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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的十大辩护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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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7 21:16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这是选择罪名，就客观行为而言，分别以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行为确定罪名，对犯罪对象来说，包括动物与动物制品。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上述罪名修改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因新冠疫情，国家对涉及野生动物的案件加强了打击力度，也提高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级别。就总体而言，近两年，涉及交易环节的案件更多，其中许多是原本并不列入打击范围的行为，因保护级别提升而涉嫌犯罪。

总结本人经办的多起相关案件，认为要做好此类案件的辩护，要掌握并综合运用下列多方面的辩护要领。

（一）社会危害性之辩。

犯罪的本质是社会危害性。野生动物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平衡的重要标志。在涉及野生动物的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中，核心要点在于对于生态环境危害程度。

对于社会危害性的辩护，应该围绕着野生动物的来源与去向，是非法捕获的，还是人工驯化而来。对于野生动物制品而言，杀害后制作的，还是自然死亡后制作的，去向就最终野生动物或者制品的用途，观赏用（如象牙雕刻制品），还是科普用制成标本进行科普教育，医用（如中医药方中的野生动物制品）等。

（二）保护级别之辩。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1989年1月14日由原林业部和农业部发布施行，之后也经历了些许变更。2021年1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进行了调整，部分种类提高了保护级别。

这里的辩护，关键是原先没有被列入保护，或者保护级别升级的品种，行为如果是涉及前后保护级别的，就有一个从无罪到有罪，从罪轻到罪重的变迁，这是要防止侦查机关，或者公诉机关不加区别一律入罪或者一律进行罪重的指控。

（三）涉案数量之辩

在交易型案件中，对于交易的数量，要根据案情剔除。要注意区别，

1．交易的磋商的数量与实际交易的数量的区别。是实务中，往往卖方会多带一定，希望交易量大一点，而买方的最初的意思是更少一点。

2．鉴定数量的审核。如果有些改变了物理形状的动物制品，不能直接判断涉案的数量，要对鉴定意见进行合法性与客观性审查。

（四）涉案价值之辩

在涉及野生动物制品的交易中，往往涉及鉴定意见认定的价值。通常有一个计算公式，对于这个计算公式，要从经验法则，生活逻辑等角度提出合理性质疑。尤其是动物制品形成的时间，在确定价值的时候应该要根据动物制品形成的时间。算的方式上，要防止部分合计超过整体的荒唐现象，在计算价格上，应该以制成时的价格，而不是以鉴定时间的价格认定。

（五）犯罪形态之辩

在交易型案件中，要重视抓获过程的分析。如果交易已经完成，后被举报而被查获，则只能是既遂。如果是交易过程当场被抓获，则有可能争取认定为犯罪未遂，因为已经着手犯罪，而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应该认定为未遂，而犯罪未遂则是争取减轻处罚的重要辩点。这个如果能够在侦查阶段争取到认定则更为有利。

（六）获利程度之辩

当事人是否获利，以及获利的程度都是评价当事人的罪责重要标准。这类案件，在销售方往往存在着获利的情况，而对于购买方，则因为购买的目的不同，则不一定存在具体获利金钱数额。对于销售方的获利，也要综合分析实际获利情况，如果需要经过鉴定评估的，则要对评估合理性进行分析。

（七）行为后果之辩

犯罪行为本质上是侵害法益的行为，对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有形的物质损失后果，另一方是无形损害如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对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来说，猎捕行为，没有造成野生动物死亡的；买卖行为没有造成流入社会无法追回的。这种情况下，被侵害的法益，还可以得到修复，都属于后果相对较轻。在处罚上，与造成不可恢复的后果，应该有所不同。此种辩点在辩护过程中不可忽视。

（八）主观恶性之辩

主观恶性的评价，对争取从轻处理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原来管理不严，如通常的行为为大众所容忍的，如外国引入的宠物龟类，鹦鹉等。对于主观恶性的评价往往是综合考虑犯意形成原因，行为性质的认识和对犯罪目的的追求强度等。

1．前科情况。如果受过行政处罚，有犯罪前科对当事人十分不利，通常情况下，如果不是以销售野生动物制品为业的买受人，一般不会有前科，尤其对于那些平时表现好，仅仅当宠物饲养的，则更应该强调，没有任何不良行为。

2．对违法性的认识的情况，通常如果当事人知道行为涉嫌犯罪，一般不会涉及，尤其是原来在日常生活中不认为是犯罪，而是在提升了保护级别以后构成的犯罪是，则可以强调当事人主观恶性不大。

3．交易的目的方面，要注意区别是为营利目的要是否如实供述，是否自愿接受处罚等。

（九）指导案例之辩

最高法院的《刑事审判参考》对于各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指导案例中，通过最高法院法官的说理，可以协调法律规定与实际社会危害性平衡问题。在辩护中就要解读指导案例中的裁判要旨，抽象出其中的核心观点，助力我们的辩护

数额之间的平衡问题，如新旧司法解释确定的数额变化，对犯罪行为贯穿不同时期的案情，在最终的数额适用的问题。不同罪名之间的刑责平衡问题，如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制品与销售野生动物制品罪之间的平衡问题。

（十）刑事政策之辩

在辩护中，要根据当事人的情况，尽可能运用，司法政策俩进行辩护，争取最好的结果。

1．中央的“六保、“六稳”政策。”为应对疫情的，国家强调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的对民营企业适用“六保”、“六稳”的政策，确保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

2．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慎捕”、“慎诉”的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强调，检察机关服务民营企业发展，首先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要考虑民营企业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经营中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要慎捕慎诉，最大限度保证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3．《检察日报》强调降低羁押率的政策。年初《检察日报》指出，目前，严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大幅下降，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上升，刑事犯罪状况、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降低审前羁押率，有利于释放办案效能，缓解监管场所羁押压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符合当前犯罪变化情况的科学理念、有效方式和重要举措。

上述政策要综合运用，争取当事人在诉前获得取保候审，处于相对自由状态，有利于整个辩护工作的展开，对于最后争取适用缓刑奠定基础，即便不能获得取保，也有利于从轻判处。

总之，要综合运用上述十大辩护要领，全程辩护、全面辩护，以认真的态度打动人，以专业的知识说服人，争取有利于当事人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