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相反的假说
我在前言中概括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四个大事件——700万年前人科本身的起源；之后两足行走的猿类的“适应性辐射”；约250万年前开始脑量增大，人属开始起源；现代人的起源。
就是第四个大事件，即如同我们一样的人类的起源，成为当今人类学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假说针锋相对，大量的书籍和科学论文或出版或发表，里面提及的观点截然相反。“如同我们一样的人类”，我指的是现代智人，也就是拥有鉴别和创新技术能力、有艺术表达能力、有内省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人。
回顾几千年前的历史，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出现：在那时，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村落被酋长领地所代替、酋长领地被城邦所代替、城邦被国家所代替。这种看起来不可避免的复杂变化是由文化的进化引起的，而不是因为生物学方面的改变。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类与我们有相同的生理结构，但那时的世界没有电子技术，7 000年前的村民虽与我们一样，但他们缺少文明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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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眸6 000年前的文字出现之前的那段历史，我们仍可看到现代人的思维在发挥作用的实证。从大约1万年前开始，在世界各地游牧的狩猎–采集者独立发明各种农业技术，这也是文化或技术发展的结果，与生物进化无关。再回溯社会和经济转变期之前的冰河时代，你会发现欧洲和非洲的绘画和雕刻已经彰显了像我们一样的人类精神世界。然而如果继续往前追溯到大约3.5万年前，现代人类心智的信号灯就渐弱渐熄了。那时的考古记录中没有让人信服的关于人类思维能力的确凿证据。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们认为在约3.5万年前突然出现的艺术表现力和精致的手工技术清晰地预示了现代人的进化。英国人类学家肯尼思·奥克利在1951年最先提出，现代人类行为的繁盛与完全现代化的语言的首次出现密切相关。的确，很难想象人类这一物种可以完全掌握现代的语言，而在其他方面却不能与之匹配。据此，正如我们如今所知，语言的进化被广泛认为是人性出现的终极标志。
现代人何时起源？过程是怎样的？是很久以前逐渐发生的，还是近期突然发生的？这些都是目前争论的焦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完整的人类进化史中，近几十万年里的化石证据最丰富。除了大量的完整头骨和头后骨骼标本外，还出土了约20具相对完好的骸骨。由于人类史前较早时期的化石证据不足，所以对于我这种专注研究这段时期的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化石资料。但我的人类学同行们对于进化事件的先后顺序仍存在分歧。
最先被发现的早期化石人类尼安德特人（人们最喜爱的滑稽可笑的洞穴人）在争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856年第一批尼安德特人骸骨被发现以来，人们便无止无休地争论他们的命运：他们是我们的直系祖先，还是在距今3万年前就不再进化而灭绝了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大约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但现在依然是未解之谜，至少是没有让所有人都赞同的答案。
在研究现代人起源之争的细节前，我们应该先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故事从约200万年前的人属进化开始，到智人的最终出现而结束。这段时期存在着两大证据：一是解剖学的变化，二是技术的变化和其他表现大脑和双手能力的变化。如果证据确凿，二者所阐释的人类进化史的故事应该相同。它们代表了几十年来人类学研究取得的成就。这一成就近些年又结合了第三个证据，即分子遗传学。原则上，遗传证据里隐藏着进化史的各重要事件，这些故事本应与我们从解剖学和石器上所了解的相符合。
遗憾的是，三个证据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虽然互相联系，但并不一致。尽管证据丰富，人类学家要重塑进化史依然面临着重重困难。
发现图尔卡纳男孩的骸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160多万年前早期人类的解剖结构。可以看到，早期直立人身材高大（图尔卡纳男孩身高近1.8米），体格健壮，肌肉有力，即便今天最强壮的职业摔跤手也不是普通直立人的对手。虽然早期直立人的脑部比其祖先南方古猿的大，大约有900毫升，但仍没有现代人的脑量大，我们的脑量已达到了1 350毫升。直立人的头骨又长又低，前额小，颅骨厚，颌骨和眼睛上方的眉脊突出。这种基本结构特征延续到大约50万年前，在此期间直立人的脑量增大到了1 100多毫升。此时，直立人群体由非洲向外扩散，逐渐占据了亚洲和欧洲的广大地区。虽然欧洲没有发现被证实过的直立人化石，但与直立人共存的技术遗迹可以成为他们存在的证明。
我们发现的3.4万年以内的人类化石都出自完全的现代智人。他们的身体不太粗壮，肌肉不太发达，面部较扁，头盖骨较高，颅骨壁较薄，眉脊不突出，大多数标本的脑部较大。因此可以看出，现代人的进化活动发生在距今50万到3.4万年前之间。根据这段时间内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发现的化石和考古记录，我们可以确定，进化活动的确在以活跃但混乱的方式进行。
尼安德特人生活在距今13.5万到3.4万年前之间，分布在从西欧经近东地区直到亚洲的广大区域。他们的化石为这个让人感兴趣的时期提供了丰富的记录。在距今50万到3.4万年前之间，整个旧大陆的许多不同人群都在发生种种进化。除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之外，还有其他的化石出土，这些化石通常是头骨或部分头骨，也有部分体骨。他们都有一个听起来非常浪漫的名字，如希腊的佩特拉罗纳人（Petralona Man）、法国西南部的阿拉戈人（Arago Man）、德国的斯坦海姆人（Steinhein Man）、赞比亚的布罗肯山人（Broken Hill Man）等。尽管这些化石标本有很多差异，但他们有两点相同：一是都比直立人更高级，例如脑部更大；二是都比智人原始，头骨较厚且结构粗壮（见图5-1）。这个时期化石标本的解剖结构各式各样，人类学家们将其贴上统一的标签：“远古智人”。
图5-1 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与智人具有一些相同性状，如脑部较大；与直立人也具有共同的特点，如头骨长而低、眉骨突出；但尼安德特人拥有独特的特征，最明显的是面部中间部分极为突出。
面对这些解剖类型集锦，我们需要重建现代人的解剖和行为的演化模式。近年来，出现了两个相反的假说。
第一种假说，即“多地区进化”假说，指出现代人的起源发生在整个旧大陆，他们出现在任何有直立人的地方。根据这一观点，尼安德特人是三个大洲范围内进化的缩影，有着介于直立人和现代智人之间的解剖结构，是如今欧洲、中东、西亚人群的直系祖先。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指出，向智人进化成为普遍趋势是因为受到了祖先的新文化背景的驱动。
文化是自然界中新出现的事物，可以增加自然选择的有效性和一致性。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威尔斯（Christopher Wills）甚至认为，文化可能会加速进化的步伐。他在1993年的《失控的大脑》（ The Runaway Brain）一书中强调：“这种加速大脑生长的力量好像是一种新型刺激物，包括语言、符号、共同的记忆等所有的文化元素。我们的文化在复杂的状态下进化，大脑也一样，之后大脑又带动文化朝更复杂的方向发展。脑子越大人就越聪明，文化就越复杂，复杂的文化又反过来导致人类进化出更大、更聪明的大脑。”如果这种相互的、积极的反馈真实存在，那么这会在更大人口范围内加速基因的变化。
我有点儿同意物种进化发生在多个地区的观点，并曾做出如下类比：如果你手握一把石子，将其扔进水池，每一块石子都会产生一圈圈涟漪，涟漪扩散后就会跟其他的涟漪交汇在一起。水池代表早期智人居住的旧大陆，石子与水面的接触点就是智人的过渡期，涟漪代表智人的迁徙。这种类比曾被几位学者引用，但我后来认为它也许是错的。我这么谨慎的一个原因是以色列的一些洞穴中出土了很多重要的化石标本。
对这些遗址的挖掘断断续续地进行了60多年，在有些洞穴中挖出了尼安德特人化石，有些挖出了现代人化石。后来的发现似乎明显有利于人类发源于多个地区的假说。出自基巴拉（Kebarra）、塔邦（Tabun）和阿马德（Amud）的所有尼安德特人标本，年代相对更古老，大约在6万年前；而出自斯虎尔（Skhul）和卡夫扎（Qafzeh）的所有现代人标本，年代更晚些，大约在5万到4万年前。据此，这一地区的尼安德特人进化为现代人看起来合情合理，化石的出土顺序强有力地支持“多地区进化”假说。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完美顺序被推翻。英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将电子自旋共振和热释光效应等新型年代测定方法运用于这些化石的研究中。这两种技术利用了岩石中某些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效应。在衰变过程中，岩石里的矿物起到了原子钟的作用。研究者们发现，斯虎尔和卡夫扎的现代人化石与尼安德特人化石相比，时间要早4万多年。如果这些结果正确，那么尼安德特人就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因为这不符合在多个地区进化的要求。那么，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第二种假说认为，现代人发源于同一地区（见图5-2），其进化过程并非遍及旧大陆。一群群来自同一地区的现代智人迁徙并扩散到旧大陆的其他地区，代替了已在那里生存的前现代人。这一假说又称“诺亚方舟”假说和“伊甸园”假说。后来又被称作“走出非洲”假说，因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出现第一批现代人的地方。几位人类学家已研究过这一假说，其中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托弗·斯特林厄（Christopher Stringer）坚决支持该假说。
图5-2 现代人起源的两种观点
左侧是“多地区进化”假说，直立人群体在近200万年前从非洲向外扩张，定居在整个旧大陆上。群体间的基因流动使整个旧大陆的人群保持着遗传的连续性，从而在有直立人群体的地方，自然地产生了现代智人的进化趋势。右侧是“走出非洲”假说，现代智人近期产生于非洲，又快速“扩张”到旧大陆的其他地区，取代了已在那里生存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
这两种假说差别很大。“多地区进化”假说指的是，向现代智人的进化遍及旧大陆，只有少数人口迁徙，没有人群被替代；而“走出非洲”假说认为智人之前的物种被替代。按第一种假说，现代地理区的各人群（又被称为“人种”）已分开了200万年之久；按第二种假说，他们都是在较晚时期才衍生于非洲的单一人种。
这两种假说对化石记录的预测也不一样。第一种“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现代各地区人群的解剖特征，从同一地区的化石中也可见到。这种共同特征可以一直追溯到200万年前，直立人首先分布到非洲以外地区的时候。在“走出非洲”假说中，未提及这种地区连续性，而是认为现代人群将更有可能具备某些非洲的特征。
沃尔波夫鼎力支持“多地区进化”假说。他于1990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上提出：“在解剖学方面的连续性特点显而易见。”例如，面部形状、颧骨构造、铲形门齿等某些特点，出现在亚洲北部出土的75万年前的化石、25万年前著名的北京猿人化石和现代中国人身上。斯特林厄承认这一点，但他指出，由于这些性状不只出现在亚洲北部，因此不能成为地区连续性的证据。
沃尔波夫与同事们也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做了相似的论证。但斯特林厄认为，体现连续性特点的化石只出现在三个时间点：180万年前、10万年前和3万年前。如此稀缺的参考时间点，极大地削弱了论据。
这些例子说明了人类学家们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人类学家对重要解剖性状的意义有不同的认识，而且，除了尼安德特人之外，其他化石的记录比大多数人类学家期望的要少得多，同样也比大多数非人类学家相信的要少。在克服这些障碍之前，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
化石、行为和遗传学证据
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评估化石的解剖性状。尼安德特人四肢短小、身体又矮又壮，这样的身材适应寒冷的气候，而他们大部分时间正是生活在寒冷的地区。然而，同一地区第一批现代人的解剖结构却极为不同，他们身材纤瘦、四肢细长，轻巧的身体适应热带和温带气候，而不适应冰期时代欧洲的严寒。如果第一批现代欧洲人是非洲人移民的后裔而非欧洲本地人的后裔，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走出非洲”假说也得到了支持。
通过直接观察化石记录，可以找到支持这种假说的证据。如果“多地区进化”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发现早期现代人的化石几乎同时出现在整个旧大陆，但实际并非如此。已知最早的现代人化石可能出自非洲南部，这些化石都是颌骨碎片，其年代也未被确定，所以我说的是“可能”。例如，出自边界洞（Border Cave）和克莱西斯河口洞（Klasies River Mouth Cave）的化石，都来自非洲南部，有10万年多一点的历史，“走出非洲”假说以此为据。卡夫扎和斯虎尔洞穴出土的现代人化石也有近10万年的历史，所以现代人可能最先起源于非洲北部和中东地区，后迁徙到别处。多数人类学家全面衡量种种证据，更倾向于现代人起源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一假说（见图5-3）。
图5-3 化石分布图
图中显示了有关现代人起源的化石的出土地点和年代。阴影区是尼安德特人的分布区域。最早的现代人标本出土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中东。
在亚洲或欧洲的其他地方，都没发现过这一时期的现代人化石。如果这反映了当时真实的进化情况，而不仅仅是因为化石记载不完整这样的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走出非洲”假说看起来合情合理。
大多数群体遗传学家支持这一假说，认为它在生物学上最合理。这些科学家研究的是物种间的基因结构以及它如何随时间而改变。如果一个物种的各群体间相互保持地理上的联系，那么借助杂交可以使基因突变扩散到整个地区，改变这个物种的基因结构，但整个物种仍保持遗传上的一致性。如果一个物种的各群体由于河道的变化和沙漠的扩张而产生地理隔离，那么每个群体的遗传变化彼此间都不相同，最终将变成不同亚种或完全不同的物种。群体遗传学家用数学模型计算出不同规模的群体发生遗传变化的频率，从而推测古代发生的情况。
很多群体遗传学家，如斯坦福大学的卢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Luigi Luca Cavalli-Sforza）和伦敦大学学院的沙欣·鲁哈尼（Shahin Rouhani）等曾对此争论做出综述。他们认为“多地区进化”假说的合理性让人怀疑，因为“多地区进化”假说需要有大群体间广泛的基因交流，当他们进化为现代人时，要有基因的联系。如果1994年初宣布的爪哇猿人化石的最新日期是正确的，那么直立人在200万年前就分布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了。因此，按照“多地区进化”假说，基因交流必须长时间发生在大范围的地理区域里。大多数群体遗传学家认为这并不现实。当智人之前的物种散布在欧、亚、非各洲时，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产生各地区的变种，如我们确实见到的远古智人的变种一样，而不会形成密切的整体。
我把化石的研究暂且搁置，转向研究行为，也就是有形产物、工具和艺术品。需要牢记的是，原始人群的极大部分技术行为从考古学角度是看不到的。例如，一个萨满祭司带领下的宗教仪式里包括讲述神话、诵唱、舞蹈和装饰身体等，但这些内容不会进入考古记录。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每当找到石器工具和雕刻或绘画物品时，它们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通向古代世界的最狭窄的窗口。
我打算从考古记录入手，发现现代人思维活动的标志，希望这种标志能阐明以上两种对立的假说。如果在旧大陆所有地区的现代人都大体上同时出现了思维活动，我们就可以认定“多地区进化”假说最能解释现代人的进化；相反，如果思维活动的标志首先出现在一个受隔离的地区，之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则证明“走出非洲”假说正确。
我在第2章已经说过，人属出现于约250万年前，与考古记录的初始时间相仿。我们看到，140万年前直立人进化以后，从奥杜威工业发展到阿舍利工业，石器的组合形式变得更加复杂。所以生物学和行为方式之间的联系是很紧密的：早期人属制造了简易工具，而直立人的进化增加了工具的复杂性。这种联系在50万年前之后的某个时期，随着远古智人的出现而再次出现。
经过100多万年的技术发展瓶颈期后，直立人简单的手斧工业发展成复杂的大石片制作技术。阿舍利工业时期只有12种广泛使用的工具，而现在新技术制成的工具多达60种。像尼安德特人这样的远古智人的解剖结构一旦发生了新变化，一定会伴随着出现新的技术水平。但新技术一旦确立，就几乎不再改变。新时期的特征是停滞，不是革新。
然而，当变化真的发生的时候，其效果是翻天覆地的，人们应当意识到自己的理解可能远远落后于现实。在大约3.5万年前的欧洲，人们开始用仔细击落的石刀制作形状精巧的工具，骨头和鹿角也第一次被用作工具的原材料。工具有100多个种类，包括制作粗布衣的工具和用于雕刻的工具。同时，工具也开始变成艺术品，比如，在鹿角矛上雕刻活灵活现的动物用于装饰。化石记录中出现的珠子和垂饰，宣告了身体饰品的诞生。最引人瞩目的是洞穴深处的壁画，其中表现出了与我们相同的精神世界。与早些由停滞占主导的时代不同，创新是现在文化的本质，我们以千年而非十万年来衡量这种变化。这些考古事件被称作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清楚地证实了现代人思维开始起作用。
我之前说过，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考古标志的研究落后于现实情况。现在我来说明原因。由于历史因素，西欧的考古记录比非洲的丰富，如果非洲在这个时期有一处考古遗址，那么在欧洲就有200多处同一时期的考古遗址。这反映出两地科学考察强度的差距，并不代表史前记录的数量差异。长期以来，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被认为是现代人发源于西欧的象征，因为西欧的考古标志和化石记录完全吻合，二者都显示在大约3.5万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现代人于3.5万年前在西欧出现，他们的现代行为被假定是考古记录的一部分。
后来，这个观点被推翻了。现在，西欧被视作一处停滞不前的地方，一股变化后来出现了，自东向西横扫了整个欧洲。从5万多年前开始，东欧的尼安德特人渐渐消失，被现代人所取代，最后，在3.3万年前，欧洲最西部的尼安德特人也被完全取代。现代人及其行为于同一时间在西欧出现，这种巧合代表了现代智人这一新人群的涌入。因此，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并不是进化的标志，而只反映了人口的流动和变迁。
如果现代人从5万年前开始迁徙到西欧，那他们来自哪里呢？化石证据表明，他们可能来自非洲或中东。零碎的考古记录都支持现代人的行为起源于非洲这一说法。1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从石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已知的现代人的解剖结构也是第一次在同一时间被发现，这可以作为生物学与行为互相联系的又一个例子。
然而，这种联系也许是一个假象，也可能是偶然事件。我这么说是因为中东出土了大量化石与考古记录，却产生自相矛盾的情况。应用新的测年技术显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同时存在于这个地区长达6万年之久（1989年，人们测定塔邦的尼安德特人生活在至少10万年前，与卡夫扎和斯虎尔的现代人为同一时代）。在那一时期，我们发现的所有技术都是伴随着尼安德特人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因首次发现于法国的莫斯特（Le Moustier）考古遗址，被命名为莫斯特技术。在那时的中东，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群使用的是莫斯特技术，而不是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征的创新工具组合，这意味着他们的身体结构进化为现代人，而行为却与现代人不一样。也就是说，解剖结构和行为并非同步发展。当然，能证明存在早期现代人行为的考古证据不足，这可能是发现的考古记录过少导致的。尽管打造石片的技术首先发源于非洲，但我们无法肯定非洲大陆是现代人行为开始的地方，更无法肯定现代人行为从非洲向欧亚大陆扩展。
有关现代人起源的第三个证据是分子遗传学，它最为明确，却最具争议。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人起源假说，即线粒体夏娃假说，其观点基本支持“走出非洲”假说。大多数“走出非洲”假说的支持者认为，当现代人从非洲扩散到旧大陆其他地区时，可能与智人出现之前的人种杂交。这意味着古代群体进化为现代人时保持了连续的遗传基因。线粒体夏娃假说否定这一观点，它认为当现代人迁出非洲、数量增加时，就完全取代了当地已有的现代人之前的原始人群，迁出者与当地人群的杂交不太可能发生。
埃默里大学的道格拉斯·华莱士（Douglas Wallace）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伦·威尔逊两个实验组共同提出了线粒体夏娃假说。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细胞里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即DNA。当母系的卵子和父系的精子融合产生新胚胎时，胚胎细胞中的线粒体只来自卵子，因此线粒体的DNA只由母系遗传。
由于某些技术原因，线粒体DNA特别适合于向上回溯进化的过程。由于DNA通过母系遗传，所以回溯会最终导向一位女性祖先。经过分析，结果显示现代人起源于15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然而必须牢记的是，这个女性只是人口多达上万的人群中的独立个体之一，而不是一个跟她的亚当在一起的唯一的夏娃。
分析指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且早期人口不存在与当地已有的现代人之前的原始人杂交的行为。从对当今活着的人类的线粒体DNA的分析发现，它们彼此高度相似，共同拥有一个关系较近的起源。如果现代人和远古智人曾有过基因结合，有些人的线粒体DNA就会显示与远古人类的相同。迄今为止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 000多人接受过测试，并未发现远古人的线粒体DNA。经过测试的现代人线粒体的DNA都起源于近世。这意味着，现代的迁入人群完全取代了远古人群，这一过程在非洲从15万年前开始，在之后的10万年中扩散到欧亚大陆。
威尔逊及其研究组在1987年1月的《自然》杂志首次发布成果时，他们的大胆陈述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惊慌失措和公众的广泛兴趣。威尔逊和他的同事们写道：“智人从古老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于14万到10万年前首次出现在非洲，现今的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后来的研究把出现的时间稍稍提前。）华莱士研究组对此持支持态度。
沃尔波夫仍坚持自己的“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上述资料不可信。而威尔逊及其同事们经继续研究有了更多的发现，断言其结论在统计学上毋庸置疑。但后来他们的研究又遇到了统计上的问题，就不再像以前宣称的那么肯定了。许多分子生物学家仍认为，线粒体DNA数据可以证实“走出非洲”假说。人们注意到，根据细胞核中的DNA而得出的遗传信息，与线粒体DNA数据所显示的情况相同。
取代是怎么发生的
提出现代人之前的那些人被现代人部分或完全取代这一见解的人，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局面：“取代是怎么发生的？”沃尔波夫认为，取代的过程发生了激烈的种族灭绝。我们对此类屠杀耳熟能详，例如，19世纪美洲和大洋洲原住民被大规模杀戮，这类事件也许以前也曾发生过，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早时期的杀戮证据。
在没有杀戮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有说服力的假说来代替这个暴力假说。如果找不到替代假说，尽管无处求证，这个假说却更具说服力。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人类学家埃兹拉·朱布罗（Ezra Zubrow）就在寻找这种替代假说。他研究出一个各群体相互影响的计算机模型，其中一个群体较另一个群体有稍大的竞争力。他通过此模型判断出，优等群体需要什么样的优势就能快速取代另一群体。答案竟然是：一个群体只需要2%的优势就能在1 000年内消灭另一群体。
我们可以理解群体间会通过武力消灭彼此，却难以理解一个微小优势，如开发食物资源方面的微弱优势如何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产生巨变的。如果现代人只是稍微优于尼安德特人，那么该如何解释二者在中东共存了6万年之久呢？一种解释是，尼安德特人虽然在解剖结构已经进化为现代人，但其现代人的行为却很晚才出现。第二种解释则获得了更多的赞同，认为二者实际的共存情况不像看起来那么明显。不同群体随气候变化轮流占据一个地区。天气较冷时，现代人向南迁徙，尼安德特人占据中东；天气较暖时，情况则相反。因为不能测出洞穴堆积物的确切年代，这种“共享”一个地区的现象会被误读为“二者是共存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确切知道在西欧的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在3.5万年前共存，共存时间为1 000年或者至多2 000年，这与朱布罗的假说相符。他的假说虽未确切显示现代人通过人口数量优势取代其之前的人种，但他的假说表明，暴力不是唯一的取代方式。
这么多说法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呢？尽管研究了大量信息，但有关现代人起源的重要争论仍在发酵。我认为，“多地区进化”假说也许并不正确。我的设想是：现代智人作为独立的进化群体发源于非洲某处，当第一批现代人的后裔扩散到欧亚大陆时，会与那里的人群混合。然而，目前的遗传证据为什么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呢？我不清楚其原因。或许是对这些证据的解释不正确，或许“多地区进化”假说最终被证明为正确。当争论平息、新证据被发现时，这种不确定性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过去3万年中的雕刻、绘画或塑造出的动物和人类形象，是人类史前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遗迹，这一点毋庸置疑。现代人这时已出现并占据了旧大陆多数地区，但可能并未占据新大陆。无论生活在非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人类都创作了各自世界的图景。显然，他们的创作热情不可阻挡，这些图景本身也引人入胜、神秘莫测。
作为人类学家，让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1980年考察了法国西南部保存着古老艺术品的几个洞穴。那时，我正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系列电影，所以有机会看到鲜为人知的东西，如多尔多涅区莱埃齐斯（Les Eyzies）镇附近著名的拉斯科（Lascaux）洞穴。它是冰河时期欧洲所有洞穴中艺术品保存最完好的一处。为了保护绘画作品的完整性，此洞从1963年以来不再对公众开放。目前，它有严格的限制，一天只接待5名参观者。好在洞中的有画洞壁的复制品已经完成，人们仍可看到那些作品。1980年参观拉斯科洞穴真迹让我想起了35年前的一段光阴，当时我与父母以及法国最有名的史前学家亨利·步日耶（Henri Breuil）曾来这里参观。虽然现在洞里的牛、马和鹿的图像和我年轻时看到的一样，都是静止的，但我觉得它们似乎在眼前移动。
法国阿里热（Ariège）地区的蒂克·多杜贝尔（Tuc d'Audoubert）洞穴与拉斯科洞穴一样壮观。罗伯特·贝古安（Robert Bégouën）伯爵的领地上有三处存有远古艺术品的洞穴，蒂克·多杜贝尔洞穴是其中之一。有一条狭窄而弯曲的通道从明亮的洞口向内延伸几公里到达幽暗的洞里，伯爵手电的光亮照到墙上，形成跳跃的影子，照得地板闪着橘色的光；通道尽头有一个小圆厅，天花板向下倾斜至地面，靠近岩石的地方可以看见两头用黏土精心雕塑的野牛。
我已看过这两座著名雕像的图片，但没有料到能看到本尊。两座雕像的尺寸大约是活牛的1/6，形态完美，静中有动，充满生命气息。在1.5万年前的工作条件下，创造出如此精致的雕像，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他们点燃烧动物油的简易灯，从附近洞穴背来黏土，用手指和某个扁平的工具塑造动物的形状，眼、鼻、嘴和鬃毛则是用一根尖棍或骨头刻出来的。完成作品后，他们认真清理制作时掉下来的大部分残余，只留下几段香肠形的黏土，有人认为那象征着男性生殖器或动物的角，现在则被当作雕塑家试验黏土可塑性的样品。
时光流逝，制作野牛雕像的原因和当时的制作环境已无从考证。洞里还有第三件艺术品，它的雕刻粗糙，放在前两件艺术品附近的洞穴地面上，此外还有一个也由黏土做的小雕像。最有意思的是，野牛雕像周围的脚后跟印记可能出自儿童。是不是在艺术家工作时，儿童在旁边玩耍呢？如果是孩子们的脚印，为什么看不到艺术家的脚印呢？这些脚后跟的印记会是举行某种仪式时留下的吗？它们是否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野牛为中心的神话内容的某些部分呢？我们不知道答案，也许无从知道。如同南非考古学家戴维·刘易斯–威廉斯（David Lewis-Williams）谈及史前艺术时说的那样：“含义总是受到文化的制约。”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工作的刘易斯–威廉斯一直在研究卡拉哈里的昆桑人艺术，他打算阐明包含冰河时期欧洲艺术在内的史前艺术的意义。他发现，在社会的复杂文化网络中，艺术表现可能是神秘的线，神话、音乐、舞蹈也是网络的一部分。对整体来说每一条线都意义重大，但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并不完整。
即便证实了洞穴绘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中的作用，我们就能了解其内涵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需要思考与现代宗教有关的故事，以发现神秘标志的重要性。这些标志如果脱离了其所属的文化，就可能毫无意义。试想一个人手握权杖、脚下有一只羔羊，这一景象对基督徒意义重大。而对于从未听过基督教故事的人来说，该景象完全没有任何寓意。
我的意思只是告诫而不是绝望。如今我们所保存的古代图像只是一个古代故事的小片段。尽管我们迫切地想了解图像的含义，但我们只能明智地承认自己的理解力有限。此外，西方人对史前艺术的理解，一直存在强烈的、无法避免的偏见。这会导致人们很少关注东非和南非同样古老或更古老的史前艺术，还会导致人们以西方的方式看待艺术，把它当作挂在博物馆里的画，是纯粹观赏的东西。法国史前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e Leroi-Gourhan）的确曾把冰河时期的图像描绘成“西方艺术的起源”。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冰河时期在1万年前结束时，绘画和雕刻也被图解式图像和几何图案代替而全部消失。拉斯科洞穴中艺术品所使用的透视法和动态画法，是随着文艺复兴在西方艺术中再次被发明出来的。
冰河时期的艺术
在试图通过远古图像这一媒介回望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之前，我将概述有关冰河时期艺术的观点。冰河时期始于3.5万年前，在1万年前结束。需要记住：西欧复杂的技术最早也出现在这个时期，而且发展得很快，似乎在追赶潮流。旧石器时代晚期每种新技术的名字，都标志着技术演变的一段时期，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考察冰河时期艺术的变化。
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距今3.4万到3万年前的奥瑞纳时期为开端。尽管迄今尚未发现存有该时期绘画的洞穴，但当时人们会制作很多小象牙珠子来装饰衣服，用象牙雕刻精美的人像和动物像。比如德国的福格尔赫德（Vogelherd）遗址发现了6座猛犸象和马的小型象牙雕像，其中一件马像可与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最精致的艺术品相媲美。音乐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法国西南部阿布里·布朗夏尔（Abri Blanchard）洞穴出土的一根骨笛就印证了这一点。
距今3万到2.2万年前的格拉维特时期的人类最早制造了黏土雕像，作品包括动物和人的雕像。这一时期的洞穴绘画很罕见，但在有的洞穴里发现了手印，可能是把手按在洞壁上，沿其边缘吹上颜料而完成的。在法国比利牛斯省的加尔加（Gargas）遗址发现了200多个手印，但几乎都有些许残缺。格拉维特时期最大的突破是女性雕像，它们通常没有面部和小腿，由黏土、象牙或方解石制成。这些雕像出土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最典型的被称作维纳斯（Venus），人们认为，它代表了欧洲大陆流行的女性生殖崇拜。但随后的批判性研究显示，这些雕像的形式多种多样，没有人赞同生殖崇拜的论调。
最引人注目的洞穴绘画，开始出现于距今2.2万到1.8万年前的梭鲁特时期。但该时期的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更加突出。例如，在有些遗址中，常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浅浮雕，它们对梭鲁特人极为重要。夏朗德地区的罗克·德·塞尔（Roc de Sers）遗址就是如此，那里的马、野牛、驯鹿、山羊和人的大型浮雕像被刻在岩屋后面的岩石上，有些浮雕像会突出15厘米左右。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一个时期是距今1.8万到1.1万年前的马格德林时期，是在洞穴深处绘画的时期。已知的80%的洞穴绘画是这时的作品，例如，壮观的拉斯科洞穴和西班牙北部康泰布里亚（Cantabria）地区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马格德林人是天生的雕刻家和雕塑家，擅长于雕刻石头、骨头和象牙物品，有些雕刻器物具有实用性，如投矛器；有些显然无用，比如权杖。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人像在冰河时期的艺术品里很罕见，但在马格德林时期却恰恰相反。在法国西南部马齐（La Marche）洞穴生活的马格德林人雕刻了100多个人头侧面像，每个都形态各异，像是人像的侧写。
阿尔塔米拉洞穴所在的农场主人是唐·马塞利翁·德·索图拉（Don Marchllion de Sautuola），要不是他的女儿玛利亚（Maria），这个洞口顶部的壮丽绘画可能永远不见天日。1879年的一天，父女二人来到这个10年前已被发现的洞穴勘察。玛利亚走进父亲曾经考察过的一个较矮的洞室。她后来回忆说：“我在洞里跑来跑去到处闲逛时，突然看到洞顶的画像。”她叫了起来：“看，爸爸，是牛。”借助油灯摇曳的光线，她看到了1.7万年来没人见过的画像：24头野牛围成一圈，周围还有2匹马、1只狼、3只野猪以及3只雌鹿，它们有红色、黄色还有黑色，看起来就跟刚画的一样鲜艳。
玛利亚的父亲是一名热忱的业余考古学家，他惊讶地看到女儿的新发现，同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遗憾的是，当时的专业史前历史学家却没有这样认为，因为这些画是如此颜色鲜艳、栩栩如生，以至于被当成近代艺术家的作品。它们看上去过于完美、过于逼真、过于美妙而不像是原始智慧的创作，所以被认定出自近期巡回艺术家的手笔。
那时，人们已发现了骨头和鹿角的雕刻品等几件便携艺术品，因此承认存在史前艺术，但不认为绘画产生于远古时代。讽刺的是，在发现阿尔塔米拉洞穴的绘画前，一位教师莱奥波德·希隆（Léopold Chiron）在法国西南部的夏博（Chabot）洞穴的洞壁上发现了雕刻艺术，但实在是难以辨认。史前学家不把它们当成旧石器时代晚期洞壁艺术的证据。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Paul Bahn）指出：“夏博洞穴的雕刻图案过于简单，不被人们当回事；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太壮观，使人不敢相信。”
直到德·索图拉在1888年去世时，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仍被当成一个明显的骗局而得不到认可。随着在法国类似发现的积累，虽说都影响不大，但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最终被确认为真正的史前艺术品。在这些发现中，法国多尔多涅地区的拉穆特（La Mouthe）洞穴最重要。从1895年到世纪之交，这一洞穴中发掘出一头野牛雕像和几幅绘画，它们都代表了洞壁艺术。其中一些绘画被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沉积物覆盖，可以证明它们的古老。而且在洞内第一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用砂岩刻出来的灯，它为艺术家在洞穴里工作提供了条件。专家们开始转变看法，承认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绘画是真实的。埃米尔·卡泰拉克（Émile Carthailac）曾强烈质疑绘画的真实性，他于1902年发表了题为《承认被怀疑的错误》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们不再有任何理由怀疑阿尔塔米拉洞穴内的艺术品。”虽然他的文章已成为科学家勇于承认错误的范例，但其文章的语气较为牵强，还为自己之前的反对态度而辩护。
巴恩说，最初冰河时期的绘画被看作“闲来无事时，像玩耍般的乱写乱画，是狩猎者闲暇时漫不经心的装饰”。他说这种解释源于当时法国的艺术概念，这一概念认为：“艺术仍然被认为是近几个世纪的产物，包括画像、风景和叙述性图画。它纯粹只是艺术，唯一的功能是取悦和装饰。”一些有影响力的法国史前学家反对教会权威，不愿意给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赋予宗教色彩。在一开始这种说法看起来合情合理，因为便携式器物这类艺术品看上去确实构造简单。但后来，更多的洞壁艺术的发现改变了该说法。就洞顶和洞壁上动物的相对数量来说，绘画未必反映真实生活；而且有些绘画的图案是奇形怪状的几何符号，很难看出来有什么具体含义。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约翰·霍尔沃森（John Halverson）提出，史前学家应回归“为了艺术而艺术”这一理念。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期望人类意识在其刚进化时就已充分发展。由于那时人们的思维很简单，所以最初的史前艺术作品也很有可能过于简单。阿尔塔米拉洞穴的绘画看上去就很简单，虽然以个体或群体的形式描绘了马、野牛和其他动物，但鲜有接近自然的原样，这些图像准确但缺乏背景。霍尔沃森说，这说明冰河时期的艺术家们只针对其生活环境的一部分进行绘画或雕刻，完全没有神话的内涵。
我认为这个论据缺乏说服力，只要举几个冰河时期的例子就足以表明它们比现代人最初有缺陷的作品艺术得多。例如，在贝古安伯爵拥有的三兄弟洞穴中，有一个人兽合一的男巫师壁画，他用后腿站立，脸朝前瞪着眼睛看向壁外。该壁画是由人和许多不同动物的各部分组成的，头顶一对大鹿角。这不是霍尔沃森所说的那种简单的图像，那种“未经认知调节”的图像。拉斯科洞穴的“野牛大厅”中的野牛也不是简单的形象，野牛被画成独角兽，可能是由人乔装的动物或人兽合一的怪物。许多这种壁画让人相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认知加工过的图像。
最重要的是，那些图像比霍尔沃森所说的更为复杂。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冰河时期的绘画和雕刻的内容都不是真实的自然景象，没有一幅作品真正像风景画。而且从其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来看，那些图像也没有描绘日常饮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画家们脑海里想的是马和野牛，但吃的是驯鹿和雷鸟。很多动物在壁画上比在自然风景中更突出，这一定别有他意：在旧石器时代，它们对于画家来说有特殊的重要性。
狩猎–巫术假说
为什么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会画出那些壁画呢？第一个重要的假说是有关狩猎的巫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家们认识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绘画属于巫术和图腾仪式的一部分，目的是提高狩猎的收获。宗教历史学家萨洛蒙·雷纳克（Solomon Reinach）于1903年提出，在巫术和图腾仪式中，绘画过多表现了几种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动物，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大抵如此。在这一时期，人们像澳大利亚原住民那样，为了确保图腾动物和猎物数量的增加而绘画。
亨利·步日耶认同雷纳克的看法，并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以极大的热情极力发展并提倡它们。他用了将近60年的时间来记录、在地图上标定、复制并统计了欧洲所有洞穴的图像，同时还研究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进化的年代记录。步日耶和大多考古学家一样，把艺术看作是有关狩猎的巫术。
关于狩猎–巫术假说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绘画并未反映画家的饮食习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曾指出，卡拉哈里昆桑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艺术里过多描绘某些动物，不是因为它们是吃的东西，而是因为它们容易构思。1961年步日耶去世时，跟步日耶一样著名的法国史前学家勒鲁瓦–古尔汉提出了一种新观点。
勒鲁瓦–古尔汉在许多图像的布局中找寻艺术结构，而不像步日耶那样，在单个图像中寻找它的意义。他长期考察有绘画的洞穴，并最终找到重复的布局，也就是一种动物占领洞穴的一个特定部分。例如，洞口有鹿的图案，洞中央主要有马、野牛和公牛等动物。洞的深处大多是食肉类动物的图案。而且他认为动物图案有雌雄之分：马、鹿和大角野山羊代表雄性，野牛、猛犸象和牛代表雌性。勒鲁瓦–古尔汉认为，绘画中图案顺序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男性和女性的有序划分。另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安妮特·拉明–昂珀雷尔（Annette Laming-Emperaire）虽提出了类似的雌雄二元性的说法，但对于具体哪个图像代表雄性，哪个代表雌性，两位学者意见不一，最终导致该说法不成立。
洞穴本身的结构可能影响艺术的表现，这一说法后来又以另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流行起来。法国考古学家伊艾戈·雷茨尼科夫（Iégor Reznikoff）和米歇尔·多瓦（Michel Dauvois）详细考察了法国西南部阿里热地区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品的三个洞穴，他们不像平常那样寻找石器、雕刻品或新的壁画，而是在洞内唱歌。最为特殊的是，他们慢慢地走过整个洞穴，反复停下来测试洞内每个位置的回声，用三个八度的音调绘制了每个洞穴的回声图，并且发现，回声最大的区域很可能藏有绘画和雕刻品。在其1988年年底发表的报告中，雷茨尼科夫和多瓦指出，洞穴回声的方法很有效，在冰河时期简陋油灯的光线下，回声效果一定会大大增强。
我们很容易想象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在洞穴壁画前唱念咒语的情景。这种不平常的情景常出现在洞穴深处难以到达的地点，暗示着这是一种仪式。当一个人面对冰河时期的作品时，正如我站在蒂克·多杜贝尔洞穴的野牛壁画前时，心中涌现出远古时代的声音，也许还伴随着鼓声、笛声和哨声。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克里斯·斯卡雷（Chris Scarre）当时评论道：雷茨尼科夫和多瓦的发现使人惊奇，“令我们开始关注早期祖先仪式中音乐和唱歌的重要性”。
1986年，勒鲁瓦–古尔汉去世时，史前学家们重新研究了他生前的观点，就像步日耶去世时的情况一样。现在，他们准备接受多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强调了文化的背景，并更明确地意识到把现代社会的思想强加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是危险的。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是冰河时代的艺术里的某些元素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认知，反映了有关其精神世界的表达方式。之后，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而他们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式则是更实际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康基（Margaret Conkey）提出，阿尔塔米拉可能是该地区数百人的秋收地，那里有很多赤鹿和帽贝，为人群聚集提供了经济因素。但正如我们从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模式所得出的结论，促使聚集的经济原因只是表面因素，更多因素是为了社会和政治联盟的建立，而不是纯粹的实用性。
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拉登（Robert Laden）认为自己能在西班牙北部洞穴中发现这种联盟。阿尔塔米拉等重要遗址在半径为16公里的范围内被更小型的遗址包围，它们似乎是政治和社会联盟的中心，而方圆32公里似乎是维持联盟的最合适的范围。在法国洞穴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模式。
或许，阿尔塔米拉洞穴顶部的野牛和其他动物图像的排列方式，表现了该联盟的影响范围。洞顶的画主要是由20多幅围绕边缘排列的彩色野牛像构成的。康基的建议是，这些图像可能代表了聚集于此的各个人群。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在阿尔塔米拉发现的雕刻品似乎是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艺术品。那时，在整个西班牙北部，人们用锯齿纹、新月形、巢状曲线等各种各样的图案装饰实用器物。已经鉴定过的图案有15种，它们代表各自的地区，隐含着地方性风格或不同人群的特点。在阿尔塔米拉遗址一处就发现了许多具有不同地方特点的艺术品，这有力地证明了该地是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遗址。然而，迄今为止，在拉斯科洞穴还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如果说，拉斯科遗址对画家以外的其他人很重要，这也合情合理。或许，拉斯科的地位来源于一次重要的精神事件，比如旧石器时代晚期一次造神事件为其增添了魅力。在生活环境较差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中间，曾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巫师的幻觉
我曾说过，冰河时期的艺术来源于古人的生态背景中的动物，并且这些动物的相对比例不与实际情况吻合，这表明了艺术本身的神秘莫测。但除了具体形象之外，壁画中还有其他零散的几何图案或符号，如圆点、格子、锯齿形花纹、曲线、之字形花纹、巢状曲线以及矩形，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最让人迷惑的因素。大部分符号被解释为狩猎–巫术或雌雄二元性假说的组成部分。刘易斯–威廉斯近期提出了一个新颖而有趣的说法。他认为这些符号是巫术的迹象，是由幻觉而产生于头脑中的图案。
刘易斯–威廉斯研究南非昆桑人艺术已经40年了。大多数昆桑人艺术可追溯到1万年前，也有些是近代的创作。他逐渐意识到，昆桑人艺术与西方人类学家长期以来的假定不同，它未能表现出昆桑人淳朴的生活。相反，它是巫术的产物，表现了巫师的灵魂，再现了巫师在幻觉状态下看到的东西。刘易斯–威廉斯及其同事托马斯·道森（Thomas Dowson）曾访问了一位住在南非特兰斯凯的特索洛（Tsolo）区的老太太，她是巫师的孩子，讲述了某些现已消失的巫术。
她说，巫师能用麻醉药和强力呼吸使自己“阴魂附体”，之后成群的妇女们富有韵律地歌唱、跳舞和拍手。随着“阴魂附体”状态的加重，巫师开始哆嗦，胳膊和身体猛烈颤动，好像昏死过去一样，身体弯曲，看起来很痛苦。转角大羚羊在昆桑人神话中代表强大的力量，巫师可以割断羚羊的脖子和喉咙，用力把流出来的血灌进一个人脖子和喉咙的刀口，这样就能给这个人注入力量。后来，巫师再用羚羊血把幻觉中的图景画出来。老太太还告诉刘易斯–威廉斯，图像有其自身的神力，这神力来自图像在绘画过程中的相关幻觉情景，把手放在上面可以得到力量。
大羚羊经常出现在昆桑人的绘画中，其力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刘易斯–威廉斯想知道：马和野牛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来说是否也是类似的力量来源，也就是说，人们是否会通过求助这些图像，并触摸它们以攫取灵魂的力量。他需要证据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就是巫术，几何符号可以作为探索问题的线索。
刘易斯–威廉斯查找的心理学文献指出，幻觉包括三个阶段，依次从简单到复杂。在第一阶段，被“阴魂附体”的人可以看到格子、Z字形、圆点、螺旋形和曲线等几何图形，总共6种形式的图像闪闪发光，变化莫测，充满力量。它们由大脑基本的神经结构产生，因此被称为“内视”图像。刘易斯–威廉斯于1986年发表于《当代人类学》（ Current Anthropology）的一篇论文指出：“该图像来自人的神经系统，当人们的意识进入某种特殊状态时，不论其文化背景如何，都很容易看到这些图像。”在第二阶段，“阴魂附体”者开始把图像看作实物，比如，曲线被认为是地形上的山，锯齿形花纹被当作武器等。一个人能看到的东西的性质取决于其文化素养和所关心的对象。昆桑人巫师常把曲线看作蜂窝状图像，是因为蜜蜂是让他们进入“阴魂附体”时利用的超自然力的象征。
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过程中，常出现穿越旋涡或旋转隧道的感觉，可以看到完整的图像，或平常，或特殊。该阶段重要的图像是人兽合一的怪物，也被叫作兽人（图6-1）。它们在昆桑人的巫术中很常见，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里引人入胜的部分。
图6-1 一张来自过去的脸
人与动物的结合体，例如法国西南部的三兄弟洞穴中发现的男巫师像，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中很常见。这说明艺术刚起源时是一种巫术。
第一阶段幻觉的内视图像存在于昆桑人艺术中，这是能够证明巫术存在的客观证据。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中可以看到相同的图像，它们有时叠压在动物图像上，有时独自存在，与神秘的兽人图像结合起来，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时期的某些艺术的确是巫术。约翰·霍尔沃森说：“这些兽人图案是史前人类头脑中没有建立人与动物的明确界限的产物。”然而，这恰恰是一种误读。如果图像在幻觉中产生，那么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画家来说，它们与马和野牛一样真实存在。
提到艺术，我们总会想到画在帆布或墙壁上的绘画，总有一个表面的存在。但巫术并非如此，巫师的幻觉常从岩石表面产生，刘易斯–威廉斯解释道：“巫师看到的图像好像早已被印刻在灵魂里，他们在绘画时只是画出已存在的东西。因此，最初的图像不是用想象的表现主义画出来的，而是来源于脑海里已有的图像。”他提出，岩石表面是现实世界与灵魂世界的分界和通道，不只是形成图像的媒介，更是图像和仪式的组成部分。刘易斯–威廉斯的假说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对，但它能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艺术。巫术艺术的实施和使用与西方艺术不同，它为我们以新的方式考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提供了机会。
法国考古学家米歇尔·洛布兰谢（Michel Lorblanchet）多年来的研究使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考察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若干年来，他一直从事实验考古学。他通过复制洞穴中的壁画，试图感受冰河时期艺术家艰巨的工作和经历。他希望重新创作法国洛特地区的佩谢·梅尔（Peche Merle）洞穴的马像，这两匹马离得很远，但臀部稍稍重叠，约1.22米高，身上有黑色和红色的小圆点，周围有手印。由于绘画的岩石面比较粗糙，所以艺术家显然是用管子将颜料吹上去，而不是用刷子刷上去的。
洛布兰谢在附近洞穴中找了一块类似的岩石面，想用吹的方法重新画出这些马，他告诉《发现》杂志（Discover）的撰稿人：“我一天花7个小时，‘噗噗噗’地吹了一星期，洞中的一氧化碳把我弄得筋疲力尽。但这样绘画使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好像把图案镶嵌在岩石里——把你的灵魂从身体最深处喷射到岩石面上。”这种研究方法听上去不科学也很难理解，但若要实现远大目标，可能就要不走寻常路。洛布兰谢复制洞穴古画的大胆做法就很有创新意识，而这一次的尝试也无疑是一种创新。如果冰河时期的绘画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神话的组成部分，那么无论画家采取何种方式上颜料，他们确实是把自己的灵魂画到了洞壁上。
我们无从知晓雕塑家在蒂克·多杜贝尔洞穴创作野牛、画家在拉斯科洞穴画独角兽，以及冰河时期任何一位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艺术家和以后看到这些艺术品的人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有深远的影响。艺术的语言对行家来说意义重大，但不懂艺术的人会对此感到困惑。我们已知的是，史前艺术中一定有现代人的精神在工作，创造符号和抽象事物方面的某些能力，只有智人才能做到。虽然还不能肯定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但我们知道，它影响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出现。
语言的进化
毫无疑问，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的转折点，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转折点。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开辟新的世界，即内省意识和我们创造并共享的“文化”世界。语言是媒介，而文化是小生境。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kerton）在1990年出版的《语言和物种》（ Language and Species）中，提出了支持这一观点的充分理由：“只有语言能够冲破任何其他物种被束缚其中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人类解放出来，让我们获得无限自由的空间和时间。”
人类学家只能确认两个有关语言的议题，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直接的议题是，口语把智人和其他生物明显地区分开来，除人类以外，任何生物都没有复杂的口语作为沟通和内省的媒介。间接的议题是，智人的脑量是非洲猿的3倍，而非洲猿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近。以上两点肯定有联系，但其性质仍备受争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哲学家们长期研究语言的世界，但已知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近30年才出现。关于语言进化的起源大概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把语言进化看作人的独特特征，是随脑部增大而出现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越过某种认知的门槛，在近期才迅速出现。第二种看法认为，口语是在非人的祖先中通过作用于各种认知能力的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这些认知能力包括交流的能力，但不仅限于此。在这一连续的过程中，语言随人属的进化而在史前时代逐渐进化发展。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同意第一种看法，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乔姆斯基学派囊括了大多数语言学家，他们认为从早期人类的记载中寻找语言能力的证据用处不大，更不用说在猿猴类物种中寻找语言的证据了。因此，试图用计算机和符号字教猿猴用符号交流的人，受到了第一种看法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哲学层面划分两种观点，一是将人类看待成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分离的特殊物种，二是人与自然紧密相连。有关语言的性质和起源的争论越发激烈，语言学家对猿语研究者的尖锐批评所反映的无疑是这种划分。
针对唯独人类才有语言这一观点，得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凯瑟琳·吉布森（Kathleen Gibson）评论道：“尽管这一观点的基本原理和讨论是科学的，但也很符合西方悠久的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圣经》的作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认为人类与动物的精神和行为有本质区别。”所以人类学文献中充斥着“人类是独一无二的”观点，认为制造工具、使用符号和镜像认识等是人类独有的行为，当然还有语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猿类能使用工具、符号并用镜子看到自己，“这些行为是人类独有的”这一说法才逐渐瓦解。只有口语这一领域依然完好无损，所以语言学家成为人类独特性最后的辩护人，并非常认真地履行着职责。
语言产生于人类的史前时代，这一过程利用了某种方式且遵循着某种时间轨迹，改变了作为个体和一个物种的人类。比克顿说：“在我们所有的精神能力中，语言处于意识的最深处，是理性最难理解的部分；我们无法回忆没有语言的时代，更不必说获得语言的方式了。当我们第一次能表达一个观点时，语言就已经存在了。”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难以想象没有语言的世界。作为一个物种，语言通过精致的文化改变了人类彼此交往的方式。语言和文化既让我们彼此结合又各自区分。世界上现存的5 000种语言由人类共同的能力所创造，但这5 000种语言所创造的文化又彼此分离。我们基本上是文化的产物，但直到面对完全不同的文化后，我们才认识到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工制品。
语言将智人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区分开来。人类发出不连贯的声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比猿类的这种能力略胜一筹：人类有50种音素，而猿约有12种。但是我们可以无限地使用那些声音，把它们编排或重组为10万个单词，进而组合成无数个句子。因此，智人快速、详细交流信息的能力以及丰富的思想在自然界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释语言如何产生的。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自然选择不是语言产生的根源，因为语言的出现是一个偶然事件，一旦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产生。乔姆斯基认为：“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在人类进化时期的特殊条件下，10亿神经细胞被放在一个篮球大小的物体中时，自然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和我都反对这个观点，平克简明扼要地指出，乔姆斯基把这一问题的顺序颠倒了。他认为，脑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是大脑内部的微电路连接方式使语言产生，与大脑的大小、形状和神经元的结构无关。平克在1994年出版的《语言本能》（ The Language Instinct）中收集了口语遗传基础的证据，来说明语言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这些证据使人印象深刻，但因数量太多，此处无法深究。
问题是，促使口语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是什么呢？这种能力并非一出现就很完美，所以我想发问，尚未完全成形的语言会带给祖先哪些优势呢？显而易见，语言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我们的祖先开始从事比猿的生存方式更富有挑战的狩猎和采集时，语言能力确实让祖先受益。随着这种生存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关系更需要协调，有效的沟通也更有价值，所以自然选择稳步提高了语言能力。因此，与现代猿类的喘气声、轻蔑叫声和哼哼声类似的古代类人猿的声音的基本组成部分会扩大，其表达会更有结构性。正像我们如今所知，语言是随着狩猎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或似乎如此。关于语言进化的其他假说还有很多。
随着狩猎–采集这种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的技术也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为精细复杂。这一进化上的变化从200多万年前一个人属物种的出现开始，在近20万年内随着现代人出现、脑量增加两倍而到达顶峰。脑量从最早南方古猿的400毫升左右，扩大到今天平均1 350毫升。长期以来，对于日趋复杂的技术和日趋增加的脑量，人类学家得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前者驱动后者。这是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达尔文主义“一揽子”进化学说的一部分。后来，肯尼思·奥克利于1949年在《人，工具制造者》（ Man the Toolmaker）这一经典文献中高度概括了对人类史前时期的这种看法。正如第5章讲到的，最早提出这些看法的研究者之一奥克利认为：现代人的产生是语言逐步完善至今天的水平而引起的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类。
然而，近来流行着一种新的人类心智形成的进化解释。这种观点认为，人是社会动物而不是工具制造者。如果语言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而进化，那么在狩猎–采集的社会中，语言沟通能力的提高只能被认为是次要的因素，而不是进化的根本原因。
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种新观点。他在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认为，语言产生于合作而非侵略的社会行为认知母体，并依赖于两性劳动分工互补的社会结构。这是一个必需的适应进化策略，可使幼儿期、生殖成熟期的时间延长，这种发育推迟使人类脑部更大并能进行行为学习。”这一论点与我在第3章中描述的人科生活史模式相当一致。
霍洛韦的开创性新观点经过几次变化，被称为社会智力假说。灵长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2)继承了这一假说。他认为：“更传统的理论是，灵长类需要较大的脑部来帮助其处世和解决它们在寻找食物时遇到的问题。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认为，灵长类动物生活的社会环境复杂，这为大脑的进化提供了动力。”在灵长类群体生活里，梳理皮毛使个体之间亲密接触、相互照顾，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部分。邓巴说这种方式在一定规模中的群体中有效，但超过这个规模，就需要其他手段来促进社会交往了。
邓巴认为，在人类史前时代，群体成员的增多产生了新的选择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更有效的社交能力的发展。他这样解释道：“语言与梳理皮毛相比有两个有趣的特性，一是你可以同时跟几个人讲话，二是你可以在田野里一边走路、吃东西或工作，一边讲话。”所以，语言的发展让更多个体结合到社会群体中，此时语言是“有声音的皮毛梳理”。邓巴同时还认为，语言随智人的出现而产生。我赞同社会智力假说，但我认为，语言不是在人类史前时代的很晚时期才产生的。
语言何时出现
语言出现的时间是这场争论的基本问题。它是很早就出现了，随后再逐渐改进，还是较晚时期才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具有哲学上的含义，与我们认为“自身究竟有多么特殊”相关。
如今，许多人类学家同意语言是最近才迅速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行为发生了突然变化。纽约大学考古学家兰德尔·怀特（Randall White）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论文认为，10万年前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显示他们“缺乏任何一种被现代人认为是语言的东西”。他认为，现代人的解剖结构这时已经出现，但他们还没有“发明”文化层面上的语言。“语言出现的时间要晚一些，直到3.5万年前，这些人才掌握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语言和文化。”
怀特列举了七个方面的考古证据，按他的看法，这些证据说明恰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语言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一，几乎可以肯定，尼安德特人时代出现了埋葬死者的行为，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第一次出现陪葬品，埋葬行为有所改进。第二，打造形象和身体装饰等艺术表现首次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创新和文化开始迅速发展。第四，文化第一次出现地区性差异，这是社会界限的表现和产物。第五，远距离接触的证据在这一时期增加，其表现形式是交换外来物品。第六，遗址中的居住面积明显增大，这一程度上的整体规划和关系协调使语言成为必需。第七，人类使用的工具从以石头为主扩大到其他原材料，如骨头、鹿角和黏土，这表明了改造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缺失是无法想象的。
怀特与刘易斯·宾福德和理查德·克莱因等人类学家认为，以上人类多个“第一次”活动建立在复杂的现代口语基础之上。正如我在第4章中提到的，宾福德在前现代人中未发现进行计划、预测与组织未来事件的能力的证据。语言是进化的重要环节，怀特认为：“语言，尤其是符号语言，使抽象变为可能；除了良好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沟通系统外，任何媒介都不能促使这样迅速的变化发生。”这与克莱因的见解基本一致。克莱因在南非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证据表明狩猎技能在较晚时期迅速提高，他认为这是现代人的思维包括语言能力等起源的结果。
尽管语言伴随现代人的出现而较快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它没有完全占领人类学领域。我在第3章中提到，迪安·福尔克的人脑进化研究表明语言在较早时期就已发展了。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并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会用其不断变大的脑部来做什么。”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通过研究现代人脑而不是脑部化石得出了类似观点。他在1989年发表于《人类进化》（ Human Evolution）上的文章中强调道：“语言能力在大脑和语言相互作用的自然选择中进化，已经至少持续了漫长的200万年。”迪肯比较了人类和猿类脑部结构和神经网络的差别，并指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化最大的脑部结构反映了口语对于计算能力的特殊需求。
言语不会变成化石，那么人类学家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祖先制作的东西及其身体的解剖变化可作为间接的证据，描述我们的进化史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将从脑部和声道的构造等解剖性状开始研究，然后考察考古记录中有关复杂的技术和艺术表现等行为方面的情况。
寻找语言的踪迹
我们已经看到，200万年前人属起源，人脑开始增大，随后一直持续增大；到50万年前，直立人的平均脑量是1 100毫升，已经接近现代人脑量的平均值。南方古猿进化到人属之后，脑部突增50%，之后不再有大幅增加。心理学家虽一直争论脑部大小的意义，但史前时代脑量增加两倍必然反映了认知能力的提高。假如脑量与语言能力有关，那么在过去的200万年里，脑量的增加表明了我们祖先的语言能力在逐步发展。特伦斯·迪肯对猿类和人类大脑的解剖特点的研究，表明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优秀的神经生物学家哈里·杰里森（Harry Jerison）指出，语言如同人脑生长的发动机。他反对“人，工具制造者”假说所持的观点：脑部增大的进化压力来源于操作技能。1991年，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说：“对我来说，这个解释好像并不合理，制造工具只需要少量脑组织参与，而简单实用的会话的产生则需要大量脑组织来完成。”
构成语言基础的脑结构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人脑中分布着许多与语言相关的区域，如果我们在祖先的脑子中能够鉴别这样的区域，将有助于解决语言问题。然而，对已灭绝人种的大脑的解剖研究仅限于脑部表面轮廓，大脑化石无法体现其内部结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大脑表面看到与语言和使用工具有关的区域，这就是布罗卡区，位于大多数人左太阳穴附近凸起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在人脑化石上找到布罗卡区的证据，那么这将成为语言能力出现的一个不确定的标志。
第二个可能的标志是现代人左脑和右脑大小不同。大多数人的左脑大于右脑，部分原因是左脑与语言相关，而这种不相称也与人类惯用右手相关。90%的人类惯用右手，所以惯用右手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可能与左脑较大有关。
拉尔夫·霍洛韦研究了1470号头骨的脑形。该头骨于1972年在图尔卡纳湖东岸发现，是约200万年前的能人标本（见图2-2）。他不仅发现了头盖骨内侧存在布罗卡区，而且发现左右脑不对称，这表明能人的发声范围比黑猩猩广，黑猩猩只能用喘息声、不满声和哼哼声交流。他在发表于《人类神经生物学》杂志（ Human Neurobiology）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不可能弄清语言的起源时间和开始方式，但其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古生物学”。霍洛韦提出语言从南方古猿就已经开始进化，但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本书所有关于人科进化的讨论都指出了人属出现时人科适应特征的重大变化。因此我认为，能人进化后才开始有了某种形式的口语。像比克顿一样，我认为这是一种原始语言，内容和结构简单，但比猿类和南方古猿类的沟通方式更加高级。
在本书第2章中说过，尼古拉斯·托特通过非常仔细而新颖的制造工具的实验，得出了早期人类大脑不对称的观点。他在模拟早期人类制作石片的过程中，发现奥杜威工业的制造者惯用右手，所以左脑稍大一些。“最早工具制造者的脑有一侧偏大，其制造工具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托特说，“这一可靠迹象表明语言能力已经出现。”
通过脑部化石的研究，我相信语言是随着最早人属的出现而开始进化的，至少目前还缺乏证据推翻这一想法。但是发声器官如喉、咽、舌和唇又是如何的呢？这是解剖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见图7-1）。
图7-1 黑猩猩和人的声道
左图代表黑猩猩，它与所有的哺乳动物一样，其喉部位于喉咙上部，可以边呼吸边吞咽，但限制了发声范围。右图代表人类，人类的喉在喉咙里的位置低，十分独特，不能同时呼吸和吞咽，但发声范围很大。在直立人出现前的人种中，喉的位置与黑猩猩一样。
人类音域宽是因为喉部在喉咙里的位置低，从而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发音共振腔，即位于声带上方的咽腔。纽约西奈山医院医学院的杰弗里·莱特曼（Jeffery Laitman）、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和耶鲁大学的艾德蒙·克里林（Edmund Crelin）的创造性工作，让我们认识到咽腔扩大是使语言发音清晰的关键。他们研究了大量现存生物和人类化石的声道解剖结构，发现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除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咽腔都位于喉咙上部，使动物能同时呼吸和饮水，但这种小的咽腔会限制声音的范围。大多数哺乳动物因此只能依靠口腔形状和嘴唇来改变喉部产生的声音。而人类的咽腔虽然位置低，却使人类声音的范围更广，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边呼吸边喝水，这种结构易于引起窒息。
婴儿出生时与哺乳动物一样，喉位于喉咙上部，所以婴儿吃奶的同时可以呼吸。大约18个月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喉咙下部移动，长到14岁时，喉长到成年人的位置。研究者们意识到，如果能够确定人类祖先各种群的喉部位置，就能判断出这一种群的发声和语言能力。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发声器官由软骨、肌肉等软组织组成，所以它们不能变成化石。不过，能够保存下来的祖先头骨化石里包含着重要的线索，即头骨底部形状。哺乳动物头骨的底部基本是平的，但人的头骨底部是拱形的。因此，人类头骨化石底部的形状，说明了其发出的声音的清晰程度。
在对人类化石的考察中，莱特曼发现南方古猿的颅底基本是平的，他们的这一生物特征类似猿，并且像猿一样，其声音沟通能力受限。南方古猿发不出人类说话时特有的某些普通元音。莱特曼总结说：“化石记录显示，大约40万到30万年前，人们最早在远古智人中发现了充分弯曲的颅底。”这是否说明在现代人进化前，远古智人就已经有了充分发展的现代语言呢？这似乎不可能。
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已知最早的直立人头骨标本，3733号头骨上可以看到颅底形状的变化。这一标本距今约200万年，根据颅底形状判断，这个直立人个体具有发出boot、father、feet等单词中元音的能力。莱特曼估计，早期直立人喉的位置等同于现在6岁的小孩。可惜迄今为止未发现能人的完整的头骨颅底，所以无从知晓能人的情况。我推测，当我们发现最早人属的完整头骨时，我们将看到头骨基部开始出现弯曲。口语能力最初必然是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出现的。
在这一进化序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根据对颅底形状的判断，尼安德特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如几十万年前其他远古智人发达，其颅底甚至不如直立人的弯曲。这是因为尼安德特人的退化而造成其发音不如祖先清晰吗？有些人类学家的确提出，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可能与其语言能力低有关。但这种进化上的退化似乎不大可能，毕竟自然界没有这样的实例。其答案可能包含在尼安德特人面部和头骨的解剖特点中。尼安德特人的面部中间凸起，这使其鼻腔通道较大，冷空气在其中变暖，而呼出的水气可以凝结，表现出对寒冷气候的明显适应。这种结构可能影响了颅底的形状而不降低语言能力。人类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一问题。
总之，解剖证据证实语言在人类早期就已开始进化，语言技巧随后也逐步改进。但制造工具的技术和艺术表现方面的考古证据，却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尽管我前面说过，语言无法变成化石而被保存，但在人制作的物品里，理论上还是可以从中了解语言。我们在谈论艺术表现力时，意识到现代人的思维起到了很大作用，而这正暗示着现代语言。石制工具能否帮助我们了解工具制造者的语言能力呢？
1976年，纽约科学院要求格林·艾萨克提交一篇关于语言的起源和性质的文章。他研究了距今200万到3.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复杂进化过程。他关注的不是人们用工具做了什么，而是制造方法。方法是人的强迫观念，这一行为方式要求有复杂的口语才能充分实现。没有语言，人类便不能任意将方法施加于所制作的工具上。
考古记录显示，人类史前时代慢慢地出现了制造方法，缓慢程度堪比冰河运动。本书第2章曾指出，距今250万到140万年前奥杜威时期的工具是随机打造的。工具制造者关注的是打出的石片是否锋利，而不在意石片的形状。而所谓的石核工具如刮削器、砍砸器和盘状器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从奥杜威时期之后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的阿舍利工具组合，只是稍微显示出制造者对形状的关注。泪滴形手斧可能是按照制造者想象中的模板而制造的，但石器组合的大部分器物与奥杜威时期的制作相似，而且阿舍利的工具形式只有12种。25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等远古智人用备好的石片制作石器工具，莫斯特文化的石器组合有60种可辨认的类型。但这些类型在20多万年里都没有变化，这种技术停滞意味着那时候人类的心智是不完善的。
3.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创新和随意使用制造方法开始无处不在。人们生产出了新颖精致的工具类型。而且，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组合的类型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就能变化，而不是以10万年为时间尺度。艾萨克把技术多样化和快速变化归因于某种口语形式的逐渐出现。他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标志着一次重大的进化事件。考古学家们虽对早期工具制作者所具有的口语的发展程度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基本上同意艾萨克的观点。
科罗拉多大学的托马斯·温与尼古拉斯·托特观点不同，他认为奥杜威文化具有似猿而不是似人的特征。他于1989年在《人类》杂志（ Man）上一篇合著的文章中写道：“在当时的情景下不需要语言这样的因素。”他认为，制作这种简单的工具不需要很多的认知能力，所以奥杜威时期不存在人类，但阿舍利手斧的制作过程有“似人物种”的参与。手斧一类制品的形状是制造者所关心的，据此我们看到了直立人的思维发展。托马斯·温根据生产阿舍利工具所需的智力要求得出结论：直立人的认知能力等同于一个7岁大的现代人。7岁的孩子有相当高的语言技能，能弄清指代和语法，甚至无须手势和指示就能交谈。这些相关性十分有趣，让人立刻联想到莱特曼根据颅底形状判断直立人的语言能力相当于现代人的6岁小孩。
这些证据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呢（见图7-2）？如果我们只根据考古记录中的技术成分来判断的话，语言很早就出现了，并在史前时代的大部分时期里缓慢地发展，却在末期迅猛发展。这是对根据解剖证据得出的假说的一种妥协。但艺术表现的考古证据不允许有这样的妥协。大约在3.5万年前的考古记录里出现了悬岩和洞穴中的绘画和雕刻，而赭石条和在骨头上雕刻的弯曲线条等更早时期艺术品的证据，往好里说是数量稀少，往坏里说并不可靠。
图7-2 有关语言进化的三方面证据
根据考古记录（a），语言迅速地出现在史前时代的较晚时期。脑组织和脑量信息（b）表明语言是逐渐出现的，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同样，声道的进化（c）暗示语言的起源是在早期。
如果像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伊恩·戴维森（Iain Davidson）那样，认为只有艺术表现代表了口语，那么语言是从晚近时期才开始出现并完全发展的。戴维森在与威廉·诺布尔（William Noble）合著的文章中写道：“在史前时期，只有对事物产生共识的社会里才能制造与事物相似的形象。”对于事物含义的共同理解是通过语言而促成的。戴维森和诺布尔认为艺术表现是指示性语言得以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语言促成了艺术。艺术先于语言，或者二者同时出现。因此在考古记载中，最早的艺术标志了口语和指示性语言的最先出现。
显然，关于人类语言进化的性质和发展时间的各种假说之间分歧很大，这意味着对某些证据的解释是错误的。不管这些误读有多复杂，人们对于语言起源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温纳–格伦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在1990年3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未来几年的讨论做了铺垫。这次名为“人类进化中的工具、语言和认知”的会议指出了人类史前时期许多重要问题的联系。会议的一位组织者凯瑟琳·吉布森的立场如下：“由于人的社会智力、工具的使用和语言都依赖于脑部尺寸和信息加工能力的大量提高，所以它们不能突然且完全地出现，如同智慧女神米涅瓦突然从宙斯头上出现那样。而且，这些智力能力与脑量的增加一样，一定是逐渐进化而成的。由于这些能力互相依存，所以它们都不能孤立地达到现代的复杂水平。”而解开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这里的利害关系比还原史前历史进程更重大，其中包括了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认识。把人类视为特殊动物的人，将会认同语言在近期突然出现的观点。而认为人类与自然界其余部分有联系的人，将不会为人类的这种完美的能力出现较早且发展缓慢而苦恼。我推测，如果由于特殊原因使得能人和直立人仍能与人类共存的话，我们将看到，他们的指示性语言在逐渐发展。因此，我们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鸿沟将由我们自己的祖先来消除。
地球上的生命史中有三次主要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35亿年前生命本身的起源。那时候，以微生物形式存在的生命，在一个只有物理和化学作用的世界里变得强大。第二次革命是大约5亿年前多细胞生物的起源，无数种类和大小的动植物出现并相互作用于富饶的生态系统中，让生命变得复杂。第三次革命是最近250万年之内的某个时候人类意识的起源，生命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开始改变自然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意识是什么？具体地说，意识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其功能是什么？这些问题看似无中生有，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以意识或自我认识为媒介。意识如此强大，我们不能想象人没有主观感觉——意识而存在，它在主观上强而有力，客观上又难以捉摸。意识让科学家们左右为难，有些科学家认为我们对它束手无策。我们每个人经历的自我意识鲜明地阐明了我们所想所做的每件事。但我无法从客观上知道，你是否与我有一样的感觉，反之亦然。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和哲学家们一直在研究神秘的心智现象。将心智定义为监控自我的精神状态的能力从客观上说也许是准确的，但却不能跟我们的认知和存在方式相联系。心智是自我感觉的源泉，这种感觉有时是独有的，有时是与他人共享的。心智是通过想象到达日常物质以外的世界的途径，它将丰富多彩的抽象世界引入了现实。
笛卡儿试图解开这个难题：自身内部产生的感觉从何而来。哲学家们将这一两分现象称为心身问题。他这样写道：“我感觉自己突然掉进一个很深的旋涡，翻来覆去，无法站起来，也不能游到上部。”他解决心身问题的方法是把心智和肉体当作完全分开的实体，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二元论。塔夫茨大学的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3)在其经典著作《意识的解释》（ 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中说：“意识是一种想象力，把自己想象成一种非物质的灵魂，像拥有和控制汽车一样拥有和控制肉体。”
笛卡儿还认为心智是人类独有的事物，而其他一切动物只会机械运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物学和心理学领域盛行相似的观点。被称为行为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以外的动物只是条件反射性地对其生活的世界做出反应，缺乏分析思想过程的能力。行为学家认定动物没有思维，就算有，我们也无法科学地了解它，所以应该忽略不计。近年来，哈佛大学的行为生物学家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in）的所作所为正在使这种观点发生变化。20年来，他一直在发起一场运动，以推翻对动物心智的否定看法，并出版了三本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名为《动物的心智》（ Animal Minds）。他说，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们看起来“几乎对动物的心智这一概念的认识已经僵化”。他认为这是行为主义持续影响的结果，行为主义犹如一个幽灵飘荡在科学之上。“在其他科学领域，我们必须接受不完全正确的证据，宇宙论和地质学等历史科学就是如此，就连达尔文也不能完全证明生物进化的过程。”
人类学家们在解释人类身体的进化时，最终也必须谈到人的心智，尤其是人类心智的进化，这也是生物学家们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问：心智现象究竟是如何在人脑中出现的？心智是不是突然产生于智人的大脑中，如同行为学家的观点所提示的那样，在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中没有心智的原始形式？心智在人类史前时代的什么时间达到了我们现在的阶段？是否很早就出现，在史前时代迅速发展得比以前更为明显呢？心智的独特性为祖先带来了哪些进化上的优势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问题与语言的进化相似，这并非巧合，因为语言与自我认知毫无疑问地紧密相连。
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如同丹尼特的问题：是否存在什么事情只有有意识的实体才能做得到？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4)也认识到了这一令人不解的问题。他说生物体能预见未来，这种能力是通过大脑的模拟能力来实现的，正如计算机的模拟能力一样，这一过程不需要意识的参与，但“模拟能力的进化最终产生了主观意识”。当代生物学最深奥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也许意识是在大脑对世界的模拟变得如此完整，以至于它必须包含一个自身的模型时产生的。”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意识不是为了某物而出现，而是大脑在运行中产生的副产品。我更支持进化的观点，认为心智这种强大的精神现象可能帮助物种生存，它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如果心智不能帮助生存，那么就要接受另一种解释了，也就是它没有适应功能。
脑部增大的军备竞赛
神经生物学家哈里·杰里森长期研究陆地上出现生命以后脑子的进化过程。脑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新动物群或亚群的产生通常伴随脑部相对大小的巨变，这被称为脑的扩大化。例如，当第一批古老的哺乳动物在约2.3亿年前出现时，它们的脑量比爬行动物的平均脑量大4～5倍。随着5 000万年前现代哺乳动物的起源，脑量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全体哺乳动物中，灵长类动物脑子最大，是哺乳动物平均脑量的两倍。而灵长类动物中的猿类脑子最大，大约是灵长类平均脑量的两倍，而人类脑量大小是猿类平均脑量的3倍。
暂且不说人类。脑量随进化而增大代表了其生物学优势：脑部越大的物种越聪明。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正确的，但以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发生的事情则更加有效。我们可能以为哺乳动物比爬行动物更聪明、更高级，并能更好地利用所需资源。但生物学家们意识到这并不正确。如果哺乳动物擅长利用生态位，那么它们利用生态位的方式肯定更加多样化，而这会反映在属的多样性上。然而在哺乳动物的近期历史中，任何一段时期内哺乳动物属的数量与恐龙属的数量大致相同，而恐龙是早期最完美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与恐龙利用的生态位的数量相似。那么较大的脑子又有什么好处呢？
物种间的竞争促使进化产生，一个物种通过进化创新而产生暂时的优势，却被别的物种通过反创新夺走优势。结果是，一些良好的生存方式得到了发展，比如跑得更快、视觉更敏锐、能有效抵挡攻击并且更加聪明，但它们不是永久有效。这种过程用军事术语说就是军备竞赛，双方武器的数量和有效性大大提高，但最终双方不一定都受益。学者们已把军备竞赛这个术语引入生物学来描述这种进化现象，较大脑部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军备竞赛的结果。
较大脑部的物种必然与较小脑部的物种有着不同的际遇。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呢？杰里森认为，我们应该把脑部看作物种创造自己版本的现实的地方。我们每个个体所感知的世界基本上由我们自己创造，被我们自己的经验所控制。同样，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受到感觉性质的支配。狗的主人都知道，嗅觉经验为犬科动物特有，人类不能参与其中。蝴蝶能看到紫外线，而人类不能。因此物种头脑内部的世界——无论是智人、狗还是蝴蝶，都是由外部世界进入内部世界的信息流动的性质，以及内部世界加工信息的能力所形成的。真实的外部世界和头脑感觉的内部世界存在差别。
脑部在进化过程中增大，使其能完全驾驭更多感觉信息的渠道，更彻底地整合输入的信息。因此是精神模式让内部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外部世界更加接近（尽管二者如我所说存在某些无法避免的信息上的差距）。我们因自身的内省意识而骄傲，但我们只能通过大脑里面探测世界的有限装备来认识世界。虽然许多人认为语言仅仅是沟通工具，但杰里森认为，语言也是进一步磨砺精神的手段。就像视觉、嗅觉、听觉等感官对于某些动物群体构筑其精神世界所起的重要作用，语言对人类来说也非常关键。
哲学和心理学界有大量关于“思想依赖于语言还是语言依赖于思想”问题的文献。大多数认知过程是在没有语言或没有意识的参与下发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像打网球一类的体育活动，许多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并没有连贯的规划。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个人正想着某件事情，脑海中却突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于某些心理学家而言，口语只是对更基本的认知的反映。但是，语言以不能发声的心智做不到的方式把思想加工成形，所以杰里森的论点是正确的。
猿类的心智
前面已经说过，人科成员在进化时最明显的变化是其脑量增加了两倍。但这不是唯一的变化，脑的整个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猿脑和人脑基本结构相同，二者都有左、右脑，每一半脑都有四个叶：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猿脑后部的枕叶大于额叶；人脑正好相反，额叶大而枕叶小。人脑和猿脑的这些结构差别可能构成了人产生心智的基础。如果能够在史前时代中发现这种差异出现在何时，我们就能找到人类心智出现的证据。
所幸，头骨内表面能显示脑的外表面的轮廓。制作化石头骨内表面的乳胶模型，可得到一个远古时代的脑部图像。迪安·福尔克在研究南非和东非的头骨时发现，这些通过考察而得出的结论是戏剧性的。她说：“从额叶和枕叶的相对大小来看，南方古猿的大脑具有似猿的结构，而似人的结构最早出现在人属中的最早物种里。”
我们已经看到，当人属最早的物种进化时，人科生理上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比如身材和生长发育的形式，这些变化标志着物种向新的狩猎–采集环境发生了适应性转变。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与脑部大小变化相一致，并且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但我们还不确定当时人的心智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解决这一问题前，我们需要了解与我们最接近的亲属猿类的心智。
灵长类动物是典型的社会化生物。只需要观察猴群几个小时，就足以了解社会关系对其成员的重要性：已建立的联盟经常受到考验并维持下去；继续探索新的联盟关系；个体之间相互帮助，共同抵御外敌；对于交配的机会始终保持警惕性。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灵长类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思（Robert Seyfarth）花了几年时间，观察和记录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长尾黑颚猴猴群的生活。对于偶然观察猴子的人来说，突然发生的侵略性活动好像能造成社会的混乱。但切尼和赛法思了解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知道它们的亲属关系、结盟关系和敌对关系，所以他们知道这只是表面的混乱。他们提到了一次典型的冲突：“一只名叫牛顿的雌猴在争抢果子时，向另一只名叫泰乔的猴子猛冲，泰乔逃开时，牛顿的姐妹克劳斯跑过来帮它追逐。同时，泰乔的姐妹霍尔布恩正在18米外觅食，牛顿的另一个姐妹斯克拉布跑到霍尔布恩那里打它的头。”
一开始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冲突，可能由于受到最近一次相似争斗的影响，冲突很快扩大到朋友和亲属之间。切尼和赛法思的解释是：猴子不但需要预测彼此的行为，还须估计相互之间的关系。“一只在面对所有这种非随机性的骚动的猴子，它不能满足于简单地知道它的统治者或下属是谁，还必须知道谁和谁结盟、谁又有可能支援自己的对手。”剑桥大学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认为，用心智能力监控社会联盟的迫切需要是灵长类学中的悖论的关键。
如汉弗莱所说，这个悖论是这样的：“在实验室的人工实验已经反复证明，类人猿具有创造性的推理能力，这让人印象深刻。但当动物处于自然环境中时，它们没有任何与智力能力相符的行为。我需要知道野外黑猩猩能充分利用推理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事例。”汉弗莱评论说，人类也可能是这样。例如，像灵长类学家观察黑猩猩一样，用一副双筒望远镜观察爱因斯坦，观察者很难从中看到天才的光芒，“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爱因斯坦不需要显露才华”。
自然选择要么使人类等灵长类动物变得比实际需要的更聪明，要么使其日常生活比观察者看到的需要更高的智力水平。汉弗莱认为后者是正确的，确切地说，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关系要求其具有较高的智力，创造性智力的主要作用是维持社会团结。
灵长类学家现在知道，灵长类群体内部有复杂的关系网。尽管了解这一错综复杂的网络十分困难，但这是一个个体成功的关键。联盟关系的不断变化又增加了这一任务的难度。个体总是寻求巩固其联盟的力量，它们常为寻求自身及亲属的最大利益，离开现有的盟友而建立新的联盟，甚至跟之前的对手结盟。群成员因此发现它们处于不断建立新联盟的状态中——在玩这种被汉弗莱称为“社会象棋”的游戏时，需要敏锐的智力。
与传统棋盘游戏相比，“社会象棋”的参与者需要更多的技巧。因为不仅棋子本身会无法预测地变换身份，如马变成象、卒变成车等，而且结盟者也会偶尔转换阵营、成为敌人。“社会象棋”的参与者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寻找潜在的优势、预防意外的劣势，它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灵长类社会中，对个体本身的挑战是要预见其他成员的行为。一种应对方法是，个体在脑子里建设巨大的智力库，其中储存了同伴的所有可能的行为和自身适当的反应。这正是名为“深思”（Deep Thought）的计算机程序达到国际象棋大师水平所采用的方法。然而，面对任何一种情况时，计算机寻找解决的方法总是比人类快得多。灵长类动物还需要其他的手段，比如如果让个体监控自己的行为，而不仅仅像计算机自动装置那样运转，它们就会对特定情况应该做什么事情产生一种启发意识。根据判断，它们能预见相同状况下其他个体的行为。被汉弗莱称之为“自视”的监控能力是意识的一种定义，它会对具有这种能力的个体产生极大的进化方面的好处。
意识一旦被确立，便不会倒退，因为意识能力较差的个体会处于不利地位，那些稍占上风的个体则会进一步发展。一场军备竞赛蓄势待发，使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不断地提高智力并增强自我认知。当“自视”的观察力提高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敏锐时，真正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反思意识或“自我”也将出现。
这个假说是社会智力假说的一部分，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支持。1986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关于灵长类研究的评论中，切尼、赛法思和芭芭拉·斯马茨（Barbara Smuts）特别提到，智力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智力对于满足技术要求的重要性。罗宾·邓巴考察了不同灵长类的大脑皮层的容量后发现，那些在大群体中，生活在更复杂的类似于“社会象棋”比赛中的物种的大脑皮层面积最大。而大脑皮层正是大脑中用于思考的部分。他对此的总结是“这与社会智力假说一致”。
在了解动物行为的革命，即推翻行为主义者关于“动物没有心智”的论点的革命中，存在着两方面重要的证据。一方面是设计一套开创性的实验，在除人类以外的动物中发现自我意识，即自我认知的迹象。另一方面是从天然栖息地生活的灵长类中寻找策略性欺骗行为的迹象。
心理学家做实验时使用的平常的工具不能解决个人意识的问题，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不去研究非人动物的心智和意识的原因之一。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设计了一个有关自我认知的镜子实验：如果动物能够认出镜子里的镜像是自己，那么它就具有自我认知或意识。宠物的主人们都知道，猫和狗会对镜子中的镜像做出反应，但它们只是把自己的镜像当成了其他个体而表现出困惑和厌烦。但宠物的主人仍认为自己的猫和狗具有自我认知能力。
这是盖洛普早晨刮胡子时灵机一动想到的实验。他让被实验的动物先熟悉镜子，之后在动物前额上标记一个红点。如果动物把镜中的镜像看成其他个体，它可能会对红点好奇，甚至去摸镜子。但如果这只动物能认出自己，它可能会去摸自己身体上的红点。在第一次实验中，盖洛普用作实验的黑猩猩能认出这是自己的镜像，它摸了自己额上的红点。盖洛普的实验报告发表在1970年的《科学》杂志上，成为研究动物心智能力的里程碑。心理学家想知道有多少比例的动物具有这样的自我认知能力。
答案是没有多少动物能认出自己。猩猩通过了镜子实验，但大猩猩没有通过，这让人感到惊讶。有些观察者曾说看到过大猩猩在使用镜子时，好像能认出自己的镜像，他们以此为证据得出这些动物有自我认知能力的结论。这是一条分界线，把具有认知能力的人类和大型猿类与缺乏认知能力的其他灵长类动物划分开来。有的灵长类学家在观察各种猴类的复杂社会生活后，认为这个界限过于苛刻。后来出现了一种排除性实验，即“巧妙设计的欺骗行为”实验。
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安德鲁·怀滕（Andrew Whiten）和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创造了这个实验的名字。他们把它定义为：个体在不同情况下从其正常技能中做出一种“诚实的举动”，让熟悉自己的伙伴被误导。也就是说，一只动物故意对另一只动物撒谎，它必须了解对方的想法才能进行故意欺骗。欺骗成功要求其具有自我认知的能力。这种欺骗行为很少出现，因为就像小孩喊“狼来了”一样，你如果想要保持信用的话就不能总这么做。
伯恩和怀滕在南非德拉肯斯山观察了一群狒狒，在找到几个可以解释以上问题的实例之后，他们对狒狒的欺骗行为产生了兴趣。例如有一天，一只幼年雄狒狒保罗走近一只正在挖新鲜块茎的成年雌狒狒梅尔。保罗看看周围，在其视野之内没有其他狒狒，但它一定意识到其他狒狒离得不远。保罗大声尖叫，好像处于危险中，保罗的母亲拥有对梅尔的支配地位，于是她像任何一个保护子女的母亲那样冲过去，把这个看似攻击者的梅尔赶跑了。保罗因此可以吃到梅尔留下的块茎。保罗是否会这样想：“如果我大声尖叫，我母亲会认为梅尔正在攻击我，于是母亲跑过来保护我，我就有机会吃多汁的块茎。”如果事实如此，这将成为巧妙设计的欺骗行为的实例。
伯恩和怀滕认为这个事实也许真实存在，并与灵长类学家讨论过他们的野外观察情况，灵长类学家们也讲述了许多相似的故事。但由于这些故事是奇闻轶事，而不是科学实验，所以它们不能载入科学文献中。伯恩和怀滕于1985年和1989年两次向100多位同事展开调查，征集假定存在的巧妙设计的欺骗行为的报告。他们收到了300多份报告，其中的事例包括对猿类和猴类的观察。有趣的是，除猴和猿等高等灵长类之外，丛林婴猴和狐猴中没有出现这种欺骗行为。
在寻找欺骗行为的证据时，灵长类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有：这种行为是否真的是个体基于自我认知所做出的？还是说，它不需要自我认知的参与，只需经过学习就能做出呢？例如，保罗可能只是知道大声尖叫会使自己得到梅尔的块茎，这一例子是其通过学习而得到的反应，不是巧妙设计的欺骗行为。
伯恩和怀滕筛选欺骗行为的例子时采用了严格的标准，尽可能细致地排除了学习的可能性。他们发现，在1989年调查搜集到的253个例子中，只有16个能真正反映巧妙设计的欺骗行为。这些例子体现的都是猿类，尤其是黑猩猩的欺骗行为。下面我将举一个荷兰灵长类学家弗朗斯·普洛杰（Frans Plooij）在坦桑尼亚的贡贝河保护区中观察到的例子。
一只成年雄黑猩猩独自在喂食区，一只电控的箱子打开了，里面有香蕉。此时，第二只黑猩猩走了过来，第一只黑猩猩迅速关上箱子并若无其事地走开，看上去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它一直等到同类离开后才打开箱子取出香蕉。但它上当了，同类并未离开而是藏了起来，暗中观察，第一只黑猩猩反而受到了欺骗。这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充分体现了巧妙设计的欺骗行为。
这些观察帮助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黑猩猩心智的窗口，它们显然有一定程度的反思意识，每天都跟黑猩猩共处的研究者强烈赞同这一结论。黑猩猩在彼此之间或它们跟人类之间的互动方式显示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它们能像人一样猜出他者的心思，只是范围有限。
人类对别人心思的猜测，不止包括对其所作所为的简单预测，还包括对他人感受的猜测。我们都曾对他人的痛苦和不幸表现出同情或移情。由于共鸣，我们同情他人的痛苦，有时这种痛苦强烈到能用肉体感知。人类社会最强烈的共鸣体验是对死亡的恐惧，或者简单地说，是在神话和宗教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死亡意识。尽管黑猩猩有自我认知能力，但它们对死亡一无所知。例如，当黑猩猩的一只幼崽死去时，它的母亲会带着孩子尸体，几天之后才将其丢弃。母猩猩所经历的似乎是手足无措而不是悲痛。但我们不能对此妄下定论。也许更重要的表现是，其他个体对这位失去幼崽的母猩猩缺乏同情心，不管母猩猩遭受什么痛苦，它都只能独自承受。黑猩猩的同情心局限于它们自身，但由于没有人找到黑猩猩能够意识到自己死亡或濒临死亡的证据，所以我们还是无法下定论。
对于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自我意识是怎样的，我们又有何定论呢？人类和黑猩猩从共同的祖先中分离出来已有700万年的历史了。因此我们不能假定黑猩猩从未发生变化，也不能以考察它们来代替考察共同的祖先。黑猩猩自从与人类分化为两个物种后，就以各种方式在进化。但人类和猿类共同的祖先脑部较大、过着复杂的社会化生活，因此它们会发展出黑猩猩所具有的意识，这一说法似乎合情合理。
我们假设人类和非洲猿共同的祖先具有和现代黑猩猩相同水平的自我认知能力。从已知的南方古猿的生理和社会结构来看，他们基本上是两足行走的猿，社会结构与现代狒狒相类似。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一说法：他们的自我认知水平在人科最初存在的500万年间曾有很大提高。
人属的进化使其脑部的尺寸和结构、社会组织以及谋生方式等方面产生重大变化，这也许同样标志着其意识水平开始变化。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祖先所掌握的“社会象棋”的技巧更加复杂。水平高超的棋手心智更健全、意识更敏锐，在社会关系和繁殖后代方面会获得更大的成就。这有利于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使意识越来越完善。这种逐渐发展的意识使我们发展为根据自定的是非标准而制定特定行为标准的新动物。
当然，以上这些大部分是一种推测。我们如何知晓在过去250万年里祖先的意识水平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又如何准确地判断意识什么时候发展为现今的程度呢？人类学家们面临着严酷的现实：他们或许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如果我难以证明他人的意识水平与我相同，如果大多数生物学家不研究非人动物的意识，那么针对早已死去的动物，人类将如何识别其意识的迹象呢？在考古记录中，有关意识的证据比语言的证据更少。有些人类行为几乎肯定反映了语言和自觉意识，如艺术表现。如同我们所见，其他行为如石器制作，可以为语言提供线索，但不能为意识提供线索。但有一项活动能让人联想到人类会使用意识，它也在史前记录上留下过痕迹，这项活动就是有意埋葬死者。
举办仪式祭奠死者明显地表现出人们的死亡意识和自我认知。每个社会都有处理死者的各种方式，作为其神话和宗教的组成部分。现代处理死者的方法有无数种，有人对尸体不理不睬，而有人长时间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在经过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后再把尸体移到别处。有时，但不是常常，举行的仪式中会包括埋葬。古代社会有仪式感的埋葬给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冥思苦想的机会。
尼安德特人的墓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意识的埋葬证据。而最有影响力的墓葬是大约6万年前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区发现的墓葬，一个成年男子被埋葬在洞口，根据其骨骼化石周围土壤中的花粉判断，他的身体当时被放在有医药价值的花上。有些人类学家推测他是一名巫师。而10多万年前没有能反思意识的仪式的证据。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也没有任何反思意识的艺术。没有证据不代表意识不存在，但也不可以此断言意识就是存在的。不过，如果远古智人的祖先直立人的意识并不比黑猩猩高，我会觉得惊讶，因为他们所在社会的复杂性、较大的脑部和可能存在的语言技能都表明其意识应该高得多。
我之前说过，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远古智人可能对死亡有认识，他们无疑具有高度发达的反思意识。但这与我们今天的意识可能不一样，因为完全现代的语言和意识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当人们像我们这样说话和体验自身时，他们就进化为现代人了。在3.5万年以来的欧洲和非洲艺术中，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复杂的墓葬仪式中，我们确实找到了关于这一点的证据。
庆祝生命的奇迹
每个人类社会都会有关于起源的神话故事，这是最根本的故事。这些关于起源的神话故事以反思意识为源头，试图为一切事物寻找答案。自从人类的反思意识在头脑中如烈火般熊熊燃烧以来，神话和宗教就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神话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让人类之外的动物、自然物和自然力（如大山大河）也具有跟人相似的动机和情感，这种人格化的表达来自于意识进化的环境。意识是通过在自己的感情中模拟他人来了解他人行为的社会工具，它简单又自然地延伸到人类以外的重要世界，为这些外部世界赋予了同样的动机。
动植物是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基础，正如自然要素培育了环境。生命，作为所有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体，被看作有目的行动的相互作用，类似于社会关系。因此，在全世界以寻找食物为谋生手段的人类中，动物和自然力对于神话故事至关重要，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讶。过去也必然存在这种情况。
10年前在我考察法国多个有装饰品的洞穴时，这种想法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有些装饰品只是简单地勾画了几笔，而有些则画得细致入微，它们都强烈地影响着我的思想。但我还是不解其意义，特别是半人半动物的形象，它对我的想象力构成挑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敢肯定这些装饰品包含古代人起源的神话，但我不知道具体的神话是什么。根据晚近的历史可知，大羚羊对于南非昆桑人有无限巨大的精神力量，但马和野牛对于冰河时代的欧洲人精神生活的影响，我只能猜测了。它们肯定影响巨大，但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
站在蒂克·多杜贝尔洞的野牛像前，我感觉自己与几千年前的人碰撞出了思维和交流的火花。我的心智与那些野牛像的雕刻者的心智相互沟通。我曾因与古代艺术家的距离感到失望，不是因为时间上的分隔，而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不同文化的分隔。这是关于智人的一个悖论：我们经历了长期的狩猎–采集生活而形成了统一且多样的心智。其统一性在于我们都有自我意识，都敬畏生命的奇迹。同时，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同时也创造了我们自己的不同文化中，在语言、习俗和宗教等方面，我们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庆祝这一奇妙的进化产物的诞生。
(1)史蒂芬·平克的著作《当下的启蒙》《白板》《语言本能》《心智探奇》《思想本质》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邓巴的著作《人类的算法》《社群的进化》《最好的亲密关系》《大局观从何而来》已由湛庐文化引进，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3)丹尼尔·丹尼特的著作《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他的另外两本著作Kinds of Minds，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 The Evolution of Minds已由湛庐文化引进，即将出版。——编者注
(4)理查德·道金斯的自传《道金斯传》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