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论坛│观鸟人不能不知的鸟类分类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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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类系统对观鸟活动的影响
原本这篇文章就是在大家的鼓励下，介绍一下前面几个鸟类分类系统，结果一群“损友”提了几个问题。笔者尝试回答一下，希望能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问题一：鸟类分类系统是不是最新的就是最好的？
“New = Best？”如果按大众的理解，回答应该“是”。不过在这里笔者要给说“是”的朋友狠狠地浇上一桶冰水了。或许对于技术应用来讲，新技术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代表着更便捷、更快、更稳定等等。但这个公式在基础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当中并不一定。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在理论科学当中只是提供了研究的一种途径，仅此而已。至于这种思路、方法、手段能否占据主导性、引领型、决定性地位，还需经历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虽然现在许多科学家把精力、资金、人力都投入到基于分子（既包括DNA，也包括RNA）的分类学研究上，不代表他们的成果就是真理而盲目崇拜，不要忘记了敢于质疑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之一。具体点说，采用大量DNA数据而来的系统树,均没有置信度的检验,mtDNA用作分子标记的可靠性也颇受质疑。
问题二：不说点DNA是不是自己就“Out”了？
假若读者能够理解了“New = Best？”，对于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笔者曾经和一位“文艺青年”+“资深鸟人”+“邋遢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成熟的分类系统，除了技术性外，还应该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美学的特征。
①科学性并不是指的科学研究的手段问题，那是技术问题，是能不能实现科学设想的路径问题。笔者在这里强调的科学性问题特指“自洽”。自洽并不是自圆其说这么简单，对于这个目标不懈追求的典范就是理论物理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着往某一个领域深入了解一下。
②实用性的理解很简单，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一个良好的鸟类分类系统总该不能说每一个鸟类标本都需要进行一次DNA测序才知道是什么物种吧？再说了，用于比对的DNA数据库的源头鉴定是否准确？这也得打个问号吧。
③至于美学就不展开讲了，美学既有形态之美，也有算法之美。数学化是一切研究成为科学的前提条件，这里的数学化不仅仅包括数字化。从目前情况看，基于形态学的鸟类分类研究仍然具有活力。
图4.1 弄岗穗鹛（Stachyris nonggangensis）
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对于中国鸟类学研究，最为振奋人心的成果莫过于弄岗穗鹛（Stachyris nonggangensis）的发现。2004—2008年，周放教授对广西西南地区的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期间，多次发现了一种“嘴较黑，喉和上胸白色有暗灰褐色斑点，脸颊后有新月形的白色耳覆羽及浅灰绿的虹膜”可显著却别于其它穗鹛属鸟类，并在2006年1月19日采集到了1♂1♀标本，经过鉴定，确认为新种。
问题三：观鸟人需不需要对现在流行的几个鸟类分类系统敬而远之？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一定是“不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先生曾经说过：“进化论是分类的理论基础,分类学是生物进化的历史总结。”因而，采用哪个学者的鸟类分类系统对观鸟活动来讲，本身并不影响。应该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借鉴他人先进的成果本身没有错。如《云南鸟类志》采用Howard & Moore的分类系统，可作者不同意对鸥类的编排方式，并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但，现在出现问题之处在于不同的鸟类分类系统被混用，即使用的人本身没有深入研究过某个鸟类分类系统以及不同鸟类分类系统之间的差别，一味为了增加所谓种的数量而混用，这个问题从个别地区发布的鸟类名录当中就可以一览无遗。当然，笔者也遇见过过个别观鸟爱好者为了图省事，从百度上直接随意复制粘贴一个学名而拼凑名录。如鹳形目（图2.6所示），不同的鸟类分类系统对鹳形目所属的科阶单元编排是不一致的，里面体现的是原编著者对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因而，观鸟活动本身并不是简单的识别鸟类或者拍几张精彩的照片，还在于对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普及。
问题四：如何确定一种鸟的具体身份？
前面介绍了种上阶元分类的问题，现在讲讲种和亚种的问题。通常情况下，不同分类系统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①同一物种属名相同，种加词不同。比如小白腰雨燕（英文名House Swift）大家熟悉的学名是Apus affinis，而现在普遍承认原来的A.affinis出现了分化，改用A. nipalensis代表小白腰雨燕了。
②同一个物种属名不同，种加词相同。比如红脚苦恶鸟（英文名Brown Crake）大家熟悉的学名是Amaurornis akool，而Howard & Moore Checklist（第4版）和HBW I却更改为了akool，不过IOC World Bird List（V7.2）等却坚持了Amaurornis属。
图4.3 依法救助的东方草鸮（Tyto longimembris）
③对同一类群的多次命名。引发学名的更改，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当然，个别的是源于对原始文献的考证、不符合国际动物学命名法规，另外还有来自动物地理和生态学等证据进行的修改。如草鸮（英文名Grass Owl）。Peters's Check-List（Vol.4）基于地理分布原则，主张将分布在非洲的Tyto capensis（Smith，1834）与分布其他地区的T.longimembris（Jerdon，1839）单列为两种，Howard & Moore Checklist（1st., 4th. Edition）亦认同这个观点。不过，非洲草鸮和东方草鸮究竟是一个物种还是不同的不同争论了许多年，比如Ali & Ripley（1969，1981）、郑作新（1976，1987）和郑作新等（1991）、Howard & Moore Checklist（2nd., 3rd. Edition）、《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却认为这两种在形态、习性等方面差异不显著，应统一在最早的名称T.capensis之下。et al.（1999）从非洲草鸮比东方草鸮鸟卵大24%的生态学角度认为这两种草鸮应当分别独立。当然，König等人也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今，大多数学者支持两个物种分化的观点。
问题五：如何确定地区性鸟类新纪录？
发现中国鸟类新纪录和某某省、某某地区鸟类新纪录是观鸟人最为期盼的，也是最为振奋人心的观鸟成果。不过，确不确定是新纪录是件需要长期积累的活计。通常有这么几个方面：
①确定种或亚种的身份。第一步是十分关键的，鉴定错误了，后面的一切都白谈。这里面最困难的是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对某一亚种的认识差异如何统一的问题。这是个专业问题，必要时还需要进行模式标本比对。
②查阅中国鸟类分布名录。最为常用的是《中国动物志》（鸟纲）、赵正阶先生的《中国鸟类志》、郑光美院士的《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以及物种2000计划的中国节点（Species 2000 China Node）。
③查阅该地区最近的鸟类分布名录。即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鸟类志、鸟类图册，该地区所在的国家级和地方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湿地公园等专门性、已公开出版发行的科考报告，针对该地区进行的鸟类学研究论文。
④查阅该地区的鸟类历史文献。之所以这个问题要单独提出来讲，是因为要防止研究会出现疏漏。如彩鹮在西藏自治区的分布。现在的研究进展是，排除《西藏的鸟》（Tibet and Its Birds，1972）的纪录外，确有其它的历史文献记载过。
⑤查阅该地区临近地区的鸟类学文献。这是个“大坑”，而且会看到“吐”。前段时间盈江观鸟热潮中，数个被否决掉的中国鸟类新纪录都是源于这个原因。
⑥查阅网络数据库。这就“海”了，既包括各个NGO组织自己的观鸟纪录，又包括一些个人主页等等。做完这些，就可以确定是不是地区性鸟类新纪录了。这几个过程中，笔者切切实实的感受是希望有双眼“”。
图4.4 云南普洱发现的黑头白鹮（Threskiornismelanocephalus）
当然，还有一种纪录的方式就是证实早期纪录，这也很有意义。如2017年2月6日，在云南普洱发现的黑头白鹮（Threskiornis melanocephalus），解决云南鸟类研究历史的一大悬案。
问题六：看文献资料时需要注意什么？
下面的这个问题要重点说一说，国外很多资料，包括Howard& Moore Checklist、Sibley、HBW、IOC，除了不同学者对鸟类分类的不同理解引发的争议之外，还有就是个别鸟类地理分布公然使用印度共和国政府非法命名的伪“阿鲁纳恰尔邦”的地名，这涉及到我国政府对藏南地区不可争辩的主权问题。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在使用之时还需多加留意，牢记周总理的嘱托：“外交工作无小事”。因为在领土争端解决中,评判者不仅考虑当事国对争端领土提出的主权主张,还会考虑一国对另一国主张的态度。面对他国的竞争主张,拥有或主张主权的一国不抗议或不反应,这种情形将可能构成默认。因此，爱国是具体和实在的，需要大家从正确使用地名开始，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
图4.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第一批）的公告（第404号）
既然提出这个问题了，啰嗦几句。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请参阅《中国藏学》1989年刊发的由宋岳撰写的文章：《论印度成立“阿鲁纳恰尔邦”的非法性》。这篇文章主题鲜明、结构严谨、论据充分，对藏南问题的历史经过研究的比较透彻。我国政府的对藏南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201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第一批）的公告》。
以上很大部分是自己在学习鸟类学中的一些理解和体会，若有不妥、不当、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祝大家观鸟快乐！（全文完）
参考文献（除了文中提到的文献外，还参考了以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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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琦（云南省蒙自市森林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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