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嘉

萌宠菠菠乐园
2024-11-28 19:06

中国古代的天文分野是由传统星占学衍生出来的一种将周天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的学说。它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天地关系的认知与想象，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政治文化及思想文化内容。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有关天文分野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源流、星占功能、地理系统等天文学史或地理学史范畴的议题，而很少有学者从思想史、观念史的层面去发掘传统分野说的思想文化价值，这就给我们探究天文分野学说的思想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本文着眼于中国传统天下观的视角，对历代分野说所体现出来的世界图景及其与国家政治版图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了系统考察，希望本文的探索能够成为天文分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

“中国即世界”: 从分野说看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内涵

分野学说起源于战国，它之所以将天界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其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星占理论进行天象占测。如《周礼》谓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指的就是以分野星占预测人世间的休咎祸福。这种带有浓厚星占数术色彩的分野之说实质上反映的是古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传统宇宙观。在这种宇宙生成论之下，天地之间处于一种相互映射的状态，任何事物皆可与周天星宿相对应，如《汉书·天文志》即称“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而分野学说则是将这种天地相通、天地相应的思想具象化，使得周天星宿具体落实于某一地理区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选择多大范围的一片地理区域来与天文系统相对应，这就必然牵涉到当时人对地理世界的认知问题，换言之，它体现的是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那么，传统分野说究竟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怎样的世界图景，又反映出什么样的文化地理观念，便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天文分野从最初仅用于星占的实用学说到承载人们世界观的严密体系的变化大约发生于汉代。自《淮南子·天文训》及《史记·天官书》始将二十八宿分别对应于东周十三国及汉武帝十二州地理系统之后，分野学说逐渐体现出世界观的象征性意义。如《汉书·地理志》将全国分为十三个分野区域分别介绍各地的人文地理状况，就是借助十三国分野来了解已知世界的。汉代以后，这种采用十三国与十二州地理系统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星次分野说更是风靡于世，成为影响甚广的经典分野体系，并与地理学紧密结合，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理论框架，屡见于各种地理总志、地方志及舆地图之中。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十三国，还是十二州地理系统，就其整体地域格局而言，传统分野体系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基本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不包括周边四夷及邻近国家。对此北朝颜之推早已指明分野学说的这一地理特征，他在《颜氏家训》中对传统分野说提出一个疑问: “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为分野止系中国?”其所谓“分野止系中国”正是对汉代以来最为通行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星次分野体系的准确概括。此后历代学者谈及分野之说，亦多有类似的看法。譬如，北宋赵普称“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国而不在四裔”，清阮葵生亦言“分野配以九州，而环海四夷概不与焉”，表达的都是同一层意思。甚至就连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s) 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把天空分为二十八个星宿，同时把中国分成许多地区，每一地区与这些星座中的一个相对应，用星座名称去称呼它们，不留一个给其余国家。”安氏所说的这一现象指的就是中国人“分野止系中国”的传统观念。

那么，传统分野说为何将全天星宿仅对应于中国呢? 这就需要从中国古代星占学以及中国传统世界观两个方面去加以理解。

首先，“分野止系中国”是由中国传统星占学的适用范围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分野学说原本是为天文星占服务的，而中国传统星占学主要是通过观测天象以预卜中国范围内的各种吉凶休咎之事，这就决定了与星占理论相配合的分野说必然要保证中国内部各个区域与周天众星一一对应，而忽略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这从汉代至南北朝时期诸多分野星占文献往往会冠以“海中”之名即可得到鲜明的反映。

在《汉书·天文志》及《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众多天文星占文献中，从书名来看，有一类典籍多以“海中”为名。如《汉志》之《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宿臣分》《海中日月彗虹杂占》，《隋志》之《海中星占》《星图海中占》《海中仙人占灾祥书》《海中仙人占体瞤及杂吉凶书》《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等。关于“海中”之义，南宋王应麟认为此即“张衡所谓‘海人之占’”，后世学者大多因袭此说。如清人沈钦韩即赞同王氏之说，并进一步解释道: “愚谓海中混芒，比平地难验，著海中者，言其术精，算法亦有《海岛算经》。”文廷式在引述王说之后，又评曰“观星者必于海中乃见其全，且验测海里得知远近，西汉已有海占之术，则当时远泛溟渤已有其人，且能仰测天文，要非浅识”。王先谦《汉书补注》亦以“王、沈说是”。其实，这些解释皆属望文生义，且王应麟所祖述的张衡原文是说“海人之占未存焉”，故王、沈等人以“海人之占”来解释“海中”之义无异于缘木求鱼，不足取信。笔者注意到，顾炎武对“海中”一词有着与以上诸说迥然不同的解读:

《汉书·艺文志》: “《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国也，故《天文志》曰: “甲乙海外，日月不占。”盖天象所临者广，而二十八宿专主中国，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此处所引《汉书·天文志》“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一语实出自《史记·天官书》，指的是一种十干分野星占之法，意谓“海外远，甲乙日时不以占候”。顾炎武认为所谓“海中”者乃是与《汉书·天文志》之“海外”相对而言的，即指“海内”，义为中国，此解可谓正中其鹄。上述诸多分野星占文献之所以皆冠有“海中”之名，当意在强调其星占学说独行于中国，为中国所用，而海外不得占也。这就是顾氏所谓“天象所临者广，而二十八宿专主中国”的原因所在。

其次，“分野止系中国”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至上、“中国即世界”的传统天下观。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政治哲学和文化地理观念，它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核心。一般认为，古人所说的“天下”主要有两种涵义: 就狭义而言，“天下”即指单一的政治社会——— “中国”; 若从广义来说，“天下”则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普天之下——— “世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天下”涵义其实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所谓“天下”指“世界”并非近代意义上的世界万国观，而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国族乃至整个世界为周边的同心圆式的世界观”。在这种天下模式中，中国无疑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构成天下观的核心与内涵，而周边民族和国家则仅是中国的外缘，且往往充斥着很多鄙夷与想象的成分。由于受古代中国人“详近略远”“重中央轻边缘”的世界地理观念、以及中国文化至上的华夏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由中国向外伸展出去的这部分“天下”之外延常常会被人们忽略。因此，中国传统天下观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来看，其本质内核均表现为“天下”即“中国”、“中国”即“世界”的狭隘世界观。

关于古代中国人这种狭隘的天下观，早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即已对此有明确记述。晚明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eo Ｒicci) 已指出，中国传统舆图所展现的地理空间仅限于中国十五省及四周海中的几座小岛，那些岛屿加在一起还不如中国最小的省大，故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清初神甫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亦谓满洲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自大感，“以为一切都是属于那个他们高傲地称为‘天下’的中国的一部分，好象除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利、徐二人对于中国人世界观的总结概括可谓切中肯綮。清末民初，中国人反思自身历史，对传统天下观亦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907年，杨度发表长文《金铁主义说》，其中谈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称数千年来，中国之人民“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中国传统世界观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中国为世界。

这样一种狭隘的天下观，除具有“中国即世界”的地理特征之外，还浸透着古代中国人由衷的文化优越感和华夏中心主义意识。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以礼仪文明区分华夷，盛行“内诸夏而外夷狄”“严夷夏之防”的华夷之辨思想。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中国人始终把自己置于世界文明的中心和顶点，而蔑视其他一切民族和国家。这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华夏中心主义意识亦构成中国传统天下观鲜明的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分野说之所以仅系于中国，而将中国以外的广大地区排斥于分野体系之外，归根结底就是源自于上述这种具有高度文化优越感的传统天下观，对此古人早有申说。据唐李淳风《乙巳占》记载，曾有人向其表达对于“分野止系中国”的困惑，李淳风遂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番充满华夷色彩的解答:

或人问曰: “天高不极，地厚无穷，凡在生灵，咸蒙覆载，而上分辰宿，下列侯王，分野独擅于中华，星次不霑于荒服。至于蛮夷君长、狄戎虏酋豪，更禀英奇，并资山岳，岂容变化应验全无，岂日月私照? 意所未详，冀尔达人，以祛所惑。”

淳风答之曰: “昔者周公，列圣之宗也，挟辅成王，定鼎河洛，辩方正位，处厥土中，都之以阴阳，隔之以寒暑，以为四交之中，当二仪之正，是以建国焉。故知华夏者，道德、礼乐、忠信之秀气也，故圣人处焉，君子生焉。彼四夷者，北狄冱寒，穹庐野牧; 南蛮水族，暑湿郁蒸; 东夷穴处，寄托海隅; 西戎毡裘，爰居瀚海。莫不残暴狼戾，鸟语兽音，炎凉气偏，风土愤薄，人面兽心，宴安鸩毒，以此而况，岂得与中夏皆同日而言哉? 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此之谓也。是故越裳重译，匈奴稽颡，肃慎献矢，西戎听律，莫不航海梯山，远方致贡，人畜内首，殊类宅心，以此而言，四夷宗中国之验也。故孔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这段文字是目前所见对分野学说背后的深层思想文化加以阐释的最早记载。李淳风作为精通星占的天文学家，他对分野体系的解读可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据他所言，华夏乃是礼乐道德文明之邦，而周边四夷则是人面兽心的野蛮之地，不可与华夏同日而语，故“分野独擅于中华，星次不霑于荒服”。一方面，此说极力渲染夷夏之别，强调华夷之间的文化差异，贬低周边民族，是中华文化至上论的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与四夷不可相提并论，与周天星宿相对应的地理世界只能是中国，而绝不包括夷狄，又明显流露出天下即中国的狭隘世界观。当这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具有高度文化优越感、认为“中国即世界”的传统天下观。

自唐代以后，每当中国深受外族威胁、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分野学说所承载的这种带有强烈华夷之辨色彩的世界观念便不断被人发掘和宣扬。北宋石介所作名篇《中国论》就有一段专门从天文分野角度论述华夷关系的文字: “仰观于天，则二十八舍在焉; 俯观于地，则九州分野在焉; 中观于人，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内，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内，是乱天常也; 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内，是易地理也……苟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在他看来，二十八宿分野只可系于中国九州，而夷狄绝不能入乎分野体系之内，否则将严重扰乱天地秩序，中国无以自存，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狭隘论调显然是与李淳风之说一脉相承的。此后，明人郎瑛谓“中国所以为中国者，以天文四七，分野俱在华夏，故曰中天; 八荒旷邈，星象亦难于占视，虽与之同覆，不可纪也”，实际上暗含的也是与石介相同的意思。又明末黄道时将二十八宿对应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分野体系绘制成《十三省分野图》，其图跋称“自古在昔分中国为十二洲( 州) ，天有星辰，地有方域，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舆舟之所穷，置之可也”，意谓“分野止系中国”乃是自古以来的“真理”，中国以外虽舟车可至，但仍当置而不论。与此图类似的还有同时期张汝璧所绘《中国分野图》，这类图像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唯我独尊、无视域外的传统天下图式。

九州分野

总而言之，分野学说呈现给我们的世界图景其实就是传统中国的地理区域。古代中国人之所以“分野止系中国”，如就实用目的而言，是出于天文星占为中国所用的需要，但若进一步追究其背后的深层思想文化根源，我们透过天文分野所看到的，实则是一种基于中华文化至上的华夏中心主义意识，以为“中国即世界”的狭隘世界观，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内涵与核心。

疆域主权与政治臣属: 分野学说的政治涵义

如上所述，传统分野说展示给世人的是一幅“中国即世界”的天下图景。我们知道，自秦汉以后所谓“中国”的具体区域范围是随着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的，这种联动性在历代分野区域的调整中亦可得到清晰的反映。伴随着国家政治版图的伸缩与扩张，“分野止系中国”除了体现一种世界观之外，又逐渐衍生出某些特殊的政治涵义与政治功能，这是前人从未注意到的问题，值得做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

中国传统分野说虽然其理论体系自汉代以降保持长期稳定，但其具体的分野区域却是随着历代统一王朝疆域的变迁而处于不断调整变动之中。二十八宿对应战国七雄以及周、宋、鲁、卫、吴、越等十三国的分野说形成于西汉前期，从《越绝书·记军气篇》所标注的汉代地名来看，早期十三国分野区域大致与东周列国故地相当。然至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取百越、东破朝鲜、西平诸夷，汉朝疆域大幅拓展，以致汉代分野区域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唐都将二十八宿直接对应于武帝所设十二州，从而创立了一套新的分野地理系统; 另一方面，刘向对十三国分野区域重新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将新开拓的疆土纳入这一既有的分野系统。这种新的十二州及十三国分野地理系统随后趋于定型，成为两种经典的分野模式，此后历代统一王朝皆习惯于将本朝疆域和行政区划纳入传统分野的框架之中。如《旧唐书·天文志》谓“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县配焉”，北宋重修《灵台秘苑》追叙分野源流，称“一行作《大衍历考古》，以十道州郡配以参之”，说明唐人即将本朝疆土纳入传统分野体系。在宋代文献中，有关以宋朝疆域配入分野的记载更为常见。如税安礼《历代地理指掌图》所收《二十八舍辰次分野之图》即于传统十三国及十二州分野地理系统之后标注相应的宋代路分，且有证据表明，宋代《国史·地理志》也包含有各路分野的内容。此后，元明清时期各朝官修《一统志》等诸多地理文献亦莫不将本朝疆域范围内的省府州县纳入传统分野说。

由此可见，分野体系下的地理系统是与历代统一王朝疆域的沿革变迁密切相关的。这种高度的联动性使得分野地理区域不再仅仅是十三国、十二州那样的经典记述，而是被赋予了国家政治版图的现实意义，并衍生出一些独特的政治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野与地图颇有相似之处。

法国哲学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 指出，地图所呈现给我们的“疆土”是一片由政治权力所控制的区域，它暗含有国家版图和领土主权等政治要素。因此，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看，地图就是国家的象征符号，它具有标识国家疆域范围、宣示领土主权、强化版图意识等重要的政治作用。由于分野地理区域与王朝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也逐渐体现出某些与地图类似的政治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利用分野以标帜国家疆域、宣示政治主权方面。此外，我们还能看到，明清时期的某种分野说打破“分野止系中国”的传统，将朝鲜、安南、琉球等周边国家也纳入分野体系，以凸显中国与这些藩国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这又是普通地图所不具备而为分野所独有的一项政治功能，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以下分别对分野地理区域所蘊含的这两种政治涵义做一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 一) 天文分野中所反映

的国家疆域与政治主权

自汉代以降，历代王朝均习惯将本朝实际统治的区域纳入传统天文分野体系，这就使分野逐渐衍变成为王朝疆域的一种象征，故《大明一统赋》称“分野既明，疆域乃奠”。既然分野与政治版图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就要求分野地理区域必须与各朝疆域范围相符，从而达到“画分野以正疆域”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分野地理区域的调整自然衍生出了标帜国家疆域、宣示领土主权的政治作用。譬如，西汉后期刘向重新划定十三国分野区域，将元鼎以后陆续创置的河西四郡以及平西南夷之后增设的牂柯、越巂、益州三郡，均归之于秦地分野; 元封三年( 前108) 击破朝鲜后所设乐浪、玄菟二郡，划入燕之分野; 此外又将原越国故地划归吴分野，而改以新设苍梧、南海等岭南诸郡为越之分野。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汉初开创的十三国分野地理系统与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帝国版图相适应，从而藉此展示汉朝疆域所至及其对新开辟区域的领土主权。

先从东北方向来说，传统分野区域最远仅及于辽东。然因满洲人在后金时期征服辽东以北长白山、索伦、东海、呼尔哈等诸部族之后，遂将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以至库页岛在内的大片地区并入版图，后置宁古塔将军( 后改为吉林将军) 及黑龙江将军加以统辖，于是清人遂将该区域亦列入分野。始修于康熙二十四年( 1685) 、至乾隆五年( 1740) 成书的第一部《大清一统志》，即于宁古塔及黑龙江下明确记云“天文尾、箕分野，析木之次”，按照传统分野说，当属燕－幽州分野区。这种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据史臣所进《一统志表》称，此书旨在“上覈分野于躔次之合，下表封略与组绣之错”，又清高宗御制序亦谓此书“星野所占，坤舆所载……眉列掌示”。可见清前期人们仍沿袭传统观念，认为分野与封略疆域存在天然的对应关系，“坤舆所载”即当为“星野所占”。那么，属于清朝统治之下、坤舆之内的东北部族地区自然也当有分星相应，这其中所体现的可以说就是一种领土主权的象征意义。

北部蒙古向来非中国之地，故不在分野体系之内。然至清初经略朔漠，招致诸部归附，后又“设理藩院以统之，盖奉正朔、隶版图者，部落二十有五，为旗五十有一，并同内八旗，藩封万里，中外一家，旷古所未有”。因此，康熙初修《大清一统志》于外藩蒙古统部下称“天文昴、毕及尾、箕分野，躔大梁、析木之次”，当属赵－冀州及燕－幽州分野区，从而明确将蒙古五十一旗纳入中国传统分野体系，同样象征着清朝对于蒙古诸部的政治统辖。

大清一统志

至于西部的西藏、新疆，我们也能找到清朝将其列入分野的明确证据。西藏“前代遣使，徒事羁縻，从未内附”，至清初达赖、班禅始遣使归诚，接受清朝册封。康熙末雍正初，清军入藏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及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始设驻藏大臣监督西藏政务，从而确立了对西藏的政治控制。此后不久，清人即着手考定西藏分野问题。雍正七年( 1729) 纂修之《四川通志·凡例》星野条云: “今西藏悉归版图，则躔次度数较往时图象自宜恢廓，乃质之天官家，云古制未载，难以悬定，故暂从阙疑，俟将来有所考订，再为补入。” 这段记载说明，西藏本无星宿相应，但自其入中国版图之后，朝廷就必须为其设定分野，这显然有宣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目的，只不过当时关于西藏分星尚存分歧，悬而未决，故暂付阙如罢了。曾随岳钟琪入藏参赞军务达五年之久的王我师在其所著《藏炉总记》一书中，开篇即明确称西藏为天文“井、鬼之分野”，即属秦－雍州分野区，可能就是最终确定的西藏分野说。

乾隆二十年( 1755) 至二十四年( 1759) ，清军先后平定准噶尔及回部，“西域全地悉归版图”。然早在二十年初次平定准噶尔时，清高宗已明确要求考定新疆之分野，其上谕云: “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 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这道谕旨明确表示要将西域星辰分野载入《时宪书》以备颁赐正朔，并将此事与《皇舆全图》内增入新疆部分相提并论，皆旨在向中外宣示清朝“大一统”之盛，其政治意图彰明较著。此后，清高宗多次命人前往西域实地测量，悉心考订，并将测绘结果编辑成书，至二十七年( 1762) 纂成《皇舆西域图志》。此书专设分野一门，详细记载新疆各地分野情况，其内容大概是说西域分野当为“星分参、井之躔”，即分属魏－益州及秦－雍州两个分野区域，其具体的划分方式是“以京师偏西十八度三十二分至四十度三十三分( 今东经97°53'—75°52') ，当属井宿; 自偏西四十度三十三分至四十七度( 今东经75°52'—69°25') ，当属参宿，而始尽夫天山南北路、准回诸境”。清朝由此将整个新疆地区融入了中国疆域，可见设定分野在确立国家统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最能体现天文分野之政治主权象征意义的例子是台湾。台湾孤悬海外，“历汉唐宋明未入版图”，故不入分野。但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 ，清军攻占台湾，“荒服之地亦入版图，设郡县，立学校，规制与内郡等”。次年，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甫一到任，即命人编纂《台湾府志》，以备清修《一统志》采辑，至康熙二十五年( 1686) 便已告成。此书首次对台湾分野做了明确考定: “台湾远隔大海，番彝荒岛，不入职方，分野之辨未有定指……按考台湾地势，极于南而迤于东，计其道里，当在女、虚之交，为南纪之极，亦当附于扬州之境，以彰一统之盛焉。” 即将台湾划归扬州分野区，其分星定为女、虚二宿。此后，历次重修《台湾府志》亦皆有台湾分野的内容，只不过后经学者仔细考证，认为“台星野终必以牛、女为定衡”，遂对台湾分星加以修正，后又为雍正《福建通志》及《大清一统志》所采纳。关于台湾被列入分野的政治意义，首部《台湾府志》已明确指出乃是出于彰显“大一统”的政治目的，若再进一步说，就是为了宣示清朝对台湾的领土主权。乾隆五年重修《台湾府志·星野志序》谓“我皇上统驭三辰，光被无外，牧斯土者率上应列宿”，意谓凡清朝统驭之地皆当配以星宿，如今台湾既已为中国疆土，自然应被列入分野，即将台湾分野背后所隐藏的政治主权诉求和盘托出。

综观清朝陆续将吉林、黑龙江、蒙古、西藏、新疆、台湾等新辟领土纳入中国传统分野体系的一系列举措，我们不难看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地区融入中国疆域，宣示中国对它们的政治控制和统辖。在这一过程中，即充分体现出分野区域象征国家疆域及领土主权的政治涵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调整分野区域以标帜国家疆界的政治功能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疆域收缩的朝代，下面这个例子就颇有代表性。北宋哲宗时期成书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收录了一幅《唐一行山河两戒图》，此图乃是根据僧一行山河两戒分野说绘制而成的。按照一行的理论，所谓“两戒”是指中国南北两条主要山系，其中“北戒”的大致走向是西起三危、积石，向东至终南山北侧，过华山，东逾黄河，沿底柱、太行北上，经恒山西侧，连接长城，直达辽东。但唐晓峰教授注意到，这幅《山河两戒图》竟然将长城以内的燕云十六州置于北戒山系之外，这既与一行原意相悖，也不符合宋人认为“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的传统地理观念。其实，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作者的“讹误”，而应从分野区域反映宋辽实际疆界的角度去加以理解。众所周知，宋代疆域较之汉唐大为收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契丹崛兴，侵占燕云，以致北宋时期的华夷界限由长城退缩至宋辽边界白沟，这一重大的疆域变化必然会引发分野区域的调整与变动。从这幅《山河两戒图》所标注的地名来看，此图反映的大体是北宋时期的地理建置，故其之所以将燕云十六州划在北戒之外，很可能就是出于现实政治因素的考量而做出的相应调整，它凸显了宋人的国家边界意识。这个例证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分野区域体现国家疆域主权范围的政治作用。

( 二) 明清分野体系下的政治臣属关系

天文分野象征国家疆域及领土主权的政治涵义是在“分野止系中国”的框架下体现出来的。然而笔者注意到，明清时期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分野说，其分野区域突破了当时中国的疆域范围，进一步向外延伸至朝鲜、安南、琉球等周边国家。这种看似与历史传统相矛盾的分野说甚至还是一种朝廷官方的思想观念。

自战国秦汉以来的历代分野说皆秉承“分野止系中国”的传统，但至明清时期却出现了将中国以外的周边国家纳入分野的情况。明正德七年( 1512) ，翰林院编修湛若水奉命出使安南，册封黎晭为安南国王，作有名篇《交南赋》。其赋有辞曰“南翼轸而朱鸟兮，帝炎帝而神祝融”，小注云: “安南分野，翼、轸之南，朱鸟之地。”又有“曳鹑尾之阆阆”句，小注谓“《地理志》分以安南为鹑尾”，当指《新唐书·地理志》以安南都护府所辖之地为鹑尾星次分野，故今安南国亦当为鹑尾之分。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将邻国安南列入中国传统分野体系的记载，尽管此说出自文学作品，但因湛若水时任安南国王册封使，故其说或许代表的就是朝廷的思想观念。后此说又被采入清朝官修《大清一统志》，称安南“天文翼、轸分野，鹑尾之次”，按照传统分野说，当附属于楚－荆州分野区。

朝鲜向来仰慕中华文化，很早就表现出希望融入中国分野体系的愿望，如明永乐九年( 1411) 李朝太宗即云: “予观《文献通考》，二十八宿布列于天，列国各在列宿分度之内……予以为我国在尾、箕分度。”不过，关于明朝将朝鲜列入分野的明确记载则相对较晚，就目前所知，最早见于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刘黄裳、袁黄率军入朝抗倭时所携谕朝咨文: “今倭夷逞强，其势必亡，尔国虽微，其势必兴，试相与筹之。先论天道，朝鲜分野属析木之次，上年木星躔寅而日本来侵，是我得岁，而彼侵之，逆天而行，虽强亦弱，一也。”此文借天象星占以说明朝日之间的强弱之势，其中谓“朝鲜分野属析木之次”，即附于燕－幽州分野区，明确将朝鲜视为中国分野地理系统的一部分来看待。后清朝亦继承了明廷的这一立场，于《大清一统志》朝鲜条下记云“天文箕星分野，析津( 即析木) 之次”。

除安南、朝鲜之外，琉球至清代亦被纳入分野体系。康熙五十七年( 1718) ，清廷命翰林院检讨海宝、编修徐葆光赴琉球，册封尚敬为中山国王，并遣内廷八品官平安、监生丰盛额同往测量琉球天文道里，归国后撰成《中山传信录》进呈。此书经实地测量考证，首次明确记载“琉球分野与扬州、吴越同属女、牛，星纪之次，俱在丑宫”，即将琉球依附于吴越－扬州分野区，并绘有《琉球星野图》。后此说又转载于周煌《琉球国志略》及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康熙初修《大清一统志》虽未载琉球分野，但至嘉庆重修时，特增补此项内容，称琉球“天文牛、女分野”。

明清时期的分野体系开始打破“分野止系中国”的传统，将其分野地理区域由中国疆域向外延伸至朝鲜、安南、琉球等周边国家。尤其是清朝甚至将这种分野说载入《大清一统志》，从而使其完全成为一种官方的分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看似有悖传统的分野体系，它又具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涵义呢? 这就牵涉到明清朝贡体制及对外关系问题。

明清时期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以朝贡关系为纽带连结而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体系，一般称之为朝贡体制，它构成了明清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一般认为，明清时代的朝贡国按照其与中国政治关系亲疏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具有较强政治臣属关系的典型朝贡国; 二是表面上接受册封、实无主从关系的一般性朝贡国; 三是纯粹为贡赐贸易而来的名义上的朝贡国。而朝鲜、安南、琉球三国长期以来都是明清两朝最为典型的朝贡国，它们与中国结成了稳定的宗藩关系，其最重要的两个特征就是奉正朔与遣使册封。

朝鲜、安南、琉球自明至清皆奉中国正朔，行中朝年号、历法，这是此三国臣属于明清王朝的首要特征。朝鲜自洪武二年( 1369) 请封纳贡，用明年号，后“奉天朝正朔，朝贡二百年，输忠效顺若一日”。明清鼎革之后，朝鲜亦贡献于清，为其属国，“每岁贡使，于冬至时领颁历，奉正朔”。安南之臣事明朝，明人记云: “自宣庙来，安南奉正朔，益处朝廷，礼数与朝鲜等，视他国独优。”清军入关后，安南黎朝仍奉南明正朔，直至康熙六年( 1667) 始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其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即于次年停用南明年号，改行清朝纪年，奉中国正朔，后安南( 越南) 阮朝亦然。琉球自明初称臣入贡以来，“世奉正朔唯谨”，入清后，亦“历奉正朔，贡使至京必候十月朔颁历赍回”。不过，因琉球海道险远，使者往来耗时过长，故在大多数情况下，明清两朝皆令福建布政使司代为向琉球颁赐历日，现存琉球外交档案汇编《历代宝案》即保存有康熙四十九年( 1710) 至同治六年( 1867) 间福建向琉球颁告正朔的文书。由此可见，奉中国正朔是朝鲜、安南、琉球三国的共同特点，这也是它们区别于其他朝贡国的主要标志。

朝鲜、安南、琉球三国与中国之间的特殊政治隶属关系亦体现于册封制度之中。有学者指出，是否遣使册封是判断中外朝贡关系亲疏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准，而朝鲜、安南、琉球正是仅有的三个贯穿明清两代始终享有遣使册封之礼的朝贡国。明朝凡遇三国新君嗣位，皆按惯例遣使册封，其事俱见《明史·外国传》。至清代，《大清会典》对这一册封制度做了明确规定: “凡敕封国王，朝贡诸国遇有嗣位者，先遣使请命于朝廷，朝鲜、安南、琉球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 其他诸国以敕授来使赍回，乃遣使纳贡谢恩。”说明在清朝众多朝贡国中，惟朝鲜、安南、琉球为遣使敕封之国，而其余国家仅以封敕授来使带回，其政治地位之差别由此可见一斑，同时这也凸显出上述三国对中国政治依附程度之深。

由于朝鲜、安南、琉球皆世奉中国正朔，认同中华文化，与中国有着十分紧密的政治臣属关系，故而明清时人对此三国颇有好感，甚至将其视为中国版图的外延，与内陆无异。如《明史·朝鲜传》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可谓是对明代中朝关系的准确概括，其中明确说朝鲜“无异域内”。同样的情况亦见于中越关系之中。清雍正年间，中越之间发生边境领土纠纷，经反复交涉，清世宗最终决定将安南侵占的四十里之地赏赐给安南，其上谕云:“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陆，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从这段话来看，清世宗显然将安南视同于中国版图，即其所谓“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其实，不仅清朝统治者持有这样的看法，就连清代普通士人也认为诸如安南等藩属国皆隶中国版籍。康熙八年( 1669) ，朝鲜冬至使闵鼎重出使北京，途中两次与直隶玉田县秀才王公濯进行笔谈。当闵鼎重问道: “《禹贡》山川尽入版籍否?”王公濯答曰: “且奉朔者甚广，如安南诸国昨始归去也。”闵鼎重旨在询问中国版籍是否尽已归附，而王公濯却答以安南等朝贡诸国归去，由此可见，这位王秀才明显是将安南等奉正朔之国列入清朝版籍之内的。而乾嘉时期的地理学者江登云则对朝鲜、安南、琉球三国之于中国版图的关系做了最为清楚直白的论述:

皇朝抚有区宇，中国以外奉朝贡者百有余国，而朝鲜密迩神京，历奉正朔;安南则本古时郡邑，与中国壤相错焉; 至琉球虽隔重洋，而世守藩服，最为恭顺。此三国与中土版图无异，且冠裳文物有华风焉，非诸国所能及也。

江氏从政治关系、地理沿革和文化认同的角度，明确指出朝鲜、安南、琉球在众多朝贡国中的特殊之处，并直截了当地说此三国无异于中国版图，反映的应是清代较为流行的一种政治地理观念。

通过以上论证分析，我们可以完全理解明清时期何以将朝鲜、安南、琉球这些周边国家纳入中国传统分野体系。在明清朝贡体制下，此三国世奉中国正朔，是最为恭顺的遣使册封之国，其政治隶属性最强，故在当时人的政治地理观念中，它们“与中土版图无异”，可视为中国疆域之外延。而传统分野说正是将周天星宿对应于中国疆域，既然朝鲜、安南、琉球亦皆隶版籍，那么若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分野体系也自然可以延伸至这些国家，所以明清两朝将此三国列入分野与“分野止系中国”并不绝对矛盾。事实上，此举所欲表达的政治意图就是要借此彰显中国与这些朝贡国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如《大清一统志》载朝贡之国三十有一，却惟独朝鲜、安南、琉球三个藩属国记有分野，就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上文提到，康熙末海宝、徐葆光出使琉球时，亦派人随同前往测量琉球天文道里，其目的是为了将琉球绘入《皇舆全览图》提供相关的经纬度数据。那么与此同时，清人将琉球列入中国传统分野体系，想必也应具有与天下总图内增绘琉球相同的政治涵义，即旨在向中外宣示琉球对中国的政治依附，而这正是明清分野说又一项重要的政治职能。

琉球的地理位置

综上所述，传统分野说在发展演变中，逐渐衍生出象征国家疆域主权以及宣示中国与周边藩国政治臣属关系这两种政治功能。前者是在分野地理区域随中国政治版图变化而调整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政治涵义，而后者则是明清时期中国在构筑东亚政治秩序时所赋予天文分野的一种新的政治属性。这种利用分野学说来表达政治诉求的做法也是历代王朝常用的政治手段。

余论: 分野说所见传统天下观之批判

古代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是一种认为中华文化至上、“中国即世界”的天下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分野说所体现出来的世界图景及其与国家政治版图之间的密切联系，都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之下而产生的。

上文提到，古代中国人对于“天下”的认知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以其他民族或国家为周边的同心圆式的世界。在这一天下图式中，虽然“天下”的外缘可以包容中国以外的其他地理区域，但这是以中国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为前提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传统天下观就是具有高度文化优越感、认为“中国即世界”的中国观。尽管这种狭隘的世界观盛行于中国古代社会，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代以后，已有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传统天下观提出质疑和批判，从而体现出某种思想启蒙的意义。

由于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念集中反映于天文分野学说之中，故人们对于传统天下观的攻讦往往是从批判分野说开始的。就目前所知，宋末元初周密最早从世界观的角度抨击传统分野说: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为疎诞。中间仅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殊不知十二州之内，东西南北不过绵亘一二万里，外国动是数万里之外，不知几中国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国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周密所谓“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之说不太准确，昴、毕二宿在二十八宿分野体系中属赵国及冀州之分野，并不涉及异域诸国，只有在另一种天街二星分野理论中才有昴宿兼主西北夷狄之国的说法，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其实，以上这段论述乃是专就二十八宿分野而言的，周密认为传统分野说“最为疎诞”之处就是，“分野止系中国”，而数万里之广的外国却无任何分星，显然这是针对隐藏于分野背后认为“中国即世界”的传统天下观所提出的质疑。此后，不断有学者就此问题反复加以批判。如元永嘉僧德儒质问说: “天之经星二十八宿，皆属中国分野而无余，中国之外四方万国岂无一分星邪?”明谢肇淛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国，仅以毕、昴二星管四夷异域( 按此系因袭周密之误) ，计中国之地仅十之一，而星文独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故以分野之说“最为渺茫无据”。以上二人之说都是从中外地理空间布局的角度来批判分野学说的，他们明确指出中国之外有四方万国，中国之地仅占天下十分之一，这些思想同时也是对“中国即世界”的传统天下观所发起的挑战。

至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和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更是直接对中国传统天下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甚至有一些接受西学、思想前卫的文人士大夫开始抛弃传统的天下观。譬如，据利玛窦称，李之藻“少年时曾绘一中国全图，图上有十五省，颇精确，以为天下尽在于此。及见吾人之《山海舆地全图》，始恍然知中国与世界相比，殊为渺小”。瞿式榖在见到传教士艾儒略( P. Jules Aleni) 介绍世界五大洲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之后，也说: “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李、瞿二人在接触世界地理知识后，均意识到中国之于世界的渺小，而中国传统天下观以为“中国即世界”，犹如井底之蛙，殊为狭隘。又如江永抨击“分野止系中国”之说，亦云: “以《职方外纪》考之，大地如球，周九万里，分为五大州，幅员甚广，岂止中土之九州哉?”也是依据最新的地理知识，对传统分野说及其背后的天下观加以批判。

元代以降，随着中国人世界地理知识和眼界的拓展，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以“分野止系中国”为代表的天下观念其实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狭隘世界观，如明末王英明即谓“夫十二次尽乎天矣，华夏郡国亦尽乎地耶? 多见其为坐井也”。因此，这种“中国即世界”的传统天下观日益遭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尽管如此，在元明清时代，以上那些具有理性批判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前卫观念，它们并没有颠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念，但却构成了晚清以后中国传统天下观崩溃的一个远源。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邱靖嘉，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