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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死亡的颜色》试读：看，死亡的颜色

萌宠菠菠乐园
2024-08-20 08:02

如果那里有尸体，那就是我没找到。外面，风呼呼地号叫着。在老教堂内，我用泥铲刮地的嚓嚓声、手提发电机和加热器的嗡嗡声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发出异样的回音，此外别无声响。高处，摇曳的树枝摩擦着木板封死的窗户，就像粗糙的手指在胶合木质黑板上摩擦一样。一群人聚拢站在我身后，但相互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手指卷曲着放在衣袋里。我听到了脚步声，先抬起一只脚，然后抬起另一只。靴子在冰冻的地面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没有人说话，寒冷把我们都冻麻木了，连话都懒得说了。我用泥铲轻轻地把放在筛子里面的锥形小土堆摊开，然后看着它从大约半英寸大小的筛子眼里漏下去，消失掉。这种颗粒状的下层土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除了表层土外，我曾经预想在整个挖掘过程中遇到的都是永冻土。不过，在过去的两周里，魁北克反常地暖和起来，地表的冰雪融化了，地下土也解冻了。这是典型的唐普式的运气。尽管另外一股北冰洋寒流把刚刚到来的春意吹散了，但两个星期的温暖还是把地下土层变得松软了一些，因此挖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有利的一面。昨天夜里，温度一下子降到了华氏零下七度 --这是不利的一面。尽管地面没有再次结冰，但空气却是冰冷的。我的手指已经冻得几乎不能弯曲了。我们在挖第二个土坑。可是，除了小鹅卵石和碎石片之外，筛子里没有出现我想找的东西。我估计，在这么深的土坑里多半找不到什么，不过话绝对不能这么说。我还是要按照计划，继续挖掘。我转向一个身穿黑色皮衣、头戴绒线帽的男人。他穿着没膝的高筒皮靴，过膝棉袜伸展到了尽头。他的脸色红得像西红柿汤一样。 “再向下挖几英寸就行。”我手掌向下比划着，就像抚摸一只猫一样。轻柔地，缓慢地挖。那个男人点了点头，然后用力把手中的长柄铁锹插进土坑内，并发出咕哝声，就像莫尼卡·塞莱斯发球时那样。 “一点儿一点儿地挖！ “我紧握着泥铲大声喊道。一点儿一点儿地挖！我重复着整整一上午向他演示的一点点向下挖的动作。”我们要一点儿一点儿地向下挖。“我再一次慢慢地、小心地用法语说。那个男人显然并不赞同我的看法。也许挖掘是一项沉闷的工作，也许挖掘遗骸这种想法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西红柿汤”只是想尽快把工作干完，然后离开。 “盖伊，请你再试试好吗？”我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好吧，神甫。”“西红柿汤”咕哝道。盖伊摇摇头，继续挖掘。不过，他还是像我向他演示的那样，撇取浮土，抛进筛子里。我把目光从黑土转向土坑，搜索着我们接近墓葬的迹象。我们已经挖掘了好几个小时。我能感受到身后的紧张，修女们来回走动的节奏加快了。我转向她们，给了一个我希望能使她们安心的表情。不过，我不敢保证我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嘴唇都冻僵了。六张因为寒冷和焦虑而痛苦的脸回转过来看我，每张脸前都冒出了一小团蒸汽，然后消失在寒冷的空气中。六张脸对着我笑了，我能感觉到她们在祈祷。一个半小时后，土坑已经约有五英尺深了。像第一个土坑一样，这个坑里面也只有土。我敢肯定我的每一个脚指头都冻伤了，而盖伊也准备收拾挖土器具。该是另做打算的时候了。 “神甫，我想我们需要再查看一下埋葬记录。”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当然，当然可以。大家还可以喝点咖啡，吃点三明治什么的。” 神甫开始朝这座废弃教堂远端的那个两扇的木门走去，修女们低着头，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她们的面罩向背后伸展开来，以同样的弧形横着披在她们黑色羊毛大衣上。像企鹅。谁这么说过来着？布鲁斯兄弟乐队吧。我关掉手提聚光灯，跟在后面，看着地面，想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奇怪的骨头碎片。真是太神奇了！我们竟然一直在教堂墓地一个没有墓葬的地方挖掘。神甫梅纳德推开一扇门，我们跟在他身后鱼贯而出。外面光线太强，我们的眼睛一下子还适应不了。铅灰色的天空很低，就像要把整个修道院所有的尖顶和尖塔拥抱在怀里一样。一阵冷风从劳伦斯山呼啸而过，刮得衣领和面罩都飘了起来。我们一行人弯着腰，迎着风，走进附近一座较小的、看似教堂的灰色石头建筑。我们沿着台阶向上走，来到一个装饰华丽的木雕走廊，并从一个边门走了进去。在遭受了寒冷的折磨之后，室内干燥温暖的空气让人觉得特别舒适。我闻到了茶、樟脑球和经年油炸食品的气味。修女们都沉默不语，脱掉靴子，朝我笑了笑，然后便逐个消失在右边的一扇门里。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宽大滑雪毛衣、身材娇小的修女步履蹒跚地走进了接待室。一群模糊的棕色驯鹿跃过她的胸前，消失在她的面罩下面。透过厚厚的镜片，她惊讶地看着我，随后把手伸过来要接下我的皮夹克。我犹豫了，担心皮夹克的重量会让她失去平衡，使她跌倒在瓷砖地板上。她用力点点头，手掌向上催促着我。我只好脱下皮衣，横着搭在她的胳膊上，并把帽子和手套放在上面。她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年纪最大的女人。跟着神甫梅纳德，我沿着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走进一个小书房。在这里，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学校里用的糨糊的气味。一个十字架赫然放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很大，我甚至在想，他们是怎样通过书房的门把它抬进来的。黑色的橡木壁板几乎伸展到了房顶。书房四壁的上半部分，一座座雕像向下凝视着，面色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忧郁。神甫梅纳德从两把木椅中端出一把，放在桌子前面，并招手让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他的法衣发出的嗖嗖声、念珠发出的喀哒声使我仿佛置身于圣巴拿巴教堂神甫的办公室中。又遇到难题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布兰纳！你，一个四十多岁的专业法医！这些人把你叫来，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你的专业知识。神甫从桌子上取出一个皮面装订的册子，翻到其中的一页，用一条绿丝带标记好，然后推到我们中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撅起嘴唇，然后用鼻子呼气。我熟悉画在这页纸上的图表。在这个方格形的图表上，一条条细线把墓地分割成了一个个长方形的小块，有的用数字标识，有的用名字标识。早在此前，我们已经花了数小时对这个图表进行了研究，对墓地埋葬的描述和记录与表格上的位置进行了对照，然后再进行测量，标出每个墓葬的确切位置。修女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埋葬的位置应该是教堂北墙第二排，西端第三块，在修道院院长奥雷利的右边。不过，伊丽莎白并没有埋葬在那里，而院长奥雷利的遗骸也没有出现在她应该在的地方。我用手指着同一象限内、右边向下数排坟墓当中的一个说：“那么，拉斐尔似乎在这个地方。”然后，指着这一排下面的几个坟墓说，“接下来的是阿加特、薇罗妮卡、克莱门特、玛尔特和艾丽诺，这些都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坟墓，是吗？” “是的。” 我把手指移到图表上教堂西南角对应的部分说：“那么，这些就是年代距今最近的坟墓了。我们找到的这些标识与你们的记录是一致的。” “是的。这些是最后一批，也就是教堂废弃之前的坟墓。” “教堂是在一九一四年关闭的。” “一九一四年。对，一九一四年。”他总是使用一种古怪的重复句式。 “伊丽莎白是在一八八八年去世的吗？” “对，一八八八年。梅雷·奥雷利是一八九四年。”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些坟墓应该就在那里。显而易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坟墓还保留着。刚才在墓地时，我们挖掘出了木头和棺材碎片。我想，遗骸有教堂的保护，又埋在那种类型的泥土中，应当是保存相当完好的。可是，伊丽莎白和奥雷利的遗骸到底埋在哪里呢？那个老修女端着一个盘子慢慢地走了进来。盘子里放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三明治。咖啡杯中冒出来的热气把她的镜片熏得模模糊糊的，她只好拖曳着极小的步子向前挪动着，双脚一直没有离开地板。神甫梅纳德站起身，接过那个盘子。 “谢谢，贝尔纳修女。太好了，你实在是太好了。” 她点点头，退了出去，连镜片也顾不得擦。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注视着她。她的肩膀很窄，宽度几乎和我的手腕一样。 “贝尔纳修女多大年纪了？”我问道，伸手拿起一个牛角面包，配上三文鱼沙拉和枯蔫的生菜。 “我们也不大清楚。战争之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还是个小孩。当时我来到这里时，她就已经在这个修道院了。此后，她就到国外传教去了。她在日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去了喀麦隆。说起来，她可能有九十多岁了吧。”他喝了一小口咖啡，发出吮吸的声音。 “据说，她生在萨基那河畔的一个小村子，十二岁时进的修道院。” 吮吸声。“十二岁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的魁北克乡村，档案记录并不那么确切。不是很确切。” 我咬了一口三明治，然后握紧咖啡杯。暖暖的，很舒服。 “神甫，你这里还有其他的记录吗？比如过去的书信、文件，所有我们没有查看的东西？”我动了动脚趾。可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打了个手势，指着桌子上的文件，耸了耸肩。“朱利安修女给我的所有资料都在这里。你知道，她是这座修道院的档案管理员。” “是的，我知道。” 我和朱利安修女通过电话，而且还详细地交谈过。事实上，最初还是她就此次的挖掘事宜与我取得联系的。这件事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它与我通常从事的法医工作有所不同。在通常情况下，对于近期发现的死尸，最终都是由验尸官来处理的--也就是说，死亡评估报告是验尸官的事。在这次挖掘中，修道院所在教区要我挖掘一个圣人的遗体，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估。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不过，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天主教会将为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授福，封她为圣人。我的工作就是找到她的坟墓，并核实坟墓里面的遗骨就是她的。至于封圣，那就是梵蒂冈的事情了。朱利安修女曾经向我保证，档案室里保存着完好的记录。老教堂所有的墓葬都登记在册，而且还绘制了图表。老教堂最后一次埋葬的时间是在一九一一年。一九一四年，老教堂发生了一场火灾，之后教堂被废弃，然后封存。教会建造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取代了老教堂，而老教堂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封闭的场地，完好的记录，要做好交给我的工作似乎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那么，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到底埋葬在哪里呢？ “多问问也许不妨事。也许有一些东西朱利安修女还没有交给你，因为她可能认为那些东西不重要。” 他开口想说些什么，然后似乎又改了主意。“我敢肯定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不过，我还是要问一问。朱利安修女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这件事情，大量的时间。” 我看着他走了出去。我手中的面包已经吃完了，于是我又拿了一块。我两腿交叉，蜷缩着双脚，摩擦着脚趾。很好，有感觉了。我小口地啜饮着咖啡，从桌子上取过一封信来看。我在此前看过这封信。一八八五年八月四日，蒙特利尔的天花疫情失去了控制。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曾经写信给主教爱德华·法布尔，请求他为教区没有感染天花的居民订购疫苗，并允许那些受感染的居民使用市民医院。书信采用的是准确、古怪而又过时的法语。无原罪圣母修道院陷入了沉寂，而我的思绪却在飘荡。我想到了其他几次挖掘经历。在圣加百列修道院的那个警察。在那个墓地，棺材埋在比正常情况深三倍的地方，我们最终在距离记录地点四个坟墓的地方找到了博普雷先生的遗体，而且是头朝下而不是头朝上。在温斯顿-塞勒姆，我们所要找的那个人不在他自己的棺材里。在他的棺材里，躺着一个身穿碎花长裙女人。这就给这个墓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去世的那个男人在哪里？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女人又是谁？在我离开的时候，那家人依然没能把他们的祖父在波兰重新安葬，而律师们也因此打起了官司。我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铃声。接着，走廊里传来了走动的声音。那个老修女正朝我这里走来。 “餐巾纸。”她尖声喊叫着。我吓得跳了起来，把咖啡溅到了我的衣袖上。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么瘦小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弄出如此大的声响？ “谢谢。”我伸出手去接餐巾纸。她没有理睬我，靠近我，并且开始忙着给我擦拭衣袖。隐隐约约地，我看到她的右耳朵上有一个很小的助听器。我感觉到了她的呼吸，看到了她下巴上纤细的白色绒毛。她身上散发着羊毛和玫瑰露的气味。 “唉，不管用。回家再洗洗。用凉水。” “好的，修女。”我本能地回答说。她看到了我手中的信。幸运的是，咖啡没有溅到信上。她弯下腰凑近来看。 “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女人。侍奉上帝的女人。非常纯洁，非常朴素。” Pureté，Austérité，她的法语很准确，很老派，听起来很像伊丽莎白在信中的口气。 “是的，修女。”我又成了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 “她会成为一个圣人的。” “是，修女。这就是我们要尽力找到她的遗骨的原因。这样，它们就能享受到应有的待遇了。”我不能确定圣人应有的待遇是什么，不过这样听起来很不错。我把那个册子拿出来，给她看那个图表。“这就是那所老教堂。”我沿着靠北墙的那一排坟墓，指着一个长方块说，“这就是她的墓穴。” 这个老修女对着方格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镜片几乎贴上了那页纸。 “她没有埋在那里。”她大声说。 “对不起，请你再说一遍。” “她没有埋在那里。”她的一根关节突出的手指敲着那个长方块，“不是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神甫梅纳德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双手交叉在胸前、个子高高的修女。她那浓黑的大眉毛构成一个角，悬挂在鼻子上方。神甫梅纳德介绍说，她就是朱利安修女。她跟我握了握手，微笑着。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贝尔纳修女刚才说了些什么。毫无疑问，在走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听到了老修女的话。就算在渥太华，他们也能听到。 “不是那个地方，你们把地方弄错了。”她重复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朱利安修女问。 “他们找错地方了，”她重复说，“她没有埋在那里。” 我和神甫梅纳德交换了一下眼神。 “那么她埋在哪里呢，修女？”我问道。她再一次弯下腰凑近看那个图表，然后用手指戳着教堂东南角。“她在这里，和梅雷·奥雷利在一起。” “可是，修--” “他们把她的遗骨挪到了这里，给她换了一副新的棺材，并把她放在一个特殊的祭坛下面。就是那里。” 她再一次指了指东南角。 “什么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问。修女贝尔纳闭上了眼睛。她那满是皱纹的嘴唇在抖动着，默默地计算着。 “一九一一年。那年，我到这里时还是一个新信徒。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几年后，教堂被大火烧了，所以也就封存了。我的工作就是到里面去，在他们的祭坛上摆放鲜花。我不想那样做，不愿一个人像幽灵似的走到里面去。不过，为了主，我还是按照吩咐做了。” “那么，那个祭坛后来怎么样了？” “三十年代的某个时候给搬出来了。它现在就在新教堂的圣婴礼拜堂。”她把餐巾纸折叠起来，然后开始收拾咖啡器具。“那些坟墓除了有一块金属铭牌做标识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没人到那里去了。数年过去了，连那块金属铭牌也不见了。” 我和神甫梅纳德对视着。他微微地耸了耸肩。 “修女，”我问道，“你能给我们指一指伊丽莎白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吗？” “没问题。” “现在行吗？” “为什么不行呢？”瓷质咖啡器皿因急促地收拾而发出叮当的碰撞声。 “不用管这些餐具了，”神甫梅纳德说，“去吧，穿上大衣和靴子，修女。这些由我们来收拾。” 十分钟后，我们全部再次回到老教堂。天气仍然十分寒冷，甚至比上午更加寒冷潮湿。风仍在号叫着。树枝仍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穿过教堂时，修女贝尔纳走的是一条高低不平的路，而我和神甫梅纳德则一边一个，搀扶着她的胳膊。透过层层的衣服，我觉得她十分纤弱。修女们像旁观者似的，叽叽喳喳地跟在后面。朱利安修女带着速记薄和笔。盖伊则跟在后面。修女贝尔纳在东南角一个壁凹处的外边停了下来。在准备来这里之前，她还在面罩上加了一顶手工编织的、黄绿色的帽子，并在下巴下面把帽带系住。我们看着她转动着脑袋，东张西望，寻找着标识，分辨着坟墓所处的位置。此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所沉闷的教堂内唯一的黄绿色的帽子上面。我示意盖伊调整灯光。不过，修女贝尔纳并不理会这些。过了一会儿，她从墙边转了回来。她的头转来转去，一会向左，一会向右，一会向上，一会向下。她再次核对自己站立的位置，然后用靴子后跟在泥土上划出或者试图划出一条线。 “她就埋在这里。”尖叫声在石墙之间回荡。 “你确定吗？” “她就埋在这里。”修女贝尔纳有十二万分的信心。我们都看着她做的标识。 “遗骨放在小棺材里。不像通常的棺材那么大。遗骨只不过是些骨头，所以小棺材就很合适。”她伸出纤细的胳膊比划着，画出一个孩子大小的空间。她的一只胳膊颤抖着。盖伊把灯光照在她的脚所在的位置。神甫梅纳德向这个老修女表示感谢，并请另外两名修女把她搀回修道院。我看着她们退了出去。她夹在她们中间，像个小孩。她看起来太小了，大衣下摆几乎扫到了地板上的灰尘。我告诉盖伊把另外一盏聚光灯拿到这个新的地方。然后，我从先前那个地点取回我的探测器，找到修女贝尔纳指出的位置顶端，用丁字架往地上刺。然而，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地方的冻土层没有前一个地方融化得那么好。我使用的探测器又是尖端呈球形的瓷质器具，因为我担心它会毁坏地下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探测器很难穿透地表，特别是冻得结结实实的表层土。我又用力试了试。不要着急，布兰纳。要是你把棺材板弄坏了，或者不小心在这位高尚的修女的头颅上戳开一个洞，他们会不高兴的。我脱掉手套，用手指攥紧丁字架，然后再往地上戳。这一次地表破裂了，我感到探测器滑进了下层土。我抑制住急切探究的心情，检验着泥土，闭上眼睛，感受着它在质地上的细微差别。如果阻力较小，那就意味着一定有东西腐烂在泥土里；如果阻力较大，那就意味着地下有骨头或者人工制品。什么也没有。我取出探测器，重复着上述过程。在第三次尝试的时候，我感受到了阻力。我取出丁字架，再在右边半英尺远的地方刺进去。这次，我再一次遇到了阻力。在地表下不是很深的地方，有个硬硬的东西。我向神甫和修女们向上伸了伸大拇指，然后让盖伊取来筛子。我把探测器放在一边，捡起一把平刃铁锹，然后开始一层一层地铲去地上的土。我一英寸一英寸地铲去最上面的那层土，抛进筛子里面，眼睛不断地从土坑到筛子，从筛子到土坑。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看到了我想要找的东西。最后几铲土的颜色有些暗，与筛子里面的棕红土相比显得有些黑。我放下铁铲，改用泥铲，之后进入坑内，俯身仔细地刮，然后除去上面松散的土粒，夷平表面。我几乎马上就能看到一个黑色的、椭圆形的东西，它看起来约有三英尺长。我只能猜测它的宽度，因为它的另外一部分还隐藏在没有掘开的土层下面。 “这里有东西。”我说着，站了起来，呼出的哈气悬浮在我面前。修女和神甫全都走上前来往土坑里面看。我用泥铲尖给他们描述着椭圆形东西的大致轮廓。就在这时，送贝尔纳修女回修道院的那两个修女也回来了。 “尽管看起来有些小，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墓穴。我挖掘的地方稍微靠左，所以我还得从这个地方往下挖。”我指着我蹲坐的地方说，“我将会从坟墓的外沿向下挖，然后再向里边挖。这样，在向下挖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墓穴的侧面；而且按照这个方法，挖掘坟墓的后边也会容易一些。除此之外，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墓穴外边的这个壕沟把棺材取出来。” “那些黑的东西是什么？”一个长着一张女童子军脸的小修女问。 “当包含有机质的物体腐烂时，它就会使泥土的颜色变深。所以，那些黑的东西可能源自木质的棺材，或者随同棺材一起埋葬的鲜花。”我不想解释有机质的分解、腐烂过程，“泥土着色往往是发现墓葬的第一个信号。” 两个修女双手合十，祈求上帝的保佑。 “那么，这个是伊丽莎白呢，还是梅雷·奥雷利？”一个年纪稍大的修女问。她的一个下眼睑跳动了一下。我抬起手，做了个“不知道”的手势。我戴上手套，开始用泥铲刮去右半部分的黑土，把土坑向外扩展，露出那个椭圆形的东西和它右边两英尺长的部分。再一次，只有泥铲刮擦和筛子晃动的声音。就在这时…… “那个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一个高个子修女指着筛子问道。我站起身来查看——暗自庆幸有这样一个伸展身体的借口。高个子修女指的是一块红棕色的小碎片。 “一点儿也没错。太对了，修女。看起来像棺木。” 我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沓纸袋子，在一个纸袋子上标明日期和地点，另外一个上面写上相关的信息，并把它放到筛子里；然后，把其他纸袋子放在地上。这时，我的手指已经麻木了。 “女士们，该是做点儿事情的时候了。朱利安修女，你把我们找到的每一件东西都记下来。写在纸袋子上，并把它们归档，就像我们先前商量好的那样。我们现在--”我看了看土坑，“--挖到了地下两英尺的地方。玛格丽特修女，你负责拍照，怎么样？” 修女玛格丽特点了点头，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她们马上就行动起来，在观看了数小时之后，她们也急于做点事情。我用泥铲刮，修女爱丽德和“女童子军脸”摇筛子。碎片越来越多，不久以后，在着色的土里，我们看到了那东西的一点轮廓。木质的，已经腐烂得不像样子了。情况有些不妙。我用泥铲和双手，继续挖掘我希望找到的棺材。气温很低，我的手脚已经失去了知觉。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皮大衣里面汗津津的。但愿这个就是她，我默默地祈求上帝。谁会在这个时候祷告呢？随着土坑一点一点地向北展开，木头露出的部分越来越多，那个椭圆形东西的宽度也随之渐渐扩展。慢慢地，它的周边轮廓浮现了出来：六边形。棺材的形状。我竭力抑制住自己，免得喊出“哈利路亚！ “的欢呼声。那是教会用语，布兰纳，但对你而言太不专业了，我告诫着自己。我一捧一捧地清理着土粒，直到那个东西的顶部全部暴露出来。这是一口很小的棺材，而我们是从脚往头部挖掘、清理的。我放下泥铲，取来一把漆刷。我的目光和一个摇筛子的修女的目光相遇了，我笑了，她也笑了。她的右眼睑跳动了一下。我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地清理木头的表层，清理掉几十年来附着在上面的泥土。大家都停下来，凑过来观看。渐渐地，棺盖上一个凸起的东西呈现在大家面前。就在棺盖最宽的那个地方，恰好是金属铭牌应该放置的位置。我的心跳加速了。我刷去那个东西上面的泥土，直到它清楚地暴露在大家的目光之下。它呈椭圆形，金属质地，金银丝镶边。我拿出一把牙刷轻轻地将它的表面清理干净，上面还有字。 “修女，请把我的手电筒递给我，好吗？在背包里。” 再一次，她们像一个人似的倾斜着身体往里看，就像一群站在水边的企鹅。我把光束集中在金属铭牌上。“伊丽莎白·尼科莱特--1846－1888。女沉思者。” “我们找到她了。”我对众人宣布。 “哈利路亚！”“女童子军脸”呼喊着，声音大得超出了宗教的礼仪。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我们把伊丽莎白的遗骸挖了出来。修女们，甚至神甫梅纳德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这项挖掘工作当中。筛土，装袋子，做标记，拍照，他们一个个都忙个不停，而我眼前也只有法衣、念珠在晃动。盖伊虽然也帮了些忙，不过有些勉强。我从来没有指挥过这样一群奇怪的人。把棺材从土坑里启运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不大，但棺木已经严重损坏，棺材里面也因此填满了泥土，棺材因此显得很重。虽然我低估了所需要的空间，但是在棺材边上挖壕沟还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们把壕沟又向外扩展了两英尺，这样就可以把木板放到棺材下面。最后，我们终于用尼龙绳把棺材抬了出来。下午五点三十分，我们坐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喝着咖啡。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冻僵的手、脚和脸上渐渐缓了过来。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和盛放她的棺材、还有我的工具都锁在教区货车的后面。明天，盖伊会把她送到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法医实验室。作为法医人类学家，我就在这个实验室工作。尽管这具历史遗骨不是法医案件，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尸检处的特许，在这里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将和这些骨头打交道。我放下杯子道别。修女们再一次向我表示感谢。透过紧张、不安的脸庞，她们再一次因为我的挖掘和发现向我绽放出了笑容。的确，她们的笑容很灿烂。神甫梅纳德陪着我，朝我的小轿车走去。天黑了下来，而且下着小雪。片片雪花落在的我脸上，让我有一种异样的、热辣辣的感觉。神甫再一次问我是否愿意在修道院过夜。在他的背后，雪花映着走廊的灯光，发出闪闪亮光。我再一次谢绝了他的好意。不久以后，我便行驶在赶往蒙特利尔的路上了。驾车在双车道上行驶二十分钟之后，我就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了，因为开始上路时零星洒落的小雪此时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透过车灯，片片雪花一阵紧似一阵地飘落着，就像一幕斜纹窗帘。车两边的道路和树被厚厚的积雪掩盖了，而且每一分钟都在加厚。我用双手紧紧地抓住方向盘。尽管戴着手套，但我的手还是湿乎乎的。我放慢了速度，把车速降至四十公里，三十五公里。每隔数分钟，我都要看看刹车是否正常。尽管时断时续地在魁北克生活了许多年，我还是不习惯在冬天驾车。我自认为很坚强，但是如果让我在雪天驾车，我就显得极为脆弱。对于暴风雪，我仍然会像一个典型的南方人那样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有暴风雪，我就不出门，免得让魁北克人看到我狼狈的样子，笑话我。恐惧自有恐惧的好处，因为害怕让我忘记了疲惫。尽管很累，我还是保持清醒的状态。我紧咬着牙关，伸长脖子，绷紧肌肉，一心一意地驾驶着。尽管东方镇区的高速公路比此前的路要好一些，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通常来说，驾车从门弗雷梅戈格湖到蒙特利尔需要两个小时，而我几乎花了四个小时。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回到了漆黑一片的家。尽管筋疲力尽，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到家了，回到我在魁北克的家了。我曾经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居住了近两个月。欢迎回家！我的思路又转移到了法语上。我打开暖气，看了看冰箱--里面阴冷阴冷的。我用微波炉热了一个冷冻的玉米馅饼，喝了一听常温的鲁特啤酒。尽管不怎么丰盛，但还是填饱了肚子。我星期二时放在卧室的行李还没有打开。我也没打算打开它。明天再说吧。我倒在床上，打算至少睡上九个小时。然而，还没有睡到两小时，我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了。 “喂，喂。”我咕哝着，在这个时候进行语言转换显得有点笨拙。 “唐普兰希，我是皮埃尔·拉曼彻。很抱歉，在这个时候把你叫醒。” 我等他往下说。在过去为他工作的七年里，这位实验室主任从来没有在凌晨三点给我打过电话。 “门弗雷梅戈格湖那边的事情还顺利吧。”他清了清嗓子说，“验尸官办公室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圣乔维特镇的一处住宅着火了。消防队员仍在尽力控制火势。纵火犯罪调查人员将于明天一早就抵达现场，验尸官希望我们到那里去。”他又清了清嗓子，“据一个邻居说，房子的主人在家，他们的车停在车道上。” “为什么要派我去？”我用英语问。 “显然，火势很猛。如果有尸体的话，他们一定会被火烧得面目全非，也许只剩下烧焦的骨头和牙齿。复原这些尸骨将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见鬼。不要是明天。 “什么时候？” “我早上六点过去接你，怎么样？” “好。” “唐普兰希，情况可能很糟糕。有几个孩子住在那幢房子里。” 我把闹钟定在早上五点半。欢迎。自长大成人后，我就一直在南方生活，从未觉得天气炎热。我喜欢八月的海滩、太阳裙、吊扇、孩子们汗湿的头发散发出的气味以及纱窗上昆虫的鸣叫声。然而，每年的夏天和学校的节假日，我都是在魁北克度过的。在每个学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飞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法医学实验室工作。在夏洛特，我是夏洛特市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名人类学教授。从夏洛特向北到蒙特利尔，直线距离大约是两千公里。每年深冬来临的时候，在下飞机之前，我就会和自己进行一次对话。我提醒自己说，天要冷了。天会很冷的，你要穿好衣服，做好应对的准备。是的，我会做好准备的。然而，我却从来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所以，每当走出机场、吸进第一口冷得出奇的空气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上一个寒战。三月十日早上六点的时候，我放在院子里的温度计的读数是华氏二度，也就是零下十七摄氏度。我尽可能地多穿些衣服，长内衣、牛仔裤、双层毛衣、旅游靴和羊毛袜，什么能穿就穿什么。我还穿了宇航员专用的、隔热保暖、温暖舒适的衬垫--昨天穿的所有行头。我要尽可能穿得暖和一些。听到拉曼彻汽车鸣笛的声音，我拉上皮夹克的拉链，戴上手套和滑雪帽，“哐”的一声关上门就往外跑。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在这么冷的天外出，所以我也不想让他在外面等我，而且我穿得也很暖和。我原本以为他开的是一辆黑色轿车。不过，他却从一辆可能是越野车的车子里向我招手。四轮驱动，鲜红色，还有赛车标志的长条。 “好车。”我边说边上车。 “谢谢。”他打了个手势，指了指中间的一个架子。架子上摆放了两个塑料杯子和一个 “邓肯甜甜圈”快餐店的袋子。上帝保佑你。我取出一个苹果馅饼大嚼起来。在前往圣乔维特镇的路上，拉曼彻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给了我，大致情况和他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告诉我的差不多。邻居的一对夫妇说，他们在失火那家住户对面看到，那家人是在晚上九点进的屋子。此后，邻居夫妇就离开了，去离家不远的一位朋友家串门。在朋友家里，他们逗留得很晚。大约凌晨两点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路这边有一片火光，接着就有火焰从这家的房子里冒出来。另一个邻居说，大约是午夜过后，她想她是听到了隆隆的声音。不过，她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睡觉去了。火灾发生的地方很偏僻，人口稀少。志愿消防队是在两点三十分到达的，在看到需要处理的情况后，他们向有关当局打电话寻求支援。最终，两个消防队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大火扑灭。拉曼彻已经在早上五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和验尸官通了电话。到目前为止，已经证实有两人死亡，可能还有其他人死亡。火灾现场的一些地方还很热，也可能很危险，所以搜救工作无法开展。据推断，很有可能是有人蓄意纵火。我们驱车向北，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行驶着，驶进圣劳伦斯山的丘陵地带。拉曼彻几乎不说话，而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不喜欢早起。不过，他是个音乐发烧友，一直在播放音乐，什么古典的、流行的，甚至还有C＆W ，这些音乐都很容易听懂。也许这些音乐能够稳定情绪，就像电梯和候车室里播放的、让人麻木的音乐一样。不过，这种音乐还是让我感到有些紧张。 “这里距离圣乔维特镇有多远？”我取出一个双层巧克力蜜糖甜甜圈说。 “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圣乔维特镇距离特雷姆布兰特山的这边大约有二十五公里。你在那里滑过雪吗？”他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皮大衣和军绿色的毛皮纹帽子。从侧面，我只能看到他的鼻尖。 “嗯，真美。” 在特雷姆布兰特山，我几乎冻伤了。那是我第一次在魁北克滑雪，而我穿的则是要去蓝脊山的衣服。山顶的风很大，温度也很低，足可以把氢气冻成液态的。 “门弗雷梅戈格湖那边的事情怎么样？” “坟墓并不在我们预想的地方。不过，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显然，一九一一年的时候，人们把她挖掘出来，并重新下葬。奇怪的是，没有重新下葬的记录。”非常奇怪，我想着，喝了一口温热的咖啡。“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她。今天她的遗骸将会被送到实验室。” “这场火灾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我知道，你原本打算花一周的时间对她的遗骸进行分析的。” 在魁北克，对于法医人类学家来说，冬天可能是漫长的，因为这里的气温很少会上升到零度以上。河流和湖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地面也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雪把一切都掩埋在了地下。昆虫都消失了，许多食腐动物也都钻到了地下。其结果是：在空旷的野外，尸体不再腐烂，漂浮物也不会顺着圣劳伦斯河的河水流走；人们待在家里不愿意外出，猎人、徒步旅行和郊游的人也都不再到树林和野外去狩猎或者观光，而一些在冬天死去的人也只有到了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才会被发现。因此，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四月，我接手的、姓名不详但却需要知道姓名的案子就会大大减少。不过，有一类案子是个例外，那就是房屋火灾。在寒冷的冬天，我接手的这类案子的数目呈上升趋势。许多烧焦的尸体都会被送到牙科医师那里，根据牙科记录确定其身份。在通常情况下，房屋地址和居民都是大家熟知的，因此，只要把他们生前的档案拿出来进行比对就可以验明其身份。所以，只有在陌生人被烧焦之后，我的专业知识才会派上用场。另外一种情况是，遗体搜寻困难。拉曼彻是对的。我一直希望我的日程不受干扰，从而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展我的工作，到圣乔维特镇并不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 “也许分析工作用不上我。”我开始升起了百万分之一的希望。车载收音机里，一个乐队开始演唱“我高高地站在世界之巅”。“也许他们保存着这家住户的记录。” “也许吧。” 不出两小时，我们就赶到了圣乔维特镇。此时，太阳已经升起，给这个村镇涂抹上一层冰冷和黎明的色调。我们调转车头向西，驶进一条弯弯曲曲的双车道。几乎就在此时，两辆平板载货车从我们旁边经过，朝相反的方向驶去，其中的一辆载着一辆损毁的灰色本田汽车，另一辆载着一辆红色的普利茅斯捷龙。 “我想，他们扣押了那些汽车。”拉曼彻说。我看着载货车消失在后视镜里。普利茅斯捷龙的后座上放置着数辆童车，尾部护栏上有一个黄色的笑脸。我想象着，在车窗旁边，有一个小孩，伸着舌头，手指掏着耳朵，对着人们做着鬼脸。灯泡眼，我会这么跟我妹妹说的。说不定这个孩子就躺在前面失火房屋楼上的房间里，已经被火烧得面目全非了。数分钟之内，我们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警察的巡逻车、消防车、多功能车、机动采访车、救护车和没有标记的车排在路上，把一条长长的、沙砾车道的两旁都挤得满满的。记者们站在人群中间，有的在发表评论，有的在调整设备。其他人坐在车里，一边取暖，一边等着事情结束。多亏天冷，而且又是清晨，看热闹的人特别少。偶尔有车经过，车主会慢慢地开回来再看上一眼。这些都是喜欢看热闹的看客。慢慢地，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的。拉曼彻打开信号灯，示意转弯，然后转个角度驶上行车道。在行车道上，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官挥手示意我们停下。他穿着黑毛领橄榄绿夹克，脖子上围着深橄榄绿围巾，头戴橄榄绿帽子，帽子的耳扇却是向上系着，耳朵和鼻子都冻成了紫红色。他一说话，大团大团的哈气就从他的嘴里冒出来。我想要告诉他把耳朵盖住，马上觉得我很像我妈妈，又觉得不像。他是个大男孩。要是他的耳垂冻裂了，他会处理好的。拉曼彻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那个警察就挥手示意我们进去，指挥着让我们停在那辆蓝色的、犯罪现场搜救卡车的后面。在这辆车的车身上印有“司法部”的粗体黑字。原来，犯罪现场搜救部门的人已经来了。纵火犯罪调查人员也到了吧，我猜想着。我和拉曼彻戴上帽子和手套，下了车。此时，天空一片蔚蓝，阳光照在昨夜下的雪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天出奇的冷，阵阵冷风吹来，地上的雪便四处飘散，像水晶那样闪闪发亮，使得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清晰、明澈。小汽车、建筑物、树木和电线杆的阴影投在冰雪覆盖、棱角分明的地面上，就像电影影像投在屏幕上一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烧得漆黑的房屋的残迹、完好无损的车库以及车道前端的一小排外屋，所有的这些都是廉价的阿尔卑斯建筑风格。小路在雪地上构成一个三角形，把三个建筑物连接起来。房屋的四周是松树，雪很厚，把树枝都压得弯了下来。我看到一只麻雀在一根树枝上轻快地跳来跳去，然后退回了树干上安全的地方。紧接着，雪块夹杂着雪粒像瀑布一样扑簌簌地从树枝上坠落，在白色的地面上留下一个又一个的凹痕。房屋是高坡屋顶，上面铺着橘红色的瓦，突出的部分已被烧成黑色，被一层冰覆盖着。在这次大火中，没有被烧毁的那部分的表面覆盖着米黄色的墙板。大敞着的窗户黑乎乎的，玻璃已经破碎，青绿色的装饰要么被烧毁，要么被烟灰熏黑。房屋的左半部分已被烧焦，后面大部分也被烧毁。在远处的一边，可以看到房顶和墙壁连在一起的地方烧得发黑的木头。即使在这个时候，房屋后面的某些地方还在冒着缕缕青烟。相对而言，房屋前面损毁的程度要小一些。屋子前面有一个木质门廊；在楼上，一个个小阳台从窗户向外突出来。门廊和阳台由粉红色的柱子建造而成，柱子顶端呈圆形，每隔一段都有一个心形的镂空雕花。回过头来，再看看我身后的车道。横过马路，坐落着一座风格、式样相仿的房屋。不同的是，这座房屋是用红色和绿色装饰的。在这座房屋的前面，站着一对男女。他们的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戴着连指手套的双手放在腋下。他们默默地观望着，眼睛因为晨光而斜视着。他们戴着相同的橙色猎帽，面色阴郁而严肃。这就是那对报告火灾的邻居夫妇。我扫视了一下马路，极目远眺，在视野范围内并没有其他住户。无论是谁，如果她能够在这么远的地方听到沉闷的隆隆声，她的听力一定很好。我和拉曼彻开始朝那座烧毁的房屋走去。在路上，我们从十多个消防队员的身边走过。他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黄色消防服，头戴红色消防帽，扎着蓝色多用途腰带，脚穿黑色橡胶靴。他们有的背着氧气罐。看起来，他们在收拾消防器材。我们朝站在门廊边一个身着制服的警官走去。和车道那边的那个警卫一样，他也是魁北克省的一名警员，可能来自圣乔维特或者附近某个城镇。除了某些保有自己的警察部队的城镇外，魁北克省警察的责任区域包括蒙特利尔岛之外的任何地方。圣乔维特是一个小镇，无力建立并支撑自己的警察，所以消防队长或者邻居就给魁北克省警察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他们又给我们实验室的纵火犯罪调查处打电话，也就是爆炸事故处。我心里在想，打电话给验尸官是谁做出的决定。我们能找到多少个遇难者？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情况好不到哪儿去，这一点我敢肯定。我的心跳加快了。拉曼彻再次出示了他的证件。那名警官对证件做了检查。 “真是神速啊，博士。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戴手套的手敬礼。然后，他冲着一个消防队员喊着，说了些什么，还指了指他的头。不一会儿，那个消防队员给我们带来了消防帽和面罩。我们把消防帽戴上，把面罩挂在胳膊上。 “小心点儿！”那个警官说着，朝着房屋点了点头，然后闪在一边让我们进去。不错，是得小心一点儿。房屋的前门敞开着。当我们从阳光灿烂的门外走进里面时，温度一下子降低了二十度。房屋内潮湿的空气弥漫着烧焦的木头、浸水的石膏和织物的味道，屋内的一切被一种黑色的黏性物质覆盖着。就在正前方，有一个通向二层的楼梯。楼梯的左右两侧都有开口，它们一定是通往客厅和餐厅的，因为厨房就在后边。我曾经到过其他火灾现场，但没有哪次火灾的破坏程度能够与这次相比。房屋里，到处都是烧焦的木板，就像海水撞击在防波堤上裂成的碎片一样。烧焦的木板碎片散落在混乱的椅子和沙发架上，掉落在楼梯上、墙壁上和门上。残留的家具变成了黑乎乎的柴堆。墙壁和天花板上，一根根的电线在摇曳着；在电线的另一端，还可以看到伸向墙壁里面的、扭曲的管子。窗框、楼梯扶手、地板、所有物体的边缘都挂着黑色的冰凌。房屋里到处都是头戴消防帽的人，有的在交谈着，有的在测量、拍照、录像，有的在搜集证据，有的在速记薄上写着什么。我认出了我们实验室的两名纵火犯罪调查员。他们分别拿着一把卷尺的两端，其中一人蹲坐在一个固定点上，而另一个则以这个点为圆心测量着，记录着每次测量的数据。拉曼彻发现了尸检处的一名成员，并开始小心翼翼地朝那个人走去。我跟在后面，像蛇一样在扭曲的金属架、破碎的玻璃和一个乱蓬蓬的看起来像红色睡袋的东西之间穿行。之所以说那个东西像睡袋，是因为它喷涌出来的填塞物像木炭芯。这名验尸官很胖，而且红光满面。看到我们后，他稍稍挺了挺胸，呼出一口烟，鼓起下嘴唇，用一个翻过来的连指手套指着我们周围破烂不堪的状况，算是跟我们打招呼。 “这么说，休伯特先生，死了两个人？” 拉曼彻和休伯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如同黑白分明的影子投射在颜色轮盘上一样。病理学家拉曼彻个子高高的，四肢修长，还有一张长长的、寻血猎犬般的脸，而验尸官休伯特的所有部位都是圆的。我的看法是，休伯特是横向发展，而拉曼彻则是纵向发展。休伯特点了点头，围巾上面的三个下巴像波浪一样掀起了涟漪。“在楼上。” “其他人呢？” “还不能确定，因为楼下的搜索工作还没有结束。后面的火势大一些。据说，大火可能是从远离厨房的一个房间开始烧起来的，那个地方已经被烧得干干净净，而且地板也塌陷到地下室里面去了。” “你看到那两具尸体了吗？” “还没有。我在等他们清理楼道。消防队长希望确保这里是安全的。” 我同意消防队长的看法。我们站在那里，默默地观察周围混乱的景象。时间慢慢地过去了，我不停地活动着手指和脚趾，尽力保持它们的灵活性。终于，三名消防队员从楼上下来了。他们头戴消防帽、护目镜和防毒面具，看起来就像刚刚进行过化学武器检查似的。 “好了，”最后那名消防队员解开扣子，除掉面罩说，“你们现在可以上去了。只要当心脚底下、确保戴着消防帽就行。该死的天花板可能会整个塌下来。不过，地板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他边说边朝门口走去，稍后又转过头来说，“他们在左边的房间里。” 我、休伯特和拉曼彻小心翼翼地沿着楼梯往上走，玻璃碎片和烧焦的碎石在脚底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的胃里一阵痉挛，一种空洞的感觉也开始在我的胸中膨胀。尽管这是我的工作，但我还是不习惯看到暴力死亡的场面。在楼梯顶端，我看到左边的一扇门敞开着，右边也有一扇门，正前方是浴室。尽管因为烟雾而受到了极大损坏，但与楼下相比，这里的一切似乎相当完好。透过左边的门，我看到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和一张双人床的床尾。在床上，有两条腿。我和拉曼彻走进左边的房间，休伯特走进右边的房间。左边房间的后墙贴着印有各类花朵的墙纸。墙的一部分被烧毁，因而在某些地方，墙壁都裸露出来了，不过裸露的部分很窄小。房间的横梁呈炭黑色，它们的表面很粗糙，看起来很像鳄鱼。“短吻鳄。”负责纵火犯罪调查那帮小子一定会这样下结论的。脚底下到处都是结冰的烧焦碎片，每件东西上都覆盖着烟灰。拉曼彻对着四周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从兜里取出一部口述录音机。他记录了日期、时间和地点，然后开始描述遇难者的状况。双人床摆放在房间最里面的角落。床上的尸体蜷缩成L形，尸体中间放着一张小桌子。奇怪的是，尽管烟尘和大火把他们烧得连形状或性别都不好辨认了，但这两人似乎都好好地穿着衣服。靠墙壁的那个遇难者穿着运动鞋，而靠边的那一个则是穿着长袜死去的。我发现，穿运动鞋的那个遇难者的一只运动袜脱去了一半，裸露在外面的脚踝被烟尘熏得黑乎乎的，袜子软软地挂在脚趾上。两个遇难者都是成年人，其中一个显得比另一个更精神一些。 “一号遇难者……”拉曼彻继续着他的语音记录。我强迫自己走近一些，去看个究竟。一号遇难者的前臂高高地抬起，似乎是准备好了要打斗的样子，一副拳击手的架势。也许是大火烧得时间不够长，或者是温度不够高，肌肉并没有完全被烧毁。尽管如此，从后墙蹿上来的火苗还是产生了大量的热量，把上肢的肌肉都烘烤得收缩了，使得胳膊肘部背面变得像干树枝一样。烧焦的衣服一块一块地覆盖在骨头上。双手也被烧成了小黑棍。看到一号遇难者的脸，我想起了拉美西斯木乃伊。它的嘴唇被烧掉，露出瓷釉破碎、烧得黑乎乎的牙齿。一颗门牙隐隐露出出金属镶边的轮廓。鼻子被烧焦，烧扁；鼻孔向上，就像果蝠的喙。我还看到，一条条的肌肉纤维绕着眼眶，穿过颧骨和下颌骨，就像解剖课上绘制的解剖图一样。两个眼窝中各有一颗干枯的眼珠。眉毛被烧掉了，头发也被烧毁了。现在，再看看二号遇难者的状况。虽然都是被烧死，二号的尸体要完整一些。虽然皮肤黑乎乎的，有的地方破裂了，不过大多数都是被熏黑的。眼角散发出微微的白光，耳朵里边和耳垂下面变得苍白无色，头发上面是一顶烤焦的帽子。死者的一只胳膊平放着，另一只伸开，好像要去触摸死去的伙伴似的。张开的手已经被烧成了一个焦黑的骨爪。拉曼彻仍在发出严肃、单调、低沉的声音，描述着房间结构和房间内没有生命的遇难者的情况。我一边听着，一边因为这里不需要我而如释重负。他们或许会需要我吧？不是说，屋子里还有孩子吗？透过洞开的窗户，我看到了阳光、松树和反光的白雪。在房屋外，生活仍在继续。静默打断了我的思绪。拉曼彻已经停止了口述，用橡胶手套替换了原来的羊毛手套。他开始检查二号遇难者的尸体，拉了拉眼睑，对鼻腔和口腔进行了查验。接下来，他把尸体朝墙壁那边滚动，并提起衬衣的下摆。二号遇难者皮肤的外层已经裂开，开口处的皮肤向外卷曲着。卷曲的表皮看起来呈透明状，就像鸡蛋里面的那层薄膜那样。在剥落表皮的下面，肌肉组织呈鲜红色和斑驳的白色，这是因为表皮在卷曲之后仍与白色的地方保持着连接。拉曼彻用一根戴手套的手指按压死者背部的肌肉，鲜红的肉上立刻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斑点。正当拉曼彻把尸体恢复为原来的仰卧姿势时，休伯特走了进来。我们俩带着疑问的表情看着他。 “空的。” 我和拉曼彻仍然一头雾水。 “那里只有两张婴儿床。一定是孩子们的房间。邻居们说，这户人家有两个孩子。”他深吸了一口气，“双胞胎男孩。他们不在房间里。”休伯特掏出一个手帕，擦了擦皲裂的脸。热汗和北极风的结合可真不怎么样。 “这里有什么情况吗？” “当然有了。这些需要进行尸体解剖。”拉曼彻用忧郁、低沉的声音答道，“不过，根据初步判断，我认为火灾发生的时候，他们还活着。至少是这个人还活着。”他指着二号遇难者的尸体，“我还需要半小时左右，然后你们就可以移动这些尸体了。” 休伯特点了点头，去通知他的运输小组了。拉曼彻走到一号尸体旁边，然后又返回到二号。我默默地注视着他，对着戴连指手套的手指不停地哈气。最后，他停了下来。不用问，他会把结论告诉我的。 “烟尘，”他说，“鼻孔四周、鼻子里面和呼吸道，到处都是。”他看着我。 “大火燃烧时，他们仍然在呼吸。” “对。还有其他情况吗？” “尸斑，呈樱桃红色，这些都说明血液里有一氧化碳。” “那么……？” “在受到压力时，会出现转白反应。尸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情况下，转白反应会在尸斑产生数小时后出现。” “是的。”他看了看手表，“现在刚过八点。二号遇难者至少在凌晨三点或者四点的时候还是活着的。”他脱下橡胶手套。“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消防队是两点三十分赶到这里的，因此，死亡时间是在此之前。尸斑的变数很大，因此很难判断。还有什么事？”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听到了从下面传来的嘈杂声，接着是上楼的声音。一个情绪激动、喘着粗气的消防员出现在门口。 “Estidecolistabernac！” 我赶忙搜索我的魁北克法语词典。没有这个词。我看了看拉曼彻。可是，还没等他给我翻译出来，那个消防队员就接着说了下去。 “这里有叫布兰纳的人吗？”他问拉曼彻。那种憋闷的感觉一下蔓延到了我的五脏六腑。 “我们在地下室找到了一具尸体。他们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叫布兰纳的人。” “我就是唐普·布兰纳。” 他的头盔夹在一只胳膊下面，脑袋尖尖的。他望着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用手背擦了擦鼻子，回过头来望着拉曼彻。 “队长清理完之后，你就可以下去了。你最好带一把勺子，因为这具尸体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 那个志愿消防队员带着我们走下楼梯，走进阴冷的后屋。这里大部分的房顶已经被烧毁，阳光随即照射进来。烟尘和灰尘颗粒在寒冷的空气中飘舞着。我们在厨房的入口处停了下来。往左看，我看到了案板、水池和几个较大的厨房用具的残留物。洗碗机敞开着，里面的东西黑乎乎的，而且都融化了。烧焦的木板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和我在前面房间里看到的一样。 “你们背对着墙站。”那个消防队员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然后，他就消失在门口。数秒钟之后，他又出现了，只见他沿着厨房的西边向前走着。在他身后，厨房的台面向上卷曲着，就像一株巨大的、盘旋的甘草。在台面上面，嵌着酒瓶的碎片和大小不同的无法辨认的块状物。我和拉曼彻跟在后面，沿着前面的墙壁前行，然后绕过墙角，再沿着厨房操作台向前走。我们尽可能远离房间中央，在熏黑的碎石、炸开的金属容器和烧毁的煤气罐之间穿行。在走到那个消防队员之后、台面之前的地方时，我停了下来，观察这里的损毁情况。厨房和邻近的一个房间被烧成了灰烬。房顶被大火烧掉了，隔断墙也成了烧焦的木块。原来的地板现在裂开了一个黑洞，一个升降梯朝着我们的方向斜放着。透过洞口，我看见戴消防帽的人在正在清理地上的碎片，有的运走，有的向上送出去，有的挪放到其他地方。 “下面有一具尸体，”我的带路人把头伸向洞口说，“在要开始清理地板塌陷下去的碎石时，我们发现了它。” “只有一具，还是好几具？” “我怎么知道。它看起来一点儿人样都没有了。” “是大人，还是小孩？”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说，“小姐，你是个傻瓜吗？” “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去？” 他看了拉曼彻一眼，然后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我。“这个得队长说了算。他们还在清理这个地方，我们可不想让你那美丽的脑袋被什么东西劈了。” 他给了我一个他自认为迷人的微笑。他可能在镜子前面这样练习过。我们在上面观看，下面的消防员在忙碌着。他们把烧焦的木块扔到一边，一担子一担子地把碎石和碎片运送出去。在看不到的地方，我可以听到善意的笑骂声和移动、拖拉东西的声音。 “他们想没想过，这样做可能会把证据毁掉？”我问道。那个消防队员惊奇地看着我，好像我在暗示这座房屋被彗星撞了似的。 “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从这一层掉下去的地板和垃圾而已。” “这种‘垃圾’也许能帮助我们建立证据链。”我回应道，声音就像身后的台面下垂的冰凌那样冰冷，“或者，确定尸体的位置。”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小姐，下边可能还有燃烧点。你不想让火焰亲吻你的脸，对吧？” 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想那样。 “而且，那个人已经无法挽救了。” 在消防帽底下，我觉得我那“漂亮”的头顶，有一根血管在突突直跳。 “如果遇难者烧得像你说的那样，你的那些同事可能会把尸体重要的部位清除掉。” 他的下巴肌肉紧绷起来，目光越过我寻求支持。拉曼彻什么也没说。 “队长可能不会让你下去，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允许的。”他说。 “我需要现在就下去，去稳固那些东西，特别是牙齿。”我想到了男婴。我希望找到牙齿，很多的牙齿，全是成人的。“如果还有的话。” 他上下仔细打量着我，衡量着我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五十四公斤的身材。尽管消防装备遮住了我的体形，消防帽盖住了我的头发，他还是看到了足够多的证据，这些使他相信我是不属于这里的。 “她不会是真的想下去吧？”他希望拉曼彻成为他的同盟。 “布兰纳博士将负责证物修复方面的工作。” “Ostidecolissedetabamac！” 这一次就不需要翻译了。这位大男子主义的消防队员认为，这种工作该是男人的事情。 “燃烧点不是问题。”我说着，牢牢地盯住他的眼睛，“事实上，我通常喜欢在火焰中工作，那样会更暖和一些。” 听到这句话，他抓住护栏，荡秋千似的荡到了升降梯上，脚不用踩踏梯子的横档就径直滑了下去。好身手！他这是在跟我耍花招。我可以想象，他将如何向消防队长描述我。 “这些人都是志愿者。”拉曼彻几乎是笑着说。戴着那顶消防帽，他看起来很像埃德先生。“我得到楼上去一趟。不过，我一会儿就会回到你身边的。” 我看着他左躲右闪地走到门口。他那庞大的身躯和头盔融成一体，看起来像一个肉团。数秒钟之后，消防队长出现在梯子上。他就是那个带我们到楼上看尸体的那个人。 “你就是布兰纳博士？”他用英语问道。我点了一下头，做好了与展开他唇枪舌剑的准备。 “我是卢克·格雷尼尔，圣乔维特镇志愿消防队的队长。”他解开下巴下面的安全带，任其摆动着。他的年纪比他那个讨厌女人的队友要大一些。 “我们还需要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才能确保下面是安全的。这是我们最后扑灭的部分，所以这里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他说话的时候，安全带来回晃动着。“眼下的情况比较棘手。要知道，我们谁都不想让大火再燃烧起来。”他指着我身后说，“看到那个管道扭曲的样子了吗？” 我回过头来看。 “那个是铜质的。要想把铜熔化掉，温度必须达到摄氏一千一百度。”他摇了摇头，而那个安全带也随之前后摆动。“情况真是糟透了。” “你知道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吗？”我问道。他指着我脚边的一个煤气罐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发现了十二个这样的罐子。可能是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做什么，也可能他真是他妈的想让这家人死无全尸，把他们变成烤肉。”他的脸可能因为说了粗话而略微有些发红，“对不起。” “你是说有人蓄意纵火？” 格雷尼尔队长耸了耸双肩，扬起眉毛。“这不关我的事。”他猛地抓住在下巴底下摆动的皮带，抓住梯子的两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碎石清理出去，确保火完全被扑灭。厨房里到处都是东西，都是可燃物，所以地板就被烧穿了。在清理骨头周围的地方时，我们多加小心就是了。等到这里安全时，我会吹口哨告诉你。” “不要往尸体上喷水。”我说。他行了个举手礼，便消失在梯子的尽头。半小时之后，我才得到进入地下室的许可。在此期间，我到犯罪现场搜救卡车那里取来了我的装备，还找了一个摄影师。此外，我还找到了皮埃尔·吉尔伯特，让他给我准备一个筛子和一盏聚光灯。地下室宽敞开阔、阴暗潮湿，比一月份的耶洛奈夫还要冷。在远处的一端，赫然耸立着一个火炉。通向上边的火炉管道黑而多节，就像枯死的橡树粗大的枝杈，它使我想起了不久前造访的另外一个地下室。在那个地下室里，藏匿着一个连环杀手。地下室的墙体由炉渣混凝土砌成。大部分较大的碎片已被清理掉了，露出脏乎乎的地板，而被清理过的碎片则靠着墙壁堆在一起。地板上，有的地方被烧成了棕红色，而有的地方则被烧成了黑色，而且烧得很硬，就像陶瓦被放进微波炉里烧过一样。室内的一切都被覆盖上了一层薄霜。格雷尼尔队长带着我，走到右侧地板塌陷的地方。他说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任何遇难者。我希望他是对的。想到要把整个地下室都过滤一遍，我几乎想大哭一场。在对我说了声“祝你好运！”之后，他便离开我，加入到他的队友当中。厨房里面的阳光很难照射进来，我便从我的工具箱里取来一个大功率手电筒，照亮我周围的地方。只看了遗骸一眼，我的责任心立刻就被激发起来了。这可不是我预想到的。遗骸被抛撒得到处都是，至少有十英尺远。遗骸的大部分已经变成了骸骨，而且还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灼痕。在一堆遗骸碎片之中，我看到了一颗被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碎片包围着的人头。这些碎片有的黑而亮，像头骨碎片；有的像白垩那样白，似乎随时都散成粉末。的确，如果处理不当，这些碎片的确会散成粉末的。煅烧的骨头轻得像羽毛，而且极容易破碎。是的，这将是一件艰难而复杂的证物修复工作。在头骨南边五英尺远的地方，摆放着椎骨、肋骨和长骨，看起来就像在进行解剖一样。同样，这些骨头也是白色的，已经经过了充分的煅烧。我仔细查看了椎骨的方位和上肢骨的位置。遗骸是面朝上躺着的，一只胳膊放在胸前，另一只放在头顶上方。在上肢和胸口下面，躺着一个黑色的心形物，另外还有两根断裂的、末端向外突出的长骨。下面是骨盆。在较远的地方，我看到了烧焦的、破碎的下肢骨。我如释重负。不过，我还是有一点疑惑。这是一个成人的遗骸。或者，这是一个成人的遗骸吗？婴儿的骨头很小，而且很脆。他们的骨头很容易掩藏在下面。但愿在用筛子过滤那些灰烬和沉积物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我做了记录，带上宝丽来相机，然后开始用软毛漆刷扫去尘土和灰烬。慢慢地，露出来的骨头越来越多。我仔细地检查那些被挪动的遗骸，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等到晚些时候再进行筛查。正当我在清理与遗骸直接接触的物体时，拉曼彻回来了。他静静地看着我把四根桩子、一个线球和三把卷尺从工具箱里取出来。我用锤子把一根桩子固定在头骨上方的地方，并把卷尺的两端挂在桩子顶端的钉子上--这个钉子是我钉上去的。我拉着其中的一把卷尺向南走出十英尺远，并用锤子把第二根桩子固定在这里。拉曼彻握着挂在第二根木桩上的卷尺，而我则返回第一根桩子，拉着另一把卷尺呈直角向东走出十英尺远，并把第三根桩子固定在这里；然后，用第三把卷尺把这根桩子与拉曼彻身边的那根桩子连接起来，构成这个直角三角形长约十英尺四英尺的斜边。真是太感谢毕达哥拉斯了！现在，我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直角边为十英尺的等边三角形。我把第二把卷尺从第一根桩子上取下来，挂在第三根桩子上，然后拉着它向南走十英尺远。拉曼彻拉着他手中的那把卷尺，向东走十英尺远，我就把第四根桩子固定在这两把英尺子会合的地方。我用一根绳子把这四根桩子围起来，这样就把这个遗骸圏在一个十英尺见方的正方形方框内。测量时，我就会根据桩子构成的三角形进行测量。如果有必要，我会把这个正方形分成四个区域或者小方格，从而进行更加精确的检查。正当我把一个朝向北的箭头放在头盖骨附近时，两名搜寻证据的侦探到了。他们穿着深蓝色防寒服，背上印有“司法部”的字样。我嫉妒他们，因为地下室的冷气和湿气就像尖刀一样贯彻了我的衣服，刺进我的肉里。此前，我曾和克劳德·马蒂诺一起共过事，至于另外那名侦探，我从未没见过。在他们放置筛子和手电筒时，我们相互做了自我介绍。 “处理这些需要一些时间，”我指着用桩子围起来的正方形说，“我想寻找可能存留的牙齿；如果有必要，还要找到它们的来源。如果能找到，我可能还需要处理趾骨和肋骨。谁来拍照？” “哈洛伦正在往这里赶。”辛塞尼斯，也就是第二名侦探说。 “好，格雷尼尔队长说这里也没有多余的人。不过，走出地下室不会有什么关系的。” “据说，有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房子里。”马蒂诺表情严肃地说。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 “我建议采用网格搜索方法。” 我望着拉曼彻，他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马蒂诺说着，就和他的同伴咔嗒一声打开消防帽上的灯，然后走向地下室的另一边。他们会按照这个样子来回地走出平行线，先是南北向，然后是东西向，最终构成一个大的网格。按照这个方法，他们最终会对地下室的每一寸地板都搜索两次。我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开始清理正方形方框内的东西。我用泥铲、牙签、塑料畚箕把裹挟、附着以及嵌入遗骸的尘土捣松，然后清理掉，再把每块骨头放在原来的位置。清理掉的每畚箕尘土都用筛子过滤。在过滤时，我把残渣、灰烬、织物、钉子、木头和灰泥与骨头碎片分开，把骨头碎片放在密封塑料容器里面的药棉上，并在我的记事本上注明它们的出处。在此期间，哈洛伦赶到了，然后开始忙着拍摄。我偶尔会扫拉曼彻一眼。他默默地观察着，表情和往常一样严肃。自从认识这位上司的那一刻起，我就很少看到他表达过什么感情。这些年来，拉曼彻目睹的类似场景太多了。也许对他来说，多愁善感的代价太大了。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唐普兰希，如果这里没有我的事的话，我到楼上去看看。” “当然。”我回答着，心里想着温暖的太阳。 “就一会儿，我会回来的。” 我看了看表，十点十一分。在拉曼彻的后面，我看到辛塞尼斯和马蒂诺肩并肩、低着头、蹑手蹑脚地，像矿工在寻找富矿一样。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我需要一个装尸袋，里面要有一个干净的白布单子，还要确保袋子下面有一个平板或者带轮子的小推车。好不容易把这些碎片清理好，我不想在运输的时候又把它们混淆在一起。” “当然。” 我回过头来继续清理，过滤，筛选。天很冷，我被冻得浑身发抖，因此不得不时不时地停下来暖暖手。在这期间，停尸房的运输小队带来了托盘和装尸袋，最后一批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地下室安静了下来。最后，我终于把整个的骨骼都清理了出来。我对整理的骨头做了记录，并对其状况做了概述，哈洛伦则拍摄照片。 “来杯咖啡怎么样？”在完成清理工作之后，他问道。 “不行。需要时我会叫你的。我还得转移这些骨头。” 他离开后，我就开始把遗骸往装尸袋里面装。在装时，先装脚，最后装头。遗骸骨盆的状况很好。我把它捡起来，放在单子上。耻骨嵌在烧焦的组织里，它们可能不需要寻找出处。上肢和下肢骨仍与附着的尘土保留在一起。这样的话，尘土就可以使四肢骨骼维系在一起。等到运送到验尸房之后，我再对它们进行清理、分类。对于胸部的处理，我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在移动时，我小心地用平板铲把这一部分整个拿起来。遗骸的前胸腔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不用担心它会受到损坏。最后，我把遗骸的头骨也放进了装尸袋。在装好骨骼之后，我就从西南角的那根桩子开始，朝着东北角的那根桩子，开始用筛子过滤堆积物上面大约半英尺厚的尘渣。正当我完成对这个正方形最后一个角的尘土的过滤时，在头骨东边约一点五英尺远、两英寸深的地方，我发现了它。我的心跳在加剧。太棒了！下颌骨。我小心地剔除泥土和灰烬，露出了一块完整的下颌骨，右升支、一块左升支碎片和下颌骨体的一部分。最后的那部分里面有七颗牙齿。我用一个精细的斜条格检查这块骨头。它的外层很薄，呈粉白色；多孔的内层暗淡而脆弱，就像小蜘蛛织就的、等着晾干的一条条细丝；牙齿的瓷粙已经裂开。我明白，这些骨头不能随便乱动，否则整块骨头就会变成粉末。我从工具箱里取出一个装有液体的瓶子，摇了摇，并对瓶子进行了检查，以确保溶液里面没有水。然后，又从里面掏出一把一次性的滴管。我手脚并用，拧开瓶子，取出一根滴管，浸到瓶子里。我挤了挤球，使球里面充满溶液，然后把液体滴到下颌骨上，一滴一滴地，浸湿每一块碎片，并确保每块碎片都被溶液浸透。我沉浸在工作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角度不错嘛。”是用英语说的。我的手抖了一下，维纳克溶液溅到了衣袖上。我腰酸背痛，手脚发麻，仿佛被钉在地上一样动弹不得。于是。我慢慢地坐下来休息一下；猛然坐下是万万不行的。不用看，我就知道说这话的人是谁。 “谢谢，赖安探员。” 他绕到网格远处的那一端，俯视着我。即使在地下室模糊的灯光下，我还是看到了他那双我怎么也忘不掉的蓝眼睛。他穿着黑色羊绒大衣，围着红色的羊毛围巾。 “好久不见了。很忙啊。”他说。 “是啊。很忙。什么时候开庭？” “开庭？” “福捷案。”我们两人都等着出庭作证。 “你现在还和佩里·梅森约会吗？” 对这个问题我避而不答。在去年秋天的太极拳培训班上，我遇到了一个辩护律师，并和他有过一段时间很短的交往。 “那样算不算亲近敌人呢？” 我还是不回答。显然，我的个人生活成了凶杀案侦缉队一个感兴趣的话题。 “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很好。你呢？” “没什么好抱怨的。即使我抱怨，也没人听我的。” “养个宠物吧。” “可以试试。滴管里面是什么？”他用戴着皮手套的手指指着我的手问。 “维纳克，一种聚酯酸树脂和甲醇溶液。下颌骨受到了烘烤，我想让它保持完整。” “这样做行吗？” “只要骨头保持干燥，这种溶液就会渗透到骨头里面，并使骨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要是骨头不是干燥的呢？” “维纳克不溶于水，因此它会停留在骨头表面，并变成白色。其结果是，骨头的外表看起来就像喷了一层乳胶。” “维纳克变干需要多长时间？” 我感觉我就是一个魔术大师。 “它会因为酒精的蒸发而迅速干燥起来的，通常需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即使在近北极地区，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我检查着下颌骨碎片，找到一个裂纹，就在上面滴上几滴溶液，然后把滴管放在溶液瓶盖上。赖安走过来，伸出一只手。我抓住他的手，站了起来，然后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双手放在腋下。我的手指已经失去了知觉，而且眼睛也花了，因为怀疑我的鼻子就是赖安围巾的影子。 “这里冷多了。”看着我很冷的样子，他环视着地下室表示赞同。他一只手背朝后，构成一个任意角。“你在这里待多久了？” 我看了看手表。怪不得我的体温下降--已经是下午一点十五分了。 “四个多小时。” “上帝啊！你需要输液。” 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赖安是负责凶杀案侦查的。 “这么说，是有人蓄意纵火？”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他从背后掏出一个白色的袋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塑料杯和一个三明治，然后拿着它们在我面前来回地晃动。我猛地冲了上去。他倒退了一步。 “你要谢谢我。” “在邮件里。” 浸透的红肠和不冷不热的咖啡！太好了！我一边吃，一边和他聊着。 “告诉我，你为什么认为这是有人蓄意纵火。”我一边咀嚼一边说。 “告诉我，你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好啊，跟我谈条件来了。 “一个人。也许很年轻，但不是小孩。” “没有婴儿？” “没有。该你了。” “看起来这是有人采用的一种屡试不爽的手法。火是以纵向的方式在地板之间燃烧的。也就是说，地板并没有完全被烧毁，这就意味着液体助燃剂，可能是汽油。我们发现十多个空的汽油罐。” “就这些？”我把三明治吃掉了。 “这场大火的起火点不止一个。一旦燃烧起来，它就会成为熊熊大火，因为它把那么多的煤气罐都给点燃、引爆了。每点燃一个煤气罐，就会发出一声巨响。” “有多少个？” “十四个。” “火是从厨房开始燃烧的吗？” “还有厨房旁边的房间。无论哪一个，现在都很难说。” 我沉思了一会儿。 “这解释了我心中的疑问，头和下颌骨。” “头和下颌骨怎么了？” “它们与死者躯体的距离有五英尺远。如果一个煤气罐与遇难者一同下落，然后爆炸，这就可能使头部燃烧，脱离躯体，并被抛掷到另外一个地方。下颌骨也一样。” 咖啡喝完了，真想再来一个三明治。 “罐子有没有意外引燃的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我弹去衣服上的面包屑，又想起了拉曼彻的蜜糖甜甜圈。赖安在袋子里摸索了一阵之后，递给我一张餐巾纸。 “这么说，这场大火有多个火源，也发现了存在助燃剂的证据。这就算是有人蓄意纵火了，为什么呢？” “你难倒我了。”他指着装尸袋，“这是谁的？” “你难倒我了。” 赖安上楼去了，我继续我的证物修复工作。由于下颌骨还没有干透，我就检查起头骨来。通常来说，大脑里含有大量的水分。在火的作用下，大脑就会沸腾、膨胀，从而形成流体静压。在热度足够高的情况下，颅腔可能会破裂，甚至爆炸。不过，这名遇难者的头骨却相当完好。虽然遇难者的面容已不复存在，外面的骨头也被烧焦、剥落，但是头骨较大的部分还是完整的。我有些惊讶，因为这场大火的火势很猛。不过，当我清理掉头骨上的渣土和灰烬、凑近仔细看时，我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了。我盯着头骨看了一会儿，之后滚动着头骨，仔细地检查着额骨。我的天啊！我沿着楼梯向上爬，把头伸进厨房。赖安站在案板旁边，与那位摄影师交谈着。 “到下面来一下。”我说。他们两个都扬了扬眉毛，各自指着自己表示疑问。 “你们两个。” 赖安放下手中的塑料杯。 “什么？” “这个遇难者可能在大火燃烧之前就死了。” 等到最后一块骨头包装好、并做好运输准备时，已经是下午的晚些时候了。赖安一直看着我把头骨碎片取出，包装，然后放进塑料容器里。在实验室，我将对这些遗骸进行分析和研究。接下来，我们将对他的孩子进行搜索和调查。当我从地下室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很冷的话，就如同说戈迪瓦夫人穿得太单薄一样。连续两天的下午，我都是在手脚失去知觉的状态下结束工作的。我希望这不至于让我做断指手术。拉曼彻已经走了，于是我和赖安、他的同伴让·贝特朗乘同一辆车，赶回蒙特利尔。我坐在后边，哆哆嗦嗦地请他们把暖气开得大一些。他们坐在前边，汗流浃背，不时地把外衣一件一件地脱掉。我断断续续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只想好好地洗个热水澡，钻进我的法兰绒睡衣里，美美地睡上一觉。一个月以来，我的大脑都在飘荡。我想起了北极熊，忽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蜷缩起来，一直睡到来年的春天。我的大脑充满了幻觉。地下室的受害者，一只在烧焦的、僵硬的脚趾上摇摆的袜子，一个放在小棺材上金属铭牌，一个满脸幸福、执著追求的人，所有这些都涌现进了我的脑海里。 “布兰纳。” “什么事？” “早上好！星星在闪烁，地球在跟你打招呼。” “什么事？” “你到家了。” 原来，我已经酣然入梦了。 “谢谢。下星期一见。”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汽车，沿着我家的楼梯向上走。一层泛着白光的雪覆盖在四围，就像小圆面包上结了一层冰霜似的。我纳闷，这么多的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冰箱里的存货并没有因为一天的过去而有所改进。我只好吃一些涂抹花生酱的苏打饼干、喝一些蛤蜊杂烩汤充饥。在食品柜里，我找到了一盒放了很长时间的海龟牌纯巧克力。尽管这些巧克力都变味了，而且很硬，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不仅是因为纯巧克力是我的最爱，而且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所有的愿望中，只有沐浴像我期待的那样，既温馨又舒适。然后，我决定把火生起来。最后，我总算暖和起来了，但我觉得既累又孤单。虽然巧克力让我感觉很好，可是我还想再多吃一些。我想念我的女儿凯蒂。她的学年分为四个部分，而我所在的大学采用的是学期制，所以我们不会同时放春假。就连我的宠物猫博迪也留在南方，没有和我一起来。它不喜欢坐飞机，所以每次乘坐飞机，它都会大声表达它的抗议。由于这次在魁北克停留的时间不到两周，我就决定把它留在南方。当我拿着火柴准备点燃引火的木头时，我想到了火。在最初的时候，人类的祖先猿人学会了使用火。近一百万年以来，人类一直在使用火，用它狩猎、烧饭、取暖、照明，这是放假前我在最后一节课上讲的内容。我想到了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那些学生。当我正在忙着寻找伊丽莎白·尼科莱特的遗骸时，他们正在进行期中考试。正当这些学生们离开学校、忙着去海滩嬉戏时，他们的试卷将会通过隔日送达邮件于明天寄送到我这里。我关上灯，看着火焰舔着木头，在木头中间盘旋、扭动。阴影随着火焰在房间里飘荡着，舞动着。我闻到了松木的香味，听到了湿气嘶嘶的响声以及湿气溅落到木头表面而发出的爆裂声。这也是火的魅力所在。它调动了人类的许多感官。我又回想起了儿童时代的圣诞节和夏令营。火，上天给人类的一个如此危险的恩赐。它既可以给人以安慰，重新点燃平静的记忆，也可以杀人。今天夜里，我不想再去想圣乔维特镇的事情。我看着雪在窗台上积聚，我的学生也许正在制订他们在海滩上第一天的游玩计划。正当我与寒冷与冰冻抗争时，他们却在做防晒的准备。我也不想想这些事。我想到了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她曾经是一个寂寞的人。“女沉思者”，金属铭牌上是这么写的。可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她已经什么也没有沉思了。如果我们找错了棺材，那该怎么办？看来，这也不是我现在要想的事情，至少在今天夜里是这样的。再说了，伊丽莎白跟我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看了看时间，九点四十分。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凯蒂当选为“弗吉尼亚小姐”。尽管同时攻读英语和心理学两个学位，而且保持着三点八分的年级平均成绩，她却从未脱离社会。星期五晚上，她从来都不会待在家里的。作为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我把电话拿到壁炉边，给在夏洛茨维尔的凯蒂拨打电话。在电话铃响第三声时，凯蒂接了电话。在我的预想中，回答我的应该是她的语音留言信息，所以当我听到她本人的声音，我倒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妈妈，是你吗？” “是的。喂，你在家里做什么？” “我鼻子上长了一个仓鼠那么大的痘痘。太难看了，所以没出去。你在家里做什么？” “你一点儿也不丑。不要再说痘痘了。”我背靠着一个软垫，并把脚放在壁炉边，“这两天我一直在寻找死尸，太累了，懒得出去。” “你不说我也知道。”她那边传来玻璃纸沙沙作响的声音，“这个痘痘特别大。” “它会消失的。西拉诺怎么样？”凯蒂养了两只老鼠，一个叫坦普尔顿·贝热拉，另一个叫西拉诺·贝热拉。 “好多了。我在宠物店买了点药，每次给它滴上一滴。它已经停止分泌那种像鼻涕一样的东西了。” “好。它一向都是我的最爱。” “我想坦普尔顿也知道这一点。” “我以后会尽量小心一些的。还有什么新鲜事吗？” “也没什么。我和一个叫奥布里的男孩出去玩了。他很酷。约会的第二天还给我送来了玫瑰花。明天，我要和林伍德出去野餐，林伍德·迪肯，大一，学法律的。” “你经常这样称呼他们吗？” “什么？” “名字。” 她并没回答我的问题。“哈莉姨妈打电话过来了。” “嗯？”我妹妹的名字总是让我多少有点恐惧，就像一桶钉子刚好装到桶沿处一样。 “她正在做气球或者其他生意。事实上，她打电话是为了找你。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妹妹的声音就有点怪怪的。 “我告诉她说你在魁北克。明天她可能会打电话给你。” “好。”我求之不得。 “哦，对了！爸爸买了一辆RX－7型马自达汽车。那车真是棒极了！不过，他不让我开。” “是的，我知道。”我那分居的丈夫正在经历着一场轻度的中年危机。那边有点犹豫。“事实上，我们刚刚打算出去吃比萨。” “那痘痘呢？” “我打算在它上面画上耳朵和尾巴，并说这是文身。” “应该管用。要是被揭穿了，你可以用一个假名字。” “我爱你，妈妈。” “我也爱你。回头再聊。” 我把剩下的巧克力吃光了，刷了刷牙--刷了两遍。然后，我倒在床上睡着了。这一睡就是十一个小时。在这个周末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忙着打开和整理行李、洗衣服、打扫卫生、购物以及批改考卷。妹妹的电话是在星期天晚些时候打来的。她告诉我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她在推销热气球。我感到如释重负。三年来，我一直在找借口，让凯蒂留在地面上。一想到她最终会乘热气球上天，我就害怕。现在，妹妹的那股激情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的。 “你在家吗？”我问道。 “是。” “暖和吗？”我看了一下窗台上的堆积物。雪仍在下。 “休斯敦一直都很暖和的。” 我真羡慕她不用受寒冷之苦。 “你怎么推销起热气球来了？” 哈莉从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她一直都是一个探索者。在过去的三年里，她始终雄心勃勃，希望自己能驾着热气球在天空翱翔。只要探险队不在得克萨斯州飘浮，她和她的那帮人就会打点行李，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前去参加气球聚会。 “我和斯特里克分手了。” “哦。” 她过去曾经是斯特里克的狂热崇拜者。他们俩是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五天以后两人就结婚了。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很长时间，我们两个都不说话。后来，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道。 “我可能要去咨询一下。” 我感到惊讶，因为妹妹很少这样做。 “这样也许有助于你摆脱困境。” “不，不。斯特里克对大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大脑成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我倒不是为他惋惜，只是他这样下去让我受不了。”我听到她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长长地吐出。“我听说有这样一个课程。上了课之后，你就能全面地就健康、减压等之类的问题为人们提供咨询。我一直在读关于草药、沉思冥想和玄学方面的书籍，真是不错。我想，我在这方面会有所建树的。” “哈莉，你说的这些听起来怪怪的。”我这样说过她多少次了？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哎呀，好了。对这件事，我当然会仔细考虑的。我才不会那么笨呢。” 是的，她并不笨。不过，如果哈莉想要做什么事情，她总会不遗余力地去做，没有谁能阻拦她。我挂上电话，隐约有些不安。一想到哈莉要给前来咨询的人提供建议，我就有点儿紧张。大约六点的时候，我开始做晚饭：嫩煎鸡胸，水煮香葱、黄油、红土豆，清蒸芦笋。要是再来一杯霞多丽葡萄酒，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对我并非如此。那瓶启封了七年的葡萄酒现在还开着，而且还放在那里。我也不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至少在清醒的时候不是。这顿晚餐远远胜过昨天夜里的苏打饼干。进餐的时候，我想到了我那宝贝妹妹。哈莉和正规教育永远都水火不容。在高中毕业的前一天，她就和她的那个高中生男朋友结婚了。此后，她又先后与另外三个人结过婚。她养过圣伯纳犬，经营过一家必胜客比萨饼店，推销过名家设计的太阳镜，在尤卡坦做过导游，为全美职业棒球联队休斯敦航天员队做过公关经理，开办过一家地毯清洁公司但没成功，销售过房地产，最近又推销起了热气球。我三岁、哈莉一岁那年，我骑着三轮车碾过她的腿，把她的腿压折了。可是，她从来都没有慢下来过，即使裹着石膏，她还要学走路。她既让人无法忍受，又十分可爱；她精力充沛，但缺乏指导和目标。她真让我头痛。晚上九点三十分，我打开电视，观看曲棍球比赛。比赛的第二场已经结束，哈伯斯队以〇比四负于圣刘易斯队。唐·切里大声吼叫着，抨击加拿大队在组织方面的不当之处，圆嘟嘟的脸都涨红了，红晕一直延伸至他那高耸的衬衫领子底下。与其说他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体育解说员，倒不如说他是理发店里四重唱的男高音。我观看着，为每周都有数百万观众在听这样一个人讲解而感到困惑。十点十五分，我关掉电视，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然后驱车前往实验室。对大多数法医来说，周一是繁忙的一天。在周末，由于残酷、故作勇敢、孤独和自怨自艾而造成的偶发性案件以及暴力死亡案件都会呈上升趋势，而尸体也会被送到并存放在停尸房里，等待周一的验尸检查。这个星期一也不例外。我端着一杯咖啡，加入到了在拉曼彻办公室召开的早会中。纳塔利·艾尔斯在瓦勒多负责一起谋杀案的审判，不过其他的病理学家都出席了会议。让·佩尔蒂埃刚刚从魁北克北部村镇的库朱阿克出庭作证回来。他正在给艾米丽·圣安杰洛和马塞尔·莫林展示他拍摄的照片。我斜着身子也去看他拍摄的照片。库朱阿克看起来好像刚刚冒出来，并在昨天被重新组合在一起一样。 “那是什么？”我指着一个塑料外壳的预制建筑物说。 “水上乐园。”佩尔蒂埃指着一个红色六边形标记说，这个标记上面写着我不熟悉的字，在这些字下面是白色的粗体字。“所有的标志都采用法语和因纽特语两种语言。”他的河流上游口音很重，在我听来他好像一直在说因纽特语。尽管我们共事多年，他的法语还是不太好理解。佩尔蒂埃指着另外一个预制建筑物说：“那个是法院。” 它看起来和刚才那个水上乐园很像，只是没有了塑料外壳。在这座城镇的后面，延伸着广阔的、遍布岩石和苔藓的苔原地带，荒凉而阴冷。在路边，躺着一具发白的驯鹿骨架。 “这种情况普遍吗？”艾米丽问--她在研究驯鹿。 “它们死了才会这样。” “今天有八具需要检验的尸体。”拉曼彻把登记表拿出来说。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些尸体的具体情况。一名十九岁的男青年被一列火车拦腰撞成两截。在铁道上设置着三角支架路障的地方，经常发生类似的青年被撞事故。在米甘蒂克湖畔，一辆雪地机动车钻进了冰窟窿，两具尸体已被打捞上来。怀疑是酗酒肇事。一个婴儿被发现死在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当局抵达时，婴儿的妈妈正在楼下观看一个电视知识竞赛节目。她声称，早在十天以前，上帝就让她停止给这个孩子喂食。在麦吉尔大学校园的一个垃圾桶后面，发现了一具身份尚未得到确认的白人男性尸体。在圣乔维特镇的一场住宅大火中，发现三具尸体。佩尔蒂埃将负责婴儿的尸检。他指出，他可能需要做一次关于人类学方面的咨询。婴儿的身份没有什么疑问，但搞清婴儿死亡的原因和时间将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圣安杰洛将负责米甘蒂克湖的那两具尸体，莫林则负责火车和校园垃圾桶男尸案。在圣乔维特镇住宅火灾中，卧室内的两具尸体相当完整，可以按正常的尸检程序处理。拉曼彻将负责这两具尸体的检查工作。我将负责对从地下室找到的骨头进行分析和研究。早会后，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打开卷宗，把当天早上记录的非正式信息转换成人类学案件档案格式。姓名：不详；出生日期：不详；法医实验室编号：31013；停尸房编号：375；警察案件编号：89041；病理学家：皮埃尔·拉曼彻；验尸官：吉恩·克劳德·休伯特；调查员：魁北克安全处反罪案中心警员安德鲁·赖安、让·贝特朗。我添加上日期，然后把这个表格放进档案文件夹中。我们每个人使用的档案文件夹的颜色各不相同：牙科医师马克·贝热龙采用的是粉红色；放射科医师马丁·莱韦斯克采用的是绿色；拉曼彻采用的是红色；而亮黄色封皮则是我使用的颜色。我乘坐电梯来到地下室。在这里，我请停尸房的技术人员把LML31013放到三号解剖室，然后去换上外科手术服。法医实验室的四个尸体解剖室就在停尸房的旁边。解剖室由法医实验室支配，停尸房则由验尸官办公室支配。二号解剖室很大，摆放着三张桌子，而其他房间则只有一张桌子。四号解剖室装有特殊的通风设备，我经常在这里工作，因为由我负责的案件，尸体大都已经腐烂。今天，我把它留给了佩尔蒂埃和那个婴儿。烧焦的尸体不会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我走进三号解剖室时，一个黑色的装尸袋和四个塑料容器已经放在了滚轮床上。我打开塑料容器的盖子，取出棉花填料，仔细地查看头骨碎片。虽然经过长途运输的颠簸，这些碎片依然完好无损。我填写了一份案件卡片，拉开装尸袋的拉链，把包裹骨头和残骸的被单拉了出来。我拍摄了数张照片，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到X光射线室检查。如果有牙齿或金属物体，我想要精确地确定它们的位置。在等待时，我想到了伊丽莎白·尼科莱特。她的棺材就锁在离我十英尺开外的一个冷却容器里。我迫切地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今天早上，我还收到一个朱利安修女打来的留言电话。修女们也都等得不耐烦了。半小时后，丽萨推着滚轮床，把骨头从X光射线室送了回来，并交给我一个里面装着X光片的信封。我抽出数张，放在看片灯箱上，从装尸袋的脚部开始检查。 “片子还能看吧？”丽萨问，“里面有很多碎石，我不知道采用什么做背景好，所以我就每一种都照了几张。” “好。” 我们在看一团被两根白色小铁轨环绕着的、形状不规则的物体--那是装尸袋里面的东西和金属拉链。这团物体的混杂物包括：建筑碎片；在与自然背景映衬下，点缀着呈蜂窝结构、显得有些苍白的骨头微粒。 “那是什么？”丽萨指着一个白色的东西说。 “好像是一颗钉子。” 我把第一批X光片取下，换上另外三张。泥土、石块、木头碎片和钉子。此外，我们还看到了腿骨、髋骨和附着在上面的、烧焦的肉。骨盆看起来还很完整。 “股骨里面好像有金属碎片。”我指着股骨X光片上的几个白点说，“在处理这些骨头的时候，我们要仔细一些。晚些时候，我们还要再拍几张X光片。接下来的X光片表明，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没有哪些肋骨会破碎成这个样子。尽管碎裂而杂乱，上肢骨还是比较完好的。几块椎骨似乎还可以修补。在胸腔左边，我们看到了一个显然是金属的物体。不过，它看起来不像钉子。”我们还要注意这一点。“ 丽萨点了点头。接下来，我们检查了塑料容器的X光片，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下颌骨黏合得很好，细长的牙根仍然牢固地嵌在骨头里，甚至连齿冠都是完整的，我甚至能够看见两个臼齿上明显的斑点。贝热龙会很高兴的。如果有牙科记录，这些牙齿对确定死者的确切身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在额骨上，我又有了新的发现。它的上面有许多小白点，就好像有人用盐长期浸泡过似的。 “这个也需要再拍摄X光片。”我盯着左眼眶附近射线穿不透的质点轻声说。丽萨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好了。我们把他取出来吧。”我说。 “也可能是她。” “对，也可能是她。” 丽萨把一张单子铺在解剖台上，又把一个筛子横放在水池上。我从一个不锈钢柜台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纸裙，从头上套下去，并系好腰带。然后，我戴上口罩、手术手套，拉开了装尸袋的拉链。从脚开始，逐渐朝上体进行。首先，我拿掉了最大和最容易确认的杂物和骨头；然后，我回过头来，仔细地查看塑料容器，找到可能缺漏的、任何细小的部件或者骨头碎片。丽萨在慢慢流出的水下筛选物体，一把一把地筛。她清洗着人造物品，并把它们放在柜台上，而我则按照解剖的顺序把骨骼的组成部分摆放在单子上。中午的时候，丽萨放下手里的活儿吃午饭去了。我继续忙我的工作，终于在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时候完成了这项繁杂的工作。在柜台上，摆放着一堆钉子、金属盖和一个已经爆破的子弹筒。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塑料瓶——我想，里面的东西可能是一块废布料。在解剖台上，放着一具烧焦的、已经分离的遗骸。它的头骨呈扇形铺开，就像雏菊的花瓣一样。登记、编目造册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不仅要鉴别每一块骨头，而且还要确认每一块骨头是人体左侧还是右侧的。接下来，我要解答赖安可能要问的问题：年龄、性别、种族以及尸体的身份。我拿起那块包括有骨盆和股骨的东西仔细察看。火已经把软组织烤得很黑、很硬，这种情形只能说是喜忧参半：骨头虽然保护住了，但是要把骨头弄出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翻转着观察骨盆。左边的肌肉已经被烧掉了，这使股骨与骨盆脱离。球窝关节的横切面也很完整。我对股骨头的直径进行了测量。它十分细小，与女性股骨长度范围的最低数据一致。我仔细地对股骨头的内部结构，也就是紧挨着关节表面的那部分进行了分析。骨头的针状突起表现出了成人独有的蜂窝结构特征，因为它没有粗线，而这种粗线的存在是近期有引发成长的生长帽的标志。这种情况与我早些时候在下颌骨中发现的发育完善的臼齿齿根相一致。这个遇难者不是儿童。我查看着构成髋臼的杯形骨外层边缘以及股骨头的下端。我发现，二者似乎都是呈下滴状，就好像蜡烛在点燃时溢出的蜡泪一样。关节炎！这个人不是年轻人。我已经怀疑这个遇难者是一个女性。剩下的长骨的直径都很小，也都带有平滑肌。接下来，我将对头骨碎片进行研究。小的乳状突起和眉骨；锐利的眼眶。头骨的后面很光滑，而在通常情况下，男性头骨的这个部分会显得粗糙、起伏不平。我检查了额骨。两根鼻骨的上端仍处在原来的位置，它们以一个大角度的方式沿着中间的地方会合，就像教堂的尖塔那样。我找到了两块上颌骨。鼻孔下端的边缘很尖，而在边缘的中间有一根向上突起的骨刺。从侧面看，鼻子狭窄而高耸，面部平坦。我找到了一块太阳穴骨碎片，并把手电筒的光照进耳孔里面。在光照下，我看到了一个小圆孔，也就是通往内耳的卵圆窗。这些都是地道的高加索人特征。女性，白色人种，成人，老年人--我找到了部分答案。我回过头来再去检查骨盆，希望骨盆能够帮我进一步证实遇难者的性别，更加精确地确定遇难者的年龄。我对骨盆两个部分在前面汇合的区域特别感兴趣。我轻轻地把烧焦的组织切去，露出耻骨与耻骨合生骨之间的关节。遇难者的耻骨很宽，耻骨下面的角度也很阔大，它们都有一个凸起的背脊与对面的角落构成一定的角度。每一块耻骨的下分支细而长，并且微向后弯。这些都是典型的女性特征。我把这些都记录在我的案件表格里，并且用宝丽来照相机又拍摄了几张特写。炽热的火把连接软骨烘烤得收缩在一起，从而把耻骨沿中线撕开了。我扭动、翻转烧焦的部位，试图透过裂口向里面看。看起来合生骨的表面仍然是完整的。不过，我不能看到里面的细节情况。“我们还是把耻骨取出来吧。”我对丽萨说。当电锯发出嗡嗡声，锯穿连接耻骨和骨盆其他部位的翼状器官时，我闻到了焦肉的气味。虽然合生关节已被烧焦，但它还是很容易看清的。无论是哪一个表面，都没有脊状隆起，也没有褶皱。事实上，两个表面都有很多孔，它们的外部边缘不规则地分布着唇状物。一条条不规则的骨线从耻骨前面的每一个部位向外伸出，钙化现象已经扩展到了了周围的软组织当中。看来，这个女性的年纪很大。我把耻骨翻转过来。一道深沟在她的腹部两侧留下一道疤痕。这个女性还生过孩子。我再次把额骨拿过来研究。我站在那里，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忽然豁然开朗起来。先前我对在地下室发生的残忍一幕和X光片证实的四散的金属的怀疑，都云开雾散了。我一直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压抑着自己的感情。然而，在这个时候，我打开了情感的闸门，深深地为这个躺在解剖台上、惨遭蹂躏的人而感到悲痛，并为她的遭遇感到疑惑。这个女人至少七十岁。毫无疑问，她是一位母亲，还有可能是一个祖母。为什么有人开枪把子弹射进她的头部，并把她放在圣劳伦斯地区的一个房屋里烧掉呢？星期二中午，我一直都在撰写报告。由于知道赖安想要得到结果，昨天夜里我一直工作到九点半。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到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他。我读着我书写的报告，检查着里面的错误。我想，说法语的人一定很讨厌法语在书写时要注意的词性的一致性和重音标识，而这对我来说更是一种折磨。所以，虽然我尽了最大努力，但结果却收效甚微。除了对这个无名氏进行生物学侧写外，报告还对外伤进行了分析。在解剖时，我发现股骨上射线照射不透的碎片其实是死后遭受撞击的结果。小金属碎片可能是煤气罐爆炸时进入骨头里面的，而其他大部分骨头的损毁都是由大火造成的。但也有一些不是。我读着我书写的报告：创伤A呈圆形缺损，只有上半部得以存留。创伤位于前额的中间处，眉间上方大约两厘米，中线左侧一点二厘米。缺损创面的直径为一点四厘米，呈典型的内切面斜角。创伤边缘有灼烧的痕迹。创伤A与子弹射入的创口吻合。创伤B呈圆形缺损和典型的内切面斜角，其颅腔内直径为一点六厘米，头盖骨直径为四点八厘米。创伤位于枕骨颅后点上方二点六厘米、正中矢状线左侧零点九厘米处。创伤的左、右及内部边缘均有灼烧点。创伤B与子弹射出的创口吻合。由于大火损毁的原因，我不可能完全地复原头盖骨。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把现有的骨头碎片组合在一起，构成穹隆形状的脑颅，并根据入口和出口之间的联系，得出上述结论。这种模式是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个老太太的头部遭受了枪击。子弹从前额正中间射进去，横穿她的脑部，然后从后面射出。这也解释了头骨为什么没有因为大火而爆裂成碎片。早在颅骨内压成为问题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一个可以排除压力的孔洞了。我拿着报告到秘书室。回来之后，我才发现赖安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双眼盯着我椅子后面的窗户，双腿向前伸展着。 “视野很开阔嘛。”他用英语说。在五层楼的下面，雅克-卡迪亚大桥呈拱形横跨圣劳伦斯河。我看到小汽车像蠕虫一样在它的背上向前爬行着。外面的风景的确不错。 “它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让我不去想这个办公室有多么小。”我从他身边经过，绕过办公桌，滑进我的椅子里。 “注意力分散是很危险的。” “被撞疼的胫骨把我带回到了现实。”我旋转到一侧，两脚交叉着把双腿搭在窗户下面的边沿上。“那是一个老妇人，赖安。头部中弹。” “多大年龄？” “我认为她至少有七十岁，甚至可能有七十五岁。她的耻骨合生骨处有许多不规则的骨线。她患有关节炎，已经是晚期；而且，她还患有骨质疏松症。” 他放低下巴，扬了扬眉毛。“无论是用法语还是英语，布兰纳，不要用医生的口气说话。”在Window 95的屏幕上，他的眼睛在阴影里呈蓝色。 “骨-质-疏-松-症。”我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X光片表明，她的皮质骨很细，据此我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我看不到有任何的裂缝，可是我只有长骨的一些碎片。对年纪较大的女性来说，髋骨是最容易骨折的地方，因为大部分重力都转移到了这里。然而，她的髋骨却很好。” “高加索人？” 我点了点头。 “就这些吗？” “她可能会有几个孩子。”我神情忧郁地说，“在她的每一根耻骨背上，都有一条像奥里诺科河那么大的深沟。” “很好！”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认为，火开始燃烧的时候，她就已经在地下室了。” “那是怎么回事？” “在尸体下面，一块地板碎片都没有。另外，我还发现，在她和泥土之间有一些微小的织物废料。她肯定是直接躺在地板上的。” 他想了一会儿。 “这就是说，你认为，有人枪杀了老人，然后把她拖到地下室，放在那里任由大火烧掉。” “不。我是说，老人的头部中了一颗子弹。我并没有线索证明是谁开的枪，也可能是她自己。这是你的事，赖安。” “你有没有在她的附近发现枪？” “没有。” 就在这时，贝特朗出现在门口。如果说赖安打扮得算是整洁得体的话，那么他的同伴则显得异常抢眼，气势锐利得足以切割珍贵的宝石。他打着一条印花图案的领带，穿着一件与领带相配的紫红色衬衣，一件淡紫灰色的斜纹软呢夹克和一条羊毛裤。 “你发现了什么？”赖安问他的同伴。 “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起来，这些人就好像是天外来客一样。没有人知道谁他娘的住在房子里面。我们还在寻找现在仍在欧洲的房主。马路对面的邻居说，他们偶尔会看到那个老太太，但她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他们说，那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刚来到这里才几个月。他们很少看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在马路前端的一个妇女认为，他们可能是某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成员。” “布兰纳说，我们这位无名氏是个女人，就像那个案中的婴儿是个女孩一样。她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贝特朗看着他。 “七十多岁。” “一个老太太？” “头部中弹。” “不是瞎说？” “不是瞎说。” “是有人枪杀了她，然后放一把火把她烧了？” “或许，老人是在点火后中枪的。不过，这样的话，武器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走后，我看着他们向我咨询的问题。魁北克城近日收到了一罐骨灰——一个死在牙买加的老头的骨灰。老人的家属控告火葬场有欺诈行为，并把骨灰送到验尸官的办公室。验尸官想要知道我的看法。有人在科特内吉斯公墓外的一个沟渠里发现了一个又干又白的头骨。它可能来自过去的一个坟墓。验尸官想要证实这件事情。佩尔蒂埃想要我去看一看，是否有那个婴儿饿死的证据。这可能需要使用显微镜来检查。微小部位的骨头需要碾磨、染色、然后放到载玻片上，这样我才能在放大的情况下观察细胞。通常来说，高的骨转换指标是典型的婴儿特征。在进行显微解剖时，我会看看是否存在有不正常的多孔结构和异常的重塑或者改变。样品已经送到了组织学实验室。我还要检查X光片和骨骼。不过，为了把腐烂的肉去除掉，骨骼还在浸泡着。婴儿的骨头很脆弱，不能冒险把它们放到锅里去煮。所以，现在没有什么是急切要办的事。我可以打开伊丽莎白·尼科莱特的棺材了。在自助餐厅吃下一个冷冻的三明治和一盒酸奶之后，我乘车来到停尸房。在请技术人员把伊丽莎白的遗骸送到三号解剖室之后，我就去换衣服。伊丽莎白的棺材比我记忆中的小，还不到三英尺长。棺材的左侧已经腐烂，盖子也因此而塌陷在里面。我把上面的浮土刷掉，并拍摄了照片。 “需要撬棍吗？”丽萨站在门口问。伊丽莎白不是法医实验室负责的案子，所以我想一个人做，不过很多人都愿意向我提供帮助。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对伊丽莎白感兴趣。 “请吧。” 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棺材盖子揭掉了。木板很柔软，也很脆，钉子也就很容易就被起掉了。我用铲子把里面的泥土铲出去，露出一个铅质封套，里面还有一口木头棺材。 “为什么会这么小呢？”丽萨问。 “这不是原来的那个棺材。在大约世纪之交，人们把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挖掘出来，并重新下葬，因此只要有一个小的、能够装下遗骨的棺材就可以了。” “你认为会是她吗？” 我盯着棺材，然后看了她一眼。 “如果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她说。我继续从里面向外铲土，直到把里面那个棺材的盖子清理干净。盖子上面没有金属铭牌，但是它的装饰比外边的那口棺材盖华丽，它与外六边形棺材各边平行的边上面有十分精巧的雕刻纹饰。和外边的棺材一样，里边的棺材也向内塌陷，里面也填满了泥土。二十分钟后，丽萨回来了。 “如果需要进行X光照射，我现在就有空。” “还不能做X光照射，因为有铅质封套。”我说，“不过，我已经做好了打开里面的棺材的准备。” “好啊。” 小棺材的木头也很松脆，所以钉子很快就起掉了。里面的泥土更多。不过，才向外铲出了两捧土，我就看到了头骨。是的！有“人”在“家”！慢慢地，骨骼也露了出来。骨头并没有按解剖的顺序摆放，而是平行地摆放着，一个挨一个，放到棺材里面时就像紧紧地绑在一起一样。这种摆放方式让我想起了早些时候我挖掘的一个考古遗址。早在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一些土著部落就把死者放在架子上，直到尸体只剩下干净的骨头，然后再把这些骨头捆在一起下葬。伊丽莎白的骨头就是这样安放的。我曾经热爱考古，现在仍然如此。我后悔没有做过多少考古工作。可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的事业却使我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现在，教书和法医工作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伊丽莎白·尼科莱特让我对我的工作经历做了一个简短的回顾，而我也喜欢这样。我把这些骨头取出来，摆放好，正如我昨天摆放的那样。骨头很干，也很脆，但是这个人的骨头的形状比昨天乔维特镇那个老太太的要好多了。我对骨头数目清查的结果表明，缺少了一块跖骨和六块趾骨。在挖掘、筛选时，并没有发现这几块骨头。当时，我们的确找到了几颗门齿和一颗犬齿，而我已经把它们安放在牙槽里面了。对于这些骨头，我按照通常的程序填写了一份表格，就像填写一份验尸报告单一样。我首先从骨盆开始。这些都是女性的骨头--这是毫无疑问的。根据她的耻骨合生骨，我判断她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和四十五岁之间。那些善良的修女会很高兴的。在对长骨进行测量时，我发现膝盖下边的胫骨前端有异常的扁平现象。我检查了趾骨，发现在脚趾与脚连接的地方有关节炎的迹象。哈！这是动作的重复在骨骼上留下的痕迹。据说，伊丽莎白曾经在修道院祈祷室里，跪在石头地板上向上帝祷告，长达数年之久。当处在跪姿时，膝盖承受的综合压力和脚趾的过度弯曲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我看到的这些。我想起了一件事。在挖掘的时候，当我从筛子里取出一颗牙齿、并捡起下颌骨时，我发现下排中部每颗门牙咬东西的边缘都有一个小小的、但却明显的凹槽。我发现，她上排中间的门牙也有同样的凹槽。在不祷告或者写信时，伊丽莎白会做一些针线活。她的刺绣至今仍悬挂在门弗雷梅戈格湖的女子修道院里。她门牙上的凹槽是她长年用牙齿扯线或者咬住缝衣针的结果。我也喜欢这样。然后，我把头骨翻转过来，正面朝上，忽然恍然大悟。我站在那里，盯着头骨。就在这时，拉曼彻走了进来。 “怎么样，是那个圣徒的头骨吗？”他问。他走到我身边，看着头骨。 “没错，先生。” “是的，研究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神甫梅纳德通电话，那个来自门弗雷梅戈格湖的头骨就放在我的工作台上的一个软木圈上，“那些骨头保存得相当完好。” “你是否能够证实它就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尼科莱特？” “神甫，我想再问你几个问题。” “有问题吗？” 是的，也许有。 “不，没有。我只是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是吗？” “你有没有任何正式的、说明谁是伊丽莎白父母亲的文件？” “她父亲是阿莱恩·尼科莱特，母亲是尤金尼·贝朗格--当时一位著名的歌星。舅舅刘易斯-菲利普·贝朗格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市议员，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内科医生。” “是的。能找到她的出生证明吗？” 他沉默了，然后说：“我们还没能找到关于她的出生证明。” “你知道她的出生地吗？” “我想，她出生在蒙特利尔。她的家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了。伊丽莎白是米歇尔·贝朗格的后代。米歇尔于一七五八年来到加拿大，也就是末期的新法兰西时代。在城市事务管理方面，贝朗格家族一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是的。是否有病历、洗礼证或者任何其他与她的出生日期有关的正式记录？” 更长时间的沉默。 “她出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 “有没有保存的记录？” “有。朱利安修女查找过了。可是，隔了这么长时间，有些东西可能已经遗失。毕竟时间太长了。” “那当然。” 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正当我要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先开口了。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布兰纳博士？” 我犹豫了。还不能确定。也许我搞错了，也许我是对的，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背景情况。” 我刚把话筒放下来，电话就响了。 “你好，我是布兰纳博士。” “我是赖安。”我能听出来他的声音有些急促，“是有人蓄意纵火，没错。而且，阴谋纵火的人知道火会燃烧起来。使用的方法很简单但却非常有效。他们把一个加热线圈挂在一个定时器上，也就是你去泡温泉时用来开灯的那种。” “我是不泡温泉的，赖安。” “你想继续听我说吗？” 我没有回答。 “定时器接通了加热线圈的电源，从而导致起火，而燃起的火又引燃了一个煤气罐。大多数的定时器已经毁掉了，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看来，按照计划，这些定时器是每隔一段时间起爆一个煤气罐。可是，一旦大火蔓延，定时器也就被炸到一边去了。” “有多少个罐子？” “十四个。在外边的院子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没有损毁的定时器。可能是一个失效的定时器。就是你在任何五金店都能买到的那种。我们会尽力查找线索，不过希望可能不大。” “助燃剂呢？” “汽油，正如我怀疑的那样。” “为什么要用两种呢？” “因为这个可恶的家伙想要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地方破坏掉，不想留下一个活口。可能是在想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拉曼彻从卧室的尸体身上抽取了流体样品。毒物学家发现了大量的、足以令人飘飘欲仙的氟硝安定。” “氟硝安定？” “我会让他给你讲一讲这种东西的。它通常被称为迷奸药或者类似的名字，这是因为它无色无味，所以很容易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偷偷放入饮料中。这种药物会很快地溶化，并在二十到三十分钟内便产生效果，可使人昏迷、健忘，持续八到十二小时，而被害人可能在此期间遭受侵害而不自知。” “我知道氟硝安定是什么，赖安。我只是有点吃惊，要知道这种东西可不容易搞到。” “是的。可能要费点儿周折。它在美国和加拿大是禁用药物。” 快克也是，我想。 “另外，还有一件蹊跷的事。卧室里的人不是沃德·克利弗和朱妮·克利弗夫妇。拉曼彻说，那个男的大约二十岁，女的将近五十岁。” 我知道这个。在解剖的时候，拉曼彻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 “还有呢？” “我们正在往那边赶，搜查另外两个建筑。我们仍在等候房屋主人那边的消息。他是那种隐士，目前隐居在比利时的某个穷乡僻壤。” “祝你好运！” 氟硝安定！它以某种方式激活了我的记忆细胞，可是当我想要回忆起来的时候，记忆的火花却熄灭了。我打电话查问，看佩尔蒂埃负责的那个营养不良的婴儿案的幻灯片制作好了没有。这位组织学侦探告诉我说，幻灯片将会在明天准备好。接下来，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检查骨灰。这些骨灰放在一个果冻罐里，罐子上有一个手写的标签，上面标有死者的姓名、火葬场的名字以及火葬的日期。这可不是北美地区的封装风格，可是我却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丧葬习俗一无所知。骨灰里面没有大于一厘米的颗粒。这很正常。火葬场使用的粉碎机都是现代化的设备，很少有骨头碎片能够保留下来。通过一台解剖显微镜，我鉴别出了身体的几个部位，其中包括一个完整的耳小骨。我还发现了一些细小、扭曲的金属碎片，--我认为这些金属可能是部分牙科修复材料。不过，这个还是由牙科医师来确认好了。通常来说，在焚烧和粉碎之后，成年男子尸体的灰烬数量大约为三千五百毫升。这个罐子的容量大约为三百六十点一毫升。不过，人们通常会撰写一个简报宣称这些骨灰是一个成年人的，而事实上这些骨灰是不完全的。在身份鉴别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贝热龙了。下午六点三十分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便回家了。伊丽莎白的遗骸让我心烦意乱。我看到的不应当是那个样子，就连拉曼彻也发现了这一点。我希望能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明天早上我还要检查组织实验室水池边的那堆小骨头。幻灯片也准备好了，所以，佩尔蒂埃负责的婴儿案花了我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十点半的时候，我看看手头没有什么要做的工作，便打电话给朱利安修女，想尽量从她那里了解关于伊丽莎白·尼科莱特的情况。我向她提出我问过神甫梅纳德的问题，得到的是相似的结果。伊丽莎白是“纯正的法国人后裔”，纯正的、讲法语的魁北克人。不过，没有文件、档案能明确地说明她的出生日期或者她的父母是谁。 “那么，女子修道院外边呢，修女？你到其他地方查找过吗？” “啊，是的。我把整个教区内所有能查找的档案都查找过了。在整个魁北克省，我们都有藏书室，这个你是知道的。为了搜集资料，我曾经去过许多修道院。” 我看过这些资料当中的一部分。它们大多都是涉及伊丽莎白家庭的书信和私人日记，其中的一些尝试着做一些历史性的叙述，但并不是我的上司所说的“业内评议”；而其中的大多数则只不过是一些以讹传讹的趣闻轶事而已。我尝试着另辟新径。“直到近期，一直都是教会负责保管魁北克所有的出生证，是吗？”神甫梅纳德是这么说的。 “是的。一直到几年以前。” “但却没有找到伊丽莎白的，是吗？” “是。”对方停顿了一会儿，“过去，我们这里发生过几次灾难性的大火。一八八〇年，圣母院的修女们在皇家山脚下为修道院院长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女子修道院。不幸的是，十三年后，它被烧成一堆废墟。一八九七年，我们自己的女子修道院也被一场大火烧毁。在这几场大火中，大量珍贵的文件资料都不复存在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两人都没说话。 “修女，你能不能想到一些其他的地方，我也许能够在那里找到关于伊丽莎白出生的信息，或者关于她的父母亲的信息。” “嗯……好吧，我想，你可以到非宗教的图书馆、历史协会、或者某所大学去看看。在法裔加拿大人的历史上，尼科莱特和贝朗格家族出过几位重要人物。我确信在历史记录当中有关于他们的记载。” “谢谢你，修女。我会照你说的去做的。” “在麦吉尔大学，有一个研究教会文件的教授。我外甥女认识她。她研究宗教运动，不过她对魁北克史也很感兴趣。我记不清她到底是一个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其他的什么。她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她犹豫了一下，“当然，她提供的资料可能会与我们提供的有所不同。” 对此我毫不怀疑。不过，我什么也没说。 “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 长时间的停顿。我听到有其他人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就像湖对面人们的声音一样。有人大笑起来。 “时间隔得太久了。对不起。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可以向我外甥女打听一下。” “谢谢你，修女。我会照你说的去做的。” “布兰纳博士，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能完成对那些骨头的分析和研究？” “很快。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鉴定报告会在星期五完成。我会详细地写出我对遗骸年龄、性别、种族和其他检查所做的评估，以及我所做的鉴定结果和已知的关于伊丽莎白的情况的对比意见。在给梵蒂冈写申请时，你们可以添加任何你们认为恰当的信息。” “你会打电话通知我吗？” “当然。鉴定工作一完成我就打电话。”事实上，鉴定工作已经完成。不过，对于报告要写的内容，我还有一些不解的地方。我可不能现在就告诉她们。我们互相道了别，挂了电话之后，我又拨通了另外一部电话。 “米切·登顿。” “嗨，米切，我是唐普·布兰纳。你现在还是你那个地方的主管吗？” 米切是蒙特利尔人类学协会主席。第一次到蒙特利尔时，我受雇于他，做兼职教授，教人类学。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他的专业是研究法国的石器时代。 “还就那么混着呢。今年夏天想来我这里教书吗？” “不，谢谢。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说吧。”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的过去的那个案子吗？就是我现在负责的教区的那个案子？” “那个将要追封的圣人？” “对。” “记得。一干工作，你就把吃奶的劲全都拿出来了。你找到她了吗？” “是的。可是，我发现有件事有点奇怪，所以我想了解更多关于她的信息。” “奇怪？” “我也没想到情况会是这样。听我说，女子修道院的一个修女告诉我说，在麦吉尔大学，有个研究宗教和魁北克史的人。你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 “哦！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的戴西·吉恩。” “戴西·吉恩？” “也就是你知道的吉诺特博士，宗教研究学教授，学生们最要好的朋友。” “说详细点儿，米切。” “她名叫戴西·吉诺特。名义上，她教授宗教研究学。不过，她还教授一些历史学。‘魁北克宗教运动’、‘古代与现代信仰体制’，诸如此类的课程。” “戴西·吉恩？”我重复着这个称呼。 “只是同事之间的昵称。不是书面或者正式称谓。” “为什么？” “她有点……奇怪--按你的说法。” “奇怪？” “让人捉摸不透。你知道，她是个南方佬。”对此，我并没有理会。米切是一个移居的佛蒙特州人，所以对我南方的家乡，他从来都不客气。 “那你为什么说她是学生们最要好的朋友？” “戴西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是和学生们一起度过的。她带着他们郊游，给他们提出有益的建议，和他们一起旅游，把他们带到家里共进晚餐。在她的门外，有一群队伍排得长长的、因精神空虚而前来寻求安慰和建议的人。” “听起来真令人羡慕。” 他正想开口说什么事情，这时停了下来。“我想是这样的。” “吉诺特博士知道任何关于伊丽莎白·尼科莱特或者她的家族的情况吗？” “要是有人能够帮你的话，这个人就是戴西·吉恩。” 他给了我她的电话，然后我们约定不久以后聚一聚。一个助理告诉我说，吉诺特博士下午一点到三点会在办公室。所以，我决定在午餐之后去拜访她。在蒙特利尔，一个人要想知道可以在何时、何地停车，还真得具备土木工程专业的分析能力。麦吉尔大学位于蒙特利尔市的中心地带，所以即使一个人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停车，但要找到一个空车位也是不可能的。在斯坦利大街，我发现了一个停车点。不过，它许可的停车时间是四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不过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一点到两点除外。看来，在这里停车是不可能的了。在拐了五个弯、打着方向盘绕来转去之后，我最终还是设法把我那辆马自达插在一辆丰田货车和一辆奥兹莫比尔短剑之间。尽管天很冷，但在下车的时候，我的衣服还是被汗水浸透了。我看了一下保险杠，我的泊车技术还算不错--至少还有半米多的剩余空间。天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寒冷了，但湿气也随着略微升高的气温增多了。一团冷云裹挟着潮湿的空气从天空向这个城市压下来，使得它的天空呈凝重的铅灰色。当我沿着山坡向下走向舍布鲁克、再向东转弯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雪花一片一片地洒落在马路上，融化，消失，而新的一片一片的雪花又飞舞着从天而降，就像一群飞舞着投向火焰的白蝴蝶一样。我沿着小路向上攀登，然后通过西门走进麦吉尔大学。到处都是依山而建的灰色石头建筑。在校园纵横交错的通道上，人们冒着寒冷和湿气，头上顶着遮挡雪花的书本和背包，匆匆忙忙地走着。我经过图书馆，然后从雷德帕思博物馆的后面抄近路向东门走去。走出东门后，我向左转弯，沿着一条上坡路朝学院大道走去。我的小腿又酸又痛，好像走了十多里路似的。在伯克斯礼堂外，我差点儿和一个向下走来的高个子年轻人撞个正着。他的头发和眼镜上满是鹅毛般的雪花。伯克斯礼堂是另一个时代的建筑。它的外表采用的是哥特式建筑风格，墙壁和家具都是橡木雕刻而成的，窗户也高大而威严。这里是小道消息的发源地，而不是大多数大学那种谈论和交换意见的地方。一层大厅像一个巨大的洞穴，四围的墙壁上悬挂着神态庄严的男人的画像。他们俯瞰着走进大厅的每一个来客，俨然一副高傲学者的姿态。尽管我的皮靴沾满了融化的雪水，我还是踏着一层的大理石地板，走近那些令人敬畏的艺术作品看个仔细。托马斯·克兰麦，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干得不错，汤姆！约翰·班扬，不朽的梦想家！时代变了！在上学的时候，如果上课走神被发现，老师就会把我叫起来，并因为我不好好听讲而当众羞辱一番。我沿着盘旋的楼梯向上走，经过二层，继续向三层走去。二层楼有两个大门，一个通向小礼拜堂，另一个通向图书馆。三层楼典雅的大厅显示了它久远的年代：墙壁和天花板上的壁画到处都有剥落的碎片，而缺角破损的瓷片也随处可见。在楼梯的顶部，我停下来整理一下衣服，修饰修饰仪表。这里显得出奇的安静和阴暗。在我的左侧，我看到一间双扇门的小房间，它的大门敞开着，一直通往小礼拜堂的阳台。屋子的侧翼有两个走廊。在每个走廊，每隔一段就有一扇木门。我经过小礼拜堂，然后开始朝远处的那个走廊走去。在走廊的左侧，最后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但没人在里面。门上有一个牌子，上面用精美的书写体写着：吉诺特。与我的办公室相比，这个房间简直就是圣约瑟夫大教堂。房间狭长，而在它远处的一端，有一个钟形窗户。透过窗户的大块玻璃，我可以看到办公大楼以及通往斯特拉斯科纳医学-牙科综合大楼的通道。橡木地板因为房间主人长年忙碌脚步的摩擦已经变成了浅黄色。在办公室每一面墙壁的架子上，摆满了书本、期刊、笔记本、录像带、成摞的纸张和复印材料。在窗户的前面，摆放着一张木桌。在桌子的右边，摆放着一个计算机显示屏。我看了看手表，十二点四十五分--来早了。我退回到走廊去，并开始观看展示在走廊的照片。神学院，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毕业照。僵硬的姿势，呆板、忧郁的面孔。正当我在观看一九四二年的毕业照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出现了。她穿着牛仔裤，上穿套领毛衣和一件下垂到膝盖的羊毛格子花呢衬衫。她那剪到下巴的金发显得有些生硬，厚厚的刘海盖住了眉毛。她没有化妆。 “需要帮忙吗？”她用英语说。她一甩头，刘海便偏到一边去了。 “是的。我在找吉诺特博士。” “吉诺特博士现在还没到。不过，我想她随时都会到。我可以帮你吗？我是她的助教。”她飞快地把刘海别到了右耳后。 “谢谢。我想向吉诺特博士请教几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在这里等她。” “哦，哦，好。好！我想这样也好。只是她……我不太肯定。她不让任何人进她的办公室。”她看着我，扫了一眼打开的门，然后又看着我，“我刚才在复印材料。” “没关系。我就在这里等她。” “这个，不，她可能一会儿才到。她经常迟到。我……”她转过身去看了看身后的走廊。 “你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坐在那里等她。”她再一次理了理刘海，“不过，我不知道她高兴不高兴。” 她似乎不能做出决定。 “我在这里很好。真的。” 她的眼睛从我身上扫过，然后又看着我的脸。她咬了咬嘴唇，又理了理头发。她看上去根本不够上大学的年龄，简直像只有十二岁。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布兰纳博士。唐普·布兰纳。” “你是教授吗？” “是。不过，不是这里的教授。我在法医实验室工作。” “是警察局的吗？”她的眼睛眨了眨。 “不。是法医。” “哦。”她舔了舔嘴唇，然后看了看表--那是她佩戴的唯一的首饰。 “嗯，你就进来坐下吧。我在这里，所以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刚才在复印东西。” “我不想给你找……” “不，没关系。”她摇了一下头，做了一个“跟我来”的姿势，然后走进了办公室。“请进。” 我走进去，按照她的指示，在那张小沙发上坐了下来。她经过我身边，走到房间靠窗的那一端，并开始整理架子上的期刊。我听到了电机嗡嗡的声音，但是我看不到这种声音的来源。我看了一下四周。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书能占用一个房间这么大的地方。我扫视着摆放在我面前书架子上的那些书。《凯尔特传统的组成部分》、《死海经卷和〈新约全书〉》、《共济会之谜》、《萨满教：古老的癫狂之术》、《埃及君主的宗教仪式》、《皮基批〈圣经〉》、《教会的陋习》、《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的心理学》、《韦科的善恶之战》和《当时光不再时：现代美国的预言信仰》，真可谓是折中主义哲学大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办公室里热乎乎的，很让人不舒服，我感到我的脑袋底部开始隐隐作痛。我脱掉了皮夹克。嗡嗡嗡嗡…… 我研究起右边墙上的一幅画来。一群孩子一丝不挂地围在一个壁炉边取暖，他们的皮肤在火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图画下面写着“沐浴之后”，罗伯特·皮尔，一八九二年。这幅图画让我想起了祖母音乐室里的一幅画。我看了看时间，一点十分。 “你跟吉诺特博士工作多长时间了？” 她正弯着腰整理桌子上的东西。不过，一听到我的声音，她马上就直起腰来。 “多长时间？”她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你是她的研究生吗？” “她是我本科时的导师。”从窗户进来的光线映出了她站着的轮廓。我看不到她的面容，不过她看起来很紧张。 “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呢？” 奇怪的问题。“我只是好奇。我似乎从来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课外陪我的学生。我很羡慕她。” 这样回答似乎让她很满意。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吉诺特博士不仅仅是老师。” “你怎么想起来要选择宗教研究做你的专业呢？” 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都没有回答我。等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我的时候，她才慢慢地开口。 “在选择她教授的课程时，我遇见了她。她……”又是长时间的停顿。我几乎看不到她的表情，因为我是逆着光看她。“……鼓励我。” “怎么鼓励的？” 又是一个停顿。 “她使我想去做正确的事情，并且学会如何做正确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这一次不用我引导她就继续说了下去。 “她让我意识到，许多事情事实上都已经有了答案，我们只要学会发现它们就行了。”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呼了出来，“这样做很难，真的很难。不过，我慢慢地明白了人们把这个世界搞得有多么的糟糕，而且只有一些开化的……” 她稍稍转了一下身，这下我完全能够看到她的面部表情了。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开了。 “吉诺特博士。我们只是说说话。” 一个女人站在门口。她的身高还不到五英尺；黑色的头发从前额紧紧地向后拉着，并在脑后打了一个结；她的皮肤颜色和身后的墙壁一样，光滑得像鸡蛋壳。 “我刚才在复印室。我离开办公室只一小会儿。” 那个女人仍旧一动不动地站着。 “她不是自己进来的。我也不可能允许她那样做。”那个学生咬着上嘴唇，然后低下了头。戴西·吉诺特博士仍然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 “吉诺特博士，她想要向您请教几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可以让她进来等。她是个法医。”她的声音几乎有点发抖。吉诺特并没有看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我在整理期刊。我们只是说说话。”我看见她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吉诺特盯着她。过了一会儿，她才慢慢地朝着我坐的地方掉转过头来。 “你来得有点不是时候，你是？”声音很轻柔，田纳西州人，也许是乔治亚州人。 “布兰纳博士。”我站了起来。 “布兰纳博士。” “我为我的不请自到向你道歉。你的助理告诉我，这个时候你会在办公室。” 她上下打量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她的眼睛深陷着，虹膜也苍白无色。她把眉毛和眼睫毛描得黑黑的，这使得她的虹膜显得更加苍白；她的头发也染得漆黑漆黑的，显得很不自然。 “好吧，”她终于说话了，“既然你已经来了。你想要知道些什么？”她仍旧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戴西·吉诺特属于那种能够完全地保持镇静的人。我跟她讲了朱利安修女的事，并告诉她我对伊丽莎白·尼科莱特的事情很感兴趣。不过，我没有对她讲我感兴趣的原因。吉诺特想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移到了那个助教身上。那个小姑娘一句话也没说，放下期刊便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 “请原谅我的助教。她太紧张了。”她摇了摇头，温和地笑了起来，“不过，她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吉诺特走到我对面的一把椅子边。我们都坐了下来。 “通常来说，我下午的这段时间都留给了学生。不过，今天似乎没有人找我。来杯茶怎么样？”她的声音很甜，就像家乡酒吧的女招待一样。 “不用了，谢谢。我刚吃过午饭。” “你是一名法医？” “不完全是，我是一名法庭人类学家，是位于夏洛特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一名教员。在这里，我是验尸官的顾问。” “夏洛特是一座秀丽的城市。我经常到那里去。” “谢谢。我们的校园与麦吉尔大学差别很大，这里非常现代。我很嫉妒你有这么漂亮的办公室。” “是，它的确很迷人。伯克斯建造于一九三一年，原名叫‘神学堂’，原来隶属于联合神学院，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划归麦吉尔的旗下。不知你知不知道神学院是麦吉尔大学开设的最早的学科之一？” “不，不知道。” “当然，我们今天自称是宗教研究院。这么说，你对尼科莱特家族很感兴趣。”她双腿交叉，靠着椅背。我发现她那双苍白无色的眼睛令人感到十分不安。 “是的。我特别想知道伊丽莎白的出生地以及当时她的父母所从事的工作。朱利安修女找不到她的出生证明，不过她确信伊丽莎白就出生在蒙特利尔。她认为你可能帮我找到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 “朱利安修女。”她又一次大笑起来，就像水从岩石上流过一样。然后，她的神情又严肃起来。“有许多关于或是由尼科莱特和贝朗格家族成员撰写的文件和资料。我们自己的图书馆也有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我肯定你会在那里找到许多东西。你还可以到魁北克省档案馆、加拿大历史协会、加拿大公众档案馆查一查。”她那轻柔的南方口音给人一种几乎是机械音质的感觉。我现在成了一个研究项目的大学二年级学生。 “你还可以查看一些期刊，诸如《加拿大历史协会报道》、《加拿大年度评估》、《加拿大档案馆报道》、《加拿大历史评估》、《魁北克图书馆和历史协会会报》、《魁北克省档案馆报道》和《加拿大皇家协会会报》等。”她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播放的录音带，“当然，另外还有上千本的书。关于这段历史时期，我知道的也不多。” 肯定是我的面部表情反映出了我的想法。 “不要显得如此沮丧。只不过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而已。” 我永远都挤不出足够的时间翻阅如此大量的书籍。我决定尝试另外一种方法。 “你是否熟悉伊丽莎白出生的背景？” “不很熟悉。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不是我研究的那段时期。当然，我知道她是谁，也清楚她在一八八五年天花疫病流行期间所作的贡献。”她停了一会儿，非常小心地选择用词，“我的研究方向是宗教运动和新的信仰体系，而不是传统的教会宗教。” “魁北克的？” “并不专指魁北克。”她把话题又转回到了尼科莱特家族，“在当时，这个家族家喻户晓，所以通过浏览过去的报纸，你也许能够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当时有四家英语报纸：《大公报》、《星报》、《先驱报》和《观察报》。” “图书馆有这些报纸吗？” “是的。当然，还有法语报纸：《密涅瓦报》、《世界报》、《故乡报》、《旗帜报》和《新闻报》。法语报纸的发行量不是那么大，而且也比英语报纸薄一些。不过，我认为这些报纸都会发布关于出生的公告的。” 我还真没想到报纸这个渠道。这倒是值得考虑考虑。她告诉我那些存储在微缩胶片里面的报纸存放在哪里，而且还答应为我开列一个原始资料清单。我们又谈论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满足了她对我工作的好奇心，并对两个在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大学女教授的经历做了比较。不久以后，一个女学生出现在门口。吉诺特轻轻地叩击了一下她的手表，并树起了五个手指，接着那个小姑娘便消失了。我们两个同时站了起来。我向她表示感谢，穿上皮夹克，戴上帽子，围上围巾。正当我要迈出门的时候，她向我提问了一个问题。 “你信仰宗教吗，布兰纳博士？” “我是被当作一个天主教徒带大的。不过，目前我并不属于哪个教派。” 她那双可怕的眼睛在向我的内心深处窥探。 “你信仰上帝吗？” “吉诺特博士，有些时候，我不相信会有明天。” 和吉诺特告别以后，我来到麦吉尔大学的图书馆，花了一小时的时间浏览历史书籍，查找关于尼科莱特或者贝朗格的索引。我找到了几个索引，并把它们借了出来。当然，这多亏了我还是教职员工的特殊待遇。当我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渐渐地黑了。雪花飘落着，迫使行人在大街上行走或者沿着路边人行道踩出来的小道行走。他们小心翼翼地，生怕踩进了厚厚的积雪里。走在我的前面的是一对情侣：女孩在前，男孩在后，把手放在女孩的肩膀上。他们背包上的绳结随着他们臀部的扭动而左右摇摆着。那个女孩时常停下来，用舌头舔着飞舞的雪花。随着日光的消退，温度也在下降。当我走进车里的时候，风挡玻璃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冰。我找出一把刮刀，一边刮掉冰块，一边咒骂着我那候鸟迁徙般的本能。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到海滩去度假的。在驱车回家的路上，我把在吉诺特办公室的场景逐个重新回顾了一遍，试图弄明白那个助教古怪的行为。她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呢？她似乎很敬畏吉诺特，甚至超出了一个大学生对教授应有的尊重。她三次提到她在复印材料，可是我在走廊遇到她的时候，她的手里什么也没有。这时，我才发现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想到了吉诺特。她既和善，又是那么镇静自如，好像习惯了对任何人的掌控。我想起她那双锐利的眼睛，与她矮小的身材和她那轻柔、温和的音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一度使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在读大学生，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记起来了。在交谈的时候，戴西·吉诺特的眼睛一直都盯着我，她一直都没有中断与我的视线接触。这一点，再加上她那令人不安的虹膜，无论怎样都会把对方搞得惶惶不安。回家后，我发现有两个留言电话。第一个让我略微有些担忧：哈莉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并即将成为一名现代心理健康的精神导师。第二个让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就像一下子掉到了冰窟窿里一样。我一边听着，一边看着飘舞的雪花在花园墙上渐渐堆积。白白的新雪飘落下来，堆积在下边那层灰色的积雪上，就像一个新生的、清白无辜的人席坐在去年的罪恶上一样。 “布兰纳，在家的话，请你接电话。这个消息很重要。”停了一会儿，“圣乔维特镇的案子有了进展。”赖安的声音夹杂着淡淡的悲哀。“在搜查那两个外屋时，我们在一个楼梯的后面又发现了四具尸体。”我听到他深深地抽了一口烟，然后慢慢地吐出，“两个成人和两个婴儿。他们没有被大火烧着，但看起来却令人毛骨悚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景象。我不想做详细地描述，不过这个案子又得重新开始了，他妈的。明天见。” 赖安不是唯一情绪反应剧烈的人。我曾经看到过遭到虐待和挨饿的孩子；看到过孩子们遭到毒打、奸淫、窒息和殴打致死之后惨不忍睹的样子，但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一种情况能够与我在圣乔维特镇这个案子当中看到的婴儿的惨状相提并论。其他人已经在昨天夜里得到了消息。所以，当我在早上八点十五分到达办公室的时候，数辆窗玻璃模糊、不断向外排放尾气的采访车已经停放在魁北克省警察办公大楼的外面。通常来说，上班的时间是八点半。但此时人们已经在验尸房忙碌起来了。贝特朗已经到了，还有其他几位魁北克省警探和一个来自犯罪现场搜救处的摄影师。赖安还没有到。人们正忙着对尸体做外部检查。在角落的那张桌子上，放着一沓的宝丽来照片。尸体也已经做了X光照射。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拉曼彻正在做记录。看到我进来，他停了下来，抬起了头。 “唐普兰希，很高兴看到你。我可能需要你帮我确定这些婴儿的月份。” 我点了点头。 “而且，可能要用到特别的--”他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工具。” 我点点头，便去换衣服。在走廊里，我遇到了赖安。他冲着我笑了笑，敬了个礼。他眼含泪水，鼻子和脸颊冻得红红的，就像在寒冷的天气走过很长一段路似的。在更衣室，我鼓励自己，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一对惨遭杀害的双胞胎婴儿已经够恐怖了，而拉曼彻说的特别的工具又是什么意思？涉及儿童的案子总让我不好受。女儿年幼的时候，每当有小孩惨遭杀害，我都要做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竭力抑制住自己把凯蒂叫到身边的冲动。尽管凯蒂已经长大了，但我还是无法面对儿童的尸体。在所有的受害者当中，他们最脆弱，最值得信赖，也最无辜。每当有小孩的尸体送到停尸房，我就头疼。人性堕落这一赤裸裸的真相狰狞地望着我，而我却不能从同情当中寻求到一点点的安慰。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开始工作的准备。于是，我回到了解剖室。在那里，在不锈钢解剖台上，躺着一具幼小的尸体。一个洋娃娃。这是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一个和真人一样大的橡胶婴儿。小时候，我有一个婴儿洋娃娃。它呈粉红色，一股橡胶糖的味道。我通过她嘴唇之间的一个小洞给她喂东西吃，而且当水从她体内流出时我还给她换尿布。但是，眼前这个不是玩具。婴儿脸朝下趴着，胳膊放在身体两侧，手指蜷曲在小手掌里面；臀部平平的，布满紫色尸斑的背上十字交叉地缠着白色的带子；小小的脑袋上罩着一顶精致的小红帽。除了右腕上戴着的一个手镯外，他是全裸的。我看到他的左肩胛附近有两个伤口。在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件小孩的连裤睡衣。在这件法兰绒睡衣上，有充满童趣的蓝色和红色卡车图案。在它的旁边，放着一块粘有污渍的尿布、一件纯棉的按扣汗衫、一件长袖毛线衫和一双白袜子。每件东西上都有血迹。拉曼彻正对着一台录音机讲话。 “白人婴儿，发育良好，体格健壮……” 发育良好，也很健壮，但已经死亡，我心里在想。愤怒也在积聚。 “尸体保存完好，表皮有一处划痕……” 我盯着解剖台上那小具尸体。是的，它保存得很好，只不过手上有点划伤。 “我想，没有必要检查他是否有自卫伤。” 贝特朗已经站到了我身边。我没有回应--我没有心情拿尸体开玩笑。 “另外还有一个在冰箱里。”他继续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干脆地说。 “没错，可是，上帝！他们还是孩子。”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有一种内疚的刺痛感，因为贝特朗并不是想要开玩笑。他看起来就像自己的孩子死了一样。 “两个婴儿。有人杀死了他们，然后把他们藏在一间地下室里，就像陌生人一样冷酷无情。更可恶的是，这个狗杂种可能认识这两个孩子。” “为什么这样说？” “想想吧。有两个婴儿和两个可能是父母的成年人。有人杀害了这一家。” “然后把房屋烧掉来掩盖罪行？” “很有可能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一个陌生人。” “有可能。不过，我怀疑这一点。等着瞧吧。你会明白的。”他把双手放在背后紧紧地握在一起，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解剖上。拉曼彻已经录完音，正在和一个解剖技术员说话。丽萨从柜台上拿起一盘卷尺，测量婴儿尸体的长度。 “Cinquante-huit centimetres。” 五十八厘米。赖安站在对面的房间望着这里。他双臂抱胸，右拇指不停地摩挲着左肱二头肌上的斜纹软呢。我看到他的下巴紧绷着，喉结一上一下地动着。丽萨测量着婴儿的头围、胸围、腰围，并不时地报出测量的结果。接下来，她双手捧起婴儿，把它放在吊称上称重。通常情况下，这个吊秤是用来秤单个器官的重量的。吊篮轻轻地摆动着，她伸出一只手放在篮子上面稳住它。这种景况令人伤心欲绝：一个躺在不锈钢吊篮里的婴儿，已经失去了生命。 “六公斤。” 这个婴儿死去的时候只有六公斤，十三磅。拉曼彻记下体重数，丽萨把那具幼小的尸体从篮子里取出来，放在解剖台上。当她退后一步的时候，我惊恐得屏住了呼吸。我回过头去看贝特朗，他的两眼紧紧地盯着他的那双鞋。这小小的尸体是一个男婴。他脸朝上躺着，腿和脚在关节处明显地向外张开；圆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虹膜呈烟灰色。他的脑袋歪向一边，使一侧胖嘟嘟的脸颊靠在左锁骨上。紧挨着脸颊下面，在他的胸脯上，我看到一个边缘呈锯齿状的伤口，大约同我的拳头一样大小，一个深紫色的衣领环绕在伤口的周围。伤口就像一颗星形物崩到了肌肉里面似的。星形伤口每个切口或长或短，有的长一厘米，有的长两厘米；有的深一些，有的浅一些；有时，两个切口交叉在一起，构成形状不一的L或V形。看到这里，我急忙用手捂住我的胸口，而我的胃也绷得紧紧的。我掉头转向贝特朗，说不出一句话。 “你相信吗？”他沮丧地说，“这个狗杂种挖走了他的心。” “挖走了吗？” 他点了点头。我吞了一下口水，“另一个孩子呢？” 他又点了点头。“你以为你已经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但你很快会意识到你并没有看到。” “上帝！”我感觉浑身发冷。我真希望在挖走心脏的时候，这些孩子已经失去了知觉。我看着对面的赖安。他正在研究摆放在桌子上的那些东西，一点表情也没有。 “那两个成年人呢？” 贝特朗摇了摇头。“看起来有人不断地用刀子往他们身上捅，往他们的脖子上猛砍。不过，没有人摘走他们的器官。” 拉曼彻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下去，描述着外部伤口的情况。我没有必要去听，我知道有血肿意味着什么。只有血液在循环时，皮肤组织才会出现淤伤。在挖掉心脏的时候，他还活着，他还只是个婴儿。我闭上眼睛，竭力抑制想要冲出房间的冲动。你要挺住，布兰纳，继续做你的工作。我走过中间的桌子，去检查衣物。每一件衣服都是那么小，又都是那么的熟悉。我查看着那件连裤睡衣，检查裤脚以及柔软的、毛茸茸的衣领和袖口。凯蒂曾经穿过十多件这样的睡衣。我还记得，在为她换尿布的时候，我要打开睡衣，然后再合上，而她那胖乎乎的小腿则用力蹬着，闹着，就像疯了一样。这些东西都叫什么？它们都有自己的名称。我竭力想要知道它们的名称，可是我的注意力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也许我的大脑在保护我，要我不要情绪化。我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开始工作，如果我哭泣起来或者一直发呆了，那就不好了。婴儿大部分的血液是在左侧躺着的时候流出来的。所以，连裤睡衣的右袖和右肩只是溅到了一些血滴，而它的左半部分已经被血液浸透了，把法兰绒染成了暗红色。汗衫和毛线衫也是一半溅了些血滴，而另一半则被血液浸透了。 “三层，”我并没有特意对某一个人说，“还有袜子。” 贝特朗走到桌子边。 “一定有人在照看这个孩子，以免他冻着。” “我想是这样的。”贝特朗附和着。正当我们盯着衣服看的时候，赖安加入到了我们当中。每一件衣服上都有一个锯齿状的洞，每一个锯齿都像星星的边角一样--简直是婴儿胸口伤口的翻版。赖安第一个开口说话了。 “这个小孩是穿着衣服的。” “是的。”贝特朗说，“我想，衣服并不妨碍他实施那个邪恶而短暂的仪式。” 我什么也没说。 “唐普兰希，”拉曼彻说，“请你去拿一个放大镜过来。我有重大发现。” 我们围在这个病理学家身边。他指着婴儿胸口上的一个小斑点给大家看，那个斑点就在伤口的左下方。我把放大镜交给他。他弯下腰，仔细地研究那个斑点，然后把放大镜还给我。当我拿着放大镜仔细查看那个斑点时，我惊呆了。从斑点杂乱的色斑来看，它不是一般的擦伤。在放大镜下，我发现婴儿的肌肉里有一个清晰的图案：一个以十字为中心的形状，在十字的一端有一个环，就像埃及饰有圆环的T形十字架或者马耳他十字架。另外，在这图案的四周还有一个呈小圆齿状的长方形边。我把放大镜递给赖安，不解地望着拉曼彻。 “唐普兰希，这显然是某种印痕创伤。肌肉组织一定要保存下来。贝热龙博士今天没来，所以我想请你帮帮忙。” 法医实验室的牙科医师马克·贝热龙开发并掌握了一种提取、修复软组织创伤的技术。事实上，他开发这种技术的初衷是希望能提取在暴力性侵犯中遇害者身上的咬痕。后来，这种方法在文身和印痕创伤的切除和保留方面也证明是有效的。我亲眼见过，马克在数百个案子中采用过这种方法，它在多起案子中为他提供了帮助。我从第一个解剖室的一个壁橱里取来了马克·贝热龙的工具箱，然后回到第二个解剖室，把工具放在一个不锈钢手推车上。当我戴上手套的时候，摄影师已经拍摄完毕，而拉曼彻也做好了准备。他向我点头示意，告诉我可以开始了。赖安和贝特朗在一旁观看。我从一个塑料瓶里量出五勺粉红色的粉末，放在一个小玻璃瓶里，然后再加入二十毫升的透明液单体。我对玻璃瓶的物体进行搅拌，混合物在一分钟内变浓，最后变成类似于粉红色模型泥的东西。我把这个泥团捏成一个环，放在婴儿的小胸脯上，完全地围住擦伤。我轻轻地拍打着这种丙烯酸物质，让它贴在擦伤上。这时，我感到它有些发热。为加快丙烯酸的凝固过程，我把一块湿布覆盖在环上，然后就是等待。不到十分钟，丙烯酸冷却下来了。我取来一支管子，开始把一种透明液体挤到丙烯酸环的四周边缘。 “那是什么？”赖安问道。 “氰基丙烯酸酯黏合剂。” “闻起来一股疯狂牌快干胶的味道。” “就是那种东西。” 过了一会儿，我想快干胶该干了。于是，我轻轻地拉动圆环，看看快干胶是不是真的干了。我又滴了几滴快干胶，然后又等了一会儿，圆环粘得更紧了。我在圆环上标明日期、案件和停尸房编号，并注明它在婴儿胸部上、下、左、右的相对位置。 “准备好了。”我说着，退后一步。拉曼彻用一把解剖刀把丙烯酸圆环外四周的皮肤切开，其深度足以把表皮下面的脂肪组织包括进去。当把圆环最终被切割掉时，它已经紧紧地粘住了擦伤的皮肤，就像一幅微型图画伸展在一个粉红的圆形框上。拉曼彻把这个标本放到我手中装有透明液体的坛子里。 “那是什么？”赖安又不解地问。 “百分之十的福尔马林缓冲溶液。在十到十二小时之内，肌肉组织就会固定下来。圆环的作用是确保肌肉组织不变形。这样，如果我们在晚些时候找到凶器，我们就能够拿它与把这个标本做比较，看看它们的图案是否匹配。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拍摄的照片。” “为什么不只是用照片呢？” “在必要时，我们可以对标本做透视检查。” “透视检查？” 我没有心情上一节关于科学技术的讲座，于是，我简短地说，“用一束光照射器官或者肌肉组织，你就可以观察到皮肤下面的情况。采用这种方法，你可以看到从表面看不到的细节。” “那么，你认为这个擦伤是什么造成的？” “不知道。”我说着，把坛子封好，并交给丽萨。当我转过身去的时候，我感到椎心的悲痛，而且我也无法抑制自己想要抬起那只小手的冲动。在我的手中，婴儿的小手软软的，冷冰冰的。我把他的手镯翻过来看：马－赛－厄－斯。实在是太抱歉了，马赛厄斯。我抬起头，看到拉曼彻在盯着我。从他的眼睛里，我似乎看到了我绝望的表情。我退后一步，而他则开始对婴儿进行体内检查。他将会把凶手砍断的骨头切除掉，然后送到楼上去。不过，我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尽管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小的遇害者身上寻找过凶器留下的痕迹，但我认为婴儿的肋骨太小，不大可能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我脱掉手套，转过头来看赖安。此时，丽萨在婴儿的小胸脯上开了一个Y型切口。 “这里有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吗？” “有，这是额外冲洗的。” 他递给我一个黄色的大信封，里面装有一沓宝丽来照片。我带着这些照片，走到角落的那张桌子边。第一张照片是圣乔维特镇那座瑞士风格的宅院最大的外屋。它的风格与主体建筑的风格一样--阿尔卑斯风格。第二张照片是在屋内，从楼梯顶端向下拍摄的。楼梯通道既窄又暗，两边都是墙壁；墙壁上装有木质的扶手，而每一个台阶的两端都堆放着杂物。在这些照片当中，有几张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地下室的照片。地下室里面模模糊糊的，唯一的光线来自靠近天花板的那扇长方形小窗户。地板上铺着油毡，松木墙壁疙疙瘩瘩的。除此之外，地下室还有下水道、一台热水器和更多的杂物。还有几张照片是放大的热水器、热水器与墙壁之间的空间。这个空间填满了像是旧地毯和塑料袋之类的东西。接下来的照片是摆放在油毡上的东西，先是几张袋子还没有打开的照片，然后是几张打开袋子、露出里面东西的照片。两个成年人被用几张干净的大塑料薄膜包裹，然后卷在毯子里，堆放在热水器后面。尸体的腹部膨胀，皮肤脱落，不过保存得很好。赖安走过来，站在我身边。 “热水器一定没有通电。”我把那张照片交给他，“要是通电的话，热水器散发的热量会使尸体腐烂得更快。” “我们觉得他们没有使用那个房屋。” “那么，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他耸了耸肩。我回过头来继续看宝丽来照片。除了赤着脚外，照片上的一对男女是全副装扮。他们的喉咙被切断，鲜血浸透了他们的衣服，染红了包裹他们的塑料薄膜。男的一只手背朝后躺着，手掌上有几道深深的砍伤——-自卫伤。他曾经试图自救或者救助过家人。哦，我的天啊！我合上眼睛，停了好一会儿。相对来说，婴儿包裹得就简单多了。他们被人用塑料薄膜绑成一束，塞进垃圾袋里，然后跟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成人放在一起。我看着他们那胖乎乎的小手和那肉嘟嘟的脸蛋。贝特朗一点儿都没错，这些孩子身上是不会有自卫伤的。一阵阵的悲伤与愤怒不断向我袭来。 “我想看看这个狗娘养的。”我抬起头来，盯着赖安。 “是。” “我想看你抓住他，赖安。我希望在我们看到另一个惨遭戕害的婴儿之前，亲眼看到你抓住这个家伙。如果阻止不了这种事情，还要我们做什么？” 他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们会抓住他的，布兰纳。这毋庸置疑。” 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乘着电梯，往来于我的办公室与解剖室之间。我们可能需要花费两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解剖工作，因为拉曼彻同时要解剖四个受害者的尸体，这是调查多人受害的凶杀案的标准程序。在此类案件中，由同一个病理学家进行医学解剖将会保证案子的一致性，从而确保证词的连贯性——如果提交法院审判的话。下午一点，我走进解剖室。对马赛厄斯的解剖工作已经完成，尸体已经放回到了停尸房的冷库里，而对第二个婴儿的解剖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里重新上演着上午表演的剧目：同样的演员、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受害者；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受害者手镯上的名字是：马－拉－奇。下午四点，马拉奇的腹部已经合上，无边小帽已经戴上，脸部也重新进行了修整。除了Y型切口和胸部的切割外，这两个婴儿可以安葬了。然而，我们不知道该把他们安葬到哪里，或者由谁来安葬。赖安和贝特朗那天也是在不停地穿梭。我们已经留下了两个孩子的脚印。不过，由于医院留下的脚印记录极难辨认，赖安对是否能够找到匹配的脚印并不乐观。手骨和腕骨的数目在整个人体骨骼中所占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成年人的一只手共有二十七块骨头，而婴儿则要少得多。当然，这取决于婴儿的年龄。我用X光对这两个婴儿的骨头进行了检查，看看有哪些骨头以及这些骨头形成的程度。根据我的估计，马赛厄斯和马拉奇在遇害时大约四个月。我们向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然而，除了通常的愤慨之外，人们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线索。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从放在冷库里面的成人身上找到线索。我们确信，只要确认了成人的身份，孩子们的身份也会被确认。到目前为止，两名婴儿的身份仍然是婴儿马赛厄斯和婴儿马拉奇。星期五，我既没有看到赖安，也没有见到贝特朗。拉曼彻一整天都在楼下的解剖室里解剖圣乔维特镇的那两具成年人的尸体。在组织学实验室，我把两个婴儿的肋骨放在玻璃瓶里浸泡。任何可能显现的沟槽或者伤痕将会很小，我不想采用煮沸或者刮削的方法，因为这样可能会损坏它们；而且，解剖刀或者剪刀可能会在骨头上留下刻痕或者刮痕。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不时地换水，并把黏附在肋骨上的肌肉去除掉。我很高兴能有此时短暂的平静，并利用这段时间完成我关于伊丽莎白·尼科莱特的检验报告，因为我答应在这一天完成。由于星期一要返回夏洛特，我打算在周末对那些肋骨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想我能够在星期一之前把每件迫切要办的事情处理完。然而，在上午十点三十分的时候，我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 “非常、非常抱歉这样打电话给你，布兰纳博士。”英语，很慢，字斟句酌。 “朱利安修女，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 “请原谅我给你打那些电话。” “那些电话？”我翻看着桌子上那些备忘的粉红色卡片。我记得她星期三给我打了电话，可是我想那只是我们前一次谈话的继续而已。此外，另外还有两张卡片记着她的名字和号码。 “应该道歉的是我，昨天忙了一整天，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查收信息呢。实在抱歉。” 对方没有回应。 “我在写那份分析报告。” “不，不，我不是指那个。我的意思是，是的，当然，那件事是非常重要。我们大家也都迫切地……” 她犹豫着。我能够想象她的浓眉使她一直紧皱的眉看起来更加愁苦。朱利安修女看起来一直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实在是不好意思，可我又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我祈祷过，当然，我也知道上帝会倾听我的心声。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我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上帝的档案保管工作。可是，我还有一个世俗的家呀。”她的用词极为准确，每一个词就像用模具制作出来的甜甜圈一样。又是长时间的停顿。我等她说下去。 “天助自助者。” “是的。” “是关于我外甥女，安娜。安娜·格耶特，就是我在星期三跟你提到的那个。” “你外甥女？”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她是我姐姐的孩子。” “我明白了。” “她……我们不知道她在哪儿。” “嗯。” “通常来说，她是一个很体贴的孩子，很可靠，从来不会不打招呼就在外面过夜。” “哦。”我开始有点明白她的意思了。最后，她还是把一切都告诉给了我。“安娜昨天夜里没有回家，我姐姐简直要急疯了。我要她祈祷，当然，可是，哎……”她的声音变弱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你的外甥女失踪了？” “是的。” “要是担心的话，我想你应该打电话报警。” “我姐姐给警察打过两次电话。他们告诉她说，像安娜这个年龄段的成年人，他们的规定是等待四十八至七十二小时。” “你外甥女多大了？” “安娜十九岁。” “就是她在麦吉尔大学学习？” “对。”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紧张得足以切割金属。 “修女，这真的跟我没有……” 我听到她在试图抑制自己的哭泣声。“我知道，我知道，我因为打扰你而向你道歉，布兰纳博士。”她的话语就像在急剧吸气的间隙说出来似的，就像打嗝的声音。“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可是我姐姐失去了理智，而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她在两年前失去了丈夫，现在对她来说，安娜就是她的全部。维吉妮每隔半小时都给我打一次电话，坚持要我帮她找到她的女儿。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工作，要不是走投无路了，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我祈祷过，可是，哦……” 她突然放声地哭了起来。我也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有想到她会这样。眼泪淹没了她的话音，吞没了她的话语。我等待她说话，脑子里乱得一团糟。我该说些什么？慢慢地，哭泣声没有了。我打听到了从盒子里拉面巾纸的声音，接下来是擤鼻涕声。 “我……我……请你原谅。”她的声音在颤抖。安慰别人一直都不是我的强项。即使是对我亲密的人，我也会在情感表达上显得笨拙无力。我觉得，要解决问题就要把重点放在实际问题上。 “安娜以前在外留宿过吗？” “我想没有。不过，我和姐姐并不怎么经常……联系。”她镇静了一点，又开始字斟句酌地选择用词了。 “她在学校遇到困难了吗？” “我想没有。” “和朋友们在一起？也许是和男朋友在一起？” “我不知道。” “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她的行为有什么变化？” “你的意思是？” “她的饮食习惯改变了吗？与往常相比，她睡觉的时间是多了，还是少了？她是不是变得不太爱沟通、交流了？” “我……对不起。自从安娜上大学以后，我和她见面的次数就不像以前那样多了。” “她有没有去上课？” “我不大清楚。”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听声音，她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了。 “安娜和她妈妈的关系好吗？” 长时间的停顿。 “她们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不过，我知道，安娜爱她的妈妈。” 这就对了。 “修女，你外甥女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调整自己。我敢肯定，过一两天她就会回家或者给家里打电话的。” “是，我想你是对的。可是，我觉得维吉妮太可怜了，她简直要发疯了。我无法说服她，所以我想，如果我告诉她警察正在调查此事，她也许就会……放心一些。” 我又听到了扯出面巾纸的声音，担心她又要大哭一通。 “我打个电话试试。我不敢说会管用，不过我会试一试。” 她向我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挂断了电话。我坐在那里，考虑着该向谁求助。我想到了赖安，不过麦吉尔大学位于蒙特利尔岛，那里不是他的辖区。蒙特利尔警察局城镇联防处！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拨通了电话。接待员接通电话后，我说明了我打电话的目的。 “请问，沙博诺先生在吗？” “请稍等。” 过了一会儿，她回话说沙博诺出去了。 “你要找克劳德尔吗？” “是的。”好像我要得炭疽病似的，真该死！ “克劳德尔。”下一个回话的声音。 “克劳德尔先生，我是唐普·布兰纳。” 对着话筒倾听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到克劳德尔的鹰钩鼻、鹦鹉脸以及他那副对我不屑一顾的样子。我不喜欢和这个侦探打交道，就像我不喜欢情绪失去控制一样。可是，我不负责青少年出走之类的案子，除他之外，我又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此前，我曾经在蒙特利尔警察局城镇联防处和克劳德尔一起处理过案子，而他也慢慢地开始接受我了，所以我想他至少能够告诉我该向谁求助。 “嗯？” “克劳德尔先生，我有一个说起来有点儿离奇的请求。我知道，确切地说，这件事并不是你的——” “什么事，布兰纳博士？”语气很生硬，和很多人一样，克劳德尔的法语总是让人听起来很冷淡，“告诉我事实，夫人。” “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关心她的外甥女的女士打过来的。这个女孩是麦吉尔大学的一名学生，而她昨天夜里又没有回家。我想--” “她们应当填写一份寻人的报告单。” “警察告诉女孩的妈妈，在四十八至七十二小时之内，他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年龄？” “十九岁。” “姓名？” “安娜·格耶特。” “她住校吗？” “我不知道。据说好像不住校。我想，她和她妈妈住在一起。” “她昨天上课了吗？” “我不知道。” 又是停顿。接下来，他说：“看起来，你有很多情况都不了解。这可能不是蒙特利尔警察局城镇联防处的案子，至少说到目前还不是，而且这肯定不是一起凶杀案。”我能够想象他用一个东西敲打着另一个东西，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是，我只是想知道我可以跟谁联系。”我吞咽了一口唾沫。他让我措手不及，而这让我烦躁不安。越是这样，我的法语就说得越糟糕。和往常一样，克劳德尔从不会以最友善的眼光看待我。在谈到我的方法论时，他更是不屑一顾，说我的方法并不完全合乎逻辑。 “刊登寻人启事试一试。” 我们挂了电话。我听到了电话铃声。我还在生克劳德尔的气，电话铃又响了。 “布兰纳博士。”我吼叫着。 “我打的不是时候吗？” 话筒里柔和的南方英语与克劳德尔发音清晰、鼻音浓重的法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吉诺特博士？” “是的，请叫我戴西。” “请原谅，戴西。我--这些天实在是糟糕透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哦，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有趣的、关于尼科莱特的资料。我不想让快递员发送，因为其中一些资料年代久远，而且可能很珍贵。你可不可以过来一趟，把这些资料取走？” 我看了看手表，十一点多。见鬼，为什么不呢？也许在大学里，我还能打听到安娜的消息。我至少可以告诉朱利安修女一些情况。 “我大约中午到。你方便吗？” “没问题。” 这次，我又提前到了。和上次一样，办公室的门又是开着。除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整理书架上的期刊外，办公室没有其他人。我想知道，这个女孩是否就是星期三我见到的那个女孩。 “你好，我要找吉诺特博士。” 女孩转过身来，她那对映着光线闪闪发光的大圆环耳坠也随着摆动起来。她个子很高，大约有六英尺，齐肩的头发乌黑乌黑的。 “她到楼下去了。你预约了吗？” “我到得早了一点。等一会儿没关系。” 办公室和第一次一样暖和、一样混乱。我脱下皮夹克，把连指手套放进口袋里。那女孩指了指一个木制的衣帽架，我走过去，把皮夹克挂在上面。她始终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她有很多期刊。”我说--我指的是桌子上成摞的期刊。 “我想我这辈子会全都用来整理这些东西。”她伸出手，把一份期刊放在比她还高的书架上。 “我想这就是个子高的好处吧。” “只是对某些事情有帮助。” “周三时我见到了吉诺特博士的助教。当时，她也在整理架子上的书。” “嗯。”那女孩捡起另一本期刊，检查着书脊。 “我是布兰纳博士。”我主动自我介绍说。 “桑迪·奥赖利。”她头也不回地说。我在想，我关于身高的评论是否冒犯了她。 “很高兴见到你，桑迪。星期三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我还没有问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呢。” 她耸了耸肩。“我敢肯定安娜是不会在乎的。” 这个名字就像一个球击中了我似的。我不会这么幸运吧？ “安娜？”我问道，“安娜·格耶特？” “是的。”最后，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你认识她？” “不，不算认识。有个叫安娜·格耶特的学生是我一个熟人的亲戚，我想知道她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她今天来了吗？” “没有。我想她病了。这就是我在这儿工作的原因。我星期五没什么安排，可是安娜没有来，所以今天吉诺特博士就把我叫来了。” “她病了吗？” “是的，我想是的。事实上，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她又出去了。没关系，我可以挣她的那份钱。” “又出去了？” “哦，是的。她总是不在，我就来顶替她。这样是可以挣点零花钱花，不过对写论文并没有什么帮助。”她大笑了一声。尽管如此，我还是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她的烦恼。 “安娜有健康问题吗？” 桑迪歪了歪头，看着我。“你为什么那么关心安娜？” “那倒不是。我是来取吉诺特博士给我准备的研究材料的。不过，我是安娜姨妈的一个朋友，而且我知道她的家人很担心，因为从昨天早上起她们就没再见到她了。” 她摇了摇头，然后捡起另一本期刊。“她们应该为她担心。她是一个怪怪的人。” “怪怪的？” 她把那本期刊放在架子上，然后转过头来面对着我。她盯着我，想了好一会儿。 “你是她家人的朋友？” “是的。”有那么点儿意思。 “你不是调查员、记者或者其他什么人吧？” “我是个人类学家。”这倒是真的，尽管有点不准确。不过，想到玛格丽特·米德或者珍妮·古德尔，我会更确信这一点。“我想了解一些关于她的情况，是因为安娜的姨妈今天上午给我打过电话。在电话里，我们谈到了她……” 桑迪走过办公室，看了看走廊，然后靠着紧挨着门的内墙。很明显，她的个子并没有让她难堪。她高高地扬着头，迈着长长的、但却无力的步子。 “我不想说安娜的坏话，令她失去这份工作，或者让我失去我的工作。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这是我说的，特别是吉诺特博士。她会讨厌我谈论她的学生的。” “放心，我会保密的。”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安娜的情况的确很糟糕；她需要帮助。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得不替她隐瞒真相，而且我们还是好朋友，或者至少说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在一起。后来，她就变了，把自己分离出去了。我一直都想给她妈妈打电话。总该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 她吞了一下口水，改变了一下姿势。 “安娜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咨询中心里，因为她的心情总是不好。有时，她一失踪就是好几天；再出现时，她看起来就像丢了魂似的，像一具行尸走肉。而且，她看起来总是很神经质，就好像随时都准备从一座桥上跳下去似的。” 她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好像在做出决定。然后，她说：“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安娜卷入了某件事情当中。” “是吗？” “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不喜欢传闲话，可是如果安娜真的有麻烦，我会因为当初保持了沉默而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我等待着。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安娜就很危险了。” “你觉得安娜卷进了什么事情？” “这件事听起来太古怪了。”她摇了摇头，耳坠敲打着她的脸颊，“我是说，你听说过这种事情，但你肯定从没想到它会发生在你认识的人身上。” 她又吞了一下口水，朝门外看了看。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安娜加入了一个教派，一个崇拜魔鬼撒旦的团体。我不知道是否--” 听到地板上咯吱咯吱的声音后，桑迪急忙走到办公室远处的那一端，并捡起数本期刊。就在她忙着整理杂志的时候，戴西·吉诺特出现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