不时地从昏迷中醒过来一阵。他会在几天后，也可能是几周后死去。他的死因严格来讲是脱水和肾衰竭，但死亡证明上会写癌症才是其致命元凶。布拉德肖的孩子们可能会守在他的病床边，但也有可能在布拉德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们正好回家过夜了，想好好睡一觉。死亡并不总是诗情画意的。人们也许会在护士正在调整他们的身体好减轻他们身上的褥疮的压力时死去，也许会在起床撒尿时死去。有个临终关怀护士告诉我，男人经常会在他们的妻子离开房间去吃口东西时驾鹤西去。

这家疗养院被漆成了淡黄色，看起来像真人大小的玩具小屋，挤在柑橘高地这座小城的郊区全是平房的一条街道上。疗养院的停车场车位已满，于是伦尼在隔壁基督徒团契教会的地方找了个停车位。他一边换鞋，一边轻快地说：“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是来杀人的。”马克在外面等我们。马克是一位中年男子，膀大腰圆，戴着黑色方框眼镜。他眯着眼看向我们，有些不安。

布拉德肖的房间墙上挂了一些相框：子女和孙子孙女，还有一些最亲近的朋友和他们的孙辈。有一张证书，感谢布拉德肖服兵役。桌子上有几袋吃剩下一半的万圣节糖果，几瓶用了一半的洗手液，还有一顶塑料牛仔帽——可能是疗养院某个主题之夜留下来的。我想象着这顶帽子戴在一个更灵巧、更机敏的布拉德肖身上的样子。谢丽尔坐在父亲床边，穿着一件桃红色的毛衣，别看她哥哥粗壮，她的身材却很苗条。她说：“爸爸，我们都在这儿。”谢丽尔从马里兰州飞过来，肖恩则是从华盛顿州过来的。马克和斯蒂芬妮从附近开车过来，他们的儿子也跟着来了。他们都专门请了假，安排了这个时间，来守候布拉德肖的死亡。

伦尼可以看出，布拉德肖比几天前更憔悴了。加州协助死亡法通过后，反对者认为有胆量的癌症病人很快就会挤破肿瘤医生的门槛，要求给他们开致命药物，但伦尼看到的并不是这个样子。他的大部分病人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基本上都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们非常虚弱，也会有点不大清醒。有时候，这是因为他们的主治医生拖拖拉拉，把这个过程耽误了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大概1/3的人没能挺过加州规定的15天等待期，要么因为他们在此期间就自然死亡或陷入昏迷了，要么因为在此期间变得太虚弱，都没法自己把那杯药液送到嘴边。再不就是因为，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他们特别迷茫、特别困惑，无法许可他们的死亡程序继续进行。布拉德肖也游走在这种状况的边缘。

伦尼提醒布拉德肖的家人，最后可能会出现混乱：“我们这么说吧，几乎所有人到真的马上要死的时候，都会精神错乱。”即便如此，伦尼也还要确信布拉德肖知道现在是在做什么。他不需要知道这是何年何月，也不用知道总统叫什么，但他必须记得他得的是什么病，他要求做什么，以及他现在仍然想这么做。伦尼说，有那么几次，他们都一路进行到坐在床边这一步了，但最后还是取消了死亡进程，因为病人神志不清，无法对任何事情表示同意。

“你是因为什么就快要死了的？”伦尼问道。随后，他又大声说了一遍。

“我觉得我自己知道就行了。”布拉德肖说。

“爸爸，您要严肃点。”马克说。病房里陷入沉寂。谢丽尔揉了揉布拉德肖凹陷下去的手背，仿佛这样能让父亲的心神集中起来。

我背靠着将这间公寓一分为二的小小隔板，努力屏住呼吸。从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壁橱里挂着几件T恤，下面有一堆成人纸尿裤。我也能看到布拉德肖双手向内弯曲，双脚水肿苍白。在我身后，他的孙子低头盯着手机。布拉德肖有一阵子什么都没说，随后才想起来是他的前列腺出了问题。

“好，”伦尼笑着说，“我们还有些文书工作要做。”

布拉德肖咕哝了一句：“哦，天哪。”

伦尼拿出一份文件。“你也能想到的，加州可不打算让你死得这么轻松。这张小纸片叫作‘最终证明’，加州要求你签署这份表格证明，说明你要服用的药物会让你死掉。”布拉德肖闭上了眼睛。

“爸爸，”马克急了，“爸爸，您得保持清醒啊，至少几分钟……爸，您得在这儿签字，对不对？”

谢丽尔说：“爸爸，签上您的名字。”

布拉德肖努力睁开眼睛，在那份表格上签了字。伦尼说现在可以开始了。他告诉大家，他并不知道整个过程需要多久。有些病人不到20分钟就去世了，也有的病人12个小时后才撒手人世。他说他最近一直在改进他的用药方案，调整剂量和给药时间，已经成功地将病人的平均死亡时间缩短到2个小时。布拉德肖首先会和着苹果汁服下一个药引。半小时后，他会再喝下一杯混合药液，里面有跟呼吸和心脏有关的药物，还有芬太尼。这些药物会以不同方式起作用，送布拉德肖上路。呼吸抑制剂可能会率先起效，让他停止呼吸。如果这个药失败了，高剂量的心脏药物最后会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不管哪种方式，对布拉德肖来说没什么两样，因为在喝下最后这杯药液之后要不了几分钟，他就会陷入昏迷。伦尼说，病人总是会找他要“药片”，但并没有魔法般的死亡药片。实际上，要快速、无痛地杀死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药物被发明出来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在医学院也没人教你怎样才能做到。

伦尼在水槽边打开一个带锁的小盒子，里面装着价值700美元的药品。我站在他旁边，看着他把盒子打开。他指着一个绿色玻璃瓶，轻声说：“这是芬太尼。”芬太尼是一种阿片受体激动剂，并非通常的用药方案的一部分，但伦尼把芬太尼加进了混合药液中，想看看能否加快病人的死亡过程。他的这个想法来自《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是有个阿片成瘾的人提取了处方镇痛药里的芬太尼，在溶液通过其脸颊被吸收之后过量了。他于是想：“哦，我们干吗不也来试试呢？”

伦尼把第一种药粉掺进一个装果汁的塑料瓶里，混匀后递给了布拉德肖，布拉德肖很快就喝完了。马克长出一口气。“好样儿的！”伦尼说，他注意到这会儿是中午。

病床边的所有人都在调笑，说布拉德肖上天堂后会去找哪些女的卿卿我我。肖恩说：“我希望他把所有女孩子都亲一遍。”

“嗯，那是肯定的。”马克的妻子斯蒂芬妮说。她哭得停不下来。

布拉德肖喜欢跟人调情，这一直让他的家人非常尴尬。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也总在挑逗照护他的护士，大声对她们的身材评头论足。马克对我说，如果是在任何一个别的场合，如果布拉德肖不是这么昏昏欲睡，“我是说啊，他肯定会疯狂搭讪你的”。如今在他去世的这一天，昔日的耻辱已经成了让人心里五味杂陈的笑话。作家科里·泰勒（Cory Taylor）在《濒死回忆录》中写道：“到你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算是最不愉快的回忆，也会引发某种喜爱之情，就好像快乐并非只由好时光组成一样。”

“哦，爸爸，我爱您。这辈子能做您的女儿，我也很开心。”谢丽尔说，声音里听起来像掺了蜜，但也有几分犹疑。

布拉德肖的眼睛睁开了，睁得大大的。他的眼睛是淡蓝色的，整个早上，这双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任何阴霾。我读到过，人们有时候会在临死前经历“回光返照”，我不知道现在看到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布拉德肖对谢丽尔说：“我这辈子没有碰见过比你更可人的女孩子。你是这世上最光彩照人的女孩儿。”

“要是我的车又抛锚了，谁来帮我修啊？”马克说，他转过头去，也开始抹眼泪。“我知道咱们有时候相处得没那么好，但我也一直知道，您是爱我的。”

“我一直爱你，也会一直爱下去。”布拉德肖说。

“等您去了上面，要是有办法能让我知道的话，您一定告诉我啊。”

“我会的。”布拉德肖说。

“您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呢。”肖恩说。

“哦天。”

布拉德肖拉扯大了三个孩子，但没有让他们信教。马克说，父亲从来不带他们去教堂，一次都没有。他们家的人是无神论者。然而，在这最后一程，所有人都在说死后再相聚的事情。也许布拉德肖的儿女们还是相信天堂的，至少有那么一点点信；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想不出另一种方式来谈论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有时候，就连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会回归古老而神圣的仪式，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而是因为他们感到疲惫和悲伤，需要这样一套程式来麻痹自己。谈起未来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重逢，这至少也是一种道别的方式，一种不会悲伤到让人无法承受的方式。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Nigel Barley）写道：“赴死路上铺满了让人耳朵起茧子的话。”

在病人的床边，伦尼也喜欢思考关于仪式的问题。他想到，医生协助死亡是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因此围绕这种死亡方式形成的任何仪式也都会是新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个人完成这件事情的方式都有所不同。有一次，有一家人在病人弥留之际点了一桌中餐。还有一次，有个拉丁裔家庭连着好多个小时什么都没吃，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守夜，每个人手里的念珠都在不断颤动。有个韩国家庭在病床前摆了一排排椅子，搞得这场死亡看起来像是一场奇观。因为病人的死亡是计划好的，所以也可以编排演练。亲友们都可以好好想想，最后那几句话该怎么说。家庭传统也可以挖掘出来再发挥。根据伦尼的经验，大部分家庭最终都能够振作起来，相对开心地陪在病床边。只有那么几次，有人给吓坏了。

伦尼搅拌着第二杯混合药液，这一杯看起来像浓稠的番茄汁。他说：“这是最后一口啦。这里边的东西可重要了。”伦尼再次解释道。根据加州法律，布拉德肖必须自行喝下所有药，也就是说，他得自己举杯一饮而尽。如果他弄洒了，也没有备用的。“准备好上路了没？”

“准备好啦。”布拉德肖说。

“爸爸，您得再喝一杯。”马克说。

“我能做到的。”布拉德肖说。他喝了好几口才喝完。喝完之后他咳嗽了一阵，大拇指朝下比了比，因为味道很苦。

“这种药会让人有点儿飘飘欲仙的感觉。”伦尼说，“放轻松，好好享受吧。”伦尼把一个塑料脉搏血氧仪固定在布拉德肖的食指上，又把三个有黏合力的小型传感器贴在他胸口。这些设备会把这位老人的心跳和血氧水平等信息提供给一个小型的心脏监护仪。大部分医生都不会这么做，但伦尼喜欢准确追踪病人的身体在松弛下来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到目前为止，都挺好的。”布拉德肖说。随后他闭上眼睛，前额也松弛下来。几分钟后，他的呼吸开始听起来有些刺耳，然后是汩汩的声音，就好像水从被头发堵住的水槽里冲下来一样。伦尼说，这些都很正常。死亡听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尽管我们可能会觉得，应该用拳头去捶击布拉德肖的胸口，就好像这样做能化开浓痰，让他再次安静下来。半个小时过去了，接着是一个小时。布拉德肖的嘴唇变成了浅褐色。谢丽尔俯下身去，想要抚平他身上棕色T恤的前襟。伦尼的一些病人会在死的时候好好打扮一番，穿上正式的服装，但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做，他们穿着睡衣就死了。

“您做了件大好事。”斯蒂芬妮对伦尼说道。

马克问道：“有多少个州允许这么做？”

伦尼说：“有7个，还有华盛顿特区。”

“挺安宁的。”谢丽尔说。

马克说他父亲希望早点做这些。“他并不想生病。”

伦尼低头去看心脏监护仪，已经成了一条直线。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就这样吧。我给你们的死亡时间是下午1点45分。”

在外面的走廊里，伦尼坐在一张长凳上，背靠浅褐色的墙壁。前厅播放着轻柔的爵士乐，有个穿紫色丝绒连体裤的女人推着助行器，拖着脚走过。她对另一个住院病人说道：“嘿，宝贝。”那个人正在安静地喝着什么。伦尼给殡仪馆打了电话，说有人去世了，是一起临终医疗援助死亡。殡仪馆的女人问道：“这合法吗？”

伦尼告诉我，他必须在30天内向加州公共卫生部门提交一份“主治医生跟踪表格”。他会记下布拉德肖的死亡日期，以及他是花了多长时间死去的。他会勾一个选项，确认“没有并发症”。随后，他还要回答一系列问题，说清楚布拉德肖最后的动机。布拉德肖是担心“渐渐失去自主权”，还是担心“失去尊严”。伦尼觉得这份表格愚蠢透顶。他怎么可能真的知道布拉德肖究竟在想什么？随便哪个医生，怎么可能知道随便哪个病人究竟在想什么？文件上面的措辞也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个问题是关于“持续、无法控制的疼痛和痛苦”的。伦尼说，这根本就没意义，因为“疼痛”和“痛苦”可不是一码事。

伦尼对马克说，建议他们都出去走走，出去吃个午饭，或开车上哪儿兜一圈，随便干点什么都行。但在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带着尸袋过来的时候，他们最好别在那里。

伦尼问起我对死亡的印象，就好像在问我对一幅画有什么看法一样。“你觉得怎么样？”这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儿了。我们坐在他宽大的后院里聊天。他把这里的一间小屋翻修成了办公室。墙上是一排排文件柜，透过滑动玻璃门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鸟笼，里面有好多宠物鸽。伦尼说，有时候邻居家的一只猫会跑来坐在篱笆上，低头看着笼子里的鸽，眼神中带着杀气。但那些鸽太笨了，根本注意不到那只猫，更不会被吓到。

“那些声音。好可怕。”我急急忙忙地说。伦尼点点头，用手摸了摸额头。我试着又补了一句：“他们家好和睦，他们好像挺感激你的。”

伦尼在最早开始思考协助死亡这件事的时候，读到了美国哲学家玛格丽特·帕布斯特·巴廷（Margaret Pabst Battin）的著作。这位哲学家认为，如果有个病入膏肓的人想死，从道义上讲，医生有义务帮助他“尽一切可能轻轻松松地死去”。在巴廷看来，医生承诺不伤害他人不只是不给病人带来痛苦而已，还意味着要积极地想办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这句誓言甚至可能意味着医生要未雨绸缪，采取行动让预料到会出现的痛苦消散于无形。巴廷写道：“死亡和疼痛，究竟哪个更邪恶？必须做出选择的，是病人。”

巴廷在著作中也谈到了在病人生命垂危时医生所起作用的演变。她写道，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家庭中，完全看不到医生在场；垂死之人最后的交流是留给上帝的，主要内容都是为死后的世界做准备；最后一刻是忏悔和救赎的最后机会。但是到了现代，在世俗世界的临终场景中，医生的角色就有所不同了；没有了上帝，生命的最后一段被改写，不再是通向永恒的大门，而是被视为生命本身的终点；其意义不再是救赎，而是解脱。巴廷写道，今天，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被看成如今已经求得圆满的一条生命的盖棺论定、圆满解决和走上巅峰。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选择直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他们就可以让自己的生命自行结束，在还可以思考、交流，或（对某些人来说）可以祈祷的时候结束，而不是被疼痛占据，或进入不省人事的状态”。现代医生可以利用自己的工具来帮助人们走到这个新的终点。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待在租来的爱彼迎房间里，回想着布拉德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对理想化的临终场景——至少是小说和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些，我已经免疫了。那些场景的主角似乎总是慈祥的老人或面带潮红的少妇，在至爱的围绕中说着寻章摘句的台词，再不就是在意味深长的凝视中，悄悄地含恨而终。这很庄严，也很有意味。但我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死亡往往不是这样的。最后时刻并非总能带来巨大改变。如果什么改变都没有带来，留下来的人也许会觉得失望透顶，觉得他们好像失败了，或是觉得自己被辜负了。就好像他们被人抢走了一些他们从未真正拥有，但应该拥有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协助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与浪漫化的理想场景更为接近——因为协助死亡可以预料，所以能刻意安排？小布拉德肖·珀金斯生命的最后一幕又是怎样的呢？至少他死的时候，他的三个孩子都跟他在一起；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他们也都跟他心手相连。至少他知道最后的话应该在什么时候说，还能对女儿呢喃几句甜言蜜语。也许这就是美好的死亡。或者说，足够美好的死亡。或者，是能实现的最美好的死亡。

伦尼是在得知一次糟糕的死亡之后长大的。在伦尼成长的过程中，也一直受到另外的糟糕的死亡威胁。前面那次发生在他出生前2年，垂死之人是他才59岁的外婆。外婆因为第二次心脏病发作而活得一塌糊涂：卧床不起、得吸氧，甚至无法进食。有段时间，她不再说话了——家人觉得她是有意为之——除了有时候会用意第绪语大喊：救救我，救救我！后来她中风失明了。她会疯狂地舞动双臂，想找到并不在房间里的人。医生被叫来了，这位医生个子很高，站在床边认真观察病人。随后，他几乎一个字都没说，就拿出一支注射器刺进了这个垂死女人的身体。大概10分钟后，她的脉搏停了。伦尼的妈妈“像个疯子一样一直不停”地尖叫，人们只好把她从房间里拉出去。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这位医生的做法是出于恻隐之心，不过话说回来，并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这么做。

而糟糕的死亡威胁是这样的：从伦尼记事的时候起，他患了克罗恩病（一种病因未明的肠道炎症）的妈妈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而且总发烧——后来伦尼终于知道，妈妈也有抑郁症。伦尼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记得，他长大了要当医生，找到能把妈妈所有的病都治好的办法。他如果做不到，就应该杀死妈妈，最好是通过静脉注射氯化钾的方式。妈妈第一次开口叫他杀死自己的时候，他才14岁。后来妈妈告诉他：“我要是有足够的勇气，我当时就会从那扇窗户跳出去。但是我需要帮助——于情于理，你都是应该帮我去死的那个人。”

伦尼确实上了医学院，但1977年毕业时，他选择了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急诊医学领域。他喜欢这样的感觉：能够快速、精准地出手救人，到轮班结束的时候就事了拂衣去，把一切忘个干净。他刻意要求自己不要记住病人的名字。到后来，伦尼才开始考虑那些不希望自己得救的人。

1992年，一本自杀手册《最后解脱：给临终者的自我解脱和协助自杀实用指南》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作者是德里克·汉弗莱（Derek Humphry）。书里描述了各式各样的自杀方法，还介绍了如何骗过医生，让他给你开致命药物。书里写满了名字、数字、剂量和药物组合。伦尼听说了这本手册，好奇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都想知道，如何以一种特定方式自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到处找关于自杀的书，把能找到的全都读了一遍。他很喜欢《自杀之谜》。这本书出版于1991年，是一个名叫乔治·豪·科尔特（George Howe Colt）的记者写的。对于生命结束时受的苦难是最后一刻得到精神升华的机会这种看法，科尔特嗤之以鼻。他写道：“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绝症病人的最后阶段在精神上是有益的，但伦理学家会质疑，是否仅仅因为别人坚持认为这种痛苦对病人有好处，病人就有责任继续活下去。”

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他读到了密歇根州一位名叫杰克·凯沃尔基安的医生的很多故事。1990年，他帮助一名痴呆病人在他那破旧的面包车后座上自杀，随后被起诉，再后来又被无罪释放了。接下来，他继续帮助100多人踏上了赴死之路，其中很多是伦尼在报纸上读到的。在伦尼看来，凯沃尔基安，这个从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遮遮掩掩的人，好像每天都在上新闻头条。人们为他痴狂，追着看他协助自杀的故事，就好像追肥皂剧一样。这些故事到处在传。伦尼和大家一样读到了这些文章，但他觉得很愤慨。他觉得，那些记者对凯沃尔基安其人其事太感兴趣，没有给他的“病人”——以及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是什么驱使病人投身古怪“死神”的罗网——足够多的关注。

伦尼后来写道：“我认识到，在全国各地昏暗的卧室里，成千上万的父母、孩子、丈夫、妻子、姐妹、兄弟、爱人和朋友，都在悄悄决定要不要帮助自己至爱的亲人去死。”伦尼想深入那些昏暗的卧室，去了解里面的人是如何受苦，又是如何秘密商议这些事情的。他开始联系旧金山的临终关怀医生和护士，请他们悄悄介绍自己的病人给他。

1995年，伦尼出版了《选定的死亡：垂死之人面对协助自杀》一书。在书中，他讲述了五个自杀者的故事，他分别陪这五个人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周。有一章讲的是，一个残疾男人一次次试图饿死自己，到最后，他妈妈在他的坚持下终于同意给他服药，并把一个塑料袋罩在他头上。在另一章里，伦尼自述眼睁睁看着一名死亡权支持者让一个老人窒息而死，这个老人声称自己病得很厉害，但伦尼并不完全相信他的那些症状。书中有几页文字让人很揪心，伦尼描述了自己对于是否应该干预犹豫不决。他问自己，是否应该把那个女人从老人抽搐的身体上拉开。

书里有一章让人特别心碎。伦尼讲述了一个名叫皮埃尔·纳多（Pierre Nadeau）的高空杂技演员的故事。皮埃尔32岁，是个同性恋，患有艾滋病，还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伦尼从皮埃尔一路写到艾滋病患者的一个秘密网络。这些人“被拒绝他们的社会所孤立……如今要制定他们自己的规则”，并彼此帮助走向死亡。伦尼听说，艾滋病患者会把剩下的处方药赠给其他奄奄一息的艾滋病患者，用这些药，他们很容易就能按计划过量服用。记者兰迪·希尔茨在报道中称，男同性恋一看到皮肤上出现紫色瘀斑这样的不祥之兆，就会开始交流自杀混合药物的配方，“就像家庭主妇们交流巧克力曲奇饼干的配方一样随意”。在伦尼的描述中，这个网络很谨慎，也很自律，有自己的一套程序，也有自己的保障措施。尽管如此，这个办法有时候还是会让他们失望。有些协助死亡做得并不彻底，或是让他们很痛苦，或是花了好多个小时。有时候，惊慌失措的旁观者只能求助于枕头、刀具和枪支。

在伦尼看来，最早以这种方式被组织起来的人是艾滋病患者，倒也合情合理。旧金山到处都有年轻英俊的男人眼睁睁看着其他年轻英俊的男人陷入旷日持久的痛苦之中，他们染上病毒，日渐衰弱，极度疼痛，全身流血，肌肉萎缩，最后还会被肺炎等乘虚而入。他们的痛苦极为深重，他们的死亡极为缓慢，而他们的命运从感染上病毒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然而，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只是拥有一种致命药物，或是仅仅知道他们如果在需要的时候能得到这样一种药物，似乎也会让他们感觉好很多。在伦尼看来，正确药物的组合本身就是一种解药，能让病人暂时忘却自己的病痛，继续正常生活一段时间。

在《选定的死亡：垂死之人面对协助自杀》出版20年后，加州通过了《生命终点选择权法》，成为美国第五个将临终医疗援助合法化的州。加州州长杰里·布朗，耶稣会神学院学生，他为这项立法究竟是否“有罪”而苦苦纠结的事情尽人皆知，据说最后打动他的诸多原因中就有南非前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的文字。这位大主教在85岁生日之际宣布，希望自己能选择协助死亡。2016年，191名加州人根据新法律得到了致命的处方。201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77。加州发生的一切将对更广泛的运动起到决定性作用，协助死亡的支持者对此都心知肚明。加州是第一个将临终医疗援助合法化的大型多元化州。如果该法在加州进展顺利，这里的例子就会鼓励其他强势州，比如纽约州的议员们，让其推出类似法。

2018年，我从网上买了一本二手的伦尼的书。书上还带着俄亥俄州一家公共图书馆的印章，据此可以推断，这本书已经不再流通了。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给伦尼打了个电话，再然后飞到加州跟他在一块待了1个月。到2019年年初我们碰面时，伦尼开出的致命处方已经比加州任何人都多，也差不多是整个美国最多的，有几十例。他开的处方甚至可能比俄勒冈州那些已经开了几十年类似处方的医生都多。尽管如此，我们碰面的第一天，他却几乎都在跟我讲加州法律是如何被违反的。他坚持说，这个法“烂如屎”。伦尼说，死亡权游说者不愿意这么说，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让其他州也通过类似的法律——实际上，他们有时候还会因为他指出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而对他百般羞辱。在他看来，这是因为他的批评对他们的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想让新泽西州知道，这事儿挺容易。谁都能做到！效果可好了。通过这个法律吧！就像其他法律那样。没什么问题……只不过加州有个疯子认为这里面有些问题。”伦尼说，我只要亲眼看看就会了然。他指了指桌子旁边的一把小椅子说：“就在这儿坐着听听吧。”

要想好好地死，你得用对药，但药物方面有一些问题。《尊严死法》在俄勒冈州于1997年正式生效后，开处方的医生经常用戊巴比妥来做致命药物，这是一种速效巴比妥酸。病人拿到的是一种液体形式，叫作耐波他，病人可以直接喝下去；如果喝得足够多，他会很快睡着。当时正在开这种药的一位医生告诉我：“非常温和。”服下戊巴比妥的人几乎都会在5～10分钟之内睡着。睡着后不久，这种药物就会开始抑制大脑中控制呼吸的部分，让呼吸变慢，直至最后停止。这个过程通常不到30分钟，不过有时候也会需要更长时间。在俄勒冈州，有个病人就过了104个小时才终于解脱。

但是，到2011年之后，药剂师就很难再弄到这种药物了，部分原因是生产已经转移到海外，而欧洲的主要生产商——一家名叫灵北的丹麦制药公司，该公司销售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用于防治癫痫发作的戊巴比妥——迫于刑事司法倡导者的压力，开始限制向美国销售这种药品。那些倡导者指出，这种药有时会流到监狱里，用来处决死刑犯。同一年，欧盟开始对这种药物实施出口禁令。随后，灵北在美国的合作伙伴，也是美国唯一一家获准生产供人类使用的戊巴比妥药品的生产商阿科恩制药公司，开始对戊巴比妥的非治疗用途加以限制，禁止药店将这种药物按协助死亡的用途出售。戊巴比妥液体的价格，从一剂约500美元涨到了1.5万美元。

很多美国医生因此改用司可巴比妥，这是另一种巴比妥酸。病人拿到的是一种胶囊，叫作“司可巴比妥”。这样一来，做法就有点儿复杂了：病人必须打开好几十粒胶囊，把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再掺到酸奶、苹果酱或者布丁里。不过，这么办还是能以类似的方式起到作用。但接下来，司可巴比妥的价格也开始涨了。在加州《生命终点选择法》生效后，一家名为威朗制药的加拿大公司（现在叫作“博施健康”）就买断了这种药品的生产权，把价格翻了一番。致命剂量的司可巴比妥几年前只需要两三百美元就能买到，现在却涨到了3000美元，有时候甚至更高。《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卷》上的一篇文章说，这次涨价是“制药公司通过销售老式利基药品赚取暴利的最让人痛苦的例子之一”。医疗保险不会为这种情况付费；有些州的医疗补助计划可以出钱，但其他州不会，而且就算出钱，也只针对一小部分收入最低的病人。想进行协助死亡的人大部分都必须私下提前付款，而很多人根本付不起。俄勒冈州的肿瘤医生德文·韦伯斯特（Devon Webster）告诉我，她见到过一些想死的病人，他们符合法律要求的条件，但是买不起药，有些人甚至付不起去药店的油钱。其中一个病人告诉她：“我觉得我会把枪拿出来，给自己来一枪。”协助死亡刚开始合法化时，有些反对者担心穷人会被迫早早惨死，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完全是反过来的。身无分文的病人有时候只能活下去，只有腰缠万贯的病人才能悠然归西。

说回加州，伦尼听说司可巴比妥的供应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找到这种药物了。“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他问同事。华盛顿州有些医生认为，某种镇静剂只要剂量够，或许也能让人一命呜呼，于是开始开这样的处方，但有些病人汇报说服用后嘴巴和喉咙有灼烧感，于是只好停了下来。事实上，关于可以通过口服给药让患者无痛死去的药物的研究并不多，或者说其实没有任何相关研究。没有哪种成药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吃死人的。你也不可能拿那些即将死亡而且现在就想死的病人来做个双盲临床试验。

2016年6月，几位焦虑不安的医生——一名麻醉师、一名心脏病专家，还有两名内科医生——在西雅图的一间会议室里碰头，发誓要解决这个问题。坐定之后，他们还用免提电话接进来另外几个人：另一名麻醉师、一名药理学家、一名艾奥瓦州的毒理学家，还有一位经常给动物实施安乐死的兽医。这个小集体的目标是，找到一种能可靠地结束生命、完全无痛，而且价格低于500美元的药物。这种药物的组成成分要很容易能以粉末状的形式得到，这样方便专业药剂师进行调配。这样的复方药物有个特别的优势，就是不会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也就是说西雅图的医生如果发现了一种他们中意的配方，不用让这种药去经历多年的随机对照试验和州政府的监督，只需要自己开始测试效果就行了。会议室里的麻醉师卡罗尔·帕罗特（Carol Parrot）觉得这有点儿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就在华盛顿州的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匆忙地给想出来了。这也是这项法律带来的问题：一种新的死亡方式因之合法化，但并没有具体说明要怎么让人死，也没有明确指出该由谁来弄清楚这一点。

会议结束时，西雅图的几位医生决定采用一种由镇静麻醉剂和心脏药物结合起来的药。他们管这种复方药叫“地地吗普”（DDMP），它是由地西泮、地高辛、吗啡和普萘洛尔（心得安）混合而成的。他们一致同意，对这项发明要谨慎一点。他们并不想让人们认为发生在幕后的这些事情是一团乱麻，也不想让人们觉得医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卡罗尔给自己的10个病人开了这个药方，他们去世的时候，她都坐在床边记录数据。病人入睡的速度似乎跟服用司可巴比妥的人一样快；尽管他们死去用掉的时间各不相同，但他们全都死了。这种药管用。随后，卡罗尔和其他医生决定跟州内外的其他医生非正式地分享这个药方。他们找到愿意调配这种新复方药的药剂师，也告知了同行。

在伯克利，伦尼也听说了地地吗普，于是开始使用这种药物，但他的一些病人过了好长时间才过世，这让他觉得很意外。他给他的一些身体特别弱的小老太太病人开了剂量惊人的毒物，但她们仍然要过好多个小时才会死去。有时就连最脆弱的生命也会非常顽强。一些死得慢的病人对阿片耐受，因为他们接受过经年累月的疼痛治疗。还有一些人体重偏重，或者是在服用止吐药，好让自己的胃没那么容易排空，再不就是便秘得特别厉害，导致药品有点儿像是卡在他们的身体里了。伦尼发现，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无论用什么给药方案，协助死亡的药物都有可能会失败。病人会恶心、呕吐、无法入睡，或是睡着了，但最后又醒过来。在俄勒冈州，从1998年到2015年，有991名病人按照《尊严死法》赴死，但也有24人把药吐了出来，还有6人睡着后又醒了过来。其中一些患者又试了一遍，最后成功死亡，另一些人则没有继续赴死。据报道，有个醒过来的人放弃了死亡计划，后来还写了一部诗集。

伦尼知道，美国医生左右为难。在几乎所有其他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地方，安乐死也是合法的。这就意味着符合条件的病人可以在两种死亡方式中选择：医生开的致命药液，或是打上一针。在加拿大和比利时，病人几乎都选择了注射。他们想让自己的医生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且注射这种方式又简单又快速，还总是会起效，病人不用面对把那些混合药液咽下去的压力；病人不可能吐，也不可能再醒过来。但这种方式在美国从来没有被批准。20世纪90年代，俄勒冈州的议员们增加了一项“自行服用”的要求，以此来赢得怀疑者的支持，因为那些怀疑者担心一旦《尊严死法》通过，恶棍医生和居心不善的家人可能会违背病人的意愿，让他们安乐死。他们的想法是，如果病人必须自己喝下致命药物，他们受到虐待和逼迫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吞咽可以被当成病人同意去死的最后证明，因为这是一种自主选择的动作。美国其他将医生协助死亡合法化的州也全都遵循了同样的思路——欧洲和加拿大的一些医生对此表示强烈反感，他们认为既然有静脉注射这种更好的选择，还非逼着人们去喝混合药液，也太不合情理了。实际上，在其他国家，如果一名接受协助死亡的病人选择了喝下致命药物，法律会要求他的医生也在边上做注射准备，以防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或是病人过了好几个小时都还没死。在美国，根本不允许拿注射死亡来兜底。

伦尼希望自己至少能改进一下致命药物的配方。他以前从来没有搞过实验药理学或研究工作，甚至没涉足过姑息医学，但他还是开始了修修补补的工作：他会把地地吗普混合药物稍微修改一下，并用微型脉搏血氧仪和心电图仪来监测其对病人的影响。他会试着让病人先服用某种心脏药物，然后把剂量加倍，再加进去一种抗抑郁药物，因为这种药能“把心脏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出去”。后来，他用了另一种药物来代替普萘洛尔。他小心翼翼地跟进自己的研究，但也很注意不要称之为“研究”。他知道，正规的医学研究要求有机构监督，有伦理委员会和正规的实验设计，而他一点儿都不想跟这些方面打交道。他设想着如果自己生活在别的时代——没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官僚作风的时代——他也许会成为划时代的科学家，就像20世纪20年代发现胰岛素的加拿大科学家一样：部分原因是他们用在街上捕获的流浪狗做实验。那些医生可没有去请求得到谁的许可。

加州有些医生在听说了伦尼的非专业手法之后深感不安。要是他弄错了怎么办？如果某种心脏药物起效太快，病人在昏迷之前就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还要他死，就太暴力，也太可怕了。有位姑息治疗医生告诉我，在他看来，伦尼的搞法是“伪科学”：不精确，从学术上讲不够严谨，而且从根本上讲很危险。另一些人则对伦尼醉心于缩短病人的死亡时间感得困惑（这样就意味着用药方案更复杂，也让各个家庭更难自行遵循这套程式来操作）。病人反正都已经不省人事了，多几个小时少几个小时有什么关系？伦尼坚持认为，死亡速度至关重要。人们想速速赴死，这就是关键所在。

有一天，伦尼在后院办公室里告诉我：“我们是第一个对临终医疗援助的死亡进行药理学研究的。以前没有人做过。现在我要给你看的数据，你也不可能见过类似的，因为还没有人这么研究过。”我们并肩坐在他的电脑前，看着一个Excel（电子表格）。伦尼的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还有另外一副眼镜塞在衬衫前面的口袋里。Excel上的图表用不同颜色做了标注，显示出从服药到死亡的时间。伦尼说，时间最短的通常都是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我会跟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开玩笑说：‘得了这种病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死得很快。’”

我指着肌萎缩侧索硬化的一个时间较长的病例，问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问得好。”伦尼说，“她患了肌萎缩侧索硬化，她讨厌变成残疾，于是决定早点去死。”他顿了顿。“她死的时候，都还能走路呢。”伦尼说，时间更长说明患者曾经是运动员，他们的心脏更为强劲，往往会跳动更长时间。“这个人以前是游泳的。”

伦尼说，他的目标是让病人很快死去，但又不要太快。“最佳时间大概是45分钟……这样的话，病人的家属可以完成他们要做的事情。病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你会看到病人有多舒服。病人闭着眼睛。‘3年来，我还是头一回看到约翰叔叔那么舒服。’其家属也能稍微观察观察……随后他们会爬上床，抱抱病人，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大概45分钟后，我说：‘他的心跳已经停了。’我们就完事儿了。”

但伦尼也知道，即使是完美的用药方案，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随着他接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也开始遇到无法按照法律要求的方式（“以肯定的、有意识的身体行为”）自行服药的人。有些病人实在是太虚弱了，都没法把一杯药举到嘴边，或者就是消化系统被疾病破坏得太厉害。有些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即便用吸管也没法把药液吸到嘴里。多年来，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很多医生都让这样的病人吃了闭门羹，尽管他们也会深表遗憾地提到美国法律的要求，但伦尼不想这么做。有人仅仅因为没法喝东西，或没法把杯子举起来就失去了一项合法权利，他对这样的做法深恶痛绝：这实际上就是说，患前列腺癌的男人也许比患食管癌的男人有更多权利，原因只不过是前者可以吞咽大量液体，而后者不能；或者是患乳腺癌的妇女可能比患脑瘤的妇女有更多权利，因为后者有肿瘤，四肢没法运动。这简直愚蠢透顶。

伦尼也查过加州法律的措辞。加州这份法律文件说的是，病人需要“自行服用”致命药物，也要自己“摄取”这种药物。（另一些州写的是，要求病人“服用”药物。）但“摄取”究竟是什么意思？伦尼给他认识的几个医生发了电子邮件进行咨询，但他们也不知道，于是其中一位给加州医学委员会发了封电子邮件。过了几天，委员会执行董事回信说，“摄取”是指任何跟消化系统有关的动作。伦尼跟他的医生朋友们说，他们应该更有创意一点。

没过多久，伦尼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如果病人在用饲管，他就会直接把药物送到饲管里让病人服用。他会把药物装进一支塑料注射器，把活塞柄交给病人，由病人来按下活塞，从而实现“自行服用”和“摄取”药物。有时候如果病人觉得没力气，伦尼会自己拿住活塞柄，把病人的手放在自己手上。他会说：“如果我感觉到你在推我的手，我们就一起推。”这些人的死亡都很和美，也都是合法死亡。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么做非常荒谬。后来我在网上读到一个故事，说是俄勒冈州的一个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实在是太虚弱了，就连塑料注射器都用不了，到最后她只能驾着自己的电动轮椅故意去撞墙，用冲击力把饲管的活塞柄压下去，以便给自己注入致命剂量的药。加州《生命终点选择权法》主要关注的是有可能带来的虐待和逼迫，却不太关注更抽象的得体与否的问题，也没怎么考虑一个躺在那里等死的人会认为得体的做法是什么。

后来，对肠道系统紊乱的病人，伦尼开始采用直肠给药的方式。他会往病人的直肠里插入一根导管，给末端的小气球充气，把导管封闭起来，然后把药物装进去，把活塞柄交给病人，由病人按压。我问伦尼是否觉得这些人的死亡是有尊严的，他很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在说什么胡话一样。“完全不会有失尊严。”

一天上午晚些时候，伦尼坐在办公桌前，准备给一个病人打电话。他看了他的护士塔莉亚·德沃尔夫（Thalia DeWolf）写的关于这个病人的记录，边看边摇头。病人名叫克里斯汀 * ，75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患有退行性血管疾病。她肠壁内的血管肿了，经常破裂。她失血特别厉害，已经到了贫血的地步，每隔几天就要输一次血。“折磨人的小血管。”伦尼喃喃自语。克里斯汀的医生曾灼烧过她的伤口，烧了数十条血管，好形成疤痕组织，阻止血液流动，但结肠还是流血不止。

“这样会死得很费劲吗？”我问伦尼。

“可能要很长时间。”他说。

克里斯汀问过自己的家庭医生有关协助死亡的问题，但家庭医生告诉她，这事儿得问她的血液科医生。她给血液科医生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但接电话的护士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她，这位医生并不做协助死亡的业务。

克里斯汀细长脸，头发染成了黑色。她在电话里告诉伦尼，她的医生用了好多办法，而她就是不见好转。“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现在她每次去上厕所都会见血。血并非喷涌而出，但仍然在流。克里斯汀说，她对要去医院输血这事儿深恶痛绝。这事儿整个都糟糕透顶。开车，找停车位，医院里的灯光，噪声……在两次输血之间，克里斯汀的血红蛋白都会下降，让她很难下床，也很难对生活提起兴趣。她说：“活下去的愿望跟人的精力是相辅相成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克里斯汀想着自己会死在床上，缓慢而无精打采地走向死亡。“接下来我还会在床上拉屎尿尿。”克里斯汀说。她并没有多么想死，但是，“我想等到我足够痛苦的时候，我会去死的……好啊。为什么要让自己痛苦呢”？她可能会死在很糟糕的一天。

伦尼说：“有些病人有明确的底线。你有吗？”

“我不想躺在床上死掉，不想在裤子里拉屎，不想被人拖去医院。”克里斯汀说，“不。不。不。不。我不想那样活着。”

伦尼问克里斯汀是否愿意正式申请协助死亡，开始15天倒计时，克里斯汀说她愿意。“但要是到了那一天，我感觉特别好，又不想死了呢？”

“没关系的。”伦尼说。

电话打完后，塔莉亚到后院办公室来看我们。她个子很高，很漂亮，高颧骨，手指细长。她总穿一身黑——除了出现在协助死亡现场的时候，因为在那种时候，黑色会显得特别不正常，所以她会穿深蓝或灰色的衣服。伦尼跟她讲了讲克里斯汀的这通电话。

我对塔莉亚说，我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卷》上读到过一篇学术论文，里面有对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医院60岁及以上重症病人做的一些调查。绝大部分病人（68.9%）告诉研究人员，他们觉得大小便失禁“就和死亡一样糟糕，甚至比死亡还糟糕”。这篇论文让我非常压抑。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让他们这么羞赧？让他们宁愿一了百了也不愿穿纸尿裤？

塔莉亚点点头，说：“确实有很多人对大小便都感觉有些怪异。”人们被自己的大便弄得尴尬万分，觉得自己被大便打回原形，被大便背叛了。“这真是一条很常见的界限：‘到必须有人来给我换尿布的时候，我就不想活了。’”成年病人对由别人来给自己换尿布的感觉，比护工对于给他们换尿布这事儿的感觉还要糟糕。塔莉亚在执行协助死亡之前跟病人碰面时，病人经常会问，他们在死的时候，或死了之后，会不会排便。真的，这是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远远超过其他问题。“所有人都想知道！我会说，‘不会的，不太可能。但就算你真的拉屎了，我也会马上给你清理干净，别人根本注意不到。那些小东小西，我分分钟搞定’。”

离开办公室前，塔莉亚问伦尼，克里斯汀的血液科医生是谁。听到那位医生的名字，塔莉亚冷哼一声。“我保证，他会撬开棺材盖，尝试另一种疗法。”

我向伦尼询问其他病人的情况，想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样子。他说，有些人跟克里斯汀的情况差不多，有钱，受过教育，白人，控制力强；俄勒冈州的研究人员总在说的，也是这样的人。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有时候，来找伦尼的人很穷，付不起协助死亡的费用，而伦尼也会答应他们少交一些钱，甚至完全免费。有时候，还会有黑人或棕色人种，不过极为少见。尤其是那些年老的黑人患者，跟他们说话得特别小心。有的病人非常虔诚，他们的家人也仍然在等待奇迹。有时候，他们会在拒绝临终关怀之后给伦尼打电话，因为他们认为临终关怀可能是个骗局。部分原因是，他们还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白人医生在黑人身上做过一些很可怕的不道德的实验，他们担心医生会为了平衡医保资金配额、节省系统费用而逼迫他们过早结束治疗。整体来讲，非裔美国病人进入临终关怀机构的可能性本来就很低，也很少会在生前留下遗嘱，得到某些类型的姑息治疗的人也不多。伦尼会试着对他们的恐惧感同身受，并尽量安抚他们的恐惧心理。

大部分人都会告诉伦尼，他们想要协助死亡，是因为不想死得太慢，但也有一些人的说法有所不同。有个男人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但是他说，他现在就想死，是出于经济原因。他说，他是越战老兵，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用橙剂攻击越南农民的事情。他想把全部积蓄都捐给越南受害者，而不是用来支付他需要住进去的什么狗屁疗养院的费用。还有些病人尝试过结束自己的生命：过量服用临终关怀护士落下的吗啡，却在几天后醒来，发现周围的人都跟疯了一样。

大多数情况下，伦尼在见到病人之后很快就能判断出这个病人是否满足加州法律的资格要求，但有时候碰到的人也会让他踌躇。这项法律设定的条件有些宽泛，允许医生就个别患者自行做出决定。有时候伦尼觉得，自己一边从事这项工作，一边也在改进那些规则。比如说，如果有个103岁的老人想死，但并没生什么病，也没有什么特殊状况的话，该怎么办？你能合理推定他只剩下6个月生命了吗？伦尼认为，当然可以让他去死，只要他在“脆弱指数”量表上得分足够高，或表现出医生所谓的“无法再活下去”的样子就行。再比如说，如果有个女的得了癌症，医生预计她还能活2年，但她拒绝饮食，发誓从此以后都不吃不喝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到她饿得不行，脱水也非常厉害，只差几天就要死了的时候，能算作满足资格要求吗？她是90岁还是30岁会有关系吗？关于这个例子，伦尼想了很久，决定不能给把自己饿到弥留之际的病人做协助死亡。他要是做了，边界会在哪里呢？完全没有生病的人也有可能满足资格要求。年轻人、抑郁的人、厌食症患者……

有时候，病人会尝试让伦尼相信，他应该帮助他们死去，因为他们患有精神疾病。伦尼对我说：“我们接到了好多抑郁症患者的电话。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抑郁。因为我有抑郁症，我会杀了我自己，所以，我得的是绝症。因此，我满足临终医疗援助的要求’。”这倒也确实有点儿道理。“但是，我们当然只能拒绝。”任何时候他都没接过抑郁症患者。

“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伦尼往我这边靠了靠，说，“如果病人愿意停止治疗，而且这会让他们濒临死亡，比如关掉起搏器，我们并不会真的让他们这么做。”病人只需要声称他们打算关掉起搏器，伦尼就会认为他们符合条件。在他们有打算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符合条件了。“法律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没有。我们在这儿即兴发挥，因为打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这么做……我们得自编自导，没有人见过足够多的情况，没有人能搞清楚这些。”伦尼顿了顿。“这是个发现新领域的绝佳机会，非常难得……没有拥有响当当的学位和大学背景的人来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正在闯入一个全新的医学领域。我可不是语出惊人。”他摇了摇头，“也没有谁想这么做。”

在加州《生命终点选择权法》通过前，旧金山北边的一位临终关怀医生萨莉·桑普尔（Sally Sample）就一直盼着这个法律通不过。她在东湾临终关怀中心工作，就在普莱森特希尔的一条高速公路边上。在办公室里，她对我说：“就是感觉不对劲。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人们没有权利选择。我觉得这事儿就像堕胎，但是……我只是希望我们没有这个选项。”法律通过后，萨莉认定正确的做法是克服自己的抗拒心理，成为一名开处方的医生。她开了一张又一张处方，但后来不得不停了下来。她说：“在我头几个病人身上，我感觉自己像在处决他们似的。”

“真的？”

“真的。”

“就因为这么做跟你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背道而驰吗？”

“我该怎么说呢？”萨莉皱起了眉头。她有一头黑发，戴着黑框眼镜，一条围巾叠在另一条围巾上。她说自己并不信教，但在她看来，死亡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重生。通过失去意识、逐渐死亡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发生，或者在镇痛药的帮助下完成——病人可以平和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挥之不去的未臻圆满的感觉。他们的亲友也是如此。萨莉说，错过这样一个过程，会让人遗憾。“我觉得这绝对不符合生命的轮回……尤其是人们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或者陷入昏迷的时候，也就是在我看来，有某种精神上的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什么，它就在这件事到下一件事之间。”她说，她能在病人身上感受到这个，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谈判。是跟宇宙吗？“很平静。通常都是，但并不总是。也会有人夺门而出，号啕大哭。”萨莉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也跟伦尼讲过这些，但他不同意我的看法。”

萨莉从临终关怀圈子里的小道消息听说了伦尼，便开始把自己的病人往他那儿送，这样她就可以充当病人备用的顾问医生，而不用给他们开致命处方。她很喜欢的一点是，伦尼针对药物做了很多研究。在病人死去的时候，伦尼会坐在他们身边，而不是像大部分医生那样把药物送到病人家里扔下完事儿，这一点她也很欣赏。其他医生的那种做法会让她抓狂。医生如果没在病床边守着，那么谁来确保加州的诸多法律要求都得到遵守，家人不会逼着拿不定主意的或是精神错乱的病人过早死亡？她认为伦尼是最安全的选择。在向伦尼推荐了10个左右病人之后，萨莉开始接受加州的法律了。她说：“有这么个选项，能让人们轻松一些。甚至不需要真的拿到药物，而只是知道，‘我能弄到这些药物’。”她觉得，伦尼这个人说到底是个怪人，她肯定完全没有搞懂他——但她很高兴有伦尼这样的人在。

但也有一些医生对伦尼等很警惕，对他和其他开致命处方的医生对病人的所作所为深感不安。他们说，医生协助死亡在道义上是错误的，绝无例外，而且这么做跟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水火不容。医生生来就不是要造成伤害的。还有一些人担心，协助死亡对具体实施的医生产生的影响。在他们的设想中，医生在道德上不再完美无缺，对存在的本质也会困惑不已。丹尼尔·苏尔马西（Daniel Sulmasy）医生2017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安乐死与协助自杀》，他在书中问道：“对医疗职业，我们有什么要求？”苏尔马西认为，在病人要求医生让他们加快死亡时，医生会感到一种自然、正确的“道德阻力”，但该阻力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病人反复要求而被磨平，被征服。“一再重复本身也会成为证明这么做是合理的有效手段。”苏尔马西警告称，道德鸦雀无声很危险，这可能会让医生对自己曾经本能地感到苦恼的事情变得麻木不仁，而且这种危险还会呈指数增长，因为医生一旦麻木了，就更有可能看到越来越多各种类型的病人作为要求加快死亡的人选出现。苏尔马西写道：“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滑坡。一旦跨过了道德障碍，原本觉得很难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了。”他引用了一位在荷兰给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话：“头一回实施安乐死的时候还挺艰难的，就像爬一座大山一样。”

另一群怀疑论者提出抗议的角度则是从临终关怀护理领域出发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临终关怀的目标一直是以一种整体性的方式引导病人在家里度过死亡过程：由医生、护士、社工和牧师组成跨界团队，携手减轻病人身体上的症状，并提供社会服务和精神引导。1982年，美国联邦政府同意开始为只剩下6个月或不到6个月生命的人提供资金，用于居家临终关怀护理，条件是他们放弃以治愈为目标的治疗，转而求助于疼痛管理。当协助死亡在加州合法化时，美国有4000多家临终关怀机构，照管着150万名病人，每年联邦医疗保险为此支付的费用高达178亿美元。然而，从一开始，临终关怀机构就跟死亡权运动势不两立。临终关怀的很多从业人员认为，这是对他们核心使命的侮辱。有些姑息治疗的医生根本不承认，美国人会死得很惨、很痛苦。他们声称，科学和医学上的进步让他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病人临终时的症状，这样一来，医生协助死亡也就变得毫无必要了。全国性的综合团体“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组织”（NHPCO）就对医生协助死亡表示反对。临终关怀的目标仅仅是帮助病人安然度过死亡阶段，而不是加速自然死亡的进程。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反对医生协助死亡的意见越来越多。1993年，姑息治疗医生蒂莫西·奎尔（Timothy Quill）出版了一本名为《死亡与尊严》的书。他大力谴责自己的职业领域由科技支撑的过度自信。“那些亲眼见过临终关怀护理下的病人死得有多艰难的人，对于我们随随便便就断言我们始终知道如何让死亡变得可以忍受，感到不安……实际上，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能够表明，所有与不治之症有关的身体上的苦痛都能得到有效缓解。”奎尔写道，“认为人们在死亡过程中不会遭受痛苦是一种错觉……我们这个行业不愿公开承认自身的局限性，这让我深感忧虑。”

圣马特奥的一位临终关怀医生加里·帕斯特纳克（Gary Paster-nak）告诉我，刚开始他对加州法律也很担心，因为他认为，这项法律完全就是基于临终关怀的失败才出现的。“我感觉就像是，嗯，如果说病人真的需要这么做，那就是姑息治疗在某种程度上不知道怎么让他们失望了。我们没弄清楚他们精神上的痛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没能成功应对他们身上的疼痛。我们甚至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苦恼。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加里决定不把协助死亡纳入自己的业务范围。但是有一天，他的一个病人，一个患有转移性膀胱癌的先生，在自己小公寓的阳台上饮弹自尽了。在那之后，加里想，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和加里在圣马特奥一家有10张床位的临终关怀中心见了面，这里叫“使命临终关怀之家”。病人如果在家里不能自理，可以付费在这里住院。屋子里摆满了刚摘下来的鲜花。楼下的公共厨房里，有个志愿者正在给一个命不久矣的病人做金枪鱼三明治：这个病人最后还是决定吃半个三明治，只要不是火腿的就行。

加州的法律生效以后，加里决定尝试一下协助死亡，看看自己会感觉怎么样。他的第一个病人是90多岁的老太太，以前是个律师，得了肺癌，脾气很坏。加里去她家里看她的时候，她说：“是这么个计划，你得帮我把这事儿办了。”

“成啊，”加里说，“我试试。”

在加里准备好致命药物之前，在这位老太太的儿孙都跟她道别之后，加里轻声问这位病人：“你有金玉良言要说给我们听吗？”

“你在说啥？！”那女人说道，“快点儿给我办了完事儿。”她喝下药液，20分钟后就死了。加里认定，这在他见过的死亡中算得上是最平静的。后来加里对我说：“多有趣啊，对我自己编造的神话，我也会觉得不舒服。”

不过，加里仍然认为，保守一点是他的本分，不能让病人轻易死去。有时候，人们会比自己以为的更加拿不定主意。最近他接了一个名叫伊莎贝尔 * 的癌症病人，她住在临终关怀医院，十分肯定自己想要协助死亡。在加里同意伊莎贝尔的协助死亡申请后，她就开始问加里，他认为她应该什么时候死。“你觉得那一天会是今天吗？”

加里会说：“今天你过得足够好吗？好到让你想再多活一天？”伊莎贝尔回答：“是的。”

最后加里只能说：“每一天都挺好的。”伊莎贝尔最后是自然死亡的。在加里看来，除了“有一点精神失常、神志不清”外，这次死亡还挺美好的。

最近，反对临终关怀运动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今天也有很多医生承认，人们死得很糟糕，而他们的工作难辞其咎。姑息治疗医生、伦理学家艾拉·比奥克（Ira Byock）在2018年为医学杂志《医学统计学》（Stat）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几个世纪以后，让我们这个时代留名的事迹当中有一件会是，糟糕的死亡泛滥成灾……这是现代医学原罪——我们相信我们能战胜死亡——带来的直接后果。”几十年来，医生总是屈服于自己的傲慢自大。他们承诺了很多无法兑现的事情：先是终结疾病，然后是终结凄惨老境，再然后是终结衰老。他们不停地治疗、治疗、过度治疗，直到他们延长寿命的使命变成了延长死亡过程的系统方法。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帮助病人死亡并不是弥补这个历史罪愆的正确方法。实际上，医生应该致力于提升医疗水平。比奥克写道：“把医生加速的死亡说成是一种自由，至少也是不够诚恳的。如果医生没有跟你交流过你的病情，没有倾听过你心里认为什么最重要，如果医生实在不擅长减轻你的痛苦，如果医药费正在让你家落得分文不剩，那么要求死快点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自由自在不过是一无所有的代名词’。”

伦尼被临终关怀机构的同行激怒了。他并不认为他们的做法有任何意义。毕竟他们例行公事般做的那一切，看起来就跟安乐死没区别，有些伦理学家甚至称之为“被动安乐死”。病人如果不想再接受治疗，他们会帮病人关停能拯救生命或延长生命的护理设施。对于昏迷不醒的病人，有些家人会希望关掉他们的生命维持系统，而医生也会建议他们这么做。也就是说，他们为死亡廓清了道路，有时候还会为加速死亡出一把力。伦尼说：“我一般都是这样比较的。作为一名肿瘤医生，如果你说，你得了乳腺癌，不想再接受化疗了，决定停止治疗，我会跟你聊半个小时，然后我们把化疗停了。事情就是这么办的。这是个事关生死的决定。你决定去死。但是，如果你跟我说你想要临终医疗援助，那我就得差不多是，‘哦，那你还得再来三次，而且……’”

有时候，一些医生的所作所为甚至比这些玩忽职守的行为更加过分：他们会给临终病人注射剂量特别高的吗啡，这样他们陷入昏迷之后，就再也不会醒过来了。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宪法上并没有医生协助死亡的权利——但与此同时，高院也确认，垂死之人有权根据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镇痛药，即使“会到导致昏迷、加速死亡的程度”。从那时起，一直躲在幕后的“姑息性镇静”就成了最主要的医疗干预手段。这种做法得到了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组织的正式认可，允许“出于明确表达出来的压制病人对无法治愈也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感知之目的，用药物降低病人的知觉水平”。姑息性镇静只适用于濒临死亡的病人。医生应当逐渐给药，使用尽可能小的剂量。

很难说姑息性镇静在今天的使用率有多高。没有人统计全国范围的数据，而不同城市、不同医院之间的比例有很大差别。就连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组织估计的数据都含糊得能让人笑掉大牙。该组织声称：“用于绝症病人的姑息性镇静的使用率，据报告是在1%到52%之间。”也没有全国性的用药说明来建议医生究竟用什么药物，给药速度应该多快；也没有消费者指南来告诉病人，哪些医院的哪些医生能提供哪些姑息干预措施。没到那个地步，病人是绝对不可能知道的。有些医生只把姑息性镇静用于缓解病人身体上的症状，而另一些医生则将其用于缓解焦躁不安、精神错乱乃至生存的痛苦。有些医生会问病人是否想要镇静剂，另一些医生直接就用了。圣马特奥的临终关怀医生帕斯特纳克这样对我说：“我不认为姑息性镇静是必须征得病人知情同意的操作。从病人的症状来看，这真的是最合适的姑息治疗。”最有争议的情形是，虽然有些医生只会给病人一点点地逐步服用镇静剂——慢慢滴入药物并观察其效果——但另有一些医生对非常急迫的情形会乐意一次性注入大量药物，而且明确表示要让病人陷入昏迷。

对于躺在病床上等死的人来说，“通过姑息性镇静昏迷不醒”和直接安乐死之间的区别恐怕微乎其微。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病人最后都死了：有可能是马上就死了，也有可能是在酣睡了好几天之后才死，而对这个世界来说，多睡几天跟已经死了也没什么分别。但生物伦理学家认为，这里面存在很有意义的区别，可以用双重效应原则来解释。关于这个原则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及他写于13世纪的宗教著作《神学大全》。阿奎那认为，杀人如果是出于自卫，也并没有杀死袭击者的意图，那么也可以认为杀人是正当合理的。后来，双重效应原则走进军事院校，为军事战斗中意外杀害平民开脱。再后来，医学院也采用了这个原则，医学院老师将其用来证明，对于知情同意的病人用姑息性镇静来达到缩短生命的效果也是正当的。根据双重效应原则，重要的是医生的意图。如果医生仅仅打算用来减轻疼痛，没有想让病人昏迷和死亡，那么姑息性镇静就可以接受——就算这些医生其实早就可以预料到，他们的病人很有可能因此陷入昏迷，长眠不醒。如果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医生的做法在道德上就无可指摘，而且这么做也绝对不等于安乐死。

我问伦尼对双重效应原则的看法，他答道：“鬼话连篇。”他认为整件事就是一种背叛，给了医生一个幌子，既能安抚他们良心上的不安，也让他们能遮遮掩掩地去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情。“医生知道得最清楚。”在伦尼看来，大部分医生都忙于诊断法则和文书工作，从来没有停下来仔细想想这条分界线会带来的细微差别。病人为什么必须等到几乎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受到可怕的病痛折磨的病人，有时候甚至都没法清楚表达自己想要什么——才能从医生那里得到解脱，这里面有什么道理？而且，就算医生答应让病人解脱，都还需要经历一套滴入吗啡的程序，装模作样一番，直到病人睡着，这又是为了哪般呢？病人为什么不能直接说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求仁得仁？在伦尼看来，这个制度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阻止病人和医生之间坦诚相见，以免任何一方说得太多，泄露了双重效应原则的天机。

不过，伦尼很快就对我的问题感到厌烦了。他和善地说：“我完全没有要驳倒你的意思。我们不用讨论远在天边的形而上学问题，还是来聊聊现实吧。不说双重效应原则之类的，那些都是毫不相关的鬼话。我们在这里，是要接待病人的。”我需要理解的是，有一套规则规定了谁可以得到协助死亡，谁不可以，但有时候，这套规则完全不近人情。有时候，医生被捆住了手脚。

81岁的罗伯特 * ，跟比他小几十岁的伴侣奥利弗 * 一起坐在一张棕色沙发上。罗伯特看上去就是个标准的老人：松软，秃顶。奥利弗看起来酷酷的样子，留着时尚的小胡子。他们身后有一幅狮子画像，狮子的腿粗壮有力。罗伯特和奥利弗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伦尼说：“法律的一部分规定是，必须有2名医生都认为你活不到6个月了。”伦尼声音很大，因为罗伯特有点耳背。“我跟你们到现在一起完成的工作就是，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你的医疗记录……对于身患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这件事情可能会相当复杂。”他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说：“罗伯特，你能告诉我你对癌症的了解吗？”

“我了解的不多。”罗伯特紧张地说，“我觉得我都不知道我得的是哪种癌症。”

“非霍奇金淋巴瘤。”奥利弗说。

伦尼点点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罗伯特，你的记忆力有点问题了，所以你很难记住这是什么癌症？”

“对呀。”罗伯特说。

伦尼告诉罗伯特，他的癌症正处在缓解期。“我觉得这个肿瘤不会再伤害到你了。”

“但医生说，癌症也有可能会复发。”奥利弗说。

“对，但是你都已经有大概12年没复发了，所以复发的可能性不大。”伦尼转身继续看着罗伯特，“看起来癌症不会要了你的命，当然更不会在6个月之内……你在走动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呼吸急促呢？”

“有那么点儿，”罗伯特说，“我会避免走动，所以这个问题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影响。”罗伯特说自己现在已经不开车了。奥利弗说，罗伯特现在也不去高尔夫球俱乐部看望老朋友了。

伦尼点点头。2009年，罗伯特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但他的心脏科医生报告说，“从心脏的角度来讲很稳定”，他的心脏跳动起来仍然强劲有力。伦尼说：“你有心脏病，但也不会要了你的命。”

“好吧。”罗伯特说。

“你的记忆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知道，在你现在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这是最糟心的事儿。这么说没问题吧？”

“对。”罗伯特说，“一切都在走下坡路。”

伦尼说：“这么总结我觉得太到位了。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是什么让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去死了呢？”

“我真的不想活了。”罗伯特说，“我现在没法觉得活着很有意思。嗯……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一天不如一天，没有什么好期待的了。”他顿了顿，“我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别人不高兴。但是，我也不想让自己不高兴。我躺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努力让自己多睡觉，努力让自己睡着。如果我起身，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好说。”

“嗯。”

“我真的不想爬到一座桥上然后跳下去。我更愿意吃个药片啥的，然后就这么解脱。”

“我明白。”伦尼说，“你会用‘抑郁’这个词来描述你的感觉呢，还是只不过有些伤感而已？”

“我觉得都是。”罗伯特说。

伦尼说：“你这么说我也同意。那这样，我们来总结一下。罗伯特，在我看来，你所有的疾病，只说身体上的这些，都不太可能会在6个月之内让你死掉。但这并不是说你一定还能再活6个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心脏病发作或者来一次中风，但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这样的可能性。鉴于你只想吃个药片，不想去跳桥，那现在我要跟你讲的，对你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我当然同意你说的，不要去跳桥。嗯，我们就问个最简单的问题吧：你家里有任何武器吗？有没有枪？没有？嗯，那挺好。幸好你没有。枪很危险的。那现在我们就说完了……很抱歉，目前我们不能帮助你合法死亡。”

罗伯特和奥利弗都没做声。伦尼对他们说，也许会有变化，也许会突然发生什么意外，让罗伯特一下子就满足条件了。伦尼说：“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你不到3个月就患上了肺炎，然后，你一下子就符合条件了。所以，我并不是要放弃你。”伦尼觉得罗伯特应该去老年精神科医生那儿问诊，可以跟医生聊聊他的伤感情绪；还应该去找理疗师，帮他解决一下走路的问题。

奥利弗插了句话，说找过理疗师。实际上，他们见过好几位，但罗伯特每次都拒绝做那些训练。

伦尼微微一笑，说：“是会让人心烦。因为没有人能让你还像以前一样正常走路了，你大概也不喜欢这个样子……你会变成一个又老、身子骨又弱的人。有时候呢，你还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一点。”罗伯特说：“我可不想勉强接受那样的局面。我不想让这种局面出现。”

“我虽然是做协助死亡业务的医生，但现在还是没办法帮你结束你的生命。”

“好吧。”罗伯特说。

“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是可以了？”

罗伯特慢慢说道：“如果你会给我开药片的话，这个药片叫什么？”

伦尼叹了口气。“其实并不是药片。”

第二章
年纪

2016年4月，在埃芙丽尔·亨利（Avril Henry）计划去死的那天上午，她准备去楼下的浴室里把毒药拿出来。她走过芥末黄的窗帘和起居室的磨砂玻璃门，走过带软垫的摇椅。有时候，她会在那把摇椅上坐好几个小时，腿脚伸出去，抬得比头顶还高——她说，这是为了让肿胀的脚踝没那么痛。走进浴室，她靠着台面站稳后，然后才伸手去架子顶摸她藏在那里的几个玻璃瓶，就在洁厕剂和婴儿爽身粉后面。其中两个瓶子很小，标签上写着西班牙文，里面装着毒药。第三个瓶子装着橙味利口酒。埃芙丽尔看的自杀手册警告说，戊巴比妥比较苦，最好跟烈酒一起服用。

说起自己的药是怎么来的，埃芙丽尔说：“这是非法进口的，非常容易，但风险也很大。”这里是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一个小村庄，叫作布兰福德斯皮克，她的家就在这里。村子里住了大概300人，有一个叫作“癞蛤蟆”的酒吧、一个英格兰教会的教区教堂，还有个议会，埃芙丽尔在那儿当过议员，赢得了绝顶聪明、立场坚定，但有时也会毫无必要地发牢骚的名声。

埃芙丽尔已经80多岁了，她的审美没有什么体系：柔软的浅棕色毛衣、浅棕色皮肤、塑料拖鞋、助行器。她经常戴一副银耳环，有时还会涂涂口红。到她计划一死了之的时候，她的满头白发应该已经很长，差不多到腰那儿了。有些东西会缠在头发里，比如一些毛絮，或是花园里的小树枝什么的。每天早上，埃芙丽尔都要费好大劲把头发梳到后面，用皮筋和发夹把头发收拾得利索一点。但往往上午还没过完，就会有几缕头发挣脱束缚，从她的前额垂落下来。

埃芙丽尔像往常一样，弯着腰，紧紧抓着扶手，慢慢上楼。她几乎是在爬着走，这样就算摔了，也不会摔得很重。她的助行器在楼梯最上面，但她不需要用到。她只需要走到浴室就行了。她早就打算好了，死的时候要躺在浴缸里，衣衫整齐地死去。这几个星期，她一直在担心，她会不会在临死前拉肚子，把自己弄得污秽不堪，在房子里留下几个星期都散不掉的臭味。她想着，死在浴缸里，应该多少能让局面没那么不可收拾。以防万一，她还在毛巾架下面放了一瓶滴露清洁液，如果有人需要在她死后拖地的话也许能用到。这些安排她都写进了遗书。遗书上写道：我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孤身一人，自杀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也经过了精心策划。

万事俱备之后，埃芙丽尔给她的网络服务商打了个电话解释，虽然她计划在晚上7点自杀，但她希望自己的网络之后也一直能用，以便遗产执行人有足够时间把跟房子有关的零碎事情都处理完。与她长期合作的律师威廉·米歇尔莫尔（William Michelmore）后来也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么做都还是太欠考虑了。不过那个时候，埃芙丽尔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朋友、勤杂工、护工、园丁夫妇以及在村里的游泳池认识的人。她在一些网络论坛上读到，最好提前告诉人们你的死亡计划，这样大家才不会因为你自杀而觉得深受打击。而且也能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你在一个感觉特别糟糕的日子里的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想好了要去死，也只求一死。律师对埃芙丽尔的个性非常了解，所以在埃芙丽尔告知她想死时，他并不惊讶。后来他对我说：“她的尊严被一种伤害她神经系统的疾病破坏殆尽。”就仿佛尊严是一种能被身体破坏的东西一样。

埃芙丽尔说，大部分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都还算好，但也有少数人反应很大。她以前在大学里的同事，甚至还跟她争辩了一番。他问埃芙丽尔：“你考虑过这么做对你家人的影响吗？”

“这件事情的影响，我当然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埃芙丽尔说。她接着告诉这位同事自己如何病痛缠身，病情恶化，大小便失禁也非常严重。随后，她兴高采烈地说：“他吓坏了！看到他被吓成那个样子，我可开心了。”

埃芙丽尔的勤杂工杰夫注意到，最近几年，埃芙丽尔在花园里消磨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埃芙丽尔和他聊起自己的打算时，他觉得整个谈话都有点“超现实主义”。他一边喝茶一边告诉埃芙丽尔，自己原则上不反对她的这个决定。他说：“对此我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尽管如此，他还是问道：“疼得真有那么厉害吗？整件事是不是有点儿过激了？”埃芙丽尔没有理睬他。埃芙丽尔说，她要自杀的这番话是认真的，也是最后的结论，不是用来博取同情的，也不是想让谁来阻止她。

莫娜 * 对此处理得更好一些。当时她们正在社区中心游泳池旁边的女淋浴间里，埃芙丽尔突然说，她很快就要自杀了。莫娜是个慈祥的德国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她失声痛哭。不过，最后她还是想明白了。埃芙丽尔解释说，她已经活够了，也已经做好了离去的准备。在她的桑榆暮景中，病痛让快乐黯然失色。这事儿真的就这么简单。她这把老骨头，已经被生活磨得精疲力竭，了无生趣了。

3月的时候，埃芙丽尔和莫娜一起吃了顿午饭，讨论自杀计划的细节。埃芙丽尔盘问道：“你不是打算来跟我辩论一番，然后跟我说，‘别这么想了行不行’，对吧？”她俩坐在克雷迪顿社区中心的咖啡馆里，吃着用棕色纸盒装着的肉饼。她们每周会在这里见两次面。

莫娜摇了摇头，说：“我觉得我要是也一直这么疼着，我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我也会这么做。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自杀。”

“小女孩儿才那么想！”埃芙丽尔说。她把脑袋往一边偏了偏。“你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自杀。你知不知道，大部分自杀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莫娜耸了耸肩。埃芙丽尔说：“不，你不知道，因为就没有人知道。人们不知道的是，那些因自杀未遂而变得失神、无助、四肢瘫痪的人，他们可不会把自杀失败的事情到处说。”

“但是我可以过量服药啊。”莫娜反对道。

“你做不到的。”

“我当然能做到。”

“你打算吃什么药？”

莫娜犹豫了一下，说：“对乙酰氨基酚？”

埃芙丽尔说：“那个药吃不死人。吃过量的对乙酰氨基酚，只会把你的肝脏毁了。”

她继续说道：“人们以为上吊很容易，可能只需要3分钟就死了。但是如果你很不走运，只弄断了部分颈椎，最后你会高位截瘫。自杀非常困难，尤其如果你还是个残疾人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实际上，我还列过一张单子，把我能在家里杀死自己的所有方式都列出来了。”埃芙丽尔告诉莫娜，这些方法各有各的缺陷。她如果从屋顶上跳下去，可能会摔不死。她如果把屋子里配电箱上的盖板拆下来去摸电门，最后可能会被活活烧死。有一阵，埃芙丽尔还正儿八经地考虑过吃长在她花园里的毒蘑菇。这个办法好的一面是目前还没有已知的解毒剂，但不好的一面是吃毒蘑菇可能会死得很慢、很凌乱、很痛苦。耐波他的效果会好一些。埃芙丽尔告诉莫娜，她在网上看到一个概念，叫作“人生圆满”。“就是你的人生已经定型、已经完成了的时候会有的那种感觉。而且在那之后的人生路向也都已经注定了。我的人生确实很圆满。这是一段精彩的人生。”“我明白。”

“我不想那么消极。”

“那疼痛……”

“每天早上我都害怕醒来。”埃芙丽尔说，“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莫娜放下叉子，说，埃芙丽尔服药的时候，她也想在场。这样她至少可以握着好朋友的手。“我会陪着你的。”

埃芙丽尔笑了，她把手放在莫娜的胳膊上，说：“我可不想你坐牢。”

“太叫人难过了。”

“莫娜，这不是会让人难过的事儿。”

“我就想让你活着！”

“太自私啦！”埃芙丽尔咯咯笑了起来。已经到了该走的时候。“我想谢谢你做我的好朋友。你一直给我最大的帮助。”

莫娜看向一边，哭了起来。“别……”

我和同事们是在为我们那部纪录片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埃芙丽尔这个人的，于是我们准备2016年2月坐火车从伦敦往西去找她。她告诉我们怎么找到她的家，那段介绍又长又复杂，然后还告诉我们要带拖鞋。“我会要求客人都把鞋脱了，因为我的地毯太破旧了。希望你们不会介意。”她穿着灰色高领毛衣，一边开门一边问道：“您几位喝咖啡还是茶，还是白兰地？”在埃芙丽尔自己看来，她不会死于特定的某个因素，而是会在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死去，也就是我们委婉地称之为“寿终正寝”的死法，也是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在其经典著作《医学原则与实务》中提及的“渐渐衰败冷寂”。

几周前，埃芙丽尔写了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己身上的很多症状。她想把这篇文章当成一份“身体咨文”演讲稿，并要大声朗读出来，还提醒大家会很“枯燥”“恶心”。随后她推了下鼻梁上的塑料框架眼镜，开始朗读起来。

她读道：“我活了82年。现在，我的脊柱、脚、臀、周围神经系统、肠、膀胱、肘和手，都有些功能障碍。它们让我疼痛，还都不听使唤了。前途黯淡无光。”埃芙丽尔患有肩袖损伤、关节炎，背也一碰就疼。她的脚因为周围神经系统的问题火辣辣地疼。有位医生说自己能做手术解决这些问题，但手术难度很大，而且埃芙丽尔会一连好几周都不能下地。那样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切实际。”埃芙丽尔说。自己要想站直越来越困难了，要看清楚别人、听清楚别人说话也越来越困难了。很奇怪，她听元音还是能听得很清晰，但是辅音越来越不清楚。她说：“叫我听啊，‘粉红墙上画凤凰’就是‘呜哇汪汪哇汪汪’。”

她的性格也变了。她变得不那么爱笑了，更加死板，心情不再大起大落。她心里操心的事也变得特别多。在勤杂工杰夫干活儿的时候，她会在旁边转来转去一直唠叨他，给他分派的荒唐可笑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把吸尘器塑料软管上一个打结的地方解开，把壁炉后面几乎看不见的裂缝填上。她也老去烦园丁。她读道：“我变得牢骚满腹、故步自封、怒气冲冲，又好像总在害怕什么东西。以前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以前她是一名艺术家，一名知识分子，一个开开心心的人。

最糟糕的时候是晚上。因为身体各处都疼，几乎没法找到一个足够舒服的姿势让她入睡。她试过平躺，用橙色被子紧紧裹住她玫瑰色的睡衣。她试过用泡沫枕头把脖子垫起来。由于呼吸困难，埃芙丽尔睡觉时还得戴着氧气面罩。她可以这样躺上好几个小时，浑身上下痛苦满溢。她会想到，自己也许永远都得不到解脱。她的时间太多了，多到消磨时间仿佛都成了一种刑罚。

埃芙丽尔说，有时候她一晚上会因为“肚子闹别扭”和“要命的大小便失禁”醒来三四回。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所以很害怕在黑暗中走路，于是她在床下放了个白色便壶，就在便壶里解手。但这样到了早上，她的力气不够把沉重的便壶搬到厕所倒掉，于是她只能拿着便壶穿过房间，用一个长柄汤勺把尿舀进马桶。埃芙丽尔的护工对她非常好，护工每周过来两次，周二和周六，把埃芙丽尔白天穿的棉质尿布洗干净。然而，在护工没来的时候，一堆堆浸透了尿液的布还是会在卧室里堆积成山，让人掩鼻。她的身体就像是很容易变质的水果，已经酸了。也可以说身体是一台有了故障的机器，破破烂烂，不堪其苦。埃芙丽尔对自己的身体深感厌恶，也对自己那么尿频恼怒不已。但她更愿意实事求是，而不是顾影自怜。“我的身体听任我使唤已经80多年了。但现在，突然之间，所有方面再也不听使唤了，保修期也早就过了。”

朗读完这篇文章后，埃芙丽尔说：“很抱歉，这篇文章会让人这么不舒服。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得意地笑了笑，又补充道，她打算把文章也寄给议员，“尤其是那些叫人难受的片段”。2015年，有一项旨在让一种要求很严格的协助死亡在英国合法化的法律被提交到了议会，尽管全国民调显示，绝大部分英国人都支持这项法律，但最后还是未予通过，这事儿到现在还是气得她不行。埃芙丽尔曾那么热切地盼着这项法律能够通过，虽然她也知道，按照那么严苛的标准，她并不符合协助死亡的要求——因为毕竟，并没有什么因素会让她马上死掉。她只不过是老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老。埃芙丽尔说：“得了绝症的人多幸运，我想我要是被诊断出癌症就好了。”

美国医学史作家、耶鲁大学医学教授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在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死亡之书》中指出，按照医院管理层的逻辑，以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指导原则，“死于年老的说法不合规则”。实际上，“所有死者都要有一个指定的真实死因”：癌症、心脏病发作、脑卒中或创伤性损伤。只是年老而寿终正寝——身体系统自然磨损，细胞寿命走到尽头，体内的平衡不能维持，等等——不能算成死亡原因，也从来都不是官方文件上可以勾选的选项。努兰写道：“对于那些坚持要用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微观病理学特征来满足他们从生物医学角度提出的强制要求的人，我跟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分歧。我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抓住重点。”最后置人于死地的，还是年纪。在努兰看来，医学把重点放在特定的病理学特征上，等于“合法规避更伟大的自然规律”。医生“绝对不能让病人失去希望，就算他们很明显已经马上就要死了也不行”，这是到了20世纪才有的观念，只不过传了几代人而已。如果人们不会因为上了年纪死掉，总是还有更多的治疗方法可以尝试。

内科医生、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最近写道：“年老并不是一种诊断结论。总会有一些最直接的死因被写在死亡证明上——呼吸衰竭、心脏停搏之类。但实际上，死亡并不是一种疾病就能导致的结果；在药物到处修修补补进行维修工作时，身体系统不断崩溃，才是致命元凶。”在葛文德医生工作的医院，医生们甚至还得规避关于衰老的陈旧过时的说法。像“老年医学”、“老年人”和“尊长”这样的词都已经不再受欢迎，现在工作人员说的都是“年长者的健康”。在医疗护理的提供者和他们的病人之间的对话中，会导致死亡的老去的过程与死亡的事实已经脱钩。

有些历史学家把这个现象跟一项更宏大的事业联系了起来。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人在转换概念，把年老从生命的一个自然阶段变成患病的一个阶段，并进一步将其视为需要战胜的对象，而非需要体现出来或需要忍受的特征。1909年，“老年医学”（geriatrics）进入了医学词汇表。这个词是由两个希腊单词拼起来的，其中geros意为“老年人”，iatros则意为“治疗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医学领域，重点关注以前往往被忽视了的老年征象——一种与儿科学对应的临终医学。这个与众不同的词出现了，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希望能奇迹般地解决年老问题。20世纪初，肆无忌惮的外科医生四处兜售闻所未闻的新术式，比如睾丸液注射和睾丸移植，声称可以扭转年老体衰的趋势，让人返老还童。然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已经很清楚长生不老并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医学界也不再那么激动地保证可以战胜衰老。大部分研究人员不再说解决年老，而是会说“压缩”年老：缩短真正死亡前痛不欲生、无行动能力和神志不清的自然阶段。现在的想法是，我们不必经历漫长的衰老阶段，而是动用科学和医学的力量，让我们能一直过着最好的生活，直到一命呜呼，迎接我们突如其来的生命终点。努兰写道：“有没有可能让死亡的前奏不再那么悲惨？对此，维多利亚时代的得体应对便是三缄其口。”

今天，就算是想缩短生病时间似乎也成了奢望。实际上，在人类寿命增加的同时，年老导致的没有行动能力的状态的年限也一直在增加。人们老去的过程在变慢，而不是在加速。尽管早就有证据证明我们做不到，人们还是对“压缩”年老这一承诺十分上头，幻想着总有一天能够做到。2014年，生物伦理学家、内科医生伊齐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想在75岁时死去》的文章，一时争相传阅。他在文中写道：“把生病的时间缩短是典型的美国理念，以为这样青春会源源不断，直到不断后退的死亡时间终于到来。正是这种梦想——或者说幻想——让美国人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也激发了他们对再生医学和替代器官的兴趣。”在个人恐惧、社会动力和营利性医疗保健行业的推动下，战胜年老的斗争已经成为社会传统。今天，大概有1/5的美国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到医院做过外科手术，通常也是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因为他们会竭尽全力，也认为只要还没有竭尽全力，就算是遗弃老人的行为，也会令人齿冷。

在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之前，埃芙丽尔一直对自己很有信心。她高傲，不可战胜。她是家里的独生女，1935年生于林肯郡，妈妈艾琳有些喜怒无常，爸爸罗伯特比妈妈年长，是个军人，埃芙丽尔很崇拜他。埃芙丽尔勤奋好学，也很严肃，她知道不能问为什么妈妈时不时地会离家出走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刚开始爸爸会告诉她，妈妈去拜访住在林肯的姨妈们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这样闪烁其词了。他说，妈妈有些“心神不安”，所以有时候需要去精神病院住一段时间。埃芙丽尔8岁时，就决定终身不嫁。她觉得自己很自私，不可能去照顾别的什么人。而且，她更喜欢成年人的陪伴。她一直有自己是个老处女的感觉。

15岁的时候，埃芙丽尔有了上帝。她接触到上帝是通过一位耶稣会牧师，这个牧师给了埃芙丽尔一本《圣经》，让她通读一遍。埃芙丽尔细读了经文，被经文的力量迷住了。她告诉父母，她想信天主教，但父母并不赞成。埃芙丽尔说：“他们大发雷霆。”他俩都没有特别信什么教，肯定都不是天主教徒。埃芙丽尔一意孤行，背着他们信了教。16岁时，温布尔登的一家教会接纳了她。

埃芙丽尔的父母发现后勃然大怒，但她并没有跟他们起争执，而是选择深更半夜离家出走，开始漂泊在外的新生活。她说：“我有4年没回家了。”她在一所全是男生的预备学校找了份工作，除了数学，什么科目都教。随后，她学了艺术，开始当插画师，也开始跟一位小有名气的雕塑家同居，不过后来她声称自己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了。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埃芙丽尔对颜色有了新的感受力，于是开始用身体去感受自己对色彩、色调和阴影的反应。漂亮的颜色会让她颤抖。她也开始注意到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的色彩，比如在一面以前她只能看出白色的墙上，现在能看出不同种类的米黄色。埃芙丽尔走在花园里，不时会停下来，对着兰花目瞪口呆。到了20岁，她不再信上帝，还告诉父母她很抱歉离家出走。他们重归于好。后来的日子里，她会说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埃芙丽尔静不下心来，于是决定去学校念书。她先读了个文科文凭，随后在牛津获得了学士和博士学位。她并不在意自己比其他学生年长，因为这意味着男人和各种刺激没那么容易让她分心。她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她说，这也是她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好好探索一下牛津这座城市。她在那里生活了那么多年，却只是埋头工作而已。她说：“这是缺乏冒险精神的表现。我很有毅力，锲而不舍，也努力让自己有条不紊，但就是没有冒险精神。”她的生活一直挺好，但从没有欣喜若狂的时候。

1985年，埃芙丽尔的父亲去世了。她对自己说，不会有什么事情比父亲离世更糟糕了，因为父亲是她最爱的人。“那是最糟糕的一天。永远不会再有这么一天。只会出现一次。”这个念头里，也有一点儿令人安慰的味道。埃芙丽尔把父亲火化了。拿到父亲的骨灰后没几天，她便开车上山，站在山顶打开骨灰盒托举出去，这样父亲就能消散在风中了。她一边这么做，一边想着这里面有什么浪漫之处。她回忆道：“但是风又吹了回来，扑了我一身！爸爸要是看到，肯定会乐不可支的。”

埃芙丽尔在牛津和剑桥的多个学院担任过讲师，后来还在埃克塞特大学当过教授，专业方向是中世纪英语研究及基督教肖像学。她翻译了一些中世纪英文散文，就这些文章的格局和关联写了一些文章。她发现乔叟的一首诗第五节的韵律和押韵方式都不规则，有一篇文章就是描述这个发现的。在文章中，埃芙丽尔的思考即使算不上特别大胆，至少也可以说准确通透。对美学、形式以及美学和形式所揭示的事物的意义，她都饶有兴致。关于学术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她也有极为严苛的想法。在她看来，学术文章应该返璞归真——朴实无华——她只要发现同事们的文章“废话连篇”，就会毫不犹豫地一一指出。

在工作之外，埃芙丽尔就平易近人多了。她跟一位名叫卡伦·爱德华（Karen Edwards）的美国教授交好。这位教授教文艺复兴文学，觉得埃芙丽尔是自己认识的最有意思的人。有时候，她俩会在花园里散步，卡伦一直观察埃芙丽尔。卡伦对我说：“埃芙丽尔对颜色的反应非常强烈。埃芙丽尔热爱生命。”在天气暖和的那几个月，埃芙丽尔一周会有三次起早，在离家不远的荒野上训练一位朋友的马匹。到了晚上，她会在自家花园里办派对，用一篮篮埃克塞特最好的面包和奶酪招待来宾。整个一年当中，她都会如饥似渴地读书，去了解万事万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埃芙丽尔说，如果父亲还活着，她也不会想自杀，但父亲已经去世很久了。她的妈妈，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人，还有她的两只猫，也都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有一些表亲还在，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家庭。她说：“我很爱他们，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决定。他们跟我的生活，关系没那么大。”他们跟她，相互之间都没有任何依赖关系。埃芙丽尔觉得跟房子道别反而更难一些，虽说这么想会有点儿尴尬。“房子和花园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她有些惭愧地说。

到2015年的时候，埃芙丽尔的生活圈子已经变得很小了。她说，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在本地社区中心游泳。她的医生也很高兴看到她去游泳，因为这能让她的关节放松。埃芙丽尔喜欢游泳是因为，漂浮在泳池里是她身上最不疼的时候。一开始她练仰泳，后来换成了蛙泳。多年以前，埃芙丽尔1个小时还能游25个来回，但后来降到了20个来回（1千米），现在只能游15个来回，有时候连15个都不到。每次划水后，她都要喘一口气。后来，埃芙丽尔开始记不清自己究竟游了多少个来回，注意力没法集中，这让她很恼火。

去游一趟泳要花好几个小时，占掉了她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首先她要开车，在绵延起伏的英国原野上，那儿散落着美如画的小木屋。接下来她要将自己的身体挪到车外，从后座上把助行器拿出来，拿起背包，一步一步挪向前门，这个过程通常要花半个小时。走进大厅后，她也许会喃喃自语：“好啦，最难的一段已经过去啦。”在更衣室穿上游泳衣也需要半小时，如果碰到朋友会聊天，则更久。埃芙丽尔虽然自己费费劲也能戴上泳镜、泳帽和定制的耳塞，但需要有人帮忙收紧泳衣背上的扣子。有一次，埃芙丽尔请一个名叫珍妮的女人帮她把扣子扣上，随后两人就聊起天来。珍妮正在上一门讲莎士比亚的课。在几周的时间里，埃芙丽尔给她讲解了这位剧作家早期一些有点难度的剧作，其中有一出叫《爱的徒劳》。但很快，埃芙丽尔就知道，她们这段友谊即将结束，因为不久后，她就没法开车了。然后怎么办呢？不过，无论如何，到最后这些也都无关紧要了。埃芙丽尔自问：“游泳会让我感觉很好，好到让我想继续活下去吗？”答案脱口而出：“没这回事儿。我倒希望有这回事儿呢。”

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说，年老就是“一场大屠杀”。让·阿莫瑞（Jean Améry）是一名记者，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说年老甚至比奥斯维辛还要可怕。另一些人则觉得年老很无聊。西子捧心能令美人增色，老妪呻吟则只会让人闭目塞听。西子在遭受病痛折磨，老妪不但抱病还咕哝有声，给人的观感完全不同，这也挺有意思的。恻隐之心从来都不会偏向老人。埃芙丽尔在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有时也会想起那位让她信天主教的善良的耶稣会牧师，是他让埃芙丽尔知道，“地狱是因为失去而感到的痛苦”：不是一个去处，而是一个条件。

不过，她应该在变老之前死去的念头，是在几年前的一场危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那天，埃芙丽尔去埃克塞特的一家药店买东西，在自动扶梯上滑了一跤，背朝后摔倒了。她在扶梯上翻了个底朝天，身体往下坠落，然而左腿还在被扶梯带着上行，等于这扶梯想把她撕开，就像破开竹子一样。埃芙丽尔的头倒在金属楼梯上，她听到一声尖叫，那是她自己发出来的声音，随即她觉得这声惨叫十分丑陋，让人无比痛苦。一名工作人员冲过来按了紧急停止按钮，还有人叫了救护车。等救护车的时候，埃芙丽尔脑子里浮现出艾略特（T. S. Eliot）的一句诗：“那压根儿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压根儿不是。”

救护车来了，急救人员冲到埃芙丽尔身边，问道：“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疼吗？”

“跟平时一样疼。”

2009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工作过30多年的英国医生迈克尔·欧文（Michael Irwin）成立了老年理性自杀协会（SOARS）。欧文医生白发稀疏，嗓音听起来很悦耳，待人谦和。他说自己曾是自愿安乐死协会（后来改名为尊严死协会）的一员，但后来，因为这个协会只关注得了绝症的人，所以越来越觉得处处掣肘。他写道：“现在并没有哪种特定的疾病，病情严重到让我痛苦不堪，但说不定我身上已经有了很多会越来越烦人的健康问题。到活下去的负担超过活着的快乐时，我也会来到想死的临界点……当然，最后的这个决定应该是由我来做，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欧文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耄耋之年的老人相信“他们的人生已经圆满”这句话中的每个字，而这个世界也会给他们提供医生，帮助他们去死。

后来欧文对我说，这个协会的名字之所以这么起，就是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到那时，“自杀”这个词在积极倡导死亡权的活跃人士圈子里实际上已经禁止使用——病人会觉得被这个词冒犯了，支持死亡权的政治家也希望他们的活动不会跟这个词沾边——但欧文说，他想“重申”，“如果精神健全但垂垂老矣的个人谨慎考虑过继续活下去的主要利弊”，那么自杀也是一种“理性、积极的行为”。他说，协会名称的缩写SOARS也很容易让人记住，因为很多生了病的老人都深受褥疮（bedsore）之苦。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协会确实经常召开会议，并力图游说政府官员。欧文会去参加死亡权会议，还会在动辄唇枪舌剑的电视新闻频道上露面。很快，老年理性自杀协会就有了600名付费会员。欧文说大部分都是有严重健康问题的老人，“没有真正能让他们活下去的动力”。

欧文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将他这份事业跟更久远的历史传统联系起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指出千百年来一直都有“理性自杀”的证据。他说，伊壁鸠鲁派就认为，如果生活变得再也无法忍受，那么自杀也合乎情理。斯多葛派对此也表示赞同。聪明绝顶的塞内加（Seneca）就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到年老的时候，我仍然完好无损，我最好的部分也完好无损，那我也不会背弃年老；但如果年老会粉碎我的思想，把我身体的各种官能都撕成碎片……那我也会从这栋摇摇晃晃的房子里夺路而出。”在欧文梳理的历史记录中，是无趣的基督教神学家让常识偏离了这个合情合理的立场，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自杀就是自我谋杀，所以自杀是一种谋杀，是一种罪过。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勇敢的思想家秉持不同的观点。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出版的著作《乌托邦》中写道，在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世界里，一个“患不治之症的病者……不但无从治好，而且痛苦缠绵”，一个“已不能履行人生的任何义务，拖累自己，烦扰别人”的病人，就“应该怀着热切的希望，从苦难的今生求得解脱”。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么这不但“将是明智的”，而且将是“虔诚圣洁的行为”。

老年理性自杀协会成立后的那些年，欧文在英格兰南部举办了一些小型会议，还给当地报纸投稿。他想，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会被归入可被接受的游说组织这个很狭窄的类别。很快，欧文就开始在团体之外听到老年理性自杀协会所秉承思想的回声。2010年，英国小说家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英国应该为老年人设立自杀雅座。“会有一群老朽不堪、精神错乱的老人，就像入侵的移民一样可怕，让餐厅、咖啡馆和商店里都弥漫着恶臭……应该在各个角落都设置雅座，在那里自杀还能得到一杯马提尼和一枚奖章。”在舆论哗然之后，埃米斯声称他说这些是意在“讽刺”。尽管如此，埃米斯并没有退缩。他说：“我们需要认识到，某些人，那些仅剩下的快乐远远无法抵消病痛的人，他们的生活会陷入消极之中。我们已经允许老年医学接管这一切，而老年医学也真的是在庄重地大声疾呼，要求进行某种更正。”在埃米斯看来，医学妨碍了一个更简单的运算：快乐与痛苦孰轻孰重。

不过，最大的回声要等到5年以后，而且来自大洋彼岸，那是在2015年3月美国老年精神病学协会的年会上。在新奥尔良的一个会议中心，该协会举办了一场名为“老年人理性自杀：是精神疾病还是个人选择？”的特别会议，这种类型的会议在美国是首次。在会议上，精神病学家和研究人员对“无明显严重精神疾病的病人表现出自杀愿望”的案例进行了研究。有个案例研究描述了一位开朗的83岁老妇人，她在过去十年做了好多次手术，再也不想做更多手术了。她说：“我觉得已经受够啦。”接下来，老太太弄到了致命的巴比妥酸。

主讲人名叫罗伯特·麦丘（Robert McCue），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他确认，在自杀而死的人当中，90%左右都患有经临床诊断的精神障碍。但也有些人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给我们带来了压力，让我们想着该如何治疗本身可能没有患病的人。我们怎么才能接触到这样的人呢？”麦丘说，他希望能展开讨论，还希望推动制定新的临床指南。“精神病学界对理性自杀的可能性讨论得并不多。病人也许了解一些相关信息，也许也有一些看法，但我们医生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相关训练。”医生只能靠自己，一边摸索一边前行。

演讲结束后，在场的医生有不同意见。有位医生指出，他的一些病人拒绝接受治疗，“因为他们想一了百了”。另一位则认为，老年理性自杀这个想法，“把医生要面对的事情弄得太复杂了”。埃莉萨·科尔瓦（Elissa Kolva）医生是一位年轻的临床心理学家，她的病人都是癌症患者。她想问的是，如果有人年老多病、身体虚弱，那么他想死的愿望是否算得上“适应能力很强”，是“心理健康的标志”。科尔瓦有时候遇到的癌症患者会觉得自己出了很大的问题，原因只不过是他们有时候会想到死亡，或设想停止治疗就这么死掉会是什么感觉。通常科尔瓦会告诉他们，大部分癌症患者都有类似的想法，这样能让他们打消疑虑，感觉好一些。他们怎么能不想到这些呢？科尔瓦接待过的一个病人在输液的时候对护士说，也许有一天他会吞下所有药片，一了百了。她告诉我：“这个病人后来被留观了8个小时。我们拿走了该病人的鞋带和皮带……他仿佛在说：‘我可不想因为说出了我的感受就被关起来。’”

严格来讲，并没有理性自杀这回事。精神病学领域最权威的指南《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在提到自杀时，将其描述为精神疾病的一种症状。在会议上，有些医生在思考，寻求解决方案的第一步是不是改变用词。他们说，指南可以更新一下，把单纯的自杀，或者说自杀的意念，与一种经慎重考虑、合情合理及跟个人长期以来的价值观相符的自杀想法区分开来。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和老年医学专家可以利用现有的诊断工具，帮助他们更好地识别和了解理性自杀想法。这些工具包括患者自行汇报的“对加快死亡的态度一览表”，以及临床医生评定的“死亡欲望评定量表”。有病人健康问卷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关注的是抑郁有多严重，还有“矢志量表”，关注的是病人的意志有多消沉。有20世纪70年代开发出来的“贝克绝望量表”，用来衡量人们对未来的看法有多负面，还有针对特定年龄的“老年绝望量表”。精神科医生还可以参考“慢性病治疗功能评估——疲劳量表”及其子量表“意义与平和”。这些量表可靠程度不一，通过综合使用这些工具，医生和研究人员可以从理论上分辨出“理性”自杀和非理性自杀。当然，所有这一切也有可能徒劳无功：再多的测试也无法量化那些本来就无法量化的特征，比如人性、尊严、个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等，甚至那些心急火燎想了解、评估这些特征的精神科医生，都无法借助这些工具看得更清楚一点。而且，所有这些测试都无法回答显而易见的下一个问题：然后呢？

会议结束后，麦丘博士和米拉·巴拉苏布拉马尼亚姆（Meera Balasubramaniam，纽约大学老年精神病学系主任）博士出版了一部题为《老年人的理性自杀》的单卷本专著。他们问道：“有理性自杀这回事吗？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理性自杀？如果是，我们又该做些什么？”两位作者观察到，老年人给出的想死的理由往往跟那些在协助死亡合法的州寻求医生协助死亡的绝症病人列出的理由如出一辙：失去自主权，无法进行愉悦身心的活动，害怕要依赖别人，害怕成为亲友的负担。然而，在俄勒冈州等地，只有病人患了绝症、预后诊断表明剩下的生命不超过6个月了，病人想死的愿望才会被认为是理性的。同样的愿望在剩余寿命未知的老人那里，就算其身体上的痛楚跟绝症病人大致一样，也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只有病人距离自然死亡不到6个月的时候，才允许他的精神科医生后退一步，考虑病人自杀愿望的具体原因：将自杀愿望据其自身因素加以评估，而不是将其解释为精神疾病，或动用政府权力来横加阻拦。

一个由精神病学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小团队，在2018年发表于《临床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向前推进的办法。该团队指出，如果病人患有“限制寿命的身体疾病”，但并没有精神障碍，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想死，那么精神科医生也许最好不要尝试动用一切手段去阻止他，甚至应该“在（病人）做出尽快死亡的决定时与之合作”。精神科医生不会积极参与协助自杀，但也不会干预、阻止病人。他们甚至可以参与病人的死亡计划，帮助他们得到解脱和平静。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生未阻止的死亡”，或者“医生认可的死亡”。该团队提醒读者，对这个话题的进一步讨论非常重要，也有实际意义，因为不少病人已经在从国外购买致命药物了。

但有些医生也对这些新的寻求理性自杀的人感到忧虑，对精神病学能不能帮到他们缺乏信心。就连2018年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精神科医生琳达·甘齐尼都告诉我，如果病人并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想死只是因为年事已高且身上有好多不大不小的慢性病，她会拒绝认可医生未阻止的死亡这种模式。甘齐尼说，至少，这些病人中有一些可能会声称自己是理性的，但实际上有隐藏的、可治疗和缓解的抑郁症。如果精神科医生信以为真——也许是在他们自身从政治角度支持协助死亡的态度的影响下——那么治好这些病人的机会就一去不复返了。她说：“问题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抑郁症很难被诊断出来。模棱两可的地方太多了。怎么才能确定究竟是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还是在生命尽头感到悲伤、忧郁，不过是正常的感伤而已？”实际上，老年精神病学领域存在巨大的认识论鸿沟。医生并非真的完全清楚，看到年老病人有多抑郁和绝望算是正常，毕竟他剩下的日子也许掰着指头就能数清了。

甘齐尼还考虑了年龄歧视的问题。她说：“只要说针对不同年龄有不同标准，就是年龄歧视。”年龄歧视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会让有轻生念头的年轻人被看成生病了，于是得到紧急救护，而上了年纪的人会被认为是理性的，于是未能得到救命的干预，仅仅因为他们年纪大而已。年轻人的自杀会被干预，而老年人的不会。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实际上，老年病医生还担心，年轻医生会将他们对年龄的个人看法投射到老年病人身上：他们害怕老去，他们认为年老体衰会让生活变得不堪忍受——甚至心底可能还有他们没认识到的对老弱之躯的厌恶。甘齐尼说：“我们费了好大劲，来教初级保健医生不要只是说，‘这个，要是我也90岁了，我也会又悲伤，又忧郁，又压抑’。这太不正规了！如果你是个35岁的医生，你大概会这么想。但老年病医生会说，‘这个看法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你不会碰到多少抑郁症患者的，更别提治疗了’。”现在，全球老年人自杀率比其他任何年龄层都高。

还有一些对医生未阻止的死亡这种模式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多的是受到了精神科医生办公室以外一些力量的影响。他们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经济上，都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老龄化。药品贵得离谱，医疗账单让病人一夜返贫。有将近10%的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联邦医疗保险没有覆盖辅助老人生活的设施以及大部分家庭护理，逼着有些人不得不住进成人护理机构或国家补贴的疗养院，而几乎所有人都视之为畏途。刺眼的黄色灯光。工资不高、工作繁重的护理骨干。食堂大锅饭。如果一个老人只是因为不想住进那样一个悲惨、孤单的地方而想死，能算理性自杀吗？也许算吧。但也有可能，理性自杀只是我们在社会和经济上忽视老人，却还要伪装成符合道义的选择的一种症状。

进一步讲，随着医疗保险的预算渐渐枯竭——随着人口日益老龄化，随着我们常挂在嘴边的“灰色海啸”席卷美国——美国人也许会开始认为，老年人的理性自杀，那些认识到自己正在耗尽系统资源、让年轻人失去机会的老人选择这么做，是一种社会责任行为：有这个可能吗？现在，我们每年有1/4左右的医疗保险费直接用在病人生命的最后一年上。考虑到这些，我们是否会像哲学家保罗·门泽尔（Paul Menzel）说的那样，创造出一种“死得廉价点的责任”，至少是含蓄、无意的？每一位老人，都会因为只是活着而必须回答——就算不是为我们其他人，至少也是为自己回答——“你怎么还活着？”

2019年年初，迈克尔·欧文医生创建了一个名叫“90+”的组织：一个讨论小组。他建这个小组的初衷是，认为任何人只要到了90岁，就应该自动获得医生协助死亡的权利。欧文当时88岁，他告诉我，把年龄线选在90岁其实比较随意。“恐怕我没有什么充分理由，只不过看起来像是个很好的目标而已。”他说，到了那个年纪，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会遭受病痛折磨。就欧文来说，他过得还算不错。他后背有些疼，腿脚麻木，这让他行走困难，他也在吃降血压的药，但除了这些，没啥大毛病。他说，最难搞的是精力大不如前了。欧文注意到，如果他期待已久的社交活动取消了，就算是他一直都很想参加的活动，他也会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不用“非得跟不怎么认识的人谈天说地，比如聊聊他们的孙辈或是英国脱欧什么的”。但转念一想，好好想想这种感觉也是有用的。因为如果什么事情都会让人精疲力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问我：“我为什么必须忍受病痛折磨？我为什么要拖拖拉拉地不肯去死？”

目前，欧洲有三个国家的安乐死法律在确定病人是否符合条件时，将病人的年龄也纳入了考量。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都允许患有“多发性慢性疾病”或“一系列症状”（像失聪、视力下降和大小便失禁等症状）的老年病人申请协助死亡，只要这些疾病总体上已经让他们的生活没法忍受。比利时安乐死评估委员会主席维姆·迪斯特尔曼斯（Wim Distelmans）医生告诉我，老年多发性慢性疾病患者占该国安乐死的10%左右。我去他位于布鲁塞尔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说：“我对多发性慢性疾病并没有什么意见。如果你80岁了，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又没法看电视，又没法看书，吃饭都要人喂，大部分时间你都只能躺在床上……那么在我看来，你这生活没法忍受。”

荷兰的安乐死是在2002年合法化的。有些立法者认为法律应该更进一步，让所有超过某个年龄的人都可以接受医生协助死亡，就算他们根本没有病痛缠身。2016年，荷兰卫生部长埃迪特·席佩斯（Edith Schippers）提出了一项政策，允许“经深思熟虑认为自己人生已经圆满”的老人申请安乐死。她在向议会发表的一份陈述中说，这个政策能够帮助“那些不可能继续活得很有意义的老人，那些因为不得不依赖他人、行动不便的老人，部分因为失去了诸多亲友而觉得孤独的老人，以及承受着常见的疲倦、身体机能退化之苦，个人尊严也在丧失的老人”。

好几个党派的议员都对卫生部长的提案表示赞同，只有种族主义者、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跳出来螳臂当车，想捍卫社会责任和社交风度。维尔德斯告诉荷兰报纸《人民报》：“我们不能允许需要帮助、孤独的人被人劝着去死。战胜孤独，赋予尊严，关心我们的老人，这些永远是最好的选择。”

卫生部长的努力最后搁浅了，但2019年9月，有个名叫皮娅·戴克斯特拉（Pia Dijkstra）的议员宣布将推动一项法律，让“人生圆满”的老年人能够满足协助死亡的要求。我问戴克斯特拉这么做是出于什么动机，她的回答里透着典型荷兰式的无动于衷：“我们觉得人们有权自己认定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达到了圆满。要是他们不得不采取让人难受的行动，比如说把塑料袋套在头上好窒息而死，那就太不应该了。”

人生圆满的这套逻辑令人欣慰。这套逻辑告诉我们，我们能长寿，能因为自己的存在而产生满足感，而当我们感觉到人生已经饱和时，也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况，并放弃生命含笑而终。但我猜，自然生命的终点是要在回溯中才更容易确定。2016年，几名荷兰学者在一份同行评议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开放版）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题为《夹在意图和行动之间：考虑自主选择死亡的老人》。研究人员考察了25名荷兰人，他们平均年龄82岁，“都在考虑自主选择死亡，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不值得继续过下去了”。这些人全都：“（1）认为他们的人生已经‘圆满’；（2）一想到还要活下去就痛苦不堪；（3）现在很想死；（4）年龄至少70岁；（5）没有身患绝症；（6）认为自己精神正常；（7）认为他们想死的愿望合情合理。”他们都承认，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很撕裂”。在访谈中，他们用到了“困境”、“挣扎”和“怀疑”这些词。有位老妇人在积极筹划结束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在认真考虑做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另一位老妇人说她觉得自己应该去死，部分原因是全球能源储备正在耗尽，医疗预算也在缩水。她说：“古时候，要是哪个老奶奶对整个氏族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有人就会说，‘奶奶啊，老而不死是为贼啊’。”被考察者都认为自杀是“合理”“理性”的选择，与他们有时候更情绪化的继续活下去的冲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我还是碰到了一些人，他们渴望得到荷兰人梦寐以求的那种人生圆满后的保障。我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天坐地铁去南边，也就是泰晤士河那边，去见一位名叫托尼的75岁老人，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近于圆满了。托尼经常沿着泰晤士河及绕着巨大的国家剧院散步。查尔斯王子把那座剧院比作核电站，因为整个就是一大堆混凝土。他会在那儿看看演出预告的海报，做出高雅的选择。他一般每个月去两次剧院，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他都知道剧院里在演什么。然而，突然之间，他对那些剧目一下子失去了兴致，甚至是自己最喜欢的莎士比亚。一个想法浮现出来：我已经看够了哈姆雷特。我已经看够了李尔王。

托尼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公寓里。公寓的墙被刷成了绿色，房间里有一张绿色沙发、一把绿色扶手椅，还有一些绿色植物。我们碰面的那天，他全身上下都穿成了栗色。他个子很小，头发花白、弯曲，耳垂肉乎乎的。我们握手的时候，他说：“我路都走不稳啦，耳朵也有点儿背。这倒是一点儿也不意外。”托尼的书架上摆着弗洛伊德、荣格和格式塔疗法的书。他出生在曼彻斯特的一个犹太家庭，但后来成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基督徒、佛教徒和贵格会教徒……我走到了另一端，成了存在主义者”。

他说，这并不是说他对自己变老耿耿于怀。他对老年人的身份很满意。他会坐在绿色扶手椅上，一连听好几个小时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甚至可以忍受偶尔出现的“白发时刻”，也就是脑子里空空如也，或是困惑万分的时候。不过，用不了多久，也许5年吧，他就会准备好离开人世。他这么做，最大的原因是想要逃避。托尼想要避开“大小便失禁、臭气熏天、厌烦透顶、垂垂老矣。我太喜欢这个词了！垂垂老矣。一点点地老去，每况愈下……”他也不想最后住进养老院，那里的护士会对他柔声细语，她们的脸上会挂着一成不变的怪诞的微笑，催着他去加入别人的行列。让他去玩棋盘游戏，去跟着音乐一起拍手。“别这样，托尼先生！来跟我们一块儿！拍手！”他说，对像他这样性格内向的人来说，养老院就是地狱。至少会很无聊，而托尼最害怕的就是无聊。他告诉我，他每天都写日记，最近他发现自己日复一日写下的都是一样的内容，这把他吓坏了。他说：“我要是对我自己都感到厌倦了，我就会自杀。”

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托尼问我想不想看看他的卧室。他在床边放了一个装满纯氦的气罐，还有一个用很厚的塑料袋做的面罩。他把这些都摆在很显眼的地方，这样他随时都能看到，好让自己放心。“什么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已经活够了呢？到时候我会强迫自己打开氦气罐，把袋子罩到头上吗？”他顿了顿，“我对‘不再存在’的哲学概念很感兴趣。”以前有那么一次，那还是20多岁的时候，他有过自杀的念头。那时候是跟一个女人有关系。他吃了药，但过了几个小时一边呕吐一边醒了过来。他说，这回就不一样啦。这回是一了百了。托尼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想，我脸上一定是暴露了什么，因为他很快又低下了头。随后他说，你太年轻了，还没到思考死亡这回事儿的时候。

埃芙丽尔说，2015年的时候，她就找过医生，想让医生帮帮她。她很直白，真的是太直来直去了。她说：“我的人生已经不值得继续过下去了——不过，我并不抑郁。”医生能不能行行好，给她“一大把巴比妥酸”呢？

“不行。”医生说。

埃芙丽尔说，她也问了另外几个人，包括之前她看过的一名外科医生。“他们都回复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帮上忙，但我不能那么做呀’。”

一天晚上，其中一位医生来到她家门口。她把这位医生迎进门的时候，医生说他一直在想一些事情，想好好解释一下自己的想法。随后他大哭起来。埃芙丽尔说，她带医生来到客厅，让医生坐到沙发上，她自己则坐到了扶手椅上，腿脚抬得比头顶还高。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医生告诉埃芙丽尔，他一直在找能帮到她的办法。他甚至自己出钱咨询过一位医学律师，想看看自己能做点什么，但律师说他什么都做不了。医生告诉埃芙丽尔，自己对她钦敬有加，能为她治疗自己也觉得很开心。他也给埃芙丽尔讲了自己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打算用煤气自杀，结果却把房子炸了。那位医生又哭了起来。

他起身走的时候说：“我很担心，你也会试图自杀。”

“对。”埃芙丽尔说。后来她告诉那些医生不要再联系她了。她说，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对方只不过在浪费她的时间而已。

埃芙丽尔在网上发现了死亡权组织“解脱国际”。她坐在电脑前，对着屏幕举起放大镜，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解脱国际”网站。网站上写道：“死亡并不是医学过程。因此，你未必需要有人穿着白大褂站在你床边。‘解脱国际’的目标是确保所有理性的成年人获得最应该获得的信息，这样对于自己何时死亡、如何死亡，能做出知情的决定。”网站看起来非常专业，有粉色和紫色的绘画作品，还有新闻文章的链接。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是澳大利亚一位如假包换的医生，名叫菲利普·尼奇克。埃芙丽尔读到，“解脱国际”的成员平均年龄75岁，还读到只要花185美元就能成为该组织的年度会员，并得到一本电子版的尼奇克医生的《安宁药丸手册》，书中介绍了所有可靠、平和的结束生命的方法。埃芙丽尔交了钱，提交了一份申请表，然后通过了。她马上打开那本手册，手册上写道：“近年来，一个新的趋势出现了。我们遇到了一些（就他们的年纪来说）身体挺好的老人，但对他们来说，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

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一本教科书，它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它根据可靠性、平和性、对他人的安全性、保质期和死后可检测性对致命方法进行了评级。书中的一些章节讲述了煤气罐、氰化物和汽车尾气。埃芙丽尔在客厅旁边的小办公室里读完了这本手册。她身边放着很厚一沓文件，贴着好多便签，还有个档案盒，上面标着“给买家的重要信息”，里面都是埃芙丽尔要求律师在她死后交给买下这栋房子的人的文件。读完手册后，只有一种自杀方式让她感兴趣，就是手册中描述的最好的一种：服用耐波他。这种巴比妥酸似乎很快就能起作用，但又不会太快。而且，这种药物带来的死亡看起来很像自然死亡。手册上写道：“这是在旁观者看来最平和的死亡方式。服用耐波他之后，你会在睡梦中死去。”唯一有点儿难办的是，这种药液必须很快喝下去，最好是两三大口就全吞下去，要不然就昏迷了。埃芙丽尔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她也担心，自己患有关节炎的颤抖的手，也许会很难拧开一瓶毒药。

手册中介绍了弄到这种药物的好几种方式。埃芙丽尔可以从墨西哥的一家兽医用品商店订购，那里出售的是药液，用于在手术前麻醉动物。墨西哥商店里卖的耐波他是标准剂量，“解脱国际”建议会员想死的话买2瓶。另一个选择是黑市化学品经销商，在那里可以买到这种药的粉剂，再自己溶进水里。手册提供了药贩子的电子邮件地址。埃芙丽尔决定选墨西哥。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她可不想靠什么运气，要谨慎些。埃芙丽尔也考虑了一下，自己是否介意违法，然后觉得自己并不介意，因为法律“愚蠢透顶”。按照手册上的建议，埃芙丽尔新设了一个邮件地址，使用一种叫作Riseup的加密服务，用于她跟死亡计划有关的所有通信。

墨西哥那边的药贩子叫亚历杭德罗，埃芙丽尔给他电汇了460英镑。这感觉极为平常，要不然，她真会有天翻地覆的感觉。亚历杭德罗写了好几封彬彬有礼的电子邮件，对如何电汇给出了明确指导。发货后，他把包裹单号发给了埃芙丽尔。埃芙丽尔在一封邮件中写道：“我开始感觉好多了。”不过，在包裹抵达布兰福德斯皮克之后，她才想起来自己只买了1瓶耐波他，而不是她需要的2瓶。她把这瓶耐波他放在浴室柜里，然后在另一个药贩子那里下了第二个订单，买了2瓶耐波他，花了600英镑。新的2瓶药到了之后，她把它们放在了洗脸池上方的白色壁柜后面，如释重负。

那一年，我也在另外一些地方接触到一些从网上买了耐波他的人。其中一些是老年人，买这种药是作为预防措施，以防万一。另一些人病得很厉害，有服用这种药物的明确计划。有个名叫杰伊·富兰克林的澳大利亚人，将近不惑之年，有先天性肠道疾病，他在YouTube（优兔）的一段视频里请求谁能给他点耐波他，然后真有陌生人给他寄了。还有个英国老人叫比尔，患有帕金森病，买了耐波他药粉藏在自己的衣柜里，这样他的儿子就不会发现了。我用Skype（即时通信软件）跟一个名叫巴林特的27岁匈牙利人通了话。他对我说，他身体很好，对自己的生活和女友总体上也都很满意，不过他还是想要耐波他，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非常担心”。他说，匈牙利政府不够进步，公民自由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除此之外，还有全球人口过剩、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和战争等更重大的问题。“我就是觉得我可能必须做点什么才好。我想确保，就算我出了什么事……我还能有条出路。”

“你女朋友知道吗？”我问。

他说：“不知道。她要是知道了，还不得疯了。”

埃芙丽尔开始完善她的计划。因为她的左手有些麻，她担心在最后一刻自己会把耐波他洒了，于是她买了个塑料托盘，架在浴缸边上。她也找到了一位朋友，该朋友愿意在计划好的时间来“发现”她的尸体，这样她就不用独自在房子里躺太久。埃芙丽尔说：“天哪，我得跟你说，这事儿太奇怪了，但真的是这样，没那么疼了。”只不过因为药物在手，做好了计划，就让她感觉好了不少。在“解脱国际”论坛上，她读到，有时候人们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埃芙丽尔对自己马上就要不复存在并没有太多焦虑，倒是很关心自己的房子和花园，想着在自己死后，房子和花园会变成什么样子。3月下旬的一天，她走到外面，好好看了看自己的地产。她慢慢走着，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走过一簇簇蓝铃花，一棵棵苹果树。她长长的白发没有扎起来，散落在背上。她恳求道：“哦天，别看那棵无花果树。今年的无花果收成很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的墓碑在后面，在花园的棚子里。埃芙丽尔从德文郡北海岸采购了这块光滑、粉红色的石头，请了一位本地的艺术家把自己的名字龙飞凤舞地写在了上面：埃芙丽尔·凯·亨利。是不是挺棒的？当然，埋在自家后院可不怎么常见，但埃芙丽尔做了点功课，发现只要本地环保部门批准，就可以埋在自家院子里。环保部门需要检查这块地产，确定这个地方不会离水源太近。埃芙丽尔的房子并不在水源附近，所以得到了批准。她会被埋得非常深，獾没办法把她挖出来吃掉。埃芙丽尔老气横秋地说：“我不介意獾来吃我，但估计邻居们不会想看到我的尸体散落一地！”她已经预付了自己葬礼的费用，还给参加葬礼的人留下了清晰的说明。乌尔苏拉·勒吉恩会朗读一篇文章。任何人都不能穿黑色的衣服。葬礼结束后，他们会一起喝一杯。

埃芙丽尔说：“到了4月，我们就完全进入春天了。我估计你会这么想，花园那么漂亮，我又那么热爱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想再多晃悠一阵子，多活一年呢？嗯，这个很难解释……现在这个时候，我确实差不多很享受，但也确实很疼。”她往四周看了看。“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花园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就跟我一样。”“你觉得你会再次看到花园里开满鲜花吗？”

埃芙丽尔抬头看天，过了一会儿又扬起了眉毛。“你是想让我哭出来，是不是？”

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这时候距离我和埃芙丽尔头一次电子邮件往来已经有2个月了。这天晚上8点45分，埃芙丽尔听到电话铃响了。她吓了一跳，因为电话从来没在晚上响过。那时候，埃芙丽尔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电话另一头是个男的，声音很陌生，也很难听懂他在讲什么——特别是辅音。埃芙丽尔告诉那个陌生的声音，自己耳朵不大好，请他说慢一点。她恳求道：“您就一字一句，每个音节都停顿一下。”那个男人告诉埃芙丽尔自己是警察，他注意到埃芙丽尔正在计划结束自己的生命。埃芙丽尔告诉他，你说对啦。警察便问，是否可以派几个同事去她家里和她谈谈。埃芙丽尔拒绝了，“你们别来”。天黑了，天黑之后她是不会开门迎宾的。

晚上9点15分，附近的希维特里路警局派来的两个警察打碎了埃芙丽尔家的前门玻璃，闯进了她的门厅。后来他们说自己按过门铃，但埃芙丽尔说他们没按。“我的天！”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时，她大声尖叫起来。两个警察发现了缩成一团的埃芙丽尔，便告诉埃芙丽尔有一个市民报警说她想自杀，于是他们前来做一下“身心健康检查”。随后，警察又说自己是国际刑警组织派来的云云，并要求埃芙丽尔交出药品。

埃芙丽尔平静下来，开始奚落那两个笨手笨脚的警察，他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找什么东西。是药粉、药液还是药丸？埃芙丽尔说，她家里的很多东西理论上都可以用来自杀。比如说厨房里有一把电动雕刻刀，她也知道关键的几条动脉在什么位置。而且她还想过怎么触电自杀。在埃芙丽尔的书房里，有名警察在一个文件夹里发现了她的遗书，还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她决定自杀的事儿。埃芙丽尔说，那名警察告诉她自杀不合法，然而，埃芙丽尔告诉警察，不是这么回事。自杀完全是合法行为，而且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警察问埃芙丽尔为什么要自杀，埃芙丽尔则叫他别多管闲事。埃芙丽尔还问能不能给她的护工希瑟 * 打个电话，让她来帮忙，警察说可以。希瑟来了之后，埃芙丽尔叫她去楼下的浴室，说浴室柜里头有一个纸盒，里面是从墨西哥买来的药。希瑟去了楼下浴室，找到纸盒，交给了警察。

午夜前后，警察给一名顾问医生打了电话。12点07分，这位医生也赶到了现场。警察告诉医生，国际刑警组织“截获了一些跟来自墨西哥的化学品有关的信息”，根据信息一路顺藤摸瓜，就找到了埃芙丽尔这里。这时候，埃芙丽尔已经很累了，但她还是坐在医生身边，告诉医生自己有哪些问题：背疼，行动不便，耳背，大小便失禁。她说自己没得抑郁症，也没得精神病。有一段时间，她确实很沮丧，不过那是在她父亲去世后，所以也许只是因为悲伤？埃芙丽尔说，她已经计划自杀18个月了，还说了跟耐波他有关的一些事情，说这种药有多贵。她说她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她的尸体会在某个周一早上由她的一位朋友来发现。希瑟听着埃芙丽尔说话，觉得她十足像个在一大群人面前讲课的教授。要换了别人肯定早就崩溃了，但埃芙丽尔镇定自若。

晚些时候，警察又叫来一名社工和一名精神科医生，对埃芙丽尔进行精神健康评估。埃芙丽尔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卧室，给他们看自己每天都要垫的尿布。她也给他们看了床下的尿壶，说有时候一个晚上就能尿满。埃芙丽尔感觉那名社工好像挺尴尬的。她也给那些医生看了她的朋友们写给她的告别信，有位基督徒朋友甚至在卡片上写了“一路顺风”——就好像埃芙丽尔是要去国外旅行一样。埃芙丽尔后来说，那位精神科医生似乎对她脱离天主教很好奇。她想知道埃芙丽尔为什么离开教会。“会带来什么效果？你会怕死吗？”那位医生在当晚的记录中写道，埃芙丽尔是一位“非常聪慧的退休教授，有很多健康问题”，并将她的情况描述为“难搞得很”。

两位医生和那名社工告诉埃芙丽尔，他们需要私下商量一下。埃芙丽尔问她能否自己在书房里坐一会儿。他们在外面待了半个小时。他们回到书房时，埃芙丽尔看了出来：“你们做出决定挺难的吧。”

他们的结论还算不错。三位专家表示，他们认为埃芙丽尔精神状态良好。根据这一事实，他们不能按“精神健康法”——认定她的行为有多“不明智”——让她住院观察。医生在报告中写道：“没有任何抑郁症的证据。”他问埃芙丽尔有没有打算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自杀。

“没有。”

之后呢？

“做得到的话，我会自杀的。”

于是医生写道：“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认为，她的身体已满负荷运转，因此无法将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全体工作人员也一致不愿将这位……很可能会自杀的女士一个人留下。”

“长时间讨论后，全体工作人员一致同意，我们不能将药物还给她（不伤害）。”

医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告诉埃芙丽尔，她的家庭医生也会很快联系她，给她安排更正式的精神健康评估。埃芙丽尔对他愿意听自己说那么多表示了感谢。最后，到凌晨4点28分，医生、社工和警察终于从玻璃碎了一地的前门离开了。半个小时后，希瑟也走了。之后，埃芙丽尔长出了一口气。他们不知道——警察也没有发现——她还有另外的2瓶耐波他，就是她在发现自己最早订购的耐波他剂量不够之后追加的。那2瓶药藏在白色壁柜后面。埃芙丽尔轻声自语道：“我赢啦。”随后她又恼火起来，因为这些闯进来的人没关书房里的灯，洗手间里的马桶盖也没放下去。

后来，我还听说了另外几起警察突击搜查的事情。在伦敦，我采访了一位专业护理员，她的病人是位80多岁的老太太，名叫芭芭拉 * ，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她的前门也被警察砸破了。跟埃芙丽尔的遭遇一样，警察问芭芭拉是否有一种从墨西哥买来的能结束生命的东西。警察说是自己的线人通风报信的，该线人提供了一份“名单”。他们说，芭芭拉不会有麻烦，但是得把药品交出来。

芭芭拉跟警察也说不了多少话，因为她身体虚弱，需要扩音器才能让人听到她的声音。她说对，她很久以前订购过耐波他，但没多久就扔了。警察变得不耐烦，没多会儿就走了。芭芭拉的护工知道芭芭拉非法购买这种药物的所有内情，后来这个护工登录“解脱国际”网站留了个帖子，提醒其他买家留意这个神秘的线人及其手里的名单。几个星期之内，就有多名会员向“解脱国际”报告，他们在牛津郡和布赖顿遭到了警察类似的盘查。随后，这种盘查在外国也出现了。

2016年5月，加拿大温哥华一个名叫贾尼丝（Janice）的妇女给“解脱国际”的创始人写了封电子邮件，说想谈谈“温哥华两名警察不期而至的一次拜访”。贾尼丝告诉尼奇克，这两名警察穿着便衣，告诉她不要慌张。据她回忆，警察告诉她，他们是在做一项“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调查”，正在调查“网上协助自杀”——他们知道她从墨西哥买了药品。贾尼丝问他们有没有搜查令，他们说没有。贾尼丝便告诉他们不能进来。后来我打电话给温哥华警察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问这是什么情况，温哥华警察局发言人告诉我局里没有任何这类登门拜访的记录，加拿大皇家骑警则干脆拒绝接受采访。

没过几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萨拉（Sarah）的女子登录“解脱国际”网站，发帖写道，警察也去了她家，带走了她的耐波他。萨拉无病无灾，但她以前身边有年纪非常大的人，他们的经历让她深感不安，甚至声称自己永远也不要变得那么老。萨拉是在65岁生日的时候订购的耐波他，作为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我最近才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年华老去是什么意思。我不想这么说……但我就是没有勇气！”

萨拉说，警察是在上午10点半左右来的。他们先是按响了门铃，但萨拉一开始没理睬，因为她还没起床，而且没想着会有客人。但门铃过后是敲门，再接着就是砸门了。萨拉打开门，看到三名年纪轻轻的警察盯着她。她一开始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修剪草坪，让花园变得很难看，才又惹上了麻烦，便问道：“你们是因为我的院子才来的吗？抱歉啊，我没怎么割草，杂草长得是有点儿高了。”萨拉告诉警察，他们可以进来，但请他们在厨房里稍等一下，让她去卫生间漱漱口。

萨拉回到厨房后，警察便问她是不是从墨西哥买过什么东西，随后还说起了国土安全部的什么事儿。萨拉试图把话题岔开，在那儿顾左右而言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觉得他们看起来挺和善的，对这事儿好像特尴尬，也特紧张。但他们一直盯着她看。萨拉问道：“我不交给你们，你们是不会走的，对不对？”三名警察沉默不语。萨拉问他们最近有没有看新闻，有没有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那么多烂事。也许他们可以想一想，把时间花在追捕更让人担心、更重要的罪犯上是不是更好。最后她打开冰箱，拿出一个小小的购物袋，扔在桌子上。“别了，耐波他！”

警察临走前，萨拉问他们都多大年纪了。他们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萨拉告诉他们，到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应该好好回想一下今天，回想一下他们从她这里把药品夺走的决定。他们应该好好想想，这么做究竟对不对。一名男警察告诉萨拉，等自己老了，他打算喝着啤酒躺在海滩上，好好享受享受。萨拉说：“对你来说也算不错啊。”

过了几年，也就是2019年的时候，北卡罗来纳州康科德警察局的基思·尤里（Keith Eury）告诉我，他的同僚那天确实去萨拉家里检查过。他说，他们去萨拉家是代表国土安全部或者缉毒局——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个联邦机构提出的要求，当时负责的警察也不记得了。尤里也没找到任何记录这起事件的文件。他还记得的是，联邦部门要求达勒姆警方没收并销毁在萨拉家里能找到的所有药品，但不用逮捕萨拉。他说，其目的并不是要惩罚萨拉，“他们”是想“钓大鱼”。

“解脱国际”对警方突击搜查的事情没做回应。有些会员想知道，“解脱国际”推荐的墨西哥药贩子是不是被警察抓了、收买了，或者是在安全问题上太不小心了。2016年，澳大利亚的一个“解脱国际”会员订购了一本精装的《安宁药丸手册》，6月他收到澳大利亚边防部队的一封信，说是有关部门根据1901年澳大利亚海关法的203B(2)条款没收了这本书。边防官员在总结战利品时写道：“一本详细描述如何自杀的书。”这年秋天，新西兰也有了警察突击搜查的行动，而且情节变得越来越稀奇古怪。2016年10月，“解脱国际”的一些会员在新西兰惠灵顿地区的哈特河谷参加了一个集体小组研习会，并自带饮食聚餐，大部分都是老年妇女。随后开车回家时，其中好几个人都遇到了警方设置的路障，警方把一条主干道的车流完全截住了。警察检查了这些人的身份证，还做了呼气酒精测试，似乎是抓酒驾的随机检查。但没过多久，这些“解脱国际”会员中大概15名都有警察跑到他们家里去了。76岁的威廉明娜·欧文（Wilhelmina Irving）告诉记者，有个警察旁敲侧击地打听那次研习会的各种细节：“他跟我说，他完全知道都有谁在那儿，大家都说了啥，所有一切他都知道，我还能说什么呢？”

新西兰记者最后的报道后来也被法官证实了：警方设置路障只是个障眼法，是为了识别参加“解脱国际”研习会的人。警方将其行动命名为“粉刷匠行动”，在此过程中还窃听了一位67岁的“解脱国际”协调员、已经退休的小学老师苏茜·奥斯汀（Suzy Austen）的家。苏茜热衷园艺，她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慈善机构、强奸危机项目和国际仁人家园项目提供过志愿服务。2016年10月，警方看到她在车里分配戊巴比妥，便逮捕了她。经过两周的刑事听证会，她被判“协助自杀”罪名不成立，但两项非法进口罪名成立。她说：“我觉得我被人当成了炮灰。”毕竟，新西兰还有很多人也都在订购同样的药品。随后，关于警察突然来访进行可疑的“身心健康检查”的报道也在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了，就跟这些事情开始出现的时候一样突然。

过了几年，英国大都会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证实，在2016年的突击搜查中，该警局的一个“特别调查组”在调查“解脱国际”及其创始人菲利普·尼奇克医生，因为有个忧心忡忡的公民告发了他。最后这位发言人告诉我，他们开通了“无数个调查热线”，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警察离开埃芙丽尔家几个小时后，埃芙丽尔慢慢打开前门，走到外面去看了看。她的眼睛看起来有些肿，打量着台阶上淡蓝色的玻璃碎片，以及警察钉在破洞上的木板。她一直没睡。她说：“今天我状态奇差。早上做饭的时候差点儿把房子烧了……我好像失了魂一样。我是真的被吓坏了，被击垮了。”她还在发抖。埃芙丽尔想着，警察会不会在她房子里装了监听设备，好继续监视她。她觉得他们很可能装了。毕竟，他们除了“砸开小老太太的门”之外，再没什么事儿好做了！

还有好些事情要做。接下来的几天，埃芙丽尔给律师打了电话，叫他向当地警方提出申诉。她希望警察向她道歉，并保证绝对不会再来打扰她。更重要的是，她希望他们来把前门换了——不是随便换一扇门，而是换成跟她原来装的完全一样的门，上面有一模一样的高档玻璃。埃芙丽尔也给好几家本地供应商打过电话，确认换门的开支大概为185英镑（含税），完成整个工作一共要花222英镑。埃芙丽尔也把自己的通信录给了律师，上面写有她所有联系人的名字和电话。通信录用不同颜色做了标记，代表她的家人和朋友收到她的死亡通知的顺序。她要把自己的车送给长期维修这辆车的技工。她还给未来买这栋房子的人写了封信，敦请他们雇用自己的勤杂工杰夫，因为杰夫非常可靠，知道各种事应该怎么办。随后，她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遗书，上面写道：我孤身一人，自杀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不希望进行验尸，因为有证据清晰表明这里没有发生任何谋杀。

也许，以后会有人把埃芙丽尔的遗书看成她情感贫乏的表现。也许我就是这么看的。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封信怎么会这么冷淡，这么未经审视，这么合乎逻辑？不说别的，为什么要说到浴缸，说她害怕把浴缸弄脏呢？为什么还要说到清洁液？埃芙丽尔写道：又及，如果我在死的时候把浴缸弄脏了，恳请您能好心清洗干净，我也准备了滴露。但遗书也可以是这个样子。20世纪90年代，研究遗书的学者发现，大部分遗书都很平淡，言简意赅。也许到最后，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到那时，这一切对埃芙丽尔来说也非常显而易见。她没什么可说的了。

她计划在4月20日吃过午饭后赴死。屋子里没什么可以吃的了。因为预计自己会在这周死去，整个星期埃芙丽尔都没去杂货店买东西，现在只剩下一点儿冷冻食品了。连饼干都没了。不过，她还是觉得，在迈出走向二楼浴缸的缓慢步伐之前，还是吃点东西为好。

但那天早上，埃芙丽尔的医生办公室打来电话，说警方一直想联系她。她真的打算在那天晚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吗？负责调查埃芙丽尔自杀事件的当地验尸官在随后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埃芙丽尔打电话给网络服务商，告诉电话那头的客服她很快就要死了之后，该客服给警察打了电话，接着警察又给埃芙丽尔的医生打了电话，医生则叫自己的前台接待员打给了埃芙丽尔——也许还带着一丝恼怒。因为，就算所有人都知道埃芙丽尔打算做什么，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埃芙丽尔叫那位前台接待员“一边儿凉快去”，让她一个人待着就行了。随后她挂了电话，来到电脑跟前。

在一封题为“旅途愉快”的电子邮件中，她写道：“我最好还是别惦记午饭了，直接去浴缸里得了。”

埃芙丽尔用浴室里的小修发剪打开了那2瓶耐波他。这2个瓶子都很难打开，因为玻璃瓶口沿上有需要弄破的金属边。埃芙丽尔必须小心翼翼，才不会把液体洒出来。弄完后，她把打开的瓶子放在了新买的塑料托盘上。然后，她30年来第一次踏进了浴缸。

埃芙丽尔的律师在那天下午6点40分发现她死了，并确认她的尸体很干净、很清爽，就像她生前希望的那样。

几周前，埃芙丽尔就曾经想过，到她躺在浴缸里的时候，她会有什么感觉。她觉得她会“尽可能地不去感觉。我想极力避免的，正是去花园里看最后一眼，或是久久凝视着我那些美丽的陶器。这么做只会让这事儿更加困难，只会带来伤害，不会有任何好处”。埃芙丽尔说她会提醒自己，不管怎么说，人固有一死。她觉得到时候不会害怕。她问道：“要是我都已经不在了，我还怎么害怕呢？多么简单的道理啊。我会什么都不知道。死去万事成空，什么都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