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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饮食禁忌

萌宠菠菠乐园
2024-11-25 08:13

在人类眼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摆在一条线的两侧，左边是“食物”，右边是“其他”。“其他”包括岩石、树叶、汽油、钢铁等，它们难以下咽，也无法消化。有趣的是，人类会千方百计地开发出能吃的土，反而主动放弃某些食物，避之唯恐不及。明明可以消化却坚决不吃，这就是人类的饮食禁忌。

在“食物”的一侧，人类的饮食又可以分为素食和肉食两种，一般人都不避讳吃素（除葱、蒜、香菜等少数几种），因此人类的饮食禁忌实际上就是肉食禁忌。素食和肉食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吃素是为了不死，吃肉则为了活得更好。但有人偏偏不吃某些肉类：印度人不吃牛肉，犹太人不吃猪肉，美国人不吃狗肉，大多数人都不吃昆虫、宠物和人肉……不吃昆虫和宠物是全球性的，不吃牛肉和猪肉却是地域性的，其中的差别长久地困扰人类。

饮食禁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因地域而不同？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吃什么或不吃什么完全由文化决定：印度人不吃牛肉是因为崇拜牛的文化，犹太人不吃猪肉是因为憎恶猪的文化——饮食禁忌是历史的偶然，是任意的、随机的和不可解释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好吃：人类与文化之谜》一书中给出了超越“文化决定论”的解释，认为文化之外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营养、生态和收支平衡。总之，人类的饮食禁忌是可以解释的。

与宗教有关的饮食禁忌

印度教禁止吃牛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禁止吃猪肉，两者都与宗教有关，但根本原因各不相似，产生的结果也互不相同。

印度人不吃牛，是出于内心的尊敬。印度的法律明文禁止宰杀和食用牛肉，尽管印度拥有3亿多头牛，位居世界第一。印度之所以存在牛肉禁忌，根本原因是禁食牛肉对印度人大有好处。印度人非常依赖农耕，而瘤牛是唯一一种能在高温、干旱的条件下拉犁的动物；它消耗的饲料很少，用来耕地的性价比甚至比拖拉机更高，而且粪肥可以提供燃料。牛可以产奶，是印度人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耕种收获的农产品用于培育其他动物，使印度人能够吃到更多肉食，而不是更少。牛在印度被尊崇为“圣牛”，就是因为它有用。

中东人不吃猪，则是出于内心的鄙夷,因此中东很少有家猪。《旧约》和《古兰经》都禁止吃猪肉，从字面上看，是因为中东人把猪视为不洁净的动物，但这不是禁食猪肉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猪和人类一样是杂食动物，并且也不能反刍，无法像牛羊一样以青草为食，因此人类必须拿出自己的部分口粮，转化成猪身上的肉，而且转化率只有35%。猪不能拉犁、不能产奶，猪毛不适合纺织，因此经济效益比不上牛羊。猪没有汗腺，只能躺在湿处（如水中或泥中）降温，这一方面污染了中东有限的水源，另一方面使猪变得很脏；中东温度较高，猪不易存活，因此养猪的代价很高。基于上述原因，猪在中东是无用甚至有害的，因此被厌弃和禁止。

值得一提的是，中东人也不吃骆驼，因为骆驼在中东的沙漠中十分有用，这与印度人不吃牛肉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没有上升到宗教的程度。

与宗教无关的禁忌

有很多饮食禁忌是与宗教无关的，比如昆虫和宠物。

从来没有规定说不许吃昆虫，但这仿佛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被世界上大部分人严格地遵守。吃昆虫的行为是有的，但大多数人只能望洋兴叹，有时出于好奇想尝一口，又因为恐惧而放弃；有些人甚至看到“蝗虫”、“蚂蚱”、“蚂蚁”这样的字眼就感到恶心。看上去这就是人们不吃昆虫的原因。

事实上，恶心并不是人们不吃昆虫的原因，而是结果；换句话说，正因为人们不吃昆虫，才觉得昆虫恶心。人们不吃昆虫，与印度人不吃牛肉、中东人不吃猪肉有着相似的经济原因——搜寻和捕捉昆虫耗费的时间较长，其表面的几丁质硬壳及体内可能携带的致癌物使昆虫处理起来很麻烦。为了避免因为食用昆虫付出太多精力，人类进化出“觉得昆虫很恶心”的生理惯性；人们一看到昆虫就倒胃，自然不会因此浪费时间，转而去寻找牛、羊之类更有价值的动物。

人们不吃昆虫，是因为昆虫没有价值，也就是“无用”。不仅无用，昆虫还会肆虐庄稼，因此和中东的猪一样有害。

现代人类也不吃宠物。几乎所有的宠物都在人类的食谱之中，马、狗、猪甚至蛇，人们都能大快朵颐。可一旦这些动物成为宠物，就拥有了不被端上餐桌的豁免权。原因很简单：宠物对人类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情感价值，帮助人们克服孤独、焦虑和挫败，也不会使人变得无聊和冷漠。

童话《小王子》中，作者用“驯化”一词形容人与宠物的关系：驯化，就是建立某种联系。当人与宠物产生了非常紧密的情感联系，宠物就变得很有价值；只要还有其他的食物，人类就不会对自己的宠物下手。

吃人的禁忌

在所有的饮食禁忌中，吃人是最特殊的一种，因为吃人涉及到人类自身。吃人的问题很复杂，但吃人的禁忌解释起来却十分简单：对于人类这个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比人这种动物更“有用”了。从情感的角度来讲，人与人是同类，基因相似性达到99%；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禁止同类相食可以确保社会群体的生活与秩序；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人口数量越多，分工合作越明确，生产效率就越高；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人口数量的壮大催生了现代国家的诞生，后者又通过立法保障公民不被食用。

即使是原始社会，人类也不会以同族或亲属为食，而主要是针对战俘和死尸。这两者的价值较低，为什么现在也不行呢？

战争吃人这种事情，随着现代国家的诞生而消失。这跟现代国家的文明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因为活的战俘比死的战俘价值更高。如果一个军队优待战俘，在行进途中遇到的阻力会减小；但如果杀死甚至吃掉战俘，敌人就会拼命顽抗，因此中国古人说“杀降不祥”。对于死尸，吃掉本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由于吃人是最严格的禁忌，为了避免打破禁忌的诱惑，就不能允许任何例外。

人类的吃人禁忌必须一分为二地看：人类不吃活人，是因为活人的价值很高，是有用的；人类不吃死人（战俘归在这一类），是因为死人的价值较低，是无用的。

最佳搜寻理论

非常有用的动物和非常无用的动物都会被排除在人类的食谱之外，有用的动物吃了浪费，无用的动物不必费力饲养和抓捕。“有用”和“无用”是相对而言的：猪肉在中东被厌弃，但在东亚和东南亚却十分受欢迎，因为猪肉比较廉价；宠物有非常重要的情感价值，但如果碰上饥荒，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马文·哈里斯用“最优化搜寻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人类会选择最高效的方式寻找最有效的食物，而拒绝那些代价过高、收益太小的食材。尽管人类可以消化的东西很多，但实际吃的很少；在食物充盈的情况下，人类只会选择更高效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如果牛羊充足，吃虫子的永远都是少数。

如果考虑宗教的因素，“最优化搜寻理论”同样成立。只是在这个时候，经济的或营养的判断并不重要，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到遵守宗教禁令带来的情感安慰，以及违背宗教禁令招致的惩罚。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人不吃牛肉、中东人不吃猪肉其实也是在追求当下环境中更好的饮食。

人类的饮食禁忌并不会降低人类整体的饮食质量，而是为了“吃得更好”，追求更高的效率。人类放弃了经济效益低的食物，而朝着更多样、更方便、更美味、更营养的方向发展。然而集体的最优化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的最优化，宗教的强制性会破坏人类自由选择的权利，因而抵消了“吃的更好”的良善初衷，使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被裹挟进祖辈、父辈强加的饮食禁忌里。人类的饮食禁忌本应该是一种手段，却在某些文化中变成了目的，这是有违初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