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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强迫症的病因探究及认知行为疗法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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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18:03

青少年强迫症的病因探究及认知行为疗法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Etiology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of Adolescent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1. 引言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慢性精神疾病，它是以无法自控的强迫观念、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症性障碍(王冬梅，2010)，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性功能以及个人生活质量，甚至会对家庭造成不良影响。OCD作为世界十大致残性疾病之一，中国成年人的终身患病率已经达到2%~2.4% (Zhang & Ji, 2019)，而研究表明，OCD不只是常见于成年人，还常见于儿童和青少年。早在1903年，Pierre Janet等人描述了第一个儿童OCD的病例。周朝昀在研究中表示，有超过半数的OCD患者认为自己的强迫症状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出现的(周朝昀，2014)。患者自知不合理，但无法控制大脑反复出现的想法，只能通过反复确认来不断减低想法，从而带来精神的焦虑和痛苦(孙立阳等，2022)，导致生活质量严重受损。OCD的诊断与治疗对于青少年时期的患者往往是延后的，因此对青少年OCD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强迫症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有研究显示，强迫症的发病年龄似乎是双峰的(平均发病年龄为13岁和25岁)，而发病年龄较小的人似乎有更严重的症状(Anholt et al., 2014)。它的表现症状通常会对生活质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经常导致学业、社交和家庭功能的痛苦和损害，并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是一组通过改变个体思维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大脑里不良认知，从而改善或消除消极情绪或行为的一种相对短程的心理治疗方式，成为了目前最广泛使用、且最具影响的心理治疗方式(李晓华，刘彬，2017)。目前在美国专家广泛同意而达成的儿童强迫症治疗指导指南中，认为CBT应该作为治愈青少年OCD的首选方案(张斌等，2010)。

本文选取青少年这一年龄段的典型群体，对青少年OCD的临床表现、病因进行整理与总结。同时，认知行为治疗作为目前治疗OCD最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故也有必要对于此疗法的治疗效果，以及和其变式的治疗效果进行描述和讨论。

2. 强迫症的临床表现

2.1. 强迫观念

强迫观念通常指强迫思维、表象、怀疑和冲动等，大多数患者都会有此类观念，强迫观念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

强迫联想：当患者听到、见到或想到某类事物时，就会不自觉地联想起一些消极的或不愉快的事情或情景。例如听见水管的声音就想到洪水。

强迫性回忆：患者总是不自主的对过去的事情、经历进行反复的回忆，虽然自知没有任何意义，但仍然无法控制，必须进行回忆。

强迫性怀疑：患者对于自己的行为或做法是否正确，进行反复的怀疑，并且必须检查核实，否则就会焦虑不安。例如出门后反复回家检查门窗是否锁好。

强迫性穷思竭虑：患者总会对一些毫无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思考，例如“0 + 0为什么等于0”“为什么人类有两条腿而不是三条腿”，即使明知道没有意义，但还是会忍不住的思考。

强迫表象：在大脑里反复出现不良的、恶心的、负面的图像体验，例如脑海里反复出现走着走着楼上有人吐口水吐到自己脸上的场景。

强迫情绪：患者对某类事物感到厌恶、恶心，明知这种情绪无需加以阻止，但害怕自身会因为冲动而做出有愧于社会、家人，违反社会秩序的事情，故反复强行地加以遏制自己的情绪。

强迫意向：患者在某种情境下，大脑会不受控制的出现与该情景实际情况相反的想法，例如看到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到阳台观景，患者想到了后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推下去。患者虽未行动，但为自己这样的想法感到恐惧。

强迫对立观念：两种对立的词句或概念反复在脑中相继出现，如想到“善良”立刻会想到“邪恶”，患者为此苦恼(赵贤芳，2008)。

2.2. 强迫行为

强迫行为是指患者会反复出现一些外部的行为活动或内部的心理活动，这些行为是为了缓解患者的焦虑和紧张而出现的，或者是为了某种自我的规则而出现的预防性措施，但这些对于患者而言都没有实际意义(单亚菲，孙玉柳，2021)。

强迫洗涤：患者强迫自己洗手、洗脸、洗衣物等，心里总是认为有点脏，即使理智上感觉已经洁净。

强迫检查：常与强迫性怀疑相结合出现，如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强迫计数：如在大街上走路，必须数电线杆子，数漏一个就必须退回去重新数。

强迫仪式性动作：患者心里认为必须要按照某种顺序进行的，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或意义不大的行为或行为顺序，如睡觉前必须先洗脸再上厕所，无论肚子多痛也要坚持洗完脸。

3. 病因

从目前所得的研究来看，青少年强迫症的病因至今没有广泛认同的定论，其病理机制较为复杂，涉及到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3.1. 生物学因素

目前认为许多中枢神经递质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在OCD患者都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特别是各种神经递质的失衡状态可能是导致青少年强迫症的重要原因(江开达，2013)。近年来SSRIs类5-羟色胺回收抑制剂被广泛应用于强迫症的临床治疗，在取得一定疗效后，OCD的5-羟色胺学说已成为人们理解OCD的主要生化基础(杨彦春等，2000)。

通过核磁功能成像研究发现，OCD患者的大脑边缘网络神经执行功能出现减弱，边缘系统与人类的认知功能、学习和注意力等方面有密切联系，这可能会导致患者在学习、情感信息处理等神经认知功能方面的功能损伤(袁海等，2019)。

Philip对于37位没有服药的儿童OCD患者进行MRI研究(Szeszko et al., 2008)，并与26名健康的儿童进行对照发现，儿童OCD患者的部分脑区里存在着更多的灰质，这里的部分脑区指的是：右侧和左侧的豆状核和眶前皮质，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在这部分脑区存在更多灰质的儿童容易患有OCD。

James等人应用事件相关MRI对青少年OCD患者进行探究后(Woolley et al., 2008)，发现患者大部分在脑右眶前回、丘脑和基底节区、额叶、颞顶叶及小脑等区域患有一定问题，那么这也支持了青少年OCD患者在额叶、纹状体丘脑功能障碍的假说。

国内研究者伍俊等人通过VBM的方法，证实了青少年OCD患者脑结构存在异常，由此伍俊推测大脑皮层的异常可能是导致发病较早的青少年OCD患者的主要诱因(伍俊等，2023)。

3.2. 遗传因素

OCD的发病与发展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生理和遗传学方面的基础，双生子研究综述得出，同卵双生子更容易一起患上强迫症，同时，OCD患者的一级亲属也更容易患上强迫症(郑会蓉，2006)。有研究表示，青少年OCD患者的一级亲属患病率是普通人的3~12倍(Walitza et al., 2010)。Hudziack等人研究了4246对双生子，得出结论认为青年OCD患者患病原因中：遗传因素占55%，环境因素占45% (Hudziak et al., 2004)。依照目前的大量研究结果来看，遗传对于OCD的出现具有无法否认的作用。

3.3. 性格因素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OCD患者存在着较为特殊的人格特质。庞道记等人的研究中表示OCD与强迫人格有一定的关系，称OCD患者所具有的多疑、抑郁、敏感、追求完美等特点与强迫人格中的敏感焦虑、尽善尽美、小心多疑等具有一致性(庞道记，1998)。肖泽萍等人把OCD列入精神衰弱疾病，认为精神衰弱是OCD的人格特征(肖泽萍等，2003)，郭慧荣认为，OCD患者具有典型的精神病理性特征，尤其以抑郁、精神衰弱最为突出(郭慧荣等，2012)。

3.4. 家庭因素

家庭对于个体的生长和发展起着土壤般的作用，父母的性格、家庭氛围以及父母的教养方式等，都对OCD的发生造成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良好的家庭环境会培育青少年健康积极人格特征，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则有可能导致青少年人格的偏差。张勇等人的研究指出，不良的家庭环境主要表现为家庭成员亲密度低、缺乏信任与承诺、对立冲突多、自控性差等(张勇等，2006)。大量研究证明，长期不良家庭环境培养下的孩子容易形成对社会无法适应的不良人格特征，而这为以后精神疾病的发生提供了人格基础(鲁春，2010)。部分研究表明，患有OCD的青少年患者的家庭往往是非良性的(刘秀芬等，2001)，表现为低亲密度、情感表达困难、缺乏娱乐文化活动和高控制性、高矛盾性，这些因素在青少年OCD发病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曾昭祥，刘琳，2006)。

同时，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的人格形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Smári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家庭中父母所控制的给予与需求之间的不对等、不恰当是引发OCD的重要原因(Smári et al., 2010)。父母离异等原因造成的家庭功能不健全、父母管教过于严厉导致的紧张家庭氛围和父母的人格特征也是OCD发病的主要家庭因素(樊莺歌，2013)。有学者认为，过于严厉、频繁要求子女的父母，容易塑造孩子较高水平的道德标准的社会价值观，因此，这类孩子在评价自己时，往往会比较苛责和严厉(岳冬梅，1993)。这些不良因素和家庭不良因素是一样，在OCD的发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童年创伤。从生态系统模型的角度来看，童年创伤应属于综合因素或社会心理因素，但由于其主要来源还是家庭，故在此讨论。童年创伤是儿童时期所遭受的身体上、心理上或与之相关的具有破坏作用的生活压力，它是青少年OCD发生的潜在因素，并对病程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Destrée et al., 2021)。严重的童年创伤对儿童及其成人后的人格特质及应对方式产生不良影响。国内外多个研究发现童年创伤与OCD症状的严重程度存在显著相关(Ou et al., 2021; Destrée et al., 2021; 王雪梅等，2016)，提出早年童年创伤在OCD发病中起重要作用。近日国内研究发现，童年创伤可以直接影响OCD严重水平(熊艾，2021)。

3.5. 社会心理因素

精神分析理论最早对OCD的病因做出了解释。它认为强迫症是心理冲突与心理防御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妥协的方式。如家庭因素提及的童年创伤，它极可能导致不成熟的防御机制的形成，如幻想、被动攻击、投射等(赵青等，2022)。患者正是由于对过去创伤的执着及情感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产生了心理压抑，当他们遇到一些特定的生活事件后，被压抑的情感体验就会通过转移、置换等心理防御机制而转化成强迫症状。

认知模型认知结构在强迫症中占有重要位置。该理论认为强迫症患者存在错误的初级评估，高估了威胁的可能性以及威胁的结果，而初级评估又建立在错误的信念上，因此，错误的信念导致了OCD的发病。

人本主义学说认为OCD患者是由于缺乏安全的需要，他们不信赖自己及外部世界，他们有一种对自身内部的冲动和情绪的恐惧，怕这种冲动和情绪会失去控制，所以他们一方面严密控制自己，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内心的情绪和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努力使它变得可以预测并能够加以控制。

行为主义学说认为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包括OCD等心理问题。行为主义观点认为个体可能是偶然间发现的某种行为能够有效缓解人当时的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于是开始习得它，并把它仪式化(刘英等，2014)。

3.6. 社会环境因素

OCD的产生还与社会环境有关，其中学校环境是影响青少年成长和发育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学校整体管理风格、教学环境及教师的人格特点(薛竟雄等，2018)。同时，工作环境也是引发成年人OCD产生的重要因素，当今的社会竞争愈发激烈，不同程度的加重了每个人的心理负担，个人的幸福感下降，使部分人的性格产生缺陷，诱发了OCD的发病，有研究发现，工作性质的不同也是导致OCD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Degonda et al., 1993)。像医生、教师、会计等职业人群的OCD发病率较高的事实就印证了这一结论。

3.7. Raehman-Hodgson假设

Raehman-Hodgson在研究了往期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导致OCD出现的原因由以下四个方面相互作用产生：1、遗传因素；2、情绪失调；3、社会性学习；4、对于特殊经验的学习(郑会蓉，2006)。他们认为：OCD是一个连续发展变化的行为模式，是由上述四个方面在不同情况下交替作用而形成的。

3.8. 中医视角下的OCD病因

中医学认为，OCD属于“百合病”、“脏躁”、“郁症”的范畴，病因大多是情志不舒，气机郁滞，肝失疏泄，上扰元神而致神不守舍。在《素问·灵兰秘典论》里提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宋阳等，2022)。心神不宁、肝魂不平、肺魄不定、脾意不存、肾志不坚是OCD产生的病机(马天牧等，2023)。

具体来说，OCD是由于以下四种情况导致的：1、六淫外侵；2、七情过伤；3、痰迷心窍；4、劳逸失调(王蕾，张华，2007)。此外，瘀血、饮食、外伤、乱投药石、遗传胎病等也经常引起本病的发生(沈渔邨，1999)。

4. 心理治疗

根据上述对于青少年OCD病因的整理和总结，可以得知OCD的产生不仅仅依赖于生理机制的发挥作用，还受到外部环境、性格、自身心理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针对生理学机制的药物治疗研究颇多，成果丰富，5-HT回收抑制剂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果治疗青少年OCD的药物之一。但是，精神类药物的依赖性和副作用对人体的伤害是无法避免的，很多精神类药物的服用都是终身性的，其负面影响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群体则更甚。除药物治疗以外，关于OCD的心理治疗同样被广泛关注，诸多研究表明，使用心理治疗或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辅以心理治疗效果更佳。

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治疗青少年OCD的方法除了前文提到的5-HT回收抑制剂，还有认知行为疗法(Stein et al., 2012)。认知行为疗法是主要的心理治疗方法，核心技术是所谓的暴露和反应预防(ERP)，其相关的理论模型是认知行为理论，它的主要观点是当个体将侵入性思维理解为一种信号，即伤害自己或他人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并且他们对造成的伤害负有责任。这一理论是解释和治疗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重要依据(谢静涛，2011)。国外学者对认知行为疗法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对OCD的治疗有明显效果。有研究表明OCD的认知偏差是关于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过分夸大估计(Steketee et al., 1998)。相关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能够改善强迫症患者的功能，降低其所存在的风险。

近年来，研究者们试图通过认知功能异常的角度去探究OCD的成因，大量研究表明，OCD患者广泛在认知功能方面存在异于常人的问题，比如执行控制功能异常、记忆异常、注意异常(Fan et al., 2018)、决策功能异常(郭其辉，范青，2023)。以决策功能举例，它作为执行控制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理论众多。其中，风险偏好、目标导向、证据积累等理论对于解释和治疗OCD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OCD发生的认识，无论是早期的认知风格归因、还是近期研究者们广泛讨论的认知缺陷，它既反映了人们对于OCD认识的逐步深化，也体现了OCD与认知行为疗法的紧密联系。

4.1. 经典认知行为疗法

CBT最早可以追溯到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它的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1950年中期的行为疗法，1960年代出现了认知疗法，在1980年代二者合并为CBT，80年代后期发展良好，如今CBT已作为心理治疗方法中治愈OCD最有效果的方法之一。其理论在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往往受到对于他人或者其他事物认知的影响，非适应性、非功能性的行为往往受到歪曲认知的影响，有研究称，OCD患者的认知功能普遍受损，特别是注意抑制功能(Abramovitch et al., 2015)，因此，如果可以改正这些错误歪曲的认知，就有可能改变其心理和行为。

CBT主要是通过暴露和反应阻止。暴露指的是让患者直面那些引起焦虑和不适的物品或情景，反应阻止指的是要求患者减缓、减少甚至禁止再进行减少焦虑的行为，尽可能的抑制住强迫行为，如：减少检查门锁次数，减少洗手次数。由于CBT在治疗的过程中，要求患者必须直面OCD发生的环境或刺激，并需要经受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部分患者会在治疗过程中主动中断治疗(吴攀攀，2015)。故在实施治疗前，治疗师应当教育患者服从治疗计划，与患者一起制定一个引起焦虑的计划，并在治疗室引导患者实施，以后制定家庭作业让患者自己来做，并逐步地增加难度。常见的认知行为疗法有系统脱敏、思维阻断等。

CBT在国内外获得的实证研究成果最多，大约60%~85%的患者都能获得明显的治疗效果(刘兴华等，2011)。研究者以收治的72例OCD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实验，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应用在强迫症临床治疗中，能够有效强化药物治疗的效果，减轻患者的强迫症状，促进药物治疗发挥更好的作用，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蔡格花，2014)。何芳梅等人(何芳梅等，2014)使用便利抽样法在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抽取70例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结论称CBT在OCD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有显著的疗效，有助于患者的康复，值得广泛的推广。

4.2. 团体(家庭)认知行为疗法

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虽然作为目前一线的首选方案，但有研究称：即便经过充分的有效治疗，仍有30%的患者没有任何疗效(March, 1995)。这就迫使人们对于OCD的病因和治疗OCD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在上文的病因部分，笔者在提及家庭因素时，特别说明了童年创伤对OCD的影响，其作为一个综合因素，与OCD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又产生了诸多联系。近年来，针对OCD患者“家庭”的研究越来越多，苏中华曾指出，OCD与不良家庭教养方式密切相关；国外有学者发现(Hibbs et al., 1991)，OCD与家庭顺应有关。所谓家庭顺应，是指家庭成员帮助或参与OCD患者的强迫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或消除患者的焦虑，然而这种支持或默许的行为可能造成与强迫行为本身相同的负面作用。在家庭背景下关于OCD的研究发现，就家庭影响和受强迫症影响而言，强迫症具有双向影响(Foa et al., 2005)。研究发现，OCD儿童可能受家庭的影响情绪表达程度较高(即高度批评和过度参与)而情感支持、温暖和亲密程度较低(Freeman et al., 2008)。Barrett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强迫症家庭互动中的特定缺陷会损害治疗进展，需要家庭的参与、共同解决(Jacqueline & Margo, 2005)。

虽然关于OCD的家庭因素的研究和家庭因素对OCD的影响与改变的研究较多，证实了家庭因素在OCD的发生、转变和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有关CBT携带家庭成员共同治疗OCD的研究很少。近期，林涌超等人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OCD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中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发现OCD患者家庭支持水平影响CBT治疗效果。家属参与治疗更有助于OCD症状的改善(Shrinivasa et al., 2020)。有试验表明，家庭干预对儿童和青少年OCD的治疗有积极影响。有研究者对患有OCD的儿童进行家庭CBT的放疗，结果表明家庭认知行为疗法能够缓解儿童的症状，降低其发病率(林涌超等，2022)。

4.3. 基于正念的认知行为疗法

基于正念的认知行为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是由辛德尔·西德尔和马克·威廉姆斯提出的，意识当下的事物，而不在意过去和未来，则更有助于患者减轻压力来源，并更好地应对消极情绪(陈淑敏等，2020)。虽然此疗法最初是为了对抗抑郁症的复发而产生(Hofmann & Gómez, 2017)，但临床方面的研究人员、医生一直致力于通过此疗法治愈其他疾病，近年来，西方的研究者开始通过此疗法治愈OCD，初步获得了实证研究的证实，在2007年出现了第一例个案报告(Patel et al., 2007)。

MBCT在治疗OCD方面的具体操作过程主要是：治疗者通过引导患者进行躯体扫描、静坐冥想等操作，帮助OCD患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感受此刻的情绪体验，摒弃批判、评价的态度，去接受自我，并接纳所面对情境或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轻控制欲。引导患者以建设性的方式去替代非适应性应对方式，同时帮助患者改善思与行的混淆，达到减少强迫症状的目的(牛玉，崔界峰，2023)。

刘兴华等人(刘兴华等，2011)采用多基线个案实验设计，先后对6例患者进行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行为治疗，结果显示MBCT对于OCD治疗有效。他认为：正念训练通过训练患者的观察、接受、不评价，改变患者的态度，增加了患者直面负性事物或情景的意愿和信心。研究者收治80例OCD患者，以正念为基础进行认知行为护理干预，结果表明这种干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强迫症状(东振明等，2016)。有学者对9名满足入组标准的OCD个案开展为期23周的正念体悟疗法干预，结果显示这一干预能显著缓解患者的OCD症状，降低其个体的主观痛苦程度，进一步增强其社会生活功能(Foa et al., 2005)。

同时，正念以一种新的思维教育患者非批判地看待自己的想法，这就有利于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只是想法”的去中心化帮助患者不只是机械的付诸行为，这就为CBT的暴露做好了准备，而这也正是治疗能否成功的关键(Gabbard, 2014)。

4.4. 基于计算机、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认知行为疗法

在传统CBT治疗OCD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有研究者发现(陈远岭，徐俊冕，1994)，CBT患者的脱落率达到了25%~35%，患者因为治疗价格太高、个人不适、耻辱感等问题拒绝或中断了治疗。国外研究显示，仅有10%的患者愿意接受传统CBT疗法，而在国内这种情况更为明显(Boisseau et al., 2017)。这就使得传统CBT的变革极为重要。

网络认知行为疗法(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CBT)，相对于传统CBT而言，更为方便省时。它的原理是让患者通过网络系统学习CBT整套疗法的过程，伴随着治疗师的线上指导和患者定期反馈而达到治疗目的。

当前针对OCD的ICBT研究一致认为其对于OCD具有显著效果。学者Andersson等人(Andersson et al., 2012)发现与网络支持疗法相比，ICBT对于OCD有着更好的临床效果；Wootton等人(Wootton et al., 2013)的RCT研究也发现ICBT在改善OCD时有着相当的效果，同样验证了这一观点。国外学者Mahoney等人选取OCD患者进行ICBT和认知行为团体治疗这两种疗法的比较，结果认为ICBT与认知行为团体治疗有着相同的疗效(Mahoney et al., 2014)。在相关研究中，选取了21名患有OCD的青少年参加为期12周的ICBT公开试验，结果发现治疗后的强迫症症状得到显著改善(Fabian et al., 2014)。

当然，除了ICBT，还有基于计算机的认知行为疗法(computer assist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CBT)，二者大致相同，都是以计算机或者电话按键的方式远程指导患者，制定认知行为计划以及相应ERP练习，并远程监督患者的病情变化。

近期，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手机以其便携性和愈发丰富的功能性，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交工具的主要媒介。因此，衍生出了搭载于APP上的CBT疗法，其主要是通过认知治疗和行为矫正两个途径入手的，如GGOC、APP Live OCD Free等。这些新型方式的大众接受性、功效等已得到广泛证实，不可否认它们是一些前景广阔的治疗方式(周雨鑫等，2019)。有研究表明，基于计算机和电话引导的强迫症干预措施已显示出治疗前后的良好效果，以及常规治疗和控制条件的优越性(Grover et al., 2021)。还有研究者对21名具有轻度至中度强迫症症状的参与者开展了一项为期12周的App引导自助ERP公开试验，结果证明Live OCD Free是一种可行且可接受的强迫症自助干预措施(Agorastos et al., 2019)。这表明应用程序在扩大现有经验支持的治疗方法范围方面有潜在效用。

5. 未来研究的方向

首先，目前对于青少年OCD的病因学尚不明确。虽然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OCD往往是由生理机制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但对于二者或多者的比重尚不明确，如果不能断定何者为主导性病因，则很难对根本治疗OCD这一问题上产生实质性的进展，这也可能是当前的OCD治疗效果较差的原因。因此，研究者应继续在病因学深入探究。

其次，上文讨论的家庭关系、童年创伤、家庭顺应、家庭功能障碍等问题往往是结伴而生，父母的情感冲突、经济问题形成了家庭功能障碍，而这与童年创伤和家庭关系的恶化是割舍不开的(Bussemakers et al., 2019)。照此继续推演下去，童年创伤会严重影响儿童的认知、思维和发育(陈美玲等，2022)，那么这样的儿童就更难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难以对一般事件或突发事件做出正常的反应，最终导致精神疾病的产生。

因此对于OCD的干预和治疗宜早不宜晚，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及早地关注处于问题家庭和遭受过创伤的孩子，对尚未成型的不良的心理防御机制加以干预和治疗，导致其防御方式向F2转变(丁芳盛，2008)，才是处理OCD问题的“治未病”之法。

再次，治疗OCD的常用疗法不只是CBT，诸如接受与承诺疗法、元认知训练、元认知疗法、焦点解决短期心理治疗、森田治疗、内观认知疗法、正念体悟疗法等疗法都是被广泛使用且具有一定成效的。但总体来说，这些传统疗法对于OCD的治疗方式相对单一。大量研究显示，患者脱落率较高，对于诊断和治疗本就相对滞后青少年群体而言，情况就更恶劣，青少年是OCD发病的主要时期，OCD越晚发现，其习惯行为就越难剔除。所以，研究者应当创新治疗方式，研发更多的、适合于青少年、适用于本土的疗法。

最后，对于本文提到的CBT及其变式，理论研究颇多、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样本人群单一，不足以体现结果的真实性、普适性，还需要广泛研究、加大样本量以验证其临床效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