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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眼中的幸福：快乐×意义

萌宠菠菠乐园
2024-09-26 11:06

来源 | 人格与社会

你是否经常听到身边有人抱怨幸福离自己很遥远呢？虽然我们可以从银幕上看到许多幸福的实例，如南怀瑾先生、物理学家费曼、著名演员周润发，又如纪录片《寻找小糖人》的主人公西斯托·罗德里格兹(Sixto Rodriguez)——他年轻时因自己的专辑销量不佳而被唱片公司抛弃，大半生默默无闻却欣然地做着装修屋顶的繁重体力活——他们给人的印象总是散发着慈祥、和悦的气场；但是，我们总觉得拥有幸福谈何容易。

关于幸福，相对的视角或许比绝对的视角更重要。绝对的视角可让我们领会幸福所能达到的高度，暗示人类的潜能；而相对的视角则让我们明白幸福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近在咫尺。笔者相信，善于观察的读者不难发现身边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过得更幸福些。

既然幸福可能是触手可及的，每个人都有理由先了解一下专业人士对于幸福的认识，帮助自己活的更幸福一些。下文就基于现有研究，从幸福是什么、幸福感的来源为何以及如何获得幸福三方面介绍心理学家眼中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

幸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为“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生活、境遇)称心如意”；在《国语辞典》中的定义是“平安吉祥，顺遂圆满”。在英文中，幸福即“well-being”或“happiness”，前者直译为“好的存在状态”，在《韦伯词典》中的定义为“快乐、健康或成功的状态”；后者在《韦伯词典》中的定义为“因为生活、境遇等等而感到愉悦和享受的状态”。

由这些通俗的定义可见，幸福不光是主观感受，也应该有客观的实质及其客观指标。心理学研究主要关心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即主观的幸福体验，它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定义，例如：生活满意度(认知上对生活的整体评估)，领域满意度(如工作、健康、家庭等领域的满意度)，以及由积极情感和低消极情感所表征的情感成分(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虽然幸福有主观与客观之别，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而言，客观上越是幸福的人，其幸福感水平也越高，但这并不绝对，也有一些特例存在——例如，倘若以财务自由程度作为幸福的一项客观指标，许多中年人士即便已经在诸多领域获得成功与快乐，他们仍可能陷入心理学家荣格所谓的“中年危机”，经验到大量的痛苦、空虚和疏离(郭永玉, 2002a)；又如，社会底层肯定也有安贫乐道、懂得颜回之乐的人。

幸福感的来源为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一个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是，幸福感是由什么决定的，其来源为何？已有研究发现，大体而言，幸福感同时受制于物质与心理两方面的因素。物质因素包括金钱、财务满意度等，心理因素包括人格、需要和价值观等(Ng & Diener, 2014)。

关于物质因素，研究者(李静, 郭永玉, 2010)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曾总结出了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曲线关系(见图1)：在低收入水平下，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幸福水平的显著提升，当收入一旦达到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之后，它对幸福的积极效应就会被社会比较、习惯化和欲望等因素削弱。也就是说，收入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促进幸福感，但当收入增长到一定量时，继续增长的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会变得很小，即存在饱和点。这意味着，收入对幸福感的效用符合自然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收益递减法则(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注：在经济学中，收益递减法则是指，在投入生产要素后，每单位生产要素所能提供的产量增加发生递减的现象。)

关于心理因素，有研究发现，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并且这种理解会影响个人的幸福。例如，Rojas(2005)基于有关幸福的哲学论文，建构了八种类型的幸福概念，分别是淡泊主义(Stoicism)、美德(Virtue)、享乐(Enjoyment)、及时行乐(Carpe diem)、满足(Satisfaction)、理想化的(Utopian)、宁静(Tranquility)、实现(Fulfillment)。由于这些哲学语言不易被常人所理解，它们又被转化为简单的、通俗的语句(见表1)。

（来源：李静, 郭永玉, 2008a）

Rojas(2005)通过一项较大样本的调查发现，选择以上这些概念的人数分布百分比依次是：14.6，8.2，14.0，11.6，24.2，7.7，8.1，11.7；而且，概念的选择与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等人口学指标无关。可见，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并且这与社会阶层、性别无关。进一步的研究(Rojas, 2007)发现，对于那些对幸福持有及时行乐、实现、满足、享乐这些外部定向(outer oriented)概念的个人，他们的收人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而对于那些对幸福持有宁静、淡泊主义、美德、理想化这些内部定向(inner oriented)概念的个人，他们的收人与幸福感的相关则不那么显著。也就是说，收人与幸福感的关系受到个体对幸福理解的影响；对于持外部定向概念的人，收人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对于持内部定向概念的人，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则不那么明显(李静, 郭永玉, 2008a)。

最近国内一项关于“积极情感习惯化”的心理学实验发现，与快乐型(hedonic)情感相比，实现型(eudaimonic)情感不容易发生习惯化，能给人带来更持久的积极情感体验(罗扬眉, 莫凡, 陈煦海, 蒋宏达, 游旭群, 2018)。这意味着，快乐型活动(以获得快乐和满足为目的)虽然可让人一时拥有较高水平的积极情感，但随着时间推移，积极情感很快就发生习惯化，快速回到最初状态；然而，实现型活动(以意义性为基本特征)则让人拥有更持久的积极情感。例如，一项日记研究发现，帮助他人、挑战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等活动带来的实现型情感能够提高个体人生意义感和目的感，并且这种积极情感是长期可持续的(Steger, Kashdan, & Oishi, 2008)。

综合来看，幸福感同时受到物质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影响。其中，物质因素与快乐的关联更直接，而心理因素则与意义的关联更紧密。那么，有的读者也许会归纳出这样一个公式：幸福感=快乐＋意义。笔者认为，这公式基本上已经抓住上文的要点。

不过，在心理学家眼中，还有一个更准确一些的公式：

幸福感= 快乐＋意义＋快乐×意义。

这个公式表示，幸福感不单单取决于快乐与意义各自独立的作用，同时还取决于两者的交互作用。这意味着，无论是快乐还是意义，它对幸福感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还受制于另一个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快乐的活动可以带来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经常是短暂的，并且容易习惯化。类似地，有意义的活动也可以带来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有时因为需要太多投入、难以产出快乐而难以为继。唯有当某种活动既让人感到快乐，又富有意义，它才容易让人获得持久的幸福感。其原因在于，平时点点滴滴的投入都能带来一些快乐，而这些快乐又会被其本身的意义所放大，这样的幸福感是可持续发展的。

这个公式已经得到初步的研究支持。一项样本包括158个国家的838151人的调查研究(Ng & Diener, 2014)发现，越是富裕的国家，其国民的财务满意度(financial satisfaction)与后物质主义需要(postmaterialist needs)都越高——在该研究中，后物质主义需要特指自主性(autonomy)、社会支持、尊重，这些需求反映了内部动机、更富有意义性——进一步说，在个体层面上，财务满意度和后物质主义需要都跟更高的幸福感相关；在国家层面上，社会总体的财务满意度和后物质主义需要也都跟国民幸福感水平呈正相关。同时，这项研究还发现，国家财富调节着财务满意度和后物质主义需求对幸福感的作用，也即在更富有的国家中(其国民的后物质主义需要也更高)，财务满意度和后物质主义需要对幸福感的作用更大。

如何获得幸福？

幸福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主观感受，有时候两者甚至可以分离。其实，人的幸福感是很奇怪、很微妙的事。就拿金钱与幸福的关系来说，有了金钱，或者很多金钱，人可能会幸福，但未必肯定会感到幸福，甚至有可能很不幸福；而贫穷是不幸的，但当事人如果能够接受现状，安贫若素，并从生活中找到快乐因子，充分享受每一个微小的快乐，则未必感觉不幸福，这与我们怎么认识生活、怎么看待幸福有关。

有学者(郭永玉, 2010; 李静, 郭永玉, 2010)根据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指出，要想增加幸福，首先要提高收入，以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当收入超过这一水平之后，要想继续保持或提高幸福，就要试图减少社会比较、习惯化和欲望带来的消极效应。这个过程需要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首先从社会层面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基本收入是幸福的首要条件，应大力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状态。第二，公平正义是国民幸福的社会基础，应着力缩小贫富差距。第三，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是现代人幸福感的制度保障，应增加个人自由的权利。

从个人层面来看，每一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不仅取决于社会的制度设计、人文关怀与公平调整，还有赖于自己的努力和心理调节。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对个人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积极地面对世界，增强自我力量感。保持乐观的生活状态，对未来抱有信心与希望，多接触一些乐观向上的人，寻求社会支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并构建积极的自我概念，提高自尊、自主性和控制感，都是有效的心理策略。不过，这些心理策略还要通过实际的行为去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处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幸福感。主动争取个人生存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和个人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因为这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

第二，不要总是向上比较，适当向下比较，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研究表明，向上比较能激励个体去做得更好，但会使满意度降低，而向下比较虽然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但会使满意度增加。此外，相比于物质财富，生活经历不容易拿来与他人比较。那么，在消费上，如果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以外还有更多收入，不妨将这些收入投资到生活经历上(如旅游、看演出、健身运动)，这会比把它投资到物质财富上(如买高档车、珠宝等奢侈品)更让人幸福。

第三，科学地认识物质财富与幸福的关系，设置多样化、多层次的生活目标。金钱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在贫穷状态下，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由于收益递减法则，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微不足道。再者，众多研究发现，如果把获取物质财富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以致形成一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就会大大降低幸福感(李静, 郭永玉, 2008b)。因为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多数心理能量都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那么实现其他目标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但是这些更富有意义的目标对于幸福也是必要的。

因此，在维持一个人有尊严的生活所必备的物质条件已有保障以后，就要适当节制物欲，从生活中寻找其他快乐因子，如体育运动、亲子互动、人际交往、公益事务、修身养性等兴趣爱好，特别是更多致力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如爱、求知、审美、自我发展、潜能实现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达到平衡的状态才是最幸福的(Sirgy & Wu, 2009)。

第四，培养有益于幸福的价值观。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对于有些人而言，幸福取决于物质享受、功名权势；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幸福在于真知的获得、道德的完善、艺术的享受、宗教的关怀。前者是外部定向，后者是内部定向。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E. Fromm)将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区分为占有与存在(To Have or To Be)两种，重占有者将生活视为追求金钱、权力和外在成功的无止境的过程，而重存在者关注的是生命本身的成长和人性潜能的实现，这两种人的幸福是不同的(郭永玉, 1999, p. 199－206)。正如前文提到的研究发现，内部定向的价值观对幸福感的提升有积极作用，而外部定向的价值观则没有(Rojas, 2007)。值得一提的是，正念(mindfulness)——指通过将注意指向当下目标而产生的意识状态，不加评判地对待此时此刻的各种经历或体验，其核心是“接纳”和“不评判”——已被发现有助于保持适度欲望(Brown, Kasser, Ryan, Linley, Orzech, 2009)。正念训练能够让人更多注意和享受内心的感觉和体验，更强调内部目标的实现，而较少关注外在物质商品带来的快乐；而且，正念还可能使个体更多地接纳自我和当前处境，让人知足常乐。

以上这些建议已经比较全面，下面是笔者的一些补充。基于幸福感的公式，我们应该结合快乐与意义两方面来追求幸福。快乐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比较直接，这是源于财富不仅让人获得地位与尊重，更是让人具有物质/社会领域的自主能动性，较不受制于他人、环境，能够较为自由地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世上能有多少人最终实现财务自由，没有后半生的忧虑？再者，既然财富对幸福感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应适可而止，那么有尊严的生活所必备的物质条件水平是怎样的，怎样才算是获得保障？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全球形势下，很少有人会对自身未来的财务状况有充分的安全感与确定感。因此，与其纠结于此，不如更关注幸福感的另一要素：意义。

生命意义能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靳宇倡, 何明成, 李俊一, 2016)，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V.E. Frankel, 1962)认为，生命意义是指人们对自己生命中的目的、目标的认识和追求，即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独特的目的或核心的目标，人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并为实现自己的价值努力去做一些事情。生命意义包括存在意义(presence of meaning)和寻求意义(search for meaning)两方面——存在意义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有意义的感受程度(强调结果)，寻求意义则是指个体对生命意义的积极寻求程度(强调过程) (程明明, 樊富珉, 2010)。

弗兰克指出(张春兴, 2002, p.321-324)，人类生活目的在于三个层次需要的满足：(1)生理需要，如饥思食、渴思饮与为延续生命而求偶等。(2)心理需要，如求安全、求保障、求团体接纳等。心理需要的满足能使人感到快乐。(3)精神需要，如精神的寄托、宗教的信仰以及人生理想的追求。精神需要的满足能使人感到精神幸福感(徐晓波, 孙超, 汪凤炎, 2017)，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前两层属于现实生活目的，而第三层的精神需要则属于超现实的生活目的。只有精神需要才能摆脱环境限制，让人达到意志自由。弗兰克强调，人生意义更在于超现实的精神需要之满足，它取决于三种价值观：(1)创造性价值：从求新、求变、精益求精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体验得到。(2)经验性价值：从对美的欣赏与爱的分享中体验得到。(3)态度性价值：从对人世间悲欢离合、一切无常变化所形成的人生态度中体验得到。

显然，弗兰克的思想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的需要层次理论颇为相似，其主要思想载于他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一书(Maslow, 1954)。马斯洛一开始将动机分为五层，在1970年新版书中改为七层：(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与爱的需要；(4)自尊需要；(5)知的需要；(6)美的需要；(7)自我实现需要，指在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人生境界的需要(其中，知与美的需要是新加的)。前四层为基本需要，因生理或心理上的某些不足而产生，又称匮乏性需要；而后三层称为成长需要(张春兴,2002, p.309-342)。马斯洛认为，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励个体行动的主要动力，在满足低层次的需要迈向高层次的需要这一过程中，个体获得更加丰富的生命意义。在马斯洛看来，生命的意义既来自于个体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又来自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及经历高峰体验的过程(张姝玥, 许燕, 杨浩铿, 2010)。马斯洛晚年从自我实现需要中，还进一步发展出了自我超越需要，具体可参看《马斯洛晚年的超越性人格理论的形成与影响》(郭永玉, 2002b)、《精神的追寻》(郭永玉, 2002c)与《超越自我之道》(Walsh & Vaughan, 1993/2013)。需要留心的是，如果一味追求高层的自我超越体验，却压抑了基本需要或忽略了自身阴影面，就可能导致不平衡甚至病态的发展，因此，唯有在追求觉醒的同时也整合阴影面并转化自我才是健全的成长之道(Wilber & DiPerna, 2016)。

（来源：荣格之《红书》）

总而言之，基本心理需要及其满足是适合我们普通人通往意义与幸福的正途，若是行有余力，则同时再寻求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因为需要就像是心理的营养物一样，对于个人的成长、整合和幸福感必不可少，而基本心理需要可划分为自主需要(autonomy)、胜任需要(competence, 也译作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relatedness, 也译作关联需要)三者，它们是先天的、内在的、有机体必须的(吴才智, 荣硕, 朱芳婷, 谌燕, 郭永玉, 2018)，并且富有意义。真正幸福的人其内在是充满活力的，所以活力(vitality)可以动态反映幸福感(宋洪波, 符明秋, 杨帅, 2015)；而所谓的“福流”(flow)，也许是活力周期中的高峰状态。那么，你自身的感觉就能告诉你，你是否走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此外，追求幸福之路最好不是独行，因为与他人相伴、彼此互助、营造一个有人情味的小社群乃至促进社区感(李须等, 2015)，是通往幸福的一条捷径。

“面对生命有何意义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仅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这些使命因人因时而异，生命的意义亦然。”(Frankel, 1962/2003,p.80)

结语

幸福感=快乐+意义+快乐×意义。这意味着，财富确实可以带来一些快乐，但不一定能带来意义和幸福。意义源于个人物质主义享受之外东西，比如与亲友的情感联结，或与大自然互动，或实践公平正义或良知，或追寻真知与爱，欣赏与创作艺术，倡导真善美的普世价值，或实现自我的独特潜能与身心灵成长，或与他人互相提携，共同缔造一个更美丽的社区。这是一场正在席卷全球、自下而上的“内在革命”，没有外在的敌人，只有人类共有的内在阴影面。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与责任，对这一权利/责任的任何努力，都会让我们离真正的新时代更近一点点，而不是在一个犬儒主义的社会中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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