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复试必看，年度综述为你划重点丨认知神经传播学、智能传播、网络素养
写在前面
论文很重要，但多到无从下手，这便是综述的意义。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里，新闻传播学界大佬们重点关注了哪些问题，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以及得出了哪些研究结论？小小班【年度综述】专栏将陆续盘点各类综述文章，带你迅速把握前沿热点话题，高效备考上岸！
本篇文章摘自《教育传媒研究》的七大年度重点综述的前三篇，分别是《2022年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综述》、《2022年智能传播研究综述》以及《2022年网络素养研究综述》，通过三篇综述，帮助我们更加系统地了解三大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
阅读指南：本期三篇综述的前两篇都是前沿热点话题，尤其是 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对于北师大等重视新媒介技术的院校格外具有参考价值； 智能传播则普适性更强，其中的提到的人机关系、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等都是各大院校考察的重点； 网络素养的综述偏向可操作的层面，有考察研究设计传统的院校可以多关注，尤其是理论视角、影响因素等的讨论能带来不少启发。
2022年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综述
喻国明 程思琪
传播学与认知科学二者交叉之后的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即是通过脑和其他生理指标，实施规范性的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建立认知机制模型，以探讨人、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在媒介心理学的基础上，融入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路径和测量工具，整合成为媒介神经科学，实际也就是国内所称的认知神经传播学。
01
宏观学科范式层面的认识论进展： 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
目前国内认知神经传播学有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是与国际媒介神经科学接轨的认知神经科学传播研究；其二是更加本土化的认知传播学理论建构研究。前者从工具层面为传播学提供一套全新的研究工具体系，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以及该视角下的一系列新的议题。后者尝试通过阐释认知传播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学科溯源以搭建学科框架。
有学者认为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认知传播学研究体系，提出了认知传播学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双管齐下的发展路线。
02
宏观学科范式层面的方法论突破：认知神经传播学实验范式的不断优化
将媒介产品/场景作为刺激物时，研究者需要考虑以下问题：该刺激物的设置在回答本研究问题时是否合理？如何确保刺激物能够引发本研究期待引发的效应？是否有前人依据？被试的哪些特征会影响刺激物的效果？
实验的测量工具在不断创新，开发者从节约实验成本和提高设备便携性、可移动性的角度尝试推出新的 神经数据测量工具，为脱离实验室环境进入真实媒介场景进行测量提供了可能。
学者们对建立认知神经传播学学科范式的不懈追求，引发了中观层面各路研究实践的“燎原之势”，一方面，理论研究有了更基础的话语支持和背景支撑；另一方面，应用研究也有了科学规范的研究程序和方法路径。
03
中观研究落地层面的理论创新： 旧理论的迭代与新理论的萌芽
如果说认知神经传播学以往更多地将聚光灯聚焦在媒介消费中个体的内部状态或者说人内传播上，现在学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人与人之间的实时互动即人际传播。借助 FMRI 或者 FNIRS（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等高水平神经成像技术，允许对两个及以上实时互动的大脑之间的活动模式进行测量， 超扫描（Hyperscanning）范式成为解析人与人之间连接和互动的新兴理论框架。
有学者发现目前超扫描研究更多用于探究强关系或者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双方（如亲子、伴侣、师生、合作等）引发的神经同步现象及其牵涉的脑部认知机制，数字环境下（在线、VR 等）的弱关系连接或许可以成为超扫描范式的下一步主要实验场景。
还有学者转向群体认知。群体之间的认知和交流可能会因为信息获取、内化和表达的不同产生认知交流障碍，可能会导致群体冲突的出现。
04
中观研究落地层面的应用实践：研究领域多点开花
从媒介场景来看，首先，媒体多任务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Zhang等人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记录重度媒介多任务者和轻度媒介多任务者在完成前瞻性记忆任务时的潜在行为和认知神经差异。其次，还有学者利用眼动仪比较了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两种场景下用户的认知策略，纸质阅读场景下用户会有更多选择性和意图性阅读行为。
社交媒体是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比如利用眼动仪来了解社交平台上情绪化的评论对用户注意力的影响，或者利用脑电来测量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抑郁症迷因（Meme，接近中文语境中的“玩梗”）对用户抑郁情绪的影响。还有学者用脑电图来估计大脑网络的动态重构。
对于媒介产品的关注集中在广告营销与游戏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广告颜色和比赛激烈程度都会影响广告对观众的吸引力。一项决策任务研究的FMRI 实验结果表明电子游戏的确会对个体的认知训练有积极作用。
对媒介效果的研究，主要包括用户体验和认知加工两部分。Marc等回顾了分别从主观和客观角度来评估沉浸式媒介体验的方法和工具。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沉浸式VR场景学习效果跟书面学习效果一致。
不可否认，认知神经传播学想要形成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建立更为完整的研究范式，解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比如大多数研究还未能打破“个人—社会”二元系统的割裂状态；在控制实验中用严格定义的变量和认知测量方法，还需与近年来传播学中强调社会多样性、差异性的后结构主义趋势相协调；部分研究者缺乏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培训等。这些不足对认知神经传播学在学科融合、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多层级的纵深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2年智能传播研究综述
王競一 狄心悦 张洪忠
01
社交机器人的舆论影响
社交机器人的舆论影响已成为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社交机器人或算法代理可能会通过协调行动影响在线讨论、新闻关注甚至公众舆论。它们倾向于在行为上通过潜伏模仿、利用多元路径发布更具煽动性的争议话题。
重大事件是社交机器人主要应用的场景。赵蓓等对Twitter 中传播北京冬奥议题的社交机器人进行考察，发现其一方面通过发布赛事与项目相关信息等表达对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积极或中立的立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放大争议、制造政治冲突等方式引发负面讨论；武沛颍、陈昌凤对Twitter 的研究发现，北京冬奥推文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推文都由机器人生产，且机器人用户对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多持反对态度；还有研究关注 Twitter 平台中的俄乌冲突舆论，发现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的方式越来越多样。
02
算法实践中的用户参与
算法感知是“普通人通过日常经验认识和感知算法运作及其影响的方式”。在国内，陈逸君、崔迪发现媒体报道、用户卷入度和算法编辑能力正向影响用户的算法知识及算法自我效能，且不同教育程度的群组间存在算法知识沟。在国外，有学者发现用户一般知道算法的运行，且对这些技术系统如何工作具有基本的理解。
算法参与指用户与算法之间展开的互动行为。常见的算法参与形式如 TikTok 用户试图弄清楚算法是如何工作的，并通过训练算法以促使其为他们提供更准确、更符合他们兴趣的内容等。
算法抵抗是“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在遇到平台算法时利用其认知和实践能力对算法进行的积极抵抗实践”。国内主要研究普通用户的算法抵抗策略，国外针对数字平台劳工的算法抵抗行为研究较多。
尽管用户为应对算法采取了多种算法抵抗行为，这也不代表用户能够逃脱算法的控制。
03
人机关系
“信任”是 2022 年该议题下被提及较多的话题。作为交流主体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生成、增强或修改信息来说服人们塑造、强化或改变观念，而这种说服能否成功则取决于人是否信任人工智能技术。有研究证明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度不高，而有的研究又证明人类可能更信任机器。
此外，不同学者对人机关系进行观点阐述。蒋晓丽等提出人应以理性的方式与算法和谐共生；赵海明认为“具身传播是人、机器等不同传播主体间并行的、高度互动的耦合现象，主体间的意义创造构建着全新的传播情境，并会重塑人的身体经验和具身认知”。程思琪等认为，虚拟数字人“凭借扮演各种角色身份的能力，承担起连接个体与场景和提供各类场景体验反馈的功能和任务，帮助人们在体验过程中完成新的学习和社会化过程”；何双百提出社交机器人与人类正在逐渐发展成“同伴”乃至朋友关系；郭小安、赵海明则警示传播学者应将社交机器人作为具备人格的传播主体，探讨两个不同物种之间通过传播与交互创造出的意义。
04
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
一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从业人员间的协调与矛盾，主要是观察和观点类分析。对于实证类研究，有学者发现记者几乎以完全被动的姿态将算法逻辑引入新闻的生产、传播过程；另一项对 BBC 和《泰晤士报》新闻从业者的研究则表明，技术人员很难将人工智能驱动技术整合到新闻工作流程中。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功能的影响。Lucien Heitz等学者的一项用户研究显示，多样化的新闻推荐具备提高社会的“去极化”能力；然而另一项研究显示，尽管平台的短期使用能够增加新闻的多样性，但用户对平台的长期依赖可能导致多样性锐减。
05
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个体和社会均会产生多重消极影响。如雷丽莉提出，个体对自己的信息如何被收集、使用的信息自决权受到侵犯；师文、陈昌凤发现 “人脸美化”算法将对人类审美行为进行个性化的规训；钟祥铭、方兴东认为，新兴技术带来了新的访问不平等等问题，智能时代的数字鸿沟将表现为以数据为核心的智能鸿沟。
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治理和监管、引导其向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变得尤为重要。高泽晋认为应将多种制衡手段嵌入到 AI开发者的数据来源渠道及操作使用层面；薛可、李亦飞提出政府、媒体、公众“三位一体”的算法治理机制；许加彪、王军峰也认为应建立政府、企业、媒体、个人多方协同的算法安全治理机制。
2022年网络素养研究综述
方增泉 祁雪晶 元英 秦月 刘山山
01
网络素养研究的理论视角
➤ 传播学视角：运用使用与满足、媒介依赖理论等进行分析
宋琳琳等认为网民使用媒体主要是为了满足获取信息、缓解焦虑、情感交流、自我实现、主导、工具和慎议这七种需求，提升网络素养正是使网络能够真正为个体所用的路径之一。蒋俏蕾等表明，大学生持有的媒介依赖诉求越多、越强烈，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也越高。
➤ 心理学视角：运用认知行为理论进行分析
个体心理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最重要的系统，即认知（Cognition)、情感 (Affect) 和行为 (Behavior)系统。张开认为媒介素养是对信息素养、网络素养等概念统筹起来所构成的一整套知识结构，个体通过将媒介环境中的信息与原有的认知系统相结合对行为予以指导。
➤ 教育学视角：运用学习者特征理论进行分析
罗艺从学习者特征的角度看，信息素养的提高与个人本身的特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价值观念越正确、网络立场越清晰，才能更正确地判断和应用信息。在国外的网络素养教育领域，英国学者 John Potter 主张要将教学实践与不断变化着的文本和社会素养相连接，将学生的学习过程、认知变化以及教育信息平台相结合，改变了传统的网络素养教育观念。
02
网络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
➤ 个体因素
周葆华、陆晔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后发现，中国公众的媒介知识水平整体较低且存在差异。田丰、王璐发现，网络技能素养培养和青少年自身生理、心理成熟规律更相近，皆随着年龄与教育而增长。个体所处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城乡差异、东西部区域差异，也会对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水平高低产生影响。
➤ 家庭因素
韩璐认为影响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家庭环境因素可分为五个维度，分别为父母受教育程度、亲子间的沟通方式、家庭网络生活规范、家庭氛围与亲子之间的关系。江宇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指出，由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家庭传播环境等结构因素带来的媒介素养水平差距会在代内和代际间“重现”。
➤ 学校因素
刘卫琴认为，学校的媒介条件越好，教师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越频繁，学生的媒介素养就越高。杜海钰发现，上信息技术课时间越长的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越高。
➤ 政府因素
季为民指出，政府出台的关于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仍处于推广和普及阶段，目前尚存在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衡量的测评体系缺失、相关政策和保障监管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党政领导者理应使政府议程、公共议程、媒介议程更好地统一起来，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服务于社会。
➤ 社会因素
蔡珊珊提出，社会的优质资源可助推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喻国明在有关网络辟谣的具体举措中明确提到，整个国家层面新媒介素养的养成需要社会化的合作，融合网站、报纸、电台、电视台、社会组织，建立网络谣言治理大数据平台。
03
网络素养的未来发展趋势
➤ 跨学科研究
未来网络素养研究可依托相关理论，应用实践性、交叉性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解决社会上随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而不断出现的信息安全、信息乱象等诸多问题；针对不同的对象群体，包括未成年人、大学生、教师等进行有效的、跨学科的协作。
➤ 跨国别研究
未来可以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模式，进行国际比较研究，达到相对一致和完善的网络素养研究体系。
➤ 影响机制研究
网络素养的影响机制会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未来，应聚焦于数字资本、信息焦虑、网络效能感、数字压力等因素，并将其作为中介变量，扩充进网络素养的研究领域中来，拓展未来网络素养的研究空间和实践路径。
真题解析：人大 丨 清华 丨 社科大 丨 民大 丨 暨大 丨 同济 丨 政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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