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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异化·陌生的

萌宠菠菠乐园
2024-08-17 06:53

大概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研读者，都不可能绕开一个对于卡夫卡来说极为重要的现象：社会人生中的异化现象。尽管卡夫卡在他的创作中并没有提出过这个后来被西方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深入研究过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并以自己的创作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这种现象。其实，“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文学创作者大抵不会“先入为主”地以理论来作为自己创作的“指路人”，倘若真的以理论作为先导到后开始创作，那对创作实在是一种“伤害”或“轻蔑”，当然，我也并不否认文艺理论对于文艺创作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欧洲，当异化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异化主题，同时，也很快引起了文学家们对于这个概念以及更细腻更深邃地表现异化现实的强大兴趣，在德国尤其如此。在西方国家纷纷进入工业文明，资本高度发达，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追逐的主要目标的时候，人格的分裂，人性的堕落，道德的低下等客观现实就日益突出。也许，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在物质告诉发展的时期，都会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产生重大的冲击，即使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同样会使人产生一种“异化”心理，而实际情形就是，这种异化心理越来越在年轻人当作存在，我就在网上看到过某名人博客上记载的一个事实，一个女子对人，在这个世界，她唯一不想做的，就是不想做人！这句话几乎概括了当代中国年轻人最经典最大的一种心理。于是，这女人就养了大量的宠物，成天和这些动物在一起，而和人的交道则越来越少了。尽管这种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那女子也不是绝对地要和动物相处一辈子，更不是要“异化”成动物，以此和她心爱的宠物们成为“一体”，但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个别现象掉以轻心，至少年轻的一代已经有了异化意识最初的征兆：拒绝接受现实，拒绝进入世界！

尽管学术界早就对“异化”概念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和归纳，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概念没有定论。西方人最早认为，异化，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不接受世界，或者世界不接受他或他们。这个概念采用的是选择性的方式，是怎么，或者怎么，二择一，取其一个就可以成为概念的核心。其实，“异化”概念最完整的，就按当初西方人的逻辑来看，应该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拒绝世界，世界也拒绝他或他们”，似乎这样的关系才能将“异化”说得更透彻，更有社会意义。翻译家、学者叶廷芳说：“关于‘异化’概念……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异己的、制约着人类生存的、陌生而神秘的超验力量。”（见《卡夫卡集》《卡夫卡的人格结构（代序）》（叶廷芳）第4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虽然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但还是比较中肯的。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卡夫卡是一个失落了身份的漂泊者，他自己也说，他是误入这个世界里来的，他天性孤僻却在外在表现方式上与众人无二，他孤独，恐惧……卡夫卡的密友雅诺施，曾经这么形象生动地描绘过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张开双臂，又像瘫痪的翅膀那样无可奈何地垂下。”这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卡夫卡形象，也像雅诺施所记载的那样，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走投无路，前景黯淡，孤独寂寞，疾病缠身。而他对世界本性的认识，大抵就是由于他的这种独特的存在方式使然的。或许，没有谁比卡夫卡更能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可能使他感到自己卑污、怯懦、自私、无聊、寂寞、敏感、多疑、无助、淫亵、羞愧、不安的东西，以及让自己获得虚荣的创作和由此而来的褒贬，都会使他感到害怕和永久的畏惧，这种强大的畏惧心理和不被人接受，而自己也无法真正进入世界的现实，让他开始寻找一种表现他内心感受和体验的文学形式，当然，他比常人更深刻地看到了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心理，抓住这种心理，他开始了虚构。这种虚构的成功，得益于他对自己和社会的罪孽研究得非常透彻，对存在性不安的实质性内涵也把握得比较准确。一个善于研究罪和恶的作家，势必比那些只能追逐阳光、粉饰生活和唱赞歌的文人更有出息，更具有哲学的渗透力。他从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着手，认识到自己（包括作品中通过主人公代表的自己）没有自己的世界，声音，色彩，地位和背景，他仅仅是一个被掠夺或剥夺得干干净净的局外人，人们接触他，犹如在触抹空气，而他的一切，实际都作为抽象的符号或意念而存在，其实那已经不能称为存在的“存在”了。他失去了家园，祖国，民族，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失去了爱情和婚姻，也就永世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和姓氏以及种族的传承，也就是说，所有作为高级灵长类动物存在的人的一切，如真善美假恶丑，他都没有。他就是卡夫卡。即使我们不必将他说得如此玄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一切都是只在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他自己。而作为作家，作为不幸中最不幸的犹太民族之一，他感受到了别人很难感受到的东西：

“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见《卡夫卡对我说》雅努施）

或许，用瓦根巴赫在他的《卡夫卡传》中说的那句话来形容卡夫卡，也许更准确，那就是：“他好象是唯一的裸体者，站在穿衣服的人群中间。”而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密伦娜也有过诸如此类的说法：“他对生活的看法跟别人是全然不同的。首先他认为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局、打字机——这些都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它们确实如此，只是我们这些旁人看不到这一点罢了），它们在他眼里是些最令人惊异的谜……他没有藏身之地，连他头上的屋檐也都不存在。因此，在我们有保障的事情，在他那里，却没有任何保障。他仿佛是一个一丝不挂的人，处于衣冠楚楚的人们之中。”

这似乎为我们找到卡夫卡热衷于“异化”描写的最根本动机。

既然他不能融入世界，他那自然就充当着“局外人”的角色。不管是孤独异常，还是误入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他都与世界无关，这样的结果虽然并不让他感到美妙，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看世界的角度与众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比任何自诩是世界公民和主宰的人更清醒，更睿智，也更哲学化。我们已经说过，卡夫卡身上的哲学家身份并不弱于他的作家身份。同时，他由于孤独，便很少能受到心灵的干扰，便于静心研究社会。第三，由于对生存环境的恐惧和严重不安，使他在恐惧和不安中反复地分析造成他恐惧和不安的各种现状等因素。第四，他天性多疑，又敏感，尽管对于常人来说，这两种情形并不见得就是好事，但对于一个喜欢思索和观照人生的作家来说，多疑，使他觉得自己和世界的问题确实很多，需要思考，梳理，而敏感，又使他的思考获得更多的信息。第五，“作为一个在成人堆中流浪的孩子”，他能更深刻地看到成人世界的本质。这些都决定了作为“局外人”的卡夫卡所独有的魅力，并促使他们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变形记》。

某日清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竟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无法让自己跟平常一样，轻松穿衣起床。但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主人公在片刻的诧异之后，觉得这样是正常的，而且他觉得他以前的东西都没有变，房间与原来没什么两样，衣料样品仍在桌上摆着，墙上挂的仍是他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画，桌子上摆着前天放上去的衣料样品……这些东西他都是熟悉的，而且现在虽然身子不能动弹了，但他完全能清楚地看见他们，甚至可以触摸到他们，这使他觉得安心。在考虑到自己作为甲虫下不了床这个现实，他在接下来要做的，要想的，就是如何尽快适应目前这种处境。唯一使他担心的是他的上司会不会因为他没有上班而大发雷霆，他是绝对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于是，他再次尝试能不能像以前那样起床，结果却是让他懊丧的：现在他已经不是往常那个格里高尔了，而是一只大甲虫，除了还能动动脑子想想以往的事，睁着眼睛看看眼前的场景，他根本就动弹不了。最后，这个变成大甲虫的格列高尔在邻居，亲人，甚至跟他关系最好的妹妹都相继厌恶和抛弃了他，他也就在寂寞和孤独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卡夫卡将一个正常的人写成了一只甲虫，完全遵循的就是“异化”的基本现实，既尊重了现实，有最基本的逻辑，也尊重了小说创作的虚构原则。小说就是通过这种看起来荒诞，其实极为正常的的现实，用一种“假设”或“偶然中的必然”手法和关系，揭示了卡夫卡心目中的生存境况。在格里高尔发现自己成为一只甲虫时，以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他的世界根本没有改变，而且决定尽快适应这种生活，确实让人深思。而后来他悲惨的遭遇和可悲的死亡结局，同样使人深思。这里面除了有社会现实本身的原因之外，也有当事人本身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和艰险，人际关系的冷漠，日益繁重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使现代人感到不堪重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当这些压力和烦躁在某一个时刻无法得到真正的、彻底的释放的时候，他们心灵的防御就土崩瓦解了，这也是“非人性化”和“异化”的最根本来源；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寂寞，孤独，被社会淘汰或贫穷，人们又拼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但当压力一拨接一拨地袭来时，他们又无法承受，拼命地躲避，恐惧，烦躁，郁闷，甚至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更多的人则慢慢地在各种环境学会了适应，只要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没有变，他们就适应下去，生活下去，不管世界仍然是那么的凶险和无情。这是所有现代人共同面临的话题和困境，卡夫卡的作品，正是借助这个困境而进行创作的。他极为深刻地指出了人们最终的命运：无论是正常化的人，还是这种看起来很怪异其实也是“存在”的异化现象，都是人们共有的命运，人们没有温情，只有彼此的冷漠，没有爱，只有利益，没有闲适，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没有家园，只有空虚，没有归宿，只有漂泊，没有亲人，只有“甲虫”，没有尊严的生存，只有低贱的死亡，一句话，他们最终都会在永恒的孤独里焦虑，无所适从，乃至绝望，最后被家庭，社会和人类抛弃。由此看来，格里高尔的困境和悲惨结局，也正是现代社会真实写真和人类基本的“命运形态”。卡夫卡抓住这个“偶然”的变异，写出了一种必然的社会现实，也就是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所以，当格里高尔及其家人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甲虫的事实之后，其表现都并不是极端的惊诧和恐慌，甚至那一点微妙的惊讶似乎都是“装”出来的，他们共同默许了这个事实的存在，承认了这个世界的某种合理性，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虽然人们对这一人的表现感到不解，其实在当事人的意识里，这种“变形”是符合逻辑的，正常的，因为生存就是这样。既然“人”不能“人性”化地在世界上生存，那就只有变成“甲虫”；既然人与人之间已经完全变成金钱关系，，即使是亲人，也是如此，那作为“人”挣扎在人的世界里，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一层关系来开，《变形记》确实将主题上升到了国家、阶级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高度上去了。当邻居，家人，乃至作者影射的社会中的人，都不把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当人看的时候，反过来，从格里高尔繁荣角度，那些还披着人皮的人，其实也同样沦为“非人”了，因为作为人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丧失了，他们也是“异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变形”也可以看成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陌生感”的一种潜在因素，或者说是一个象征或隐喻，也可以说是卡夫卡自己内在心理和生活状态在“变形”中的呈现。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卡夫卡和格里高尔来谈谈这个问题。

卡夫卡虽然因为与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渴望逃出家庭，逃离父亲，甚至是母亲，逃离布拉格，但综观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他几乎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庭，即使有短暂的时间离开过“带爪子的小母亲”布拉格，但总的来说，他的身心大多停留在布拉格和他父亲的那个家中，而他觉得这样活来，也没有什么不妥。他一方面猛烈批判他那个家庭，另一方面又经常到家中吃饭。而家里的人，包括他最大的“对手”的父亲，面对他的懦弱和偶尔的“挑战”，以及大部分时间在家中生活，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仿佛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的习性就是这样的：必要的商业和金钱关系，勤劳，神经质，不安，但又有一点正义感。可以说，卡夫卡的行为有“赖”的成分，家人的行为既有亲情的一面，也有冷漠和金钱关系决定一切的一面。这个格里高尔的景况并无大多的差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之后，先是吃了一惊，却很快地平静下来，接受了目前这个现实，他觉得他的世界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而且，他都尽力尽快地适应这个事实，尽管后来还是忍不住独自在屋子里关着的郁闷和痛苦，但他总觉得可以和亲人们在一起，可以享受基本的生存元素，这和卡夫卡的情形多么一致。而格里高尔的家人虽然也因他变成了虫子而感到不可思议，但他们也认定了这个现实，觉得这是正常的，符合生活逻辑的，至少在开始，他们并没有厌恶和完全抛弃他。但他在日复一日的痛苦和苦闷中，渐渐也感觉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废物”的可悲事实，也可能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变成虫子，完全是在于自己对于生活的无从把握，无法适应世界，懦弱，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先于“离开”了家庭和社会的。而最后他在悄无声息中死去，与卡夫卡自己长期以来的感受、预测和最后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多么的一致。显然，我更愿意在这里将格里高尔看成是卡夫卡——那个早已变成虫子，将自己关闭自己的甲壳里，孤独地漂泊了一生，最后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

其次，我们又可以从格里高尔最终被家庭抛弃看成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丧失了劳动和生存能力的人，最终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来看待。变形，在这里仍然只是一个隐喻或象征。一个患了绝症的人，一个已经没有能力家庭增添资本的男人，一个在社会上已经丧失了创造物质财富的人，一个已经完全变成连作为“人”存在于世的可能性都不大的人，是没有资格继续活下去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过程：家人开始是关心、怜悯和同情格里高尔，然后是没有耐心（卡夫卡认为的人的主罪之一），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然后就是极端的反感，由反感慢慢发展为厌恶和憎恨，最后是完全抛弃，不管不顾其死活，连跟他最为亲近的妹妹，最后也讨厌他，不想见他，抛弃了他。这和卡夫卡一生在家庭中的情形差别不大，只不过最后的结局不完全像作品写得有些夸大，但那种心境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儿童时代到成人，卡夫卡感觉到的家庭的信息，大抵也和格里高尔差不多，尤其是到了卡夫卡生命的最后时期，家人对他的态度，基本上让他感到伤心，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和文学上，特别是后者，卡夫卡几乎都没得到过来自家人多他作品的赞誉，他后来在跟好友聊天和写给情人的信中经常提到这点，感觉很失望。另外，格里高尔最要好的妹妹最后也抛弃了他，这使人无法不想到卡夫卡和他最小的那个妹妹的关系，也就是说，卡夫卡通过格里高尔的遭遇，提前为自己也勾勒了这么一个结局：或许，到了那么一天，他那个和他最亲密的最小的妹妹，也因为无法和自己的哥哥进行新的沟通，而厌恶他，最终抛弃他，甚至，她和他已经无法进行交流了，他已经是第二个格里高尔，或者格里高尔只不过是第二个格里高尔罢了。或许，卡夫卡就是这样的人：总是而极力抹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总是而清晰得看到它们所谓的正常异化的过程，最后总是而逼真地再现了可能或不可能的最坏的结局，从而达到陌生人或局外人应该达到的深刻的洞察和辨析的高度。

由此可见，在文明人的社会里，以“变形”这样的方式进行对社会的认识，是不是就显示出卡夫卡真的就是一个全身心消极的人呢？他通过格里高尔这样的文学形象，是向社会的宣战，强调自己永不屈服的战斗精神，还是一种彻底的悲观的人格？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他也经常强调他在斗争，始终在斗争，但没有人知道这些。“我履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看到我精神有些不集中，但不是很严重。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像在睡眠中斗争，他们如同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也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来斗争。为什么我要从这些吵吵嚷嚷、然而在这方面却战战兢兢的寂静的人群中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要把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来呢？为什么我的名字上了敌人的第一份名单呢？我不知道。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战争史上把这样的人称为具有士兵天性的人。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并不希望胜利，我在斗争中感到快乐，并非因为它是斗争，使我快乐的唯一理由是有事可干。作为这样的斗争，它带给我的快乐显然比我实际上所能享受到的要多，比我对能赠予的要多。也许将来我不是毁灭于这种斗争，而是毁灭于这种快乐。”显然，卡夫卡强调的斗争是在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的前提，与世界做的来自能量等诸多元素的对比，之后是残酷的斗争、抗议和牺牲，也许是毫无价值的牺牲。作为没有家园和身份的漂泊者，他的这种呼叫、斗争、反抗和牺牲，与格里高尔默默地死去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当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对比中显示出了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是最终的彻底的失败者，而卡夫卡只不过在跳开人际关系网，有痴迷于人世的矛盾心理支配下，为自己找来的一件可供他消耗时间、能量，实现其本能要求的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具体的“事情”而已。他最终还是意识到，他同格里高尔一样，都将无法获得灵魂和肉体的救赎，他们共同拥有的就是自己那个丰富但危险的、永远不安且不幸的、充满了智慧和悲观的内心世界。

但卡夫卡毕竟是一个拥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这个德语文化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曾受到伟大的歌德的影响，渴望自己获得新生，并强调自己确实要在生活和文学实验中控制自己，可以说，歌德关于人的很多事情，都触到了卡夫卡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这对卡夫卡自然是有好处的。同时，卡夫卡还接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充分证明了他多方面的才能。当然，他也喜欢尼采，弗洛伊德等伟大的哲学家。但对卡夫卡影响比较大，而且有着不再消极的影响的，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达尔文的无神论思想。他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认为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这种卡夫卡式的“猴子原罪”论调，历来被看成是他的悲观人格的主调，确实，卡夫卡也把它看成了是自己最终的归宿。这使我们又想到了他作品中出现的耗子、猴子、豺狗等动物，以及那只在某个清晨突然由人变来的大甲虫。这种独特的消极、悲观和不幸的人格，或许能看成是卡夫卡异化描写的主要动因。

“异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在某种巨大力量的掌控下，使对象感到恐惧，以致于使他们越来越对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感到陌生，这种陌生化现象也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这符合卡夫卡的逻辑和性格，他的代表作之一的《城堡》也正是他一本重要的带有自传体风格的小说，主人公简称K.，而他一生孤独、寂寞的写真，恰好与卡夫卡的际遇没有多少分别，那种陌生化的描写，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比如，主人公K.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房间外面的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得在那个陌生奇怪的大房间里，和陌生奇怪的人来往。”这种极端的“陌生化”现实，依然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衍生的“异化”现象之中，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正常、合理、健康、快乐、平等等关系和原则，通过利益至上的无情的竞争，将人变成了机器，人，尤其是下层的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完全成了供人驱使的动物。因此，长期存在于卡夫卡内心中的恐惧和陌生，在作品里得到了最好的发泄。

而《城堡》中的城堡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它是陌生化人际关系、心理恐惧而后荒诞人生的巨大代码。那“城堡”的象征意义究竟怎么理解呢？有人曾经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归纳：1，神学立场认为城堡不存在，是K的自我意识的外射，是K内在真实世界的一种形式，是现代人的危机；2，社会学观点认为城堡是官僚主义，现代集权同志的象征；3，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城堡象征了个人与物化了的世界之间的矛盾；4，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城堡代表了深沉而不可知的秘密，生命的终极意义；5，实证主义研究者则以作者的生平、作品背景的角度类阐释城堡的意味。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城堡是卡夫卡内心世界里的一个“结”，他需要解开它，但最终他也同他的主人公们一样，身陷一个荒诞、离奇、陌生和残酷的人类世界。

“城堡还像往常那样静静地屹立着，它的轮廓已经开始消失了；K.还从未见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也许从那么远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可是眼睛总希望看到点什么，它受不了这种寂静。每当K凝视城堡的时候，有时他觉得仿佛在观察一个人，此人静静地坐着，眼睛愣愣地出神，但并不是因为陷入沉思而对一切不闻不问，而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仿佛他是独自一人，并没有人在观察他。可是他肯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但他依然安静如故，纹丝不动，果然，观察者的眼光无法始终盯着他，随后就移开了，不知这是安静的原因还是安静的结果。今天，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他的这种印象更加强了，他看得越久，就越看不出，周围的一切就更深地沉入暮色之中。”

这段描写在《城堡》中是极为震撼人心的，似乎也为主人公的命运埋下了令人不安的伏笔，就像那些在主人公K看来陌生异常、恐惧万分的人际关系一样，城堡的形象将它们凝固化了，从而更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从而进一步表现卡夫卡自身所具有的陌生化倾向的人格特质，K的思考，就是卡夫卡的思考，K的惊呼，自然也是卡夫卡的惊呼，他通过自己的视角和感受，用K来表现，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弱小者的悲剧命运和社会本质。

而小说中对K的房东奥尔嘉姐妹及其一家的遭遇的描写，也是非常精彩的。事件的起因是城堡中的一个官职并不大的官员向奥尔嘉妹妹阿玛莉雅求婚，但被阿玛莉雅拒绝。尽管这个小官僚并没有立即进行报复，但奥尔嘉姐妹却预感到大祸临头了。只是她们以为的危险和祸害并不是血淋淋的，而是这样的：从此以后，她们的父亲的修鞋铺子开始没有人来光顾了，买卖一下子跌落下去；生意受到影响，至多是赚不了钱，关门了事，但问题是隐藏在没有生意可做的背后，是那个小官僚的阴影，它像一道魔咒一样，紧紧地箍住了姐妹俩的父亲，而后者在万般的惊怕中，每天疯疯癫癫地跑到村口，等待那个叫索尔蒂尼的小官僚饶恕他。小官僚不动声色的行为，最恶毒的就是断绝了姐妹俩父亲铺子的买卖，究其实质，就是断绝了城堡里的人和奥尔嘉姐妹一家的来往，连基本的关系也被斩断了。自然，城堡里的人们是绝对顺从官僚旨意的，他们原本就充当着官僚脚小的奴才顺民的角色，即使没有官僚的旨意，他们与奥尔嘉姐妹一家的关系也并不牢固，更何况是在城堡的上司在被这个外乡人的妹妹拒绝求婚之后，这显然更让城堡里的居民们选好最佳时机，与他们一家断绝了关系。而作为高等动物的，也就是具有社会属性、应该互敬互爱的人类，保持良性而持久的关系，是维系社会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最为关键的环节，可奥尔嘉一家的命运却遭到了城堡上下人等的捉弄，他们没有了与他们的那种亲密和友好的关系。就想奥尔嘉所说的：“我们又开始逐渐感觉到贫穷的折磨。我们的亲戚们不再送东西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失败了，所以他们把原来认为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变成了最终的决定——永远断绝我们和村里人的关系。”（见卡夫卡：《城堡》第十五章）

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情节，就是关于弗丽达一家的不幸遭遇。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原因就是弗丽达一家不小心将官僚得罪，等待他们一家的，依旧是整个城堡居民的冷漠，并迅速断绝了和他们的关系，也就是说，整个城堡的人抛弃了弗丽达一家。尽管弗丽达的父亲、姐姐和弟弟当众极力澄清他们的所所为，但依旧得不到城堡上下的理解和宽容，任凭他们如何努力，最终都无济于事，结果悲惨的结局让他们跟奥尔嘉姐妹一家一样，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之中，更惨的，其家境也一日不如一日地衰落下去，从此一蹶不振。这和K的遭遇也是多么地一致，K也是跑上跑下，为了他那张可怜而又重要的居住证，付出了种种努力，都没有结果，直到他快了死的时候，当局才下达了准许他在城堡居住的命令，其实，这对于K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卡夫卡通过对弗丽达一家遭遇的描写，再次让人感受了那种没有家园，被世界拒绝的孤苦无助的心态，那也是整个犹太民族的悲剧性人生的写照，在社会进步，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里，这种极端的自私、冷漠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强烈的陌生感，以及荒诞，不得不让人深思。

或许，我们在这个作品中力求找到的“异化”元素，就是这样那样的故事所渗透出的荒诞，也就是说，“异化”在《城堡》这个作品中，是对荒诞的一种阐释，也是对文明进步的质问，或者说是一种犹太人普遍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卡夫卡也许并不执意要在他“误入”的世界里找到什么是决定人的言行的内在动因，也不是一定要将荒诞的世界等同于他所理解的异化世界，他的想法、创作切入点和提出的问题都与众人大像径庭，而物质对人类的统治和盘剥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卡夫卡最终的关怀只是对他所认识到的问题提出一个可能性的解答，但他显然仍没有成功，城堡依旧是城堡，它因为实实在在地存在而显得过于强大，对此，卡夫卡是没有法子摧毁它的。这是卡夫卡一贯的对客观存在的物质的恐惧和不安，一如他的家庭，布拉格，小学时就读的学校，父亲强壮的身体，肺结核，喉结核，战争等，这些在他们的经验世界和意志力面前，都是他无法逾越的。这样一来，卡夫卡自然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未来，在社会现实中他就显得极为无能和自卑，于是，很快就导致他性格的变异，本性的乖张。实际情形就是，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利益和竞争面前，毫无疑问地感觉到自己成了一架机器，而他清醒而又无奈地认识到了他成了他自己的“异化”物，而且他准确地将这种来自自身的荒诞或异化，嫁接到了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这就是卡夫卡——一个自卑而无能的、残缺的世俗的卡夫卡，他成了他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化身，或者说，是那些人物形象也是社会“异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牺牲品。这些作品除了《变形记》《饥饿艺术家》《城堡》之外，还有其他作品，如《在流刑营》，其主人公的“事迹”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这位主人公是个司令官，有着某种变态心理的，带有行为艺术风格的人。对犯人或社会中人来说，行刑是一种恐怖和残忍的行为，但对这位司令官来说，确实一种超级肉体享受，是一种艺术，每一次行刑，他都将此当着艺术表演，既然是艺术表演，那他的行刑的花样就非常丰富。卡夫卡针对他的这种超级变态的“艺术享受”“情欲张扬”，设计了这样的细节：司令官在犯人的身上用行刑机器刻了十二个小时的花纹，残忍地“欣赏”和感受犯人撕心裂肺的惨叫，然后看着犯人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而他却获得了极大的感官和心理上的快感。这使读者非常容易想起后来的纳粹德国那些惨绝人寰的行刑手段，或许，卡夫卡在此也表明了他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某中种预知。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个为了他心爱的行刑“艺术”而痴迷和疯狂的司令官，在新来的司令官下达废除这种使用行刑机器在犯人身上镌刻花纹的酷刑的时候，他居然躺到机器上去，说要亲自感受一下这种酷刑的滋味。这种“行为艺术”该算是疯狂到了巅峰了，其行为的实质就是一种“异化”，是极为荒诞的行为，而这种异化也可以看成是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理和精神变异的又一个象征了。

“卡夫卡用一个永远结束不了的世界、永远使我们处于悬念中的事件的不可克服的间断性来对抗一种机械的异化。他既不想模仿世界，也不想解释世界，而是力求以足够的丰富性来重新创造它，以摧毁它的缺陷，激起我们为寻求一个失去的故乡而走出这个世界的、难以抑制的要求。”（见加罗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

卡夫卡说他是一个素食者，作为一个素食者，他靠自己的血肉来维持生存。这种自我折磨，自我摧残的人，才会那么带着与众不同的笔调写那个时代，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那个世界，所幸的是，他很清醒，也看得很透彻，在那个被异化了的世界上，那个奋力挣扎仍然只能自我毁灭的异乡人，却始终渴望做一个永恒的守望者。

“深深地沉入夜幕之中，像一个人有时沉入冥想一样。人们都睡着了。认为他们正睡在房间里，睡在安全的床上，可靠的屋顶下，平躺或蜷卧在褥垫之上、睡单之中、毛毯之下，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可是无害的做作，天真的自欺了；事实上，正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都挤在了一起，挤在荒郊，挤在野外一块宿营地上，不可计数的一大群人，一大群平民百姓，挤在寒冷的露天下，冰冷的地面上，倒卧在他们早先曾经站过的地方，额头枕着胳臂，脸朝着地，安详地睡着。而你正爱看守着，你是一个更夫，你挥舞着一根从你身旁柴堆中捡起的燃烧的柴枝，发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引自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55-156页。见卡夫卡：《夜晚》，载《卡夫卡随笔》，冬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

是的，卡夫卡始终在守望着他企图逃离却又毕生蜷于其中的陌生而又异化了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