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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狗自述富贵生活：只吃进口狗粮常常做SPA

萌宠菠菠乐园
2024-08-21 08:01

　　信任危机　　

　　事实上，爱心捐助遭遇信任危机，是所有民间救助组织都将面对的问题。　

　　早在2006年2月27日，北京丰台区梅源小区内的流浪猫胖胖惨遭汽油浇顶、烈火焚身。它的命运牵动了很多人的关注，几千名网友汇集了1万多元爱心捐款，用于它的救治。就在凤凰（被焚后，网友为“胖胖”改名“凤凰”）即将痊愈之时，爱心捐助遭遇“审计风暴”，当初同心合力救助它的网友们质疑捐款的用途和剩余资金的流向，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以致反目成仇。　

　　另一方面，纷纷涌现的救助组织也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据了解，2000年年初，有个人从国外回来，在河北张家口建立了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并和国际上的同类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只要国内针对动物保护有个风吹草动，此人就向国外组织打假报告申请救援资金。这些国外组织也很少审查，基本是一次就往账户里打几十万美元的救援款。此事后来被公安部门查处，但对中国的动物保护事业却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

　　民间动物救助的“黑幕”远不止这些。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声名远扬的“救猫英雄”多姿融。　

　　2007年7月6日，上海的媒体记者、各宠物网站以及“猫友”们接到了一个来自多姿融的消息：这位“猫妈妈”截了一车运往广东餐馆的流浪猫，数量多达840只。　

　　当晚，上百名“猫友”连夜赶往现场声援多姿融，行动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才结束。现场的情景的确触目惊心：一辆挂有“粤”车牌的卡车停在广场上，密闭的车厢里载有840只猫，它们被分装在42个竹笼中，很多身上伤痕累累，有的已经奄奄一息。　

　　后来，志愿者们将这起风波命名为“77840事件”（意为7月7日，840只猫）。多姿融也义不容辞地担当了拯救者的角色。

　　但事发后，有迹象显示，此次“截猫”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行动。而多姿融种种难以理解之处，让猫友对她的截猫动机产生了强烈质疑。而此前，他们对这位猫妈妈的非议不过是“养猫不够科学”而已。　

　　随着事件深入，猫友们注意到：多姿融这些年所接受捐款的数额也从未公布过。一直以来，这家人对外提供的银行卡账号的持卡人，要么是她丈夫刘军洛，要么是她婆婆霍惠英，而从不是多姿融本人。　

　　“77840事件”使得这面上海乃至全国动物救助圈内的旗帜轰然倒下，多姿融也在短短几天内沦为了一个伪善的动物囤积者，一个“借猫敛财的无耻骗子”。

　　卡耐基基金会主席曾表示：“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口袋里有多少钱，做什么事情，要透明到像玻璃一样，人人都可以看见。非营利组织依靠的就是公众的信任。

　　而救助事业的公开化，使原本单纯的个人行为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检查。天津救助人杨晓云就被此事困扰不堪，最终决定通过第三方的介入，公开所受捐赠的物品及钱物的来龙去脉。张吕萍的“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也在中心的网站上公示捐助信息，公示每一笔捐款、每一样实物。

　　2013年1月25日，一场为提倡收养无家可归的动物，并且唤起对流浪动物领养意识的公益活动在上海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和某品牌共同合作推出了“我爱中华田园犬”玩偶进行义卖。　

　　好狗好猫义工团上海站负责人孙倩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该玩偶所有的销售收益以及活动当天该品牌其他产品销售收益的20%都将捐献给好狗好猫义工团、好狗好猫义工团上海站、北京领养日、南京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会和SCAA（Second Chance Animal Aid）这五家国内动物保护组织。　　

　　“而我们每一笔经费的支出也会定期公布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博客以及淘宝网店的相关页面内。”孙倩表示。

　　关上松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其实，一个正式注册的民间非营利机构，要有一套完善的公开监督体系，需要定期向所在地区的民政局进行报账并且接受捐赠人和媒体的监督的。而现实中，每个组织都需要一定的运营经费，但在捐助人的观念里，捐的钱是用于猫狗的并不是给你组织来运营的。再来就算公布了账目，还会有人质疑：给狗吊个针怎么可能花费千元，你们是不是与宠物医院有所勾结。”　　

　　关上松表示，其实宠物医疗的费用并非真正高昂，“人生病了有医保，但动物的医疗保障完全来自其主人，费用主要由宠物医院本身的医疗器材、药品、人力等成本组成。像爱笑天使基本会与一些营利性动物医院谈合作，以相对低廉的成本价格，对收留来的犬猫等伴侣动物进行医疗诊治。”

　　谁更重要　　

　　中国流浪动物的悲惨境地，与文化观念有关系。　

　　目前国际上最通行的流浪猫救助方法是TNR（Trap-Neuter-Return，即抓捕—绝育—放归）。　

　　而日本对宠物实行“终生饲养”。如果养狗人不及时喂食或遗弃，要处以最高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罚款。严厉的法律规定使日本人决定养狗之前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不敢用“玩玩而已”的心态来对待。　

　　国际上对家养动物有了新的定义——伴侣动物（非“宠物”），名称背后反映的是生命尊重生命还是生命凌驾生命，伴侣动物这一称谓使小动物从对人的依附和从属关系中摆脱了出来。人类与动物之间在情感上互为支撑、相互需要。有时候，恰恰是这些弱小无助的生命给了失去生活信心的人们活下去的勇气。承认动物生存权及其他权利，是人类敬畏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前提。　　

　　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就曾表示：“现在好像一提保护动物就会遭到反驳——那么多残疾人、失学儿童还救不过来，还提什么救助动物？我们认为，残疾人、失学儿童是应该救助，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也建立了希望工程，有了初步的保障体系。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等到所有的国民都脱贫之后再提保护动物。”　

　　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人、主持人梦晓也曾表示，这世界上永远有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穷困潦倒的人。“如果连小动物都没兴趣救助，你就能救助更多人吗？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不需要高调去宣传的，这个观念应该是融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流浪动物的救助是一个文明城市不可或缺的标志，更是实际的需要。　

　　关上松告诉记者，很多流浪猫狗都没有采取过防疫措施，身上携带各种病毒和寄生虫的几率远远高于家养动物；而流浪动物的排泄物、呕吐物可能带有病毒，它们的尸体很容易形成病菌的传染源，还可能污染水源，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一些流浪动物还会袭击、伤害儿童，危及人们的安全。　

　　目前，已知有200多种动物传染病可以传染给人，历史上多次大流行的人畜共患病，就有鼠疫、狂犬病、疯牛病、猴天花、禽流感等。　

　　“减少流浪动物能维护市容、减少疾病、减少人被交叉感染的几率。仅仅从这一意义上说，救助流浪动物，就是帮助人类自己。”关上松强调。　

　　另一方面，虐待、虐杀小动物还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2006年3月初，高跟鞋虐猫事件发生后，重庆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失去了原本可能得到的订单。美国客户回信称：“你们中国人虐待猫狗这类小动物，然后取它们的毛皮来做衣服，我们是不会跟中国企业做生意的。”

　　也有研究表明，25%的罪犯在儿童期虐待过动物，一个打老婆的男子与踢狗的孩子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关上松表示，为了让已救助的流浪小动物不再遭遇“二次流浪”的命运，许多流浪动物救助组织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领养条件。而他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社会的流浪动物，可以因为我们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少直到没有，我们说服更多想购买宠物的主人，参与到领养来代替买卖的活动，做个有责任心的主人。同时，动物救助的事业，未来可以转变为主要教导主人科学健康养犬的活动，而收养和医疗活动渐渐越缩越小直到不再出现流浪犬猫。”　　

　　当然，更多的动物保护人士希望，我国能尽快立法，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保护和严格执法监督，虐待动物和抛弃宠物的现象方可在文明的中国大地上被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