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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鸟类学家胡若成

胡若成简介

胡若成是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项目助理,负责公民科学项目的数据整理收集,组织观鸟活动。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是中国本土的生态环保类NGO组织,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将需要保护地区的原住民与科学研究的力量联系起来。

他不只是专业的观鸟者,也搜集濒危鸟类的数据并制作成分布 图,从而为政府作出重要的自然保 护决策提供建议。他向我们介绍中 国的鸟类学历史、鸟类学日益改善的 研究条件以及志愿者在打击非法盗猎鸟类行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您对观鸟有着浓厚的兴趣,您是何时开始着迷于鸟类世界的?

胡若成:我本人在中学期间参加了生物科学竞赛,对博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我从学生社团中接触到了鸟类学、认识野生动植物。后来我负责生物多样性社团的运营,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观鸟者,包括业余爱好者和专家。

鸟类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吗?

胡若成:从战国时期起,孔子、庄子等各门派对生物多样性的观点就有不同的观点,生物多样性被视作一种自然资源。古代的文人一般都拥有一些粗略的生物多样性知识,这其中就包括对鸟类的一些认识。中国古代使用猛禽打猎,某些鸟类还承载着文人的精神寄托。例如白鹤,站姿优雅,鸣声高亢,象征着隐士高洁的品格。又如鸳鸯出双入对,是忠贞爱情的象征。中国人很早就能识别多种鸟类,属于早期的鸟类分类基础知识的积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诗经》里就曾记录鹤、鹳等鸟类,很多鸟类的名字也是从那时一直沿用至今。对中国的观鸟者而言,对大自然的观察同时也有着诗意的维度,我们从小对画幅中的美景与优美悦耳的诗歌耳濡目染,这些都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脑海和心灵。

中国的鸟类学是何时开始专业化的?

胡若成:民国时期曾有在战争环境中坚持研究鸟类多样性的学者,其中有些是留学归国的人才,也有一些是传教士、外交人员等。在英国,观鸟曾经是贵族阶层的兴趣爱好,这样的习惯被他们带到中国,整理了一些中国鸟类数据。但直到建国之后的两次大型调查,才有了全国性的数据,出版了《中国动物志》等专著,其中包括鸟类。当时望远镜、照相机都不够先进,只有成功捕捉到鸟类并制成标本,才算是有效记录。中国此后经历了一些动荡,博物学、也包括鸟类学的研究,就停滞了下来。改革开放之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逐渐繁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又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调查,编撰了省级的动物志、鸟类志等书籍。这是第二次国家调查的高潮。中国鸟类种类众多,约1400–1500 种,约占世界的12%到15%。八十年代,有些外国观鸟者来到中国,观鸟活动就此正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当时中国观鸟者的知识还比较有限,交通和信息流通都远不如现在方便,直到2000 年以后,北京、浙江等很多地区才建立起了地方观鸟协会。从2000 到2010 年,每年的观鸟人数增长高达50%,是高速增长时期。观鸟活动得以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迅速,交通和互联网的发展极大提高了观鸟的效率。

网络、社交媒体、应用软件等对这种迅猛增长有哪些影响?

胡若成:观鸟者在中国至今属于一个比较小的群体,很多爱好者不能得到家人和朋友的理解,他们觉得观鸟很奇怪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同道中人,能与别的城市、省份、国家的爱好者相互交流。

观鸟活动适合每一个年龄层吗?

胡若成:我认识的朋友主要分为两类:大学生为主的青年人和退休的老年人。这两个群体承担的社会压力比较小,时间比较自由。一些重要的组织提供优秀的参与项目与活动,比如邀请著名观鸟人给大学生、中小学生开设讲座;中国有一些常设的观鸟监测活动也会组织年轻人和孩子参加其活动,北京植物园和北京大学都有例行鸟类调查,经常会邀请中小学参加,北京市还有在大型湿地公园等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举办的观鸟比赛。

像北京这样的大都会也适合做观鸟这样的活动吗?

胡若成:北京现在的鸟类种类数超过500 种。北京虽然处于北方,但刚好处于两条迁徙路线的交叉点,一条是俄罗斯、云南、印度洋,另一条是东南亚-澳大利亚-中国-俄罗斯,迁徙路过的鸟类种类其实非常多;北京西面和北面有山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山前有平原和自然河谷,也有人工水库。北京密云水库附近,迁徙季节常常一天就能在那里看到130 种以上的鸟类。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城市化、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没有影响鸟类的丰富性?

胡若成:我所了解的研究没有证明到相关性。鸟类往往只是迁徙的时候路过大城市,其实并不长期生活于此。当然,非法捕猎等人类活动会造成一些鸟类的死亡,但这不属于决定性因素。

鸟类非法贸易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胡若成:我认为中国鸟类的贸易包括几个类型:第一类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使用的手段比较暴力,比如下毒、用网缠死鸟儿,比如黄胸鹀、野鸭、大雁等。第二类是将鸟类作为宠物,以供欣赏,例如叫声动听的百灵、山雀和一些羽毛艳丽的鸟类。第三类是鸟类制品,比如东南亚的盔犀鸟,其头骨可以用来作为装饰品。又如翠鸟的羽毛被用于京剧道具,甚至要求活着拔毛,这造成了翠鸟种群很大的损失。总体而言,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比较落后,虽然前几年刚修订了法律,但具体的保护物种名录还停留在1988 年,已经三十年没有更新,其中涉及的鸟类比较少。北方鸟市上出售的鸟类主要是用于观赏,而南方市场上有些是作为食用对象。南方甚至会吃猛禽,比如广西北海市靠近南海海岸,猛禽由此迁徙至东南亚,盗猎的人在这里偷猎低空飞行的猛禽,并在当地市场出售。中国南方还用某些野生鸟类泡酒,也推高了对野生鸟类的需求。在对抗偷猎鸟类这一问题上,中国民间力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警察人数比较少,很难抽出足够的力量关注鸟类盗猎的问题,很多时候都靠民间力量。鸟类观察者因此主动给自己增加了“民间监督者”这样一重身份。中国有“民间拆网小队”,鸟类观察者一旦发现有人拉网偷猎,就会联系警察或者自己动手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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