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前
词汇在起源时本身并无褒贬之分,是其文化赋予的功能。褒贬义并不是词语本身所固有,它反映了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评价和主观态度,而说话人说话时所采用p这首《齐风·卢令》表面是对猎人的赞美,但猎人与狗是分不开的,猎人的威风得益于猎狗的威猛,所以这作品对狗的赞美溢于言表。
据有关资料记载,狗到汉初还是一般供肉的家畜,在祭祀上的重要性也可能因体型小的缘故,在汉代之前被排在牛、羊、猪之后。但是在安宁风势的祭祀时,用狗而不用牛、羊、猪等。李零认为:“请风止风与请雨止雨是类似巫术。古代有割裂牲体祭四方百物,御蛊逐疫于国门之外的习俗”;“这种习俗与止风有关,止风所杀之牲多用狗(《周礼·春官·大宗伯》郑众注、《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疏引李巡说、《尔雅·释天》郭璞注)。止风,卜辞叫‘宁风’。”[7]70-71止风用狗是基于某种已经失传了的信仰。巫术、祭祀等在古代是重要事件,能被利用的动物也不是泛泛之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狗在古代时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并无贬义色彩。
(二)春秋战国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狗”已经有了贬义色彩的倾向,有《晏子春秋》中的《晏子使楚》故事为证。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
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从这个国人皆知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狗”已经有了贬义的意味,把人与狗联系在一起,就是对此人的侮辱和蔑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春秋战国时期“狗”就完全具有贬义色彩。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在秦国被扣留,他的一个门客装狗夜入秦宫,偷出早已献给秦王的狐裘,转献给秦王的一个爱妾,使孟尝君得以释放;随后又靠另一个门客装鸡叫,骗开了函谷关的城门,使他们得以逃回齐国。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装狗扮鸡”也是一种本领,才能得以脱身,保住性命。但是时过境迁,同一个故事,到了宋代有不同的诠释。宋代王安石写的《临川集·读孟尝君传》:“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轻蔑之意溢于言表。这时“狗”已经完全作为一种令人不屑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之中,把它与人联系在一起,无疑是对人的否定,“狗”的贬义色彩由此显现。
(三)三国两晋时期
上文中研究了“狗”在春秋战国与宋代时期的形象差异,时间跨度比较大。那么在这段时期的中间呢?“狗”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历史上有许多关于狗的记载,无一不是夸狗的勇敢、坚毅、忠诚、殷勤、聪明和机警。魏贾岱宗的《大狗赋》通篇都在夸赞大狗,从体型到机灵,“雄资猛相,亢然高八九尺,形体如箭镝,象貌如刻画,
毛逾紫艳光,双眉如白璧。”“时频伸而振迅,若应龙之腾掷。”对大狗之忠诚,更是赞美有加,“然其所折伏,敬主识人。”对其作用也很满意,“昼则无窥窬之客,夜则无奸淫之宾。”[8]540通篇没有一句不是在讲大狗的好话,令拥有大狗的主人欣慰万分。
《初学记》中还有记载是对狗的赞美的。如西晋傅玄的《走狗赋》也夸奖过狗的威猛。“盖轻迅者莫如鹰,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禀性,兼二俊之劲武。”该狗行动之敏捷,也令我们大开眼界:“顾芷隰以嬉游兮,步兰皋而骋足;然后娱志苑囿,逍遥中路。”[8]540 (四)南北朝时期后
在三国两晋时期与宋代之间的哪段时间是一个转型期呢?先看下面一个成语典故。
狗尾续貂:比喻拿不好的东西补接在好的东西后面,前后两部分非常不相称。
出处:《晋书·赵王伦传》:“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
“狗尾续貂”是一个贬义成语,这个成语出自《晋书·赵王伦传》,这说明在晋朝时“狗”有了贬义色彩的倾向。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在三国两晋时期,“狗”是以威猛、机灵的形象出现的。但这并不自相矛盾,因为词语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时间,在开始的发展阶段,难免会
存在两种相悖的情况共存的现象。这也正好说明了晋朝是一个转型期。
我们再来看一个成语典故。
猪卑狗险:比喻卑鄙阴险的人。
出处:《南齐书·卡彬传》:“彬又目禽兽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
“猪卑狗险”不仅在现代汉语中是贬义词,就连此成语典故刚产生时就被定义为贬义词了。人人皆接受“狗性险而出”,借以斥贵势。由此可见,在南朝时期,含“狗”的词语已是贬义了。
为了说明含“狗”的成语典故从南北朝开始就含有贬义了,我们以时间为序,列举唐、宋、元、明、清的有关“狗”的成语典故。
蝇营狗苟:比喻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像狗一样不知羞耻。
出处:唐·韩愈《送穷文》:“蝇营狗苟,驱去复返。”
挂羊头,卖狗肉:比喻以好的名义做招牌,实际上兜售低劣的货色。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六:“悬羊头,卖狗肉,坏后进,初几灭。”
狐群狗党:比喻勾结在一起的坏人。
出处:元·无名氏《气英布》第四折:“咱若不是扶刘锄项,逐着那狐群狗党,兀良怎显得咱这黥面当王!”
偷鸡摸狗:指偷窃的行为,也指不正经的勾当。
出处:明·施耐庵《水浒全传》第四十六回:“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几时是了;跟随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
声色狗马:声:歌舞;色:女色;狗:养狗;马:骑马。形容荒淫无耻的生活。
出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续黄梁》:“声色狗马,昼夜荒淫,国计民生,罔存念虑。”
以上所列成语典故均出自历代著名作品,很具代表性,它们无不表示贬义的意蕴,这也正好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为什么含“狗”的成语典故从南北朝开始有了贬义意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发展,农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而在农耕社会,狗作为狩猎助手的作用就没有以前那样突出了,于是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人们定居下来,狗的主要功用是看家和警戒,当然不像以前那样对人们的生存起到直接的作用,地位大不如前。因此,在农耕社会,由于牛耕技术的运用及发
展,相对来说,牛的地位在狗之上。再者,语言对生活的反映具有滞后性,所以直到南北朝时期,含“狗”的成语典故有了贬义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含“狗”成语典故贬义成因
“狗”与其它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意象内涵有什么不同?我们从“挂羊头,卖狗肉”这一成语典故入手,以“狗”与“羊”的比较为例,着重从文化因素探讨这一问题。
在汉民族文化观念中向来有褒羊贬狗的传统,但同为六畜的羊和狗,是我们祖先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它们在人类的繁衍生息上的贡献同样重要。但各自的遭遇截然不同,一褒一贬,十分鲜明。
“挂羊头,卖狗肉”出自宋代释普济的《五灯会元》,看来在宋代时假冒伪劣已经成为奸商的一种营销手段。但是以狗肉去假冒羊肉,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就滋味而论,羊不见得胜于狗;就价格而论,除了西北地区黄河故道两边等少数地区以外,狗也并不菲于羊。那么,有什么必要去耍“羊头狗肉”的手腕呢?显然,羊在古人的味觉感受中是得到殊遇了,许多从“羊”得义的汉字可以给出力证——“羊”作为表义偏旁,最初多表示“美食”。[9]以“羊”、“大”会意的“美”字为证,其本义为“甘也”(《说文解字》);以“鱼”、“羊”会意的“鲜”字又是另一证。羊,是美的。古人认为,羊是吉祥之物,故“祥”,以羊为初文。《说文解字》:“羊,祥也。”古鼎彝款识,“吉祥”常作“吉羊”。在古书
中“羔羊”一词还喻指卿大夫品德高洁,活生生的羔羊又为朝廷官府征聘高士的礼物。显然,羔羊在古代还有象征高尚德操的意义。[9]再来看看“狗”,即相当于现在的小狗。古时大者为犬,小者为狗。犬为通称,因而“犬”成为汉字的构造部件。从“犬”的字,有多种情况,其一为“凶恶”义。
狂,本义指狗发疯,后引申为猖狂;狠,原指强壮的狗,引申为狠毒;狡,原为小狗,引申为狂、滑。狰、狞、猛、犷,在“凶恶”义上是相通的。[10]
其次,狗和羊的不同习性也决定了它们在汉民族文化中的不同地位及不同意象内涵——羊,群而不党;狗,独而不群。汉民族文化从来就崇尚族类,而不主张个性张扬。羊的合群性是其他物种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如《埤雅》说:“羊性善群,故于文羊为群犬为独也。羊每成群则要以一雄为主,羊群听之,今所谓压群者是也。”从羊从君的“群”,其君,或认为是头羊,或认为是牧主,但都强调羊是有组织的群体。正是羊群而不党的特性,羔羊在古代才有象征高尚德操的意义。与“羊”的群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狗的独来独往。《说文解字》:“独,犬相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也。”清段玉裁注释说:“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
再次,古人对羊的褒扬主要是其最符合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尤其羊之弱小者羔,更光大了羊的这种属性,备受儒家推崇。《春秋繁露》在阐发卿以羔为贽时说:“凡贽,卿用羔,
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谤,类死义者;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故以为贽。”[11]儒家喜欢温顺、与世无争,羊简直是儒家理想的化身。而狗,与羊的性情相反,凶暴、善斗、不讲节操,《埤雅》这样评价狗:“盖狗从苟,韩子曰:‘蝇营狗苟’,狗,苟,故从苟。”[12]不仅如此,还会讨主子欢心,古人评价狗“外刚能止物,而中柔善媚者也。”[10]以上几点综合造成了汉民族文化“褒羊贬狗”的价值取向传统。以此再来看含“狗”的词语、成语典故大多含有贬义的色彩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在汉民族文化中,含“狗”的词语、成语典故大多含有贬义的色彩。当然,这是针对现代汉语而言,因为自古至今,从褒到贬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进行阐述不枉为一个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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