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成年发展心理学》（第9版）第10章 压力、应对与心理弹性
作者的话 ：米格尔的旅程
在日常生活中，压力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用于应对压力？我们要怎样应对大规模的灾难，然后继续生活下去？
10.1压力、压力源和应激反应
压力（stress）是人类应对环境呈现出的一系列生理、认知和情感反应。这些产生压力的环境和事件被称为压力源（stressors），我们应对（coping）压力及其“解药”。
10.1.1压力和压力反应
医学研究者汉斯•塞利（Hans Selye,1936,1982）是第一个提出“压力”这一术语并发展出“一般适应综合征（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概念的人。塞利认为，应激反应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0.1）。①警觉反应（alarm reaction ），我们的身体迅速对压力源做出反应，变得机警或充满能量，为"战斗或逃跑”做准备。②抵御期（resistance），身体会试图恢复到经受压力之前的正常状态。人可以控制最初对压力源的警惕状态，是以牺牲免疫功能为代价的。③耗竭期（exhaustion）,一些警觉反应期的反应会再次出现。塞利认为，如果压力源足够严重，耗竭期会伴随出现生理疾病，甚至是死亡。
塞利提出，压力源不再出现，或者一般适应综合征彻底消失，通常是无法实现的状态。
塞利提出的“压力会在整体上抑制免疫系统”设想后来被精炼出来，发展出对免疫系统的一套分类方式：①天然免疫(natural immunity)指对大部分病原体的快速的防御；②特异性免疫(specific immunity)，指机体首先需要识别病原体，然后形成相匹配的淋巴细胞与之作战，起效相对较慢，并且需要更多能量。在自然状态下，这两种免疫系统是平衡且交替运作。那些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应激事件，就会使天然免疫逐渐降低，特异性免疫升高。如果压力长期存在，那么结果是两种免疫功能最终都会下降(Segerstrom & Miller, 2004)。
塞利的理论基于反应的观点(response-oriented viewpoint),即聚焦于个体因暴露于压力源而引起的生理反应。
精神科医生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和理查德•拉赫(Richard Rahe, 1967)根据重大生活事件(life-change events)设计了一个量表，用以给人们生活中的压力源进行评分。
该量表由43个事件组成，根据可能引起人们的压力大小，每个事件都有相应的分数。重点在于人生的“转折”，而不仅是消极事件，也包括一些积极的事件，个体在一段时间经历的生活事件越多，在量表上累加的分数越多，代表承受的压力越大，在近期生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霍姆斯和拉赫采用的是基于刺激的观点（stimulus-oriented viewpoint）,即聚焦于压力源本身，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人们的生理疾病和心理症状，大部分关于应激反应的研究都会使用某种形式的生活事件量表。
10.1.2压力类型
社会学家莱纳德•皮尔林（Leonard Pearlin,1980）区分了两类压力源：短期生活事件（short-term life events）（可能引起即时性的问题，有明确开始和结束时间点的压力源）和慢性生活负荷（chronic life strains）（连续性的、正在进行中的压力）。
另一种分类是对和工作相关的压力源进行区分。工作压力（work stress）指的是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高水平的职业要求，会有较强的控制感和个人成就感。工作负荷（work strain）指员工要面对职业高需求，但只有低控制感、低回报，体验不到个人成就感（Nelson & Burke,2002）。
毕生发展心理学家戴维•阿尔梅达（David Almeida,2005）对重大生活事件（major life events）和日常压力源（daily stressors）做了区分。日常压力源不仅对情绪和生理功能有即时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累积作用，持续时间越久，越可能引起严重的应激反应。
与他人评价相比，个体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正在经历的应激事件更为严重(Almeida & Hom, 2004 )。
10.2压力的影响
10.2.1生理疾病
研究发现，压力源与死亡风险有关。研究人员将已死亡的参与者的数据与幸存参与者的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应对压力时负面情绪的增加与未来20年的死亡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
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高风险人群也是在重大生活事件问卷中得分较高的人（Fabre et al.，2013）。研究证明，生活压力源和许多生理疾病之间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10.2.2精神障碍
压力性生活事件和多种精神疾病的发生都有联系，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除了压力源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如果参与者并没有经历应激事件，但仍然报告自己体验到了更高水平的负面情绪，这些人更可能在十年之后出现心境障碍的各种症状（Charles et al.，2013）。
直接和应激事件相关的精神障碍叫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对于创伤的心理反应。1980年，由美国精神病学会提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以侵入性思维和梦境的方式重新体验创伤性事件、泛化的麻木反应、对相关刺激的回避，以及心理应激机制唤醒度的提高。
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是指对创伤的反应，类似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在一个月内有所减轻。大约一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以急性应激障碍开始（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
个体是否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最佳预测因素是有创伤史，尤其是身体遭受过暴力(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推荐治疗方案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和长期暴露疗法。心理治疗师引导患者回忆创伤事件，并帮助患者面对曾经的事件，而不是对之予以回避(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17)。
心理健康工作者能给予暴露在创伤中的人们最有价值的帮助是建立安全感、恢复平静、提升自我效能感、与社区建立连接，以及令其心存希望。幸存者的实际需求要首先得到满足，如果提供心理方面的治疗，那介入时间也应该在这些之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是短暂的，原因在于心理弹性的存在(Watson et al.。2011)。
最高水平修复性适应影响(reparative adaptational impacts)的参与者最有可能出现心理障碍。
10.2.3压力相关疾病的个体差异
社会心理学家雪莉•泰勒（Shelly Taylor,2002）提出，男性和女性在生存和繁衍行为上存在差异，女性的压力应对方式与男性的典型压力应对方式有所不同。
泰勒认为，与“战斗或逃跑”的模式不同，女性天生对压力的反应就包括“照顾与结盟”。女性应对压力的方式是基于依恋—照顾过程的，在一定程度上会受性激素的调节（Taylor et al.，2006），
事实证明，在面对压力和压力源时，男性和女性产生的反应强度并不相同。压力在男性和女性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
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创伤事件的客观严重性（Yehuda, 2002），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
歧视感知，这种微妙的主观歧视感知通过两种途径与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产生联系，即压力増加和不健康行为(Pascoe & Smart Richman, 2009)。
当个体认为自己因所在群体的身份而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感知到歧视，这是一种普遍反应。可能会导致各种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是主观感受造成的，与是否经历过发生的事件无关。
人类社会基因组学(human social genomics),人们对社会环境的主观认知导致的人类基因表达的改变。成年期的个体差异会受到对社会环境主观认知不同的影响，会在个体层面上改变我们的基因表达。
10.2.4与压力有关的成长
压力相关的成长(stress-related growth),即经历压力事件之后个体产生的积极改变。
研究发现，那些身处最艰难境地中的人们而言，应激事件的特点、个人信念及其能够获得的支持程度具有预测作用，能够预测事后个体的改变：个人的成长、智慧的增加、与他人关系的増进、对生命的感恩、重新审视什么是“成熟”、更坚定的宗教信仰，或者自我效能感及自信的提升。
10.3应对压力
抵御资源(resistance resources)指的是个体拥有的个人资源或社会资源，这些资源能够缓冲压力带来的冲击力。在这些资源中，最重要的是个人对压力的应对行为、控制感和社会支持的存在。
10.3.1应对行为的类型
应对行为(coping behaviors)用来指代个体为减轻压力而产生的所有想法、感觉和所做的行为。
理论家和研究人员把应对机制分成四类：①问题导向的应对 (problem-focused coping)直接针对的是引起压力的问题。②情绪导向的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包括试图减轻与压力情境有关的负面情绪。③意义导向的应对(meaning-focused coping)包括人们赋予压力情境以意义的一些方法。④社会导向的应对(social-focused coping), 包括向他人寻求帮助，可以是指导性的客观建议，也可以是情感上的主观支持。(Folkman & Moskowitz,2004)
如果情况是可控的，那么问题导向的应对通常是最有效的。在缺乏控制感的情境中，情绪导向的应对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释放压力。
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源，两种很重要的能力：①运用多种应对方式的能力，称为应对灵活性(coping flexibility);②根据情境选择恰当的应对方式的能力，称为匹配良好性(goodness of fit) ( Folkman & Moskowitz,2004)。
10.3.2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也称社会关联性，指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实际影响、肯定和帮助，以及受到关心和社会支持的感觉。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Uchino et al.，2012)。
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buffering effect),社会支持不会阻止压力源，但是可以缓冲压力源造成的伤害。
社会支持也是一种缓冲剂，可以缓和由压力和创伤给心理健康带来的消极后果(Vogtetal.，2005)。
人际关系网从总体上而言是一个双向的系统，你不仅会得到支持，而且也需要给予支持。
10.4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resilience)，也就是个体在经历潜在创伤之后能够保持健康运行的机能。
心理弹性不同于康复，不同于长期的和延迟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也不同于恢复。图10.11对比了心理弹性和其他三种反应的轨迹。
10.4.1对创伤的反应
在对各种创伤事件的多项研究中，心理弹性是最常见的结果，而不是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康复。可以快速分辨出高风险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易感人群，不必干预任何在以真实心理弹性做出压力应对反应的人（Mancini & Bonanno,2009）。
10.4.2人格特质与心理弹性
具备高水平感知控制（perceived control）的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影响环境并实现自己的目标，不太容易因暴露于压力之下而出现身心健康问题。
自我认同(self-identity)能促进心理弹性的人格特质, 有更强自我认同感的人会比其他人经历更少的压力。
乐观主义(optimism)得分高的人对生活持积极态度，拥有更好的身心健康(Carver & Scheier，2014)，创伤后应激症状更少(Frazier et al.,2011)。
多重优势集合（polystrengths）是在逆境中提供保护和心理弹性的一系列人格特质组合。
10.4.3军人的心理弹性
虚拟心理治疗师能够把对隐私的保护和融洽的氛围结合在一起，这两者都是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所必需的，避免了对受访者个人带来污名化和歧视的风险。
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与美国陆军合作，提出了一种识别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易感性的士兵的方法，并且提供了特殊的干预方法，作为训练过程的一部分(Comumetetal.,2011; Vie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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