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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鸟类保护：是科学的，更是大众的

萌宠菠菠乐园
2024-11-19 23:51

本篇文章为质兰播客《山海经|鸟类保护漫谈》的速记精要，讲述人：张正旺老师。

山海经内容录制于2021年，我们有幸和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正旺老师和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博士生导师刘阳教授，一同聊了聊鸟类的保护。这期没有提纲的播客，却无意间回顾了鸟类保护的历程，希望以回顾历史，来反思当下。近期的鄱阳湖事件，更多的民间力量，志愿者和爱好者团体们在积极行动，保护确需公众的力量。公民意识的觉醒，正推动国内形成更为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应对全球变化之下的生物多样性挑战做出中国的贡献。

山海经 | 鸟类保护：是科学的，更是大众的

87:42来自质兰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鸟类学尤其是鸟类生态学的发展，最开始基于两个类群，一是雉类一是鹤类。究其原因，这两个类群体型大，且是中国特色，如雉类，我国特有种类繁多，如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斑尾榛鸡等。中国学者对这些特有种的研究大大填补了外文资料的空白。

郑作新院士是中国现代鸟类学奠基人之一，做了非常优秀的开创性工作，遗憾的是，当时研究生制度刚刚建立，郑老带的研究生不多，博士只有2位。其中一位是雷富民，另外一位，是徐照辉。硕士生有卢汰春、何芬奇、李湘涛、魏天昊、邹昭芬、徐延恭等。另一位奠基人是郑光美院士，郑光美院士比郑作新院士年轻了差不多20岁，在珍稀濒危雉类的研究与保护上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郑作新院士给研究生上专业课。图片自网络

郑光美院士的另一大贡献是建立起一支队伍，当前和我同龄的非常活跃的鸟类学研究者，有一批都是郑光美院士的学生，这也得益于研究生制度的完善和招生规模的扩大。郑光美院士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有三四十位。我是郑院士的第二届硕士，我的师兄楚国忠先生，在中国林科院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当主任，他是郑光美老师的第一批研究生。另外，像浙江大学的丁平教授、浙江自然博物馆的陈水华老师、复旦大学的马志军教授、武汉大学的卢欣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丁长青教授等一批人才都是郑先生脉络的传承，到中山大学的刘阳已经算是第三代了。

郑光美院士在野外工作。图片自网络

80后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创新能力更强，他们的工作也非常出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包括：北师大董路教授、海南师范大学的杨灿朝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董峰、吴飞等一批年轻学者。

1983年，郑作新院士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一个重大项目，开展中国珍稀濒危雉类的生态生物学研究。当时他组织了11个单位的著名教授，包括郑光美老师、浙江大学的诸葛阳老师、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许维枢研究员、兰州大学的王香亭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高玮教授等共同开展珍稀濒危雉类的生态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

张正旺教授与其研究生在董寨（后排中间的为刘阳教授）。图片版权张正旺教授

而鹤类的研究，全球共有15种鹤，在中国有记录的是9种，包括黑颈鹤、丹顶鹤、白鹤、赤颈鹤、灰鹤、蓑羽鹤、白枕鹤、白头鹤、沙丘鹤。丹顶鹤，千百年来跟中国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连接。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重视鹤类研究，当时国际鹤类基金会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一个国际组织，把中国鹤类的保护作为重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能拿出来的科研经费不多，只能放在刀刃上，选最重要的课题去做。鹤类有文化上的属性，也非常稀有，得到了当时的林业部，后来的国家林业局，现在的国家林草局的重视，对其致危因素、种群监测、行为研究和栖息地保护等展开了研究。最早，一批学者在东北扎龙自然保护区做丹顶鹤的研究和保护，也涌现出一批专家，像安徽大学的王岐山教授、黑龙江野生动物研究所的马逸清研究员、东北林业大学的马建章院士等。

的确，在当时有很多濒危的鸟类物种，我们既不知道它们的数量，也对它们的整个生活习性不了解。

朱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面旗帜，也是珍稀鸟类恢复的成功案例

丹顶鹤也因为扎龙徐秀娟的保护故事走入了公众，而朱鹮则是因为国际合作，为公众所知。

2021年是朱鹮再发现的40周年。朱鹮原来在整个东亚地区数量较多，分布也较广，后来突然数量减少。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分布在俄罗斯和朝鲜半岛的朱鹮都消失了，日本当时仅有五只个体还都失去了繁殖能力。他们把这五只朱鹮放在动物园，希望在动物园能建立起种群，但最终这五只也没有留下后代。

朱鹮和日本的文化联系密切，地位类似于日本的国鸟，其拉丁文Nipponia nippon也暗示着和日本的关联，它有点类似于丹顶鹤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

当时因为中国的地大物博，日本人就希望中国人能帮忙找找，看中国还有没有朱鹮。其政府代表团和我国相关部门商谈提出合作期望，我们的主管部门就把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由郑作新院士牵头，最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荫增先生在陕西的洋县找到了2巢7只个体。消息发布后，在整个世界都产生了轰动。7只尽管少，但却是朱鹮种群恢复的最后希望。

中国人也非常争气，对这7只进行了重点保护。陕西洋县，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对它们的巢，安排24小时守护，避免出现意外。当地人为了让朱鹮有好的生存环境，水稻田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减少污染。经过40年的努力，目前野生朱鹮的最新数据已经超过5000只。不仅中国的朱鹮种群数量恢复了，我们还帮助日本、韩国重新建立了种群。

朱鹮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面旗帜，也是珍稀鸟类恢复的成功的案例。

中国鸟类的研究发展变化很明显，2005年，我刚担任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时，仅有490余名会员（含港澳台人员）。八年后我卸任这个职务时，鸟类学会的会员数量翻了一番。除了很多青年学者，还有爱好者、志愿者，他们对鸟类不仅是喜欢，也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甚至对某些鸟的认识比专业学者还要深入。到2012年，我们会员的人数已经过千。

国内最早鸟类研究的设备条件也很简单，我做研究生时，我们三个研究生在浙江，半年的时间郑光美老师只给我们四卷胶卷，看到了鸟类，我们都要考虑下是否按下快门，不敢随便拍照。

郑老师在新疆考察时更艰苦，就带一两卷胶卷。那么好的考察机会，但条件受限。而现在我们去野外，除了照相设备、摄像设备，还有红外相机，红外相机动辄就几十台、上百台同时使用，有些研究还可以动用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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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我在广西做研究的时候，碰到老外。他来调查鸟类的，他也不是科学家，只是爱好者，他当时就拿了录音机出来，里面是磁盘的那种，就已经拿来录鸟的叫声，通过叫声来做鸟的鉴别。当时觉得好厉害，很羡慕。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种高级设备。

—— 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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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资助观念的转变也推动了鸟类学研究的发展。资助强度变大，各种类型的经费变多，国家科技部、基金委的重点项目和一些重大课题都发挥了作用。早年的濒危鸟类保护研究，多是国家的需要。后来，因为更多人从事相关研究，就可以有一部分力量做常见种类、优势种类的研究，探讨更深入的科学问题，比如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来开展珍稀濒危物种的相关研究，而把常见物种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它的进化问题、它的行为适应问题等。

从研究的手段来看，过去以观测为主。现在则是微观、宏观结合起来。不仅看它长的怎样，还从基因的角度做研究。比如刘阳在做勺嘴鹬、绿孔雀的研究，除了常规的调查，还从遗传多样性、种群进化历史等方面开展深入探讨。

现在我国也开始建立遗传资源库，在昆明有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浙江大学有国家林草局支持下的濒危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库。另外雷富民研究员，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依托国家动物博物馆，也收集了大量鸟类样品作为研究材料。

从大型濒危特有的物种转向对常见物种开展更广泛的研究，其大量的工作出现在2000年以后。因为各种条件的提升，大家开始从一些机制上、理论上来做一些深入研究，比如鸟的行为方面的研究：像鸟类的巢寄生行为，还有鸟类合作繁殖等。

现在，中国的鸟类学家也开始关注世界。我们北师大的老师承担了国家的极地考察任务，到南极、北极考察相关鸟类的分布、种群动态，为将来做长期的监测打下了基础。

张正旺老师在北极考察。图片版权张正旺教授

鸟类作为重要的生态指标，对它的监测非常有意义。它在生态系统里是非常好的指示类群，比如说随着气候的变暖，很多鸟类的分布已经开始改变了，它们特别敏感能够快速地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建立标准，其他人就都可以依照该标准做相关的数据收集，长期积累这些数据就可以反映出当地的环境变化情况，特别是南极环境，变化就非常迅速。

另外，有很多鸟是长途迁徙的，一两天就出国了。我国的东部沿海，鸟类迁徙路线叫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最南边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甚至到美国的阿拉斯加，接近北极的地点。这些鸟一趟下来，单程最远可以达到16000多公里。用卫星追踪进行准确地定位，一年下来就可以把它春季迁徙、秋季迁徙的清晰路线绘制出来，还能发现一些重要的栖息地。

当然鸟类在这些重要的栖息地间有些不能够连续飞，它中间要停下来，吃东西补充能量。我们把些地方称为鸟类迁徙的”加油站”。这些地方对这些候鸟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具有很重要的保护价值。这些加油站有些在中国，有些在境外，通过卫星追踪，能发现一些重要的地点，能够提出相关的保护建议。

在国内，可以让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自然保护地加强保护，境外可以通过呼吁相关的国际组织给予关注，或者建议其他国家政府也加强保护行动。这样能对候鸟整个迁徙路线进行完整的保护。

鸟类保护涉及几个公约，一个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个是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的《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我们还有一些国与国的候鸟保护双边协定。比如，和日本的《中日候鸟保护协定》和澳大利亚也有《中澳候鸟保护协定》，和韩国、俄罗斯也有类似的保护机制。通过国际公约，通过双边的保护机制，对候鸟的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湿地公约》早期也是为了鸟的保护，它的全称叫《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是为了保护水鸟的栖息地。这个公约也要求签约国要指定国际重要湿地。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有很多，其中在候鸟方面也有一些标准，比如一块湿地，定期栖息有2万只或更多的水禽，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实际上我们国家有很多重要的湿地，它同时符合多项标准。

湿地跟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的文明来自几大河。这些区域是人类居住地，同时也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区域，到了近代，沿海的开发非常快。沿海又是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我们国家，40%以上的人口都在沿海地区，GDP的2/3都产自这些地方，人口密集、经济活动非常活跃，自然跟保护之间就会有矛盾。人们说老遭水灾，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本来就是沼泽地，本来就是河流的季节性的泛洪区或者泄洪的地方。而滨海的湿地，去建虾塘、建鱼塘、围垦，把它填了作为陆地，实际上，侵占的也都是鸟的栖息地。

最近三十年，国家对湿地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比如湿地水鸟，像鸻鹬类、一些重要的雁鸭类，国家也都重视起来了。尤其是最近10年，国家对滨海湿地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2018年，我们政府把围填海工程管控了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现在，大规模的围填海基本没有了，只有特批的工程。因为滨海湿地丧失的太快。在过去的50年里，我国滨海湿地丧失了将近60%，很多地方都是鸟的重要栖息地。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经济要发展，同时保护也要跟上。

生态环境的好坏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水鸟，“环境好不好，就看鸟多少”。光有高楼大厦，光有人工种植的植被，环境非常单一。我们不仅要有多样化的植被，也一定要有自然的生境、滩涂或者河流、湖泊，还要有鸟类的多样性。如果我们生活的周边，能看到很多水鸟，就说明当地环境保护的较好。

朱鹮——标志性案例

朱鹮的保护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开始重视鸟类的保护。从80年代初开始重视珍稀濒危雉类、鹤类的研究和保护，建了很多保护区，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是我们鸟类保护的一个起点。

展翅的朱鹮。图片版权西南山地

保护区与立法——制度的完善

丹顶鹤保护区，包括扎龙湿地、盐城等，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立的，建保护区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1988年11月份公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1989年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公布，1998年中国鸟类红皮书出版，涵盖了更多的物种。红皮书根据鸟类的状况，对致危因素等做了系统的总结，为开展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红皮书的引用率也非常高，在规划相关的研究项目及保护项目时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8年中国鸟类红皮书，对致危因素做了系统总结。图片自网络

2000年《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让观鸟走进大众

马敬能2000年出版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让更多人可以到野外去观鸟。过去大众没有工具书看了鸟也不认识，它的出版就弥补了这个空白。1980年前后，在玉渊潭，还有天鹅被人用枪打死，也有人把北京动物园养的黄腹角雉拿回家吃了等事件。当时公众保护的意识还非常弱，《中国鸟类野外手册》的出版，提高了人们对鸟的保护的意识，推动了大家爱鸟、护鸟。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填补了观鸟工具书的空白。图片自网络

40年坚守的爱鸟周活动

与各地观鸟会的兴起

1981年《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签署，为落实该协定，当时林业部给国务院写了请示函，要设定爱鸟的节日。国务院在1981年秋天审批同意，在全国设立爱鸟周。从1982年开始，爱鸟周宣传活动正式在全国展开。全国各省市选择候鸟到的季节，如广西是二月底，北京现为四月第三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保护行动。

同时，1999年国内的鸟类学家和观鸟者去参加香港观鸟大赛，回来后开始在大陆组织观鸟大赛。21世纪的前十年，各地群众观鸟的组织，也就是观鸟会，应运而成立。

各地举办的爱鸟周活动。摄影/青岛市观鸟协会薛琳

2002年第23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2002年第23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该会议在中国也是在亚洲第一次召开。1000多位会议代表出席。中国的鸟类学者与国际的鸟类专家直接对话。一方面聆听了国际前沿的学术报告，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工作成果。通过面对面的交谈，中国很多团队与国际的专家建立起联系，推动了中国鸟类研究的国际化。之后，国内陆续送一批学生出国联合培养。因此，这届大会的召开意义重大。

参加第23届国际鸟类学大会的部分中国代表。图片版权张正旺教授

2019年盐城申遗成功

盐城申遗是为了保护黄渤海候鸟的栖息地。黄渤海是候鸟非常重要的中间停歇地。最多几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水鸟，还有很多珍稀物种，如丹顶鹤、勺嘴鹬、黑脸琵鹭、黑嘴鸥等都在这里分布和栖息，重要性不可替代，如遭破坏损失无法弥补，因此具有很高保护价值。

2012年IUCN在济州岛的大会上即提到盐城，从此以后，黄渤海水鸟的保护就成为一个关注重点，国内的保护组织如北大的山水、研究机构如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一直在推动相关工作。后来提出建立世界遗产，把它的地位从国内提升到国际的重要水平。在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我们不只要保护盐城现有的两块保护地，未来几年，也要把其他的十几块湿地作为世界遗产进行建设。2019年7月份申遗成功，也意味着黄渤海申遗二期进入日程。2019年9月份，国家林草局在盐城组织的全国有关省市的一次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中国黄渤海申遗的二期工程。该工程计划用几年时间，做好相关的材料准备，包括申遗文本和环境整治方面的工作，并计划2022年2月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申请。2023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将对我国的申请进行表决。

盐城湿地是极度濒危物种勺嘴鹬重要的迁徙中转站。图片自网络

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名录更新

距离上一版名录发布，历经30余年。这30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鸟类中很多种类从不濒危的变成了濒危。1989年版名录发布时中国鸟类有1180多种，现在已经有1400多种，同时，很多鸟的分类地位发生了变化，过去被认为是亚种，通过深入的鸟类学研究发现它可能是独立的进化单元，分类即提升为种。因此，新版名录的出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版名录采纳了众多专家的建议，也包括一些管理部门人员的意见。新名录按照现有的鸟类分布情况、生存情况和分类系统进行了更新，其中雀形类的比例大幅提升。一些原来没有列入的物种，其实受胁非常严重，国际上也很关注，这次被直接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如勺嘴鹬、大滨鹬、青头潜鸭等。整个名录总体上较为科学，对保护将起到重要作用。希望未来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能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每五年更新一次。希望主管部门主动作为，公众加强监督。

名录应每五年更新一次，主管部门主动作为，公众加强监督。图片自网络

国外鸟类的监测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数据，对我国而言，监测的时间还相对有限，但随着民间力量的加入，我国的基础监测工作已越来越好。早期，调查监测主要都由专业学者完成，只有一部分是业余爱好者在承担。而目前，各地鸟会、自然保护区和环志站等都参与到了鸟类监测和调查中。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观鸟者、爱好者参与进来。鸟类监测是科学事业，应由专业人员进行总体设计，确定样线、样点的选择，展开如何进行科学记录等培训，制定相关的技术指南。鸟类监测也是一项大众可以参与的公民科学活动，希望能吸引大众参与调查监测工作，让鸟类保护更好地走入公众。

更多地让公众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中，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公民科学一方面能让研究者极大地提高收集的数据量、处理效率与覆盖范围，从而进行更精确的研究分析。同时，也使得有关鸟类研究和保护的学术成果更易被公众关注，提高公民参与度，营造公民科学的氛围。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国内观鸟者的群体已经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地区覆盖广泛、观察水平高，正是开展公众参与鸟类监测活动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推进全国性、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民科学项目，可以推动国内形成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应对全球变化之下的生物多样性挑战做出中国的贡献。

保护的事情都需要长期坚持，如果从鸟类开始，能把权威的和民间的，学术机构的和志愿者的数据更好地整合起来，对保护领域来说，将是很好的示范，也能进一步激励更多公众参与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