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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

萌宠菠菠乐园
2024-09-14 12:23

什么是动物史？本文所要讨论的动物史并非涉及动物的历史研究，而是受到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转向影响的历史研究，它既与传统的科技史（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研究、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研究有所关联，又有其自身特点，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术语如“新”文化史、

“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等模式，也许应该称为“新”动物史，以便和以前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中涉及的动物的研究相区别。一些学者也逐渐将“新动物史”和后人类研究（posthuman studies）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其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诉求。学者们为何重视这一新的史学研究取向，动物史是如何起源的，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动物史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合法性何在？动物史何以成为当代史学思想史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一环？本文希望就这一当代史学重要动向的发展稍做梳理，以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新动物史的起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然而新动物史的鼓吹者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起来。最近二十年来，讨论动物史的定义、理论与方法的作品不断涌现，学界不但试图梳理和总结动物史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对现代史学对动物的研究，以及动物史作为新领域出现之后的史学状况进行反思，这可以看作是当代史学史逐渐对新动物史有了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一些介绍当代史学潮流的作品也逐渐将动物史单列出来，比如2018年出版的《社会史与文化史新方向》一书，专门请知名的动物史学者基恩（Hilda Kean）撰写了“动物—人的历史”一章，回顾和反思这一新领域的起源和演变，并展望未来的新方向。

基恩

基恩是牛津拉斯金学院前院长，在当代以研究动物史知名，也是很活跃的公共史学家，继承了英国左翼史学关心下层民众的传统，积极参与国际动物权利保护运动。她的知名作品包括《动物权利：自1800年以来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变化》等著作，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动物史继承了英国社会史的思想传统，将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转向传统和现代史学不太重视的“受压迫阶级和物种（the oppressed classes and species）”。然而在她之前，动物史领域的奠基性著作是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瑞特沃（Harriet Ritvo）在1989年出版的《动物产业：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英格兰人与其他众生》。她在此书中通过分析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对动物的分类和态度，以及捕获、狩猎、陈列等处理方式来建构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将动物史放在对帝国史和殖民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动物成为分析和研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构建及实践的主要对象。

尽管在这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动物史的著作，但真正井喷式发展出现在21世纪初期。2000年以后大量著作被“生产”出来，所涉及研究的地理范围也逐渐从欧美拓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且借助于全球史热潮的兴起，动物史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2016年11月3日，范德萨默斯（Dan Vander-sommers）在美国历史学会（AHA）杂志《历史的视野》上刊出《历史中的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 in History）一文，借助史学界最大的学术专业组织平台比较正式地揭示出史学界的这一重要转向，认为这是继1970年代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和1980年代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以语言、意义、表征、权利、能动性、他者化和知识生产来重新定义人文学之后的又一转向，这一转向的出现缘于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关注新媒体、气候变化、环境危机、人口增长、全球化、生化科技等全球性议题并进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史学家进入动物史的路径包括环境史、思想史、文化史、商品史、边缘化的史学、科技医疗史、世界史、全球史、大历史、进化史等等。他也注意到史学之外的其他新兴领域对于动物的关注对史学家关注动物也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人与动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批判动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人类动物学（anthrozoology）、环境人文学（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等等。不过，其实范德萨默斯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在其他一些相关学科中同样存在一个所谓动物转向，比如文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等。无论如何，动物转向已成为21世纪人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以下的讨论中，我想略述（新）动物史起源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这二者实际上关系极为密切，相互影响。

一

动物史兴起的理论背景

正如前文所说，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动物研究、批判动物研究特别是后者对动物史兴起的影响，而批判理论正是在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动物史的兴起有其史学史内部发展的逻辑，但外在的政治和社会伦理关怀无疑起了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去中心的史学》一文中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史学史上的三次重大变化。前辈学者如陈寅恪早已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旦新的学术“知识增长点”出现，东西方学者如果能够预流，皆会有所贡献。学者一方面继承前人的学术思想遗产，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时代也需要创造出新的史学方法和史学领域。

故此，稍微留意一下史学史的发展，可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社会史兴起的时代，60年代则主要转向性别史、女性史、家庭史，70年代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新文化史开始勃发生机。50年代欧美史学界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关注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劳工阶级状况，社会史的繁荣并不令人意外。随着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权运动也随之而来，女性史的兴起适应了时代政治和社会变化之需求。无论是劳工阶级还是女性，都是当时社会中缺乏话语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被特权阶层压迫的对象，带有理想主义情感的史学家致力于为这些在历史上被“消声”的社会阶层发声，挖掘并昭示他/她们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贡献。而80年代则逐渐兴起动物史，动物史的兴起也正是史学家出于同情动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在传统史学中缺乏自己的“声音”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动物史兴起过程中，深受批判理论影响的左翼学者对于被人类压迫、被人类代表的动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中也可看出，这些不同时代出现的新兴学术领域，常常并非伴随大量新史料的涌现而出现，而是随着学者们思考史学新议题，转换研究新角度和视野，让一些常见史料重新焕发出光彩夺目的史学价值。

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史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的不同阶级、性别、物种的理解又加上了一层“文化因素”，认为这些所谓阶级、性别、物种，其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及定义可能均带有浓厚的人类社会和文化制造与建构色彩，因而需要对传统史料所塑造的阶级（class）、性别（gender）、物种（species）形象进行解构，从而提供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不同阶级、性别、物种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地位和意义。换言之，研究阶级、性别、物种在文献中的修辞性变得更为迫切而重要。所以，动物史的研究开始重视对于动物作为历史主体的角色、功能和意义，对于动物的能动性（agency）也引起了学者的反思。相当一批史学家也同时具有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如法吉、基恩等人。动物史的研究也就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成为在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学术新趋势。

自动物史兴起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各种语言的相关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学者们也对这些动物史著作开始总结和反思。比如，法吉认为当前的动物史研究存在三种主要思路，即智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文史（humane history）和整体史（holistic history）。

有关第一种思路，她举出三本主要研究中世纪动物的作品，包括萨利斯伯里（Joyce E.Salisbury）的《自然之中古世界》（The Medieval World of Nature）、弗洛雷斯（Nona C.Flores）的《中世纪之动物》（Animals in the Middle Ages）和托马斯（Keith Thomas）的《人与自然世界》（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这几部书都侧重探讨人类如何理解和书写动物并用之来建构中世纪人类的自然观和宗教秩序。

而从人文史角度进行探讨的作品则包括马尔科姆森（Robert Malcolmson）、马特里斯（Stephanos Mastories）的《英国猪》（The English Pig）和基恩（Hilda Kean）的《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这类作品更为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但侧重从动物的角度来讨论人的生存处境和状况。例如基恩的书虽然以“动物权利”为主标题，但其书中的重点则是副题所说的英国政治与社会变化，其主要贡献乃是通过考察19世纪人们对虐待动物的态度，以及参与反对活体解剖运动来分析大众政治之成长与展开。

英国动物保护法通过，一场关于虐待动物的审讯

第三种思路即整体史，法吉举出瑞特沃（Harriet Ritvo）的《动物产业》（The Animal Estate）和吉特（Kathleen Kete）的《深闺之兽》（The Beast in the Boudoir）为代表。在法吉看来，这些著作一方面继承了人文史的思路，着重于讨论人与动物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却从动物的角度重新思考人之所以成为人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定义问题，也即是所谓人的定义依赖于动物的参与，动物参与塑造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并通过这种塑造帮助人重新定义自己。法吉本人的《感知动物》（Perceiving Animals）一书即通过分析人对动物的感知来认识所谓的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人性（human－ness），主张人应该重视人与动物的共生关系。

二

动物史兴起的现实关怀

谈到人与动物的共生关系，也必须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来理解。动物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业已被众多历史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揭示。甚至早在动物史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兴起之前，人们即已注意到动物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而在动物史兴起之后，学者们更为关注人类如何将动物视为文化象征（cultural symbolism），用来构建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外交层面，如狮子和猛虎作为权力象征被古代和近代的欧亚大陆一些政权广泛运用。皇家狩猎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乃是欧亚大陆古代政权构建政治权威的重要活动。正如瑞特沃和其他学者指出的，动物作为宠物也是构建人类不同阶层政治、社会、文化身份和地位的重要物质和文化资本。

驯化动物、征服自然界和动物界，也是古代帝王展示政治权威的一种表现。而一些珍禽异兽则常常被当作构建外交关系的贡品和礼品，比如中古时期鹦鹉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即非常重要，而历代朝贡中均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珍禽异兽，现当代中外关系中则有熊猫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动物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影响更为深远，相关论著不仅见于相当多的农业史、环境史论著，也有不少动物史论著。马和象乃是军事史较常涉及的两大动物。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人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动物及其表征形象的参与。世界很多地区的出生礼仪涉及以瑞兽形象出现的文化象征，很多族群都将族群起源与珍禽异兽联系在一起，动物常常作为族群的图腾象征出现。有关死亡的葬仪也同样如此。比如，为人熟知的是，波斯人在祆教仪式中会有犬视（sagdid）的程序，而在藏人的天葬文化中将遗体喂食秃鹫以便回归自然。巫鸿近年更通过研究古代艺术中的动物形象从人与动物关系的角度揭示动物在中国古代社会仪式中的重要意义。这里只是一些相关的例子，实际上有关动物对人类社会影响和动物与人类共同创造历史的研究不胜枚举。

随着动物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将动物史研究的重心放在历史时期人与动物的共生关系上，而试图探讨甚至强调动物作为历史的主体，在历史上起到过决定作用。另一个问题是在古生物学看来动物本身出现的历史远远长于人类出现的历史。可以定义为动物的生命体在震旦纪（埃迪卡拉纪）即已出现，而在寒武纪时期获得爆发性发展。换言之，至少在距今五亿五千万年前，动物世界已经逐渐成形。而人类的出现，则晚得多，最早也不过距今两百万年而已。以这一点而言，动物史的研究范围或许也应该包括史前时期的动物生存状况以及早期动物发展对后来人类出现的意义。这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古生物学家的研究思路中，更应该进入人类学家和动物史学家的视野。

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动物世界已经经历过多次物种大灭绝的苦难历程，许多史前时代的大型动物如猛犸、恐龙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灭绝。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动物世界是否存在其自身发展的轨迹，有着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身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历史上的动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能动性？是否以其自身的利益来应对气候、环境之变化？随着近年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全球性议题的展开，人们对动物物种灭绝极为担心，虽说动物在可预见的未来未必会全部灭绝，但是子孙后代看到的活生生的动物物种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少于我们所看到的。随着地球的全面开发，新的物种不再容易发现，现有的物种却在不断减少。人们对于动物物种不断减少的担忧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为急切。

动物史的发展也与人类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在一起，现在全球性重大议题即包括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健康疾病等与人类福祉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超越政府、族群、性别、宗教、种族，涉及整个人类和地球的未来，人类是否能作为单一物种在地球上孤独终老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怀特（Lynn White Jr.）在1967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将当代的生态危机归结为中古时期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他指出人类对于生态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人类及其周边万物。因为基督教从其创世论出发主张人类地位高于动物，人类自然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征服自然、利用动物。

而在当代犹太伦理学家格罗斯（Aaron Gross）看来，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再次确认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崇高地位，甚至神圣权力对人的约束也在启蒙思想中被解除了，这虽然使得人类迅速进入现代化阶段，但却也让人类更为忘乎所以地支配、剥削、虐待动物，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成为支配学术发展的关键意识形态。他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兴起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类与动物、社会/文化与自然、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等相关概念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指出现代性因素急剧恶化了动物地位，应对当前的动物和生态问题承担责任。反思现代性与反思启蒙思想，在当代思想学术界并非是一些个案，二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出现的一些现代化病症，也许值得将其进行后现代主义和后启蒙主义反思。

传统的中国思想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否能对破坏性强大的现代性因素产生制约，相当一些学者的研究对此表示怀疑。这些研究表明，至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些思想并未真正对占主流的朝廷与士人心中强大的“教化”思想传统对自然的征服形成有力的平衡作用，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和思维传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至少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发展起来的传统宇宙观之中，人类的中心地位相当牢固而持久，动物始终未能与人类平起平坐。

现代化进程的确对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动物状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而学者们在对这一现状进行反思时提出了“人类世”或“人新世”（anthropocene）的概念。人类如何与其他物种共存，和其他物种一起创造历史，科技如生化技术、克隆技术、人工智能能否帮助人类重现历史上已经灭绝的动物如猛犸，以及拯救行将灭绝的动物，近年这些议题不断被提出来。尽管史学家长期以来关注的是人类的过去，但常常也注意到历史如何预知未来，而人文学近年来的各种转向已经无形中迫使历史学家更多地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议题，这也是历史学重新获得持久活力的契机。理论上和实践上，任何学者的思考均必须有前瞻性，人类如何面对后人类社会（posthuman society）的挑战？除了动物之外，也涉及外星生物（extraterrestrial species）、人类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机器人（AI Cyborgs），以及人与动物的混合生物、人与机器的混合生物，这些新型物种的出现将给人类社会的组织、法律的建立和解释、伦理道德的认知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挑战，然而人类社会正是在各种挑战中不断前行。动物史的研究将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另一物种在史前、历史时期、后人类社会的角色、功能、意义，有助于人类社会健康而持续地发展。(本文原载《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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