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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文荟丨高建平：诺贝尔文学奖的性质与评选过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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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6 23:13

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范围

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范围，诺贝尔所作出的规定是很宽的，只要是“朝向一个理想的方向”的作品，都能入选。除了围绕着“理想”这个词进行着不同时代的解读以外，评选者还有另一些基本预设，决定哪些作家和作品能入选。这些基本预设，是从这样一句话引申出来的：从推动文学的发展和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的角度来开展这项工作。

上面所说的这句话，包含了两条基本的指导原则：“推动文学的发展”和“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对这两条的理解，对诺奖的评选影响深远。

首先，不能选已经死去的作家，理由在于，死去的作家不能再创作了，于是就谈不上推动文学的发展了。于是，一些很有可能入选的作家，在诺奖那里排着队的作家，没有活到轮到他的那一天，就自动取消资格。死去就不能入选，这个口子不能开，死去的大作家太多了，一开口子，就会使诺奖变成另外一种性质的奖了，不符合遗嘱。

不仅如此，“推动文学的发展”这条原则，还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这就是，让得奖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这种事，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啊。

我们常常说某年的诺贝尔奖评得不好。如果你设身处地为这些院士来想，其实他们也紧张。今年评了，大家抨击，明年评了，一片责骂声，弄得他们名誉扫地。他们当然也是想评了以后，大家都没有意见，觉得挺好，是公认应该得奖的。

那么，应该怎么办？他们本可以去寻找一些已经普遍公认的大作家，给他一个奖就完了。既然已经公认了，风险就小得多。大家公认，院士们大概连作品也用不着读。拿着书，翻翻，说这个人很有名，今年就轮到他吧；另一个人也很有名，明年可以考虑。这不需要真正懂文学的人去评，懂得文学圈里的情况的人去评就可以了。这也不需要读完作品再评，大致翻翻，了解了解情况，不要有大错就行。就这样评出来，还不会差得太远，公众纵有意见，也不会太大。原因在于，既已公认，就不会太离谱。

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让我们来选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选出这样的人：名气在那儿，地位有了，年纪够了，辈分也轮到了。有了这样的人，就给他吧。这可能会很简单，争议也小。

对此，瑞典的这些院士们说，绝对不能这么干。我们得自己去读作品，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推动文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件事，会很有趣：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我们现在搞一个百年优秀作家评选，再将这个名单与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作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两个名单的差别会很大。

百年优秀作家评选，是一种置身事外，即置身于历史发展进程之外的评价。距离能不能产生美，这不一定，但距离却一定能看得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是，出山看山，一目了然。用置身事外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少犯很多错误。但是，这么一来，也失去了某些最有价值的东西。诺贝尔奖的评奖者认为，他们不能置身事外，要置身事中。第一，死了就不评了。获奖的只能是活着作家，这才能推动文学的发展。不但死了不能评，老了，不再写作了，也不能评。瑞典文学院有一位秘书叫颜尔纳，他说我们不是拎着个钱袋，追在那些早就功成名就的老人后面去增加他的遗产的。如果一位作家早就功成名就了，就不要再给他一笔钱，增加他的遗产。他们宁愿把钱给那些年富力强的，还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的人。将钱给这种人，使他从此衣食无忧，不再写无聊的东西，而写出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他举赛尔玛·拉格洛夫为例。拉格洛夫是著名的瑞典作家，写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他说我们把钱给她，这样她生活就有保障了，不用再那些浅显的故事和圣诞节小报上的文章。作家大都靠稿费生活，成名前常常很艰难，没有一个作家协会来养。当他们有生活困难的时候，就只好写一些浅显通俗的东西，有商业价值的东西，赚点快钱。颜尔纳说，希望作家们不去挣快钱，而潜心搞大创作，这也是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的心愿。院士们看准了一个人能写出好的东西，能成大气的东西，却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必须要挣快钱的时候，给他发奖，让他有条件写一些有价值，能流传后世，对文学的发展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我有钱，我也想这么做，支持支持作家，别让他们浪费天才，为生计发愁，潜心写出文学上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如果你是一位年轻作家，去与一位年长的作家争一个奖，可能就会有困难。如果你是五十多岁，你的竞争者是七十多岁，那你是争不了的。也许你们两个人的水平差得不多，或者你还强一些，但是人家是七十岁了。评委会说，你还年轻，还有机会，先给老人吧。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们则会说，他是老人了，给他钱，是给他增加遗产，还不如给年轻的，还可以写。你不要辜负这个奖，好好写出好作品来吧。这么一来，诺贝尔奖的标准，与我们的标准就实际上正好正反。

院士们不对功成名就的作家进行事后的承认：你是一个大作家，用不着诺贝尔奖作事后承认，社会上早就承认你了。他们不依据作家的现有声誉来评选，一切依赖他们自己做独立评价。这么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麻烦很累啊。大家都说这个人名气很大，把奖给他，会少犯错误。做独立评价，就很危险。弄得不好就闹出大笑话来。但是不行，他们一定要做独立地评价。能坚持做到这一点，很不简单。面对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首先给年轻人，不给老年人。对年轻人说，你年轻点，你年富力强，你要用这笔钱多写出好东西来。对老年人说，你现在不写东西了，用不着这个钱了，你还是给年轻人吧。这是需要勇气的，而诺贝尔奖的评奖者们就要做这件事。

这就是推动文学发展这个词的含义。他们要使这个奖金加入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去，推动文学发展，造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家来。

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条指导原则，是“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这条原则的意思是说，说我们要发现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实际上很优秀，写的作品非常好，或者也许已经有了区域性的声誉，但却没有在世界范围里得到承认。我们要慧眼识珠，将这样的作家挑出来，给他们发奖，使全世界都承认他们。实际上，这是评奖者给自己出的又一个很大的难题。评奖者们挑出一位作家来，说这是重要作家，应该有世界声誉，难道就有了世界声誉了？

有时，的确是如此。院士们慧眼识珠，挑出来的人得到了世界承认。比方说我们熟悉的一个人，泰戈尔，1913年获奖。在诺贝尔奖刚刚设了13年之时，一个来自亚洲印度的作家就获得了这个奖，这是很不容易的。

不知诸位对泰戈尔是否熟悉。泰戈尔是印度的著名诗人。他写过大量清新自然，风格独特的诗。他有一首长诗《吉檀迦利》，自己将它译成了英文，获得了像叶芝这样一些英国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的高度评价。他能在那么早就获得诺贝尔奖，与这首诗在欧洲的影响关系密切。

泰戈尔的例子，说明诺贝尔奖能够把一位区域性的作家造就成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作家。泰戈尔本来只是一位年轻的，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地方性诗人，由于诺贝尔奖就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印度是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泰戈尔本来只属于西孟加拉邦，用孟加拉语写作，连德里那一带的人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他得奖后，不但印度为他骄傲，整个亚洲都为他骄傲。在中国，他受到热烈的欢迎。泰戈尔曾经访问过日本，天皇亲自接见他，与他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的确，泰戈尔能够成为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正是由于诺贝尔奖。同时，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者们的一件杰作。一次评奖评得好，既可以垂范后世，也可以提高这个奖的声誉。特别是在这个奖设立之初，最需要提高声誉的时候，评委们做得很漂亮。

将有着地方性和区域性名气的文学家推广到全世界，是诺贝尔奖所起的作用。当然一个作家是不是值得具有全世界的声誉，最终还是看他的作品。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位作家得了奖，却引起了争议。

中国有一句老话，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好像有了伯乐就会有千里马。但是，伯乐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伯乐相出过千里马，但伯乐相出来的不一定都是千里马。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这些院士们想一想，他们也有种种的困难，压力不断地出现。其实，退一步，承认现在有名的作家，是最轻松的做法。哪位作家现在最有名？想一想，在几个人选一下。但是，他们从来不这么做，他们都是要自己挑，他们不认可既有的名气，不愿意向一个既定的座次表屈服。

要自己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难的任务。又让那十八个岁数很大的老人来决定，就难上加难。岁数大了，八九十岁的人，你让他们读很多的文学作品，可能吗？他们还要读来自许多国家，用不同语言写出的作品，再进行评价，挑出获奖者。这真是一件难事，就那么几个人，就这么读读，讨论讨论就要把最好的作品给挑出来。

他们怎么去挑？有一次与一位院士聊天，他说，哪有十八位？有几位是身体不好，长期卧病在床。还有两位由于某种原因宣布退出。有病不来，或宣布退出后不愿意来，于是总有几张椅子长年空着，甚至一空就空上很多年。但空着的椅子别人又不能坐，没有一套手续，以及最后国王的正式任命，别人是不能坐上那些椅子的。正常情况，有十二三个人在那里干活就算了不起了。这十二三个人怎么能读那么多的作品？想想也为他们发愁。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我们所里有人研究古代文学，有人研究现当代文学，各有分工。人们一般的印象，是研究古典文学最苦最难，研究当代文学最轻松最容易，其实不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所要读的书，尽管也非常多，但毕竟有个限度。写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可以有很多引文，所引的还都是最珍贵的古书，很不容易，但毕竟功到自然成，年轻时下过苦功，再往前做，古典文学就越做越容易。最重要的书，毕竟是一个有限的数字，那些书读过了，掌握了，下一步就好办了。而搞当代文学，新的长篇小说每年出版三千多部，你看得过来吗？让你每天读十部长篇小说试试？不仅是要读，读完后还要评价，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即使读其中的十分之一，那也够你受的。读完了，也就只是中国一年所出的长篇小说。还有中篇和短篇，还有诗歌，那更读不完。如果说中国的文学就已经是浩如烟海，那么，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有多少，又怎么能读得过来？更何况，这些作品还是用不同的语言写成的。对于这些院士来说，有些语言可能读得很快，有的语言他们不熟悉，只好看得很慢。这些院士们大概都很了不起，英语、法语、德语都很好，但是，可能就是没有读瑞典语那么快，他们得慢慢读。

要读多少啊？怎么办呢？总要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使他们能够读完。面对这么巨大的任务，院士们的最后选择权是怎样保证的呢？

这里有一个图片，是一个工作日程表。从这样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是怎样按照一个日程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图片表明，评选工作分七步走：

第一步，前一年的九月份，邀请信寄出去，邀请世界各国的文学研究机构和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些与瑞典学院有联系的知名文学教授，邀请他们提名诺贝尔奖竞争者，并提交作品。

第二步，到了当年二月份时，提交作品截止。从二月份到四月份进行初选。这时，作品还没有交到院士们的手中，而是由一两位年富力强的院士领着一些院外的专家，组织一个诺贝尔委员会，由他们来筛选。一般说来，每年收到的申请有差不多二百份。他们要从这两百人中选出十五人；

第三步，由诺贝尔委员会在四月份到五月份的时候，形成一份包括五位候选人的名单。这里澄清一下，诺贝尔奖有三个名单：两百人的长名单，十五人的半长名单，五个人的短名单。三份名单的制定，都是在诺贝尔委员会的指导下完成的。这个机构是瑞典文学院的附设机构。

第四步，诺贝尔委员会把最后选定的五位作家的入选作品发给院士们，让他们从六月份到八月份的三个月中读这五个人的作品。

第五步，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在九月进行讨论。

第六步，院士们在十月投票并宣布。

第七步，12月10日授奖。

让院士们在三个月中只读五个人的书，并且由于有些人进入短名单不是第一次，也许有一半的人以前就进去过。所以，他们可能只需要读其中的一半，即两个半作家的参选作品。瑞典人都有一个漫长的暑假。这是瑞典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由于是极地气候，夏天的白天很长。如果在海边有一个度假地，可以在游泳和晒日光浴之余，读读已经选好出的，最好的作品，这个生活很不错。

不过，要进入了五个人的短名单，很不容易。进入不了，也就入不了院士们的法眼。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报刊炒作，说是谁进入了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名单。我们大概听过很多这方面的新闻，还曾经有记者跑到我家去，问我，听说是谁进入了候选名单，向我求证。我说，这我哪能知道。我反问这位记者，你听说了？他说给瑞典学院打过电话，越洋长途，一直打到瑞典学院。接电话的人以瑞典学者特有的冷静、矜持，彬彬有礼却又严守分寸的特点回答他说：你问的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我不能给你回答。我们的规定是保密五十年。欢迎您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一定会有人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这么一个回答真是好极了，既坚持了原则，又不失礼貌，还有几分幽默感。

言归正传，六月时，院士们手头拿到的是五个人的名单和作品。夏天的六至八月份读书三个月。然后是九月份开会讨论，十月份投票。应该说这么一个选择的过程，尽管仍会有很多的不公平，会把很多该得奖的人选掉，但是，我们不能说院士们没有负到责任。院士们是认真地做了思考的，也是给了院士们进行认真选择的机会的，一切都是通过这么一个程序来决定的。

从长名单到半长名单，再到短名单。不进入短名单就没有机会。一年进入了短名单，第二年也可能接着进。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人进了短名单，过了一年两年，没有得到，最后又从短名单中被划出去了。不是进入短名单后就大家轮着来。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当然，进入过短名单，就是一个成功。一次进入了，评委们有了印象，第二次进入也容易些。当然，一个人终于进入了短名单，离诺贝尔奖也就很近了。也许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得到，但进入短名单，也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已经是世界级的作家了。从长名单到短名单，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时，需要等很多年。

在此期间，作家不可以去运作。如果你本来没有机会进，希望经过一番运作就能进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常常有很多评价，都受种种场外的运作的影响。诺贝尔奖不可以运作，而且不能显示出特别关心。所有被选的人，哪怕你内心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也要在表面上做出不特别感兴趣的样子。

我在瑞典时，有一次听大江健三郎做讲演，不是在文学院讲堂，而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诺贝尔委员会请他讲的时候，他拒绝了。斯德哥尔摩大学请他讲的时候，他也非常犹豫，后来他才来的。为什么呢？他怕被人说成是去运作了。那说不上是运作，而只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很小的一个范围，给几个学生讲，于是他才同意。当然那是在他得奖以前，当时我就听说，大江健三郎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后来果然就得到了。

瑞典学院不喜欢你去运作，不喜欢你用种种办法去来影响他们。这些院士们喜欢安静地，在没有干扰的状况下，进行完全自主的选择。当然，瑞典学院也不希望在选中你以后，被你拒绝。好不容易选上你了，你却拒绝，这使得瑞典学院觉得很丢脸。萨特就干过这种事，给他金钱和荣誉不要，还弄得瑞典学院很不愉快。瑞典学院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在做这么一件事，做完了，我们告诉你得奖了，你就拿着。到时候，我们有秘书给你打电话，打到你家里去，告诉你得奖了，你只要说一句：谢谢！那就完了。你用不着在此之前费很大的劲去运作，更无须在获奖之后表示过份的千恩万谢。

有关诺贝尔奖区域分布的争论

下面讲一下所谓的地区分布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诺贝尔的遗嘱。遗嘱中可作区域分布解读的只有一句话：“获奖人不论国籍，不管是不是斯堪的那维亚的人，只要是最值得获奖的人即可。”

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不能只给斯堪的那维亚的人或者只给欧洲人。确定只给哪个国家或民族的作家，当然就违反诺贝尔的遗嘱。这种表述又可以作另一种解读。既然不能只给斯堪的那维亚的人，不能只给欧洲人，那么，预先确定要给某个国家或民族授奖，再从这个国家或民族中寻找候选人，实际也是违背诺贝尔的遗嘱。

这不是体育比赛，让每一个国家都有代表。比方说，某个国家的乒乓球队，由于那个国家乒乓球不普及，水平很差，那个水平在中国连市队，甚至学校队都进不了，却也能参加国际比赛，因为这些球员代表那个国家。与此相反，一个国家只有固定的几个名额。中国运动员水平普遍很高，于是有些球员尽管世界排名很靠前，也不能参赛。诺贝尔奖评奖时，不能做这个事情。不能预先确给哪个国家或民族授奖，再从这个国家或民族中寻找候选人。

这里就涉及到了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对于评奖委员会来说，他们要消除地理上的空白点，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到世界各大洲去，世界各国去。特别是一些大国，一定有优秀的文学家，那里没有获奖者，那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也许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各大洲摊派吧。前不久刚刚举办完了世界杯。世界杯就是在世界各大洲摊派名额。诺贝尔奖安排某个洲多少名额，给另外一个洲多少名额，大家轮着来，行不行？这样一来，就消灭了地理上的空白点。这好像听上去合理。能不能这么做？不能！这违反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

诺贝尔遗嘱讲，要不仅限于欧洲，但也不能在各洲之间进行摊派。他说了一个玄而又玄的标准：最杰出的作品。你当然也可以这么说，难道那些洲没有杰出的作品吗？从一方面说，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语言和文化成为障碍。评委们不知道那些地方，不熟悉那里的语言，仅凭着几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几位岁数很大的老先生们，对许多地方根本就不熟悉。不熟悉，不了解，那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优秀的作品？但是，问题在于他们要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摊派。

假定这个国家或地方肯定有优秀的作品，今年这个名额就不给别的国家或地方，只是在这个地方选一下，看有什么优秀作家，就给他了：这是一种做法。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说法。很多人都已经这么说过了。某某国家难道没有可得奖的作家吗？能不能摊派？或者，能不能在各语言间摊派？过去总是给用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这些欧洲语言写作的作家，能不能给别的语言？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就有七种。

可以看看，哪些语言还没有给？俄语作家给得也不少了，但还有很多语言没有给啊。于是，能不能在各主要语言中进行摊派？文学是依赖于语言的，为什么有些语言总是空白？也许，是由于院士们对某些语言不熟悉。

有人会说，你们这些院士不熟悉某些语言，又不去学，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凭什么就不给人家授奖？对此，院士们则会说，我不懂这些语言，没有读过作品，我怎么知道作品好坏，要我投票，我怎么投。

于是，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能不能按语言进行分配？

有过这样一种说法：有一位瑞典华人，记得名字叫黄祖瑜，印象中他好像并没有在学术圈里活动，但他写过一些文章，在瑞典的中文报纸上登过。我在瑞典的时候，也读过一些。他说，首先注意不熟悉的语言，再从中挑出最优秀的候选人，填补上语言上和地理上的空白点。

这个做法，很多中国人赞同。像汉语这么大的语言，有这么多人说这种语言，有这么悠久的历史，现在该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了。这个前提可先定下来，再去确定该选谁。大概一些中国作家也会很赞成。这个方法太好了，先定下来，中国人应该得奖，再拉着十三亿人做人质，然后自己去“为中国人争光”。

但是，这个建议违反诺贝尔的遗嘱。对于瑞典学院来说，诺贝尔遗嘱是永远会被拿出来说事的重要依据。不能先确定某一不熟悉的国家、地区和语言，原因就在于，那么一来，他们怎么评啊。没有翻译，看不懂，没读过，就没有办法评。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当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能评上，还是由于泰戈尔本人英语好，自己把用孟加拉语写成的诗译成了绝美的英语。如果这个奖不重要，于是就这么评了，院士们不懂某种语言，就不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世界上有众多的文学奖，没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个奖提出评委们很难做到的要求。但是，当这个奖成为一个世界大奖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这时，语言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其实，不仅是语言和民族，评委们还面临着来自其他许多方面的挑战。在这种种挑战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避免被人们指责为只是寻求“政治上正确”(politic correct)。“政治上正确”是一个贬义词，是说评奖不从文学标准出发，而在政治上搞投机，以避免可能的批评。这里的所谓政治，与中国人通常对“政治”一词的理解不同。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意思：每次评选之后，不是总有人骂吗？那么，就这样吧，先定几条心照不宣的标准：不能选男的，选个女的；不能选白人，选个黑人；不能选发达国家的，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政治上就正确了。这是一些西方左翼政治家们的主张。这样一来，似乎很公平：没有种族主义，没有地区、语言歧视，没有性别歧视。但是，这种“政治上正确”不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指导原则。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瑞典学院就变成了瑞典外交部的一个附属机构了。

当然，政治也无法绕过，不能不考虑。他们说，文学标准要坚持，也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避免各种各样的谴责和抨击。对此，他们为此发明了一种说法，这就是：要“政治上的诚实”，不要“政治上正确”。政治上的诚实可以和诺贝尔所谓的“朝向理想方向”靠上，在政治和伦理的观念上，不要走偏了。前面说过，要有一个底线吧，这个底线就是赞同大屠杀，赞同反人道，赞同一些对人类极有害的观念和实践，就不能得奖，写得再好也不行。这就是要“政治上诚实”，不要“政治上正确”的含义。

给一个人授奖，可能会有政治上的效果，但不应该有政治上的意图。如果想通过一次授奖达到什么目的，做出某件事情来，起到政治上什么功效来，那是错的。一年又一年地授奖，引起过各种各样指责，以与政治相关的指责居多。院士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这么多人关注的这个大奖，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可以想见，会很多很多。他们所能坚持的，只是说我们不该有某种政治上的意图，如果说实质上有什么政治效果，这很难免。

瑞典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小国，地处欧洲的一隅，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国家都保持中立。无论政治，还是艺术，这个国家都想超越某种世俗的东西。有时，这种超越很难，会有种种的扭曲，但毕竟，瑞典学院是在坚持。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的关系

谈论诺贝尔奖，有一个问题绕不过，这就是中国。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这是需要另外专门讲的问题。这里我想先澄清一个事实，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就再多说一点。中国作家们总在重复这样一件事，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曾经要给鲁迅授奖，鲁迅拒绝了。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鲁迅究竟有没有拒绝过诺贝尔奖？我想介绍一下，这个说法的起因。首先，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瑞典学院决定把奖授给鲁迅，鲁迅拒绝了。历史上曾经拒绝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概只有萨特。萨特是宣布他得奖，他不去，宣布拒绝领奖。还有一位俄国人得奖，得奖者没说不要，他没有去领，由于当时俄国的特定的环境，他不能去。

这些都与鲁迅的情况不一样。鲁迅得奖的传言是由于这么一回事：有一位瑞典探险家，名字叫斯文·赫定，曾多次来过中国，对中国西部探险做出过很大的成绩，例如，楼兰古城是他发现的。当然，关于他做的一些事，有很多争议。他把新疆的一些很珍贵的文物带到瑞典去了，这就存在着一个现在怎么看的问题。当然，这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没有关系。对早年的西方的探险者，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我的基本想法，是对不同的人，作具体的研究，不要能一概而论。例如有个美国人跑到敦煌去，把很多壁画盗走了，盗不走的就毁掉，这是我们要坚决谴责的。但也有一些人，搜集了许多材料，客观上起了某些保护作用。我们不能说对此赞成，甚至赞美，但毕竟还可作区别。区分他们是否有科学精神，对文化遗产尊重的态度。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与我们现在谈的主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斯文·赫定到中国之前，见到瑞典学院的人。瑞典学院的人说，到中国后，可以打听打听，中国有哪些好的作家，可以向他们推荐。赫定到了北京，见到刘半农。刘半农是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可能很多人对刘半农的了解不多，只知道那首《叫我如何不想他》歌词是他写的。刘半农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早年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曾留学法国，是鲁迅的朋友，但后来由于一些事与鲁迅的关系日渐疏远。

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与有留法背景的刘半农说了此事。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意思，诺贝尔委员会是很想消灭地理上的空白点的。既然有人到中国去，中国离我们很远，去的人也很少，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很悠久的文明，为何不托这位去中国的人了解了解那里有什么作家，回来给我们讲讲呢？斯文·赫定是位探险家，不是文学家。他见到刘半农，就说了有这么一件事，请他介绍推荐人选。刘半农介绍的人中有梁启超，有鲁迅。后来，刘半农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台静农。台静农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刘半农的学生。台静农这个人，前几年连战访问北京大学的时候还提到他，后来去了台湾，是台北大学的一个重要的教授，对于当时台大的建设起过很大作用。那都是以后的事了。让台静农传话是1927年，台静农去台湾是1949年，其间相隔二十多年。

那时候的台静农，只是一个学生辈的人，很年轻的学生，受着刘半农的委托，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的回信道：“诺贝尔的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原话就这么多。鲁迅没有直接拒绝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更不是评完奖以后，鲁迅说我不要。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中有人托斯文·赫定来中国时，顺便问问，中国有什么好作家，斯文·赫定就问刘半农，刘半农推荐了鲁迅，鲁迅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说别提我了，我不配。实际意思大致就这么多，所以说没有必要对这件事太多地炒作，使它真的变成一件事了。

鲁迅回信的意思是中国作家的水平还不高。如果因为中国人的特殊身份而不是靠文学实力得奖，对中国，对他自己，对所有人都不好。鲁迅信中的意思仅此而已。他的意思实际也和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一向理解的诺贝尔遗嘱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评奖不要搞区域分配。当然，配不配是鲁迅谦虚，但是不要搞区域分配，他的理解是对的。消灭地理上的空白点是需要的，但还是需要对作品作评价，不要仗着黄色的脸皮，希望外国人格外优待从宽。他自己也不希望被这个奖推着走，写不出东西来时硬写翰林文字。这就是鲁迅的原意。

时间不多了。最后，我想说两句总结的话：不要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全世界文学的最高法庭所给的一个最终裁判。并不是谁得了奖，谁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一个人得奖，是种种的机缘促成的。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一个人的作品正好有合适的，院士们能读懂的文字的译本，正好符合这一时刻所具有的特定的标准，也恰好被几位院士特别赞赏，被人及时而符合程序地提名，也许就有了机会。同时，每年选举也都有特定的情况，从而使某个人幸运地入选。获奖总是被挑出来的最好的，但这里的“最好”，有着上述种种的限定。

我想做这么一个解构：不要将瑞典学院看成是全世界文学的最高裁判法庭。这也是瑞典学院特别害怕的一件事情，他们对此特别恐惧。当年瑞典学院中有人不愿意接受来作评奖的事，理由也在于此。对于瑞典学院来说，既然诺贝尔给了这笔钱，我们总要让它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是拿着诺贝尔给的这笔钱，做一点推动世界文学发展的事。假如说真正做得有意义有价值，那就很好。如果没有做成，出了很多的问题，最起码他们在主观上是作出过努力的。这是从他们的角度形成的想法和看法。从我们的角度的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些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这有时是非常具有民族性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标准，这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成员的所接受的教育，文学艺术教学，文化的氛围，等等所决定的。各民族和文化所面对的各自独特的问题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评价标准。因此，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不能以为存在着一个全世界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不存在。

文学上的世界大奖也不高于国家大奖。这种文学上的评价，不同于体育上的评价。在体育上，你跑的快，拿市里、省里、全国的冠军，得了奥运会冠军，那都有固定的标准。你跑了多少秒，就是多少秒。打球，你是什么水平就是什么水平。游泳也是这样，游得多快，标准是统一的。体育有一个世界性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可以按照非常固定的尺度来衡量的。文学中没有这个尺子。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尺子，按照自己的尺子去量度，去评价。因此，一个民族之中大家公认的很好的作家没得到诺贝尔奖，不是一个丢脸的事。得奖不得奖，优秀不优秀，是两回事。

鲁迅说，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我们最好也不要理他们。不要把他看得太重。中国的作家所需要做的，只是发展自己的文学。等到有一天你在家里收到电话，通知你得奖了。你说一声谢谢，就完了。当然，我决不劝你学萨特去拒绝，那个名也不要出。给你就拿着。得了奖，你可以用这些钱做一点事，最好是做一些对文学的发展有利的事。千万不要说，得奖就是我一生的愿望，我的人生价值所在，我毕生奋斗的目标。没有必要，不就是一个奖吗。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常常是这样的情况：他是处在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叉点上的人，而不一定是从这个文化圈之中来看是最好的人。也许这句话我说得可能有点抽象。我是一个做理论研究的人，今天选这个题目讲，本意是尽可能避免抽象。作为总结，我只好说几句抽象一点的话。是处于交叉点上，不一定是从某一民族意义上的最好。我们过去常说，最具有民族性的，也就最具有世界性。对诺贝尔文学奖而言，就不是如此。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遍泰戈尔，泰戈尔得奖，恰恰由于这个原因。他是一个处在文化交叉点上的人。一方面他身上有很深厚的孟加拉文化传统的因素。晚年的泰戈尔，开一句玩笑话，长得真有一点像老巫师，长长的白胡子，弹着琴，唱着自己的诗。他是很具有民族性的。但同时，他的英文极好，牛津毕业，能将自己的诗译成最漂亮的英文。他处在一个很好的文化交叉点上，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对于他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有很深的了解。

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向这个方向努力。只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也能成为很好的作家。这是因为，获得诺贝尔奖不一定要成为你一生的目标。诺贝尔奖是一种存在，但你可以理它，也可以不理它。我只是分析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为什么能得奖的原因：处在文化交叉点上。如果说一种文化是在纸上画的一个圆的话，那么，不同的圆的交叉处，就是最易得奖处。处在那样的位置上，你常常更容易将传统文化的因素跟西方的因素结合。这样，给那些院士们的感觉就是，你给他们带来了新东西，但你又是一个和他们的文化之间有很多亲和力的人。他们熟悉你，又觉得你能给他们以新鲜感。

多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就这么操作下去。犯了很多的错误，同时也选择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年一年地评下去，一年一年地被别人批评，被人骂，但一年又一年，仍然被人看重。我今天在这里，只是尽我所能，作一些客观的介绍，以期大家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作为结语，我想强调一句话，它只是一个奖，不要把它看作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最高法庭。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信息来源：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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