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6只被救的狗一起生活，其中一只出生于拯救怀孕母狗的行动中，其他的都有过非常悲惨的遭遇，包括严重的虐待。这些狗是非人类难民，我们与它们分享一个家。虽然我们非常爱它们，但我们坚定地认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以这种形式存在。
我们反对人类驯化动物并把它们变成宠物，因为这些行为违背了动物根本的权利。
“动物权利”这个词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如果一个人认为我们应该稍微增大机械化饲养鸡的笼子空间，或者应该让小牛在被抓走和屠宰前被集体而非孤立地畜养，这个人表达的就是普遍理解中的“动物权利”立场。这种理解很大程度要归结到《动物解放》的作者——皮特.辛格，他被认为是“动物权利运动之父”。
这种归结的问题是，辛格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他从根本上否定道德权利这回事,他支持的是任何他认为能够减少痛苦的措施。（译者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认为，应该根据一件事对社会整体产生的后果——对社会成员的福祉和快乐造成的影响——来评价这件事的道德属性） 换句话说，“动物权利之父”拒绝动物权利的概念，他还赞许散养鸡蛋、散养猪肉和几乎所有争取动物福利的大型慈善机构都提倡的“快乐剥削”措施。 辛格并不支持动物权利，他提倡的是动物福利。他并不反对人类对动物的使用本身，他关注的仅仅是动物在被人类使用的过程中承受的痛苦。比如，他在2006年《The Vegan》杂志的采访里谈到自己可以“想象这样的世界：人们多数时候吃素，偶尔让自己奢侈一下享用散养的鸡蛋，甚至是动物的肉，前提是这个动物在天然的、适合它的种类生长的环境里度过了不错的一生，然后在农场里被人性化的方式杀掉。”
我们使用“动物权利”的方法却有所不同，更接近人们在关系到人类根本利益时使用“人权”这个概念的方式。比方说，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生命有权利，我们指的是就算不经过他同意而使用他的器官能拯救其他10个人，他继续生存的基本利益也应该被保护。权利是保护利益的方式，无论产生的后果如何。这种保护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会被没收，但是对利益的保护不能仅仅为了与后果相关的原因就被废除。
非人类的动物拥有道德上的权利，不论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否“人性化”，或者即使人类在把它们当做可替代的资源进行利用的过程中会获得满意的后果， 它们都不能只被当作人类的资源而被使用。
我们在讨论动物权利的时候，我们说的主要是一种权利：不被当成财产的权利。原因是，如果动物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如果它们不仅是物品——他们就不能是财产。如果他们是财产，它们只能物品。用人类的情况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不论人的具体特征如何，人类拥有基本的、先于法律的权利免除被当作财产。我们反对把人当作私有财产的奴隶制，这并不是说奴隶制不存在，它确实存在，但没有人替它辩护。
我们反对奴隶制的原因是，当一个人成为奴隶，他就不会被当作一个人对待，意思就是奴隶不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奴隶是一个存活在道德群体之外的物品，他所有的利益都能被另一个人决定——他的主人——主人可能会把奴隶当作家人，或者给他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然而却在其他方面糟糕地对待他。一个奴隶最根本的利益可以完全被否认。
美国和英国有很多法律去规范基于种族的人类奴隶制度。这些法律没有奏效，因为只有当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规范性的法律才有效。而如果奴隶主并不总是普遍存在，奴役制度就消失了。一个人对财产权的使用就不会受到有实际意义的挑战。
同样的问题也关系到非人类物种，如果动物是财产，它们就没有与生俱来的内在价值，它们只有非固有的外在价值。它们是我们看重的物品，它们没有权利，而我们作为财产所有者，拥有赋予它们价值的权利。而我们可以选择不赋予它们任何价值。
有很多法律理应规范我们对非人动物的使用。实际上，这种法律比规范人类奴隶制的还要多，如同规范人类奴隶制的法律一样，它们都没有任何效果，这些法律只有当人类的利益和动物的利益之间出现冲突时才有用。但人类拥有权利，包括拥有并使用财产的权利，而动物是财产。当法律企图平衡人类和非人类的利益，结果已经预先注定了。
而且，因为动物是财产，它们的福利标准永远都会很低。保护动物福利有经济成本，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除非这样做符合经济利益，人们才会保护动物的利益。 很难找到一种不提升剥削效率的福利保护措施，法律规定在屠宰之前让大型动物晕厥，这实际能减少对动物尸体的损伤和人工损伤；把小牛畜养在更小的群居环境而不是单独的木箱里能降低引发疾病的压力，因此节约在兽医方面的开销。
如果动物福利保护措施提高了生产成本，通常也是少量的（例如，欧盟国家把传统的层架式鸡笼换成“加强版鸡笼”），而且鉴于对动物产品需求的弹性，这些改变很少会影响到市场的整体需求。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不论被当成食物的动物受到了多么“人性化”的处置，人类的参与仍旧让它们承受了折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快乐的”剥削。
尽管不被当作财产的权利是一种消极权利（译者注：免于他人干涉的权利），而并不涉及非人类可能有的任何积极权利（要求他人提供物品或服务的权利），承认这一个消极权利实际上会要求我们出于道德义务去反对所有体制化的剥削，而这种体制化剥削把动物当作我们可以任意屠杀的物品。
传统观念认为人类可以使用和杀掉动物，但不应该让动物遭受不必要的折磨与死亡，这样就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然而，我们需要理清这个语境中的必要性这个概念，它不能被理解成允许为了无意义的目的而造成受苦和死亡。在有的情况里，我们对这一点认识地很清楚，比如很多人仍然强烈不满美国橄榄球运动员麦克.维克，因为他在2007年被发现参与了斗狗。为什么过了十年我们都还厌恶维克？答案很清楚：我们认识到维克做的事情是错的，因为他唯一的理由是他从对那些狗的伤害中得到了快感和娱乐，而这两者不构成正当的理由。
很多人，或者大多数人都反对斗牛，甚至大多数英国保守人士都反对猎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血腥的运动明显不具有强迫性或必须性，它们对动物造成的痛苦和死亡不能被合理化。没有人会提出如果维克是一个更“人性化”的斗狗人士他就可以少受谴责，没有反对血腥运动的人会提倡因为这些运动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就该把它们变得更人性化。反对者从根本上反对这些活动、拥护法律对它们的禁止，是因为这些活动是不道德的，不论它们的实践方式如何。
然而问题是，99.999%我们利用动物的方式都与绝大多数人反对的那些行为没有道德上的差异。
我们对动物最主要的利用方式就是把它们作为食物。每年，人类会杀掉超过6百亿动物作为食品，这不包括更大数目的——保守估计大约1万亿——海洋动物。我们并不需要吃动物来获取最佳健康。确实，越来越多的主流健康权威，包括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心脏协会、英国国民保健署，以及英国饮食协会都表示合理的素食跟肉食一样有营养。有的权威进一步指出严格的素食习惯比杂食习惯更健康。不管怎么样，我们为了健康需要动物食品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动物农业更是一种生态灾难。
我们使用动物产品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的口感，换句话说，我们与维克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我们付了钱让别人来给动物制造痛苦而不亲自动手。而我们为了娱乐或运动而利用动物也是不必要的。唯一一种不是明显无意义的利用方式就是对严重疾病的研究。我们反对活体解剖，即使它包含了必要性（我们相信这个声称在实证上也值得怀疑），但是活体解剖的道德问题比为了食物、衣服、娱乐和其他目的而利用动物更需要细致的分析。按照世俗社会认可的观念，除此之外的其他利用方式几乎可以说都被认为是违背道德的。
这个问题的底线是:不论你是支持动物权利的立场、认同动物应该有不被当作财产对待的先于法律的基本权利，还是你赞同世俗的观念，结果都是一样：我们对动物的利用大体上全都应该被禁止。
当我们说动物有权不被当作财产对待，其实就是说我们有道德义务不把动物当作物品来使用，即使这样对我们有利。至于家养动物，我们应该停止把它们这样的动物带到这个世界里来。我们有道德义务去照顾已经被带到世界上的权利享有者，但我们也有义务停止制造更多这样的家养动物，它们包括狗、猫以及其他非人类的“伙伴”。
我们把这6只狗当做家人，法律也会保护我们这样做的决定，因为我们有自由按自己的想法对待我们的财产。然而，我们也可以选择把这6只狗当成看门狗，让它们住到外面，不与它们建立有感情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们装进车带到收容所，如果没有人领养的话，它们会被杀掉，或者我们可以让兽医结束它们的生命。法律也会保护我们的这些决定，因为我们是财产所有者，它们是财产，我们拥有它们。
现实是，美国大多数的猫和狗都不会在充满爱心的家里结束一生，它们会在相对短暂的阶段里生活在家庭中，然后就被转移到别的主人家里、被带进收容所、被抛弃或者被杀掉。我们是否应该如提倡地把主人称为“监护人"并没有意义。如果你在法律上有权利把你的狗带去屠宰所，或者亲自用”更人性化“的方式杀死它，你如何称呼自己跟你的狗并没有区别， 你的狗是你的财产。就法律来说，与宠物一起生活的人就是它们的拥有者，我们只要为它们提供最低标准的食物、水和住所，我们就有法律上的权利去任意处置它们。的确，所有权的使用会受到一定限制，但这些限制并不妨碍我们赋予宠物极低的价值。
想象没有你心爱的狗、猫或其他宠物的生活，你可能会感到恐惧，因为你爱它们、把它们当做你的家人。这个时候你可能在想：等等！如果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像我对待我的宠物一样去对待他们的动物，这怎么样呢？” 这种想法的问题是，即使我们可以提出一套切实并能够强制执行的计划来要求每一个拥有动物的人提高动物享受的福利水平，这些动物仍然是他们的财产。他们仍然可以不在乎它们的生命，可以杀掉它们。
你可能会说你也反对那样，你觉得我们应该制止人们杀害动物，除了一些应该允许协助性自杀的情况（因为绝症、无法消除的痛苦等），而且我们应该制止收容所杀害动物，除非这对动物自身有利。你的想法其实已经接近这种立场：要求废除把动物作为财产、要求人类用接近对待人类儿童的方式对待动物。 那么，我们应该接受人类社会继续养育动物来作为我们的宠物吗？
我们的答案仍然是一个坚决的 “不”。
先且不谈要制定出符合把动物当作“家人”的标准，以及为其他相关问题找出解决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立场更忽视了驯养动物本身具有的严重道德问题，无论人类到底如何对待驯养的动物。
对动物的驯化完全取决于人类，人类控制了动物生命的每一个方面。人类的孩子某一天会获得自主，但动物永远不会。这就是驯化的全部意义——人类想要让被驯化的动物依赖自己。这些动物永远生活在脆弱中，它们全部的需要都依靠我们。我们的饲养让它们变得顺从，它们变得讨我们喜欢，即使很多它们演变出来的受人类欢迎的特质都对它们本身有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让它们快乐，但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永远不是“自然的”或“正常的”。 它们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不论我们对他们多好。所有驯养的动物都是如此，它们永远依靠着我们，我们永远控制着它们。 它们真的是“动物奴隶”，就算一部分人类是善良的主人，我们也做不了更多。
有的人说，既然人类相互依靠，为什么动物就不能依靠我们？ 人类的关系可能会包括依靠或相互依靠，但这种依靠要么建立在选择上，要么反映了社会集体作出的决定：照顾弱势群体，社会契约中复杂内涵要求我们为他们提供保护。而且，人类关系中的依赖性并不会夺走依靠者享有的核心权利，一旦依赖的关系对他们有害，他们的权利就能得到保护。
反对我们这种立场的人可能会说：狗、猫和其他宠物有权利生育后代。但如果我们不能限制宠物生育的权利，我们就得无限制无限期地允许它们按照这样的方式生存繁衍下去。 有的人担心停止驯化动物就意味着损伤生物的多样性，但实际上，驯化的动物是被我们通过选择性饲养和选择性监禁制造出来的生物。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动物具有不被当作财产的消极权利，这要求我们废除所有体制化的剥削以及人类对动物的商品化和控制。
我们爱我们的狗，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更公正、公平，宠物根本就不会出现，也不会有布满了羊群的田地、装满猪、奶牛和鸡的谷仓。 世界上也不会有水族馆和动物园。
如果动物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我们必须重新确立人类—动物关系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要反思的不是我们的剥削是否“人性化”， 而是我们从根本上是否可以使用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