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关系
摘要:本研究采用二次分析的方法，对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除知足充裕体验外，接受调查的高校青年辅导员总体幸福感和各次级幸福感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他们的主观职业成功处于较低水平。主观职业成功对高校青年辅导员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发展空间获得感对总体幸福感和各次级幸福感均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条件获得感和待遇保障获得感对总体幸福感和部分次级幸福感有影响，而干事平台获得感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获得感是职业群体幸福感的基础，应当创造条件提升高校青年辅导员的获得感，特别是干事发展方面的获得感，进而推动其幸福感的不断提升。
关键词:青年群体;幸福感;影响因素;组群差异;回归分析
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人们谈论较多的话题，也是如同“收入与幸福感关系”一样难以回答的问题。就职业群体而言，回答“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关系”似乎比较容易，但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并未对此达成共识。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在立德树人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目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年龄结构来看，青年人占了相当高的比例[1]。高校青年辅导员的职业成功处于何种水平?其职业成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本研究选取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这一视角，将获得感作为评价其主观职业成功的指标，尝试对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研究背景
国外研究者对职业成功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2]。一般而言，职业成功可以分为客观职业成功和主观职业成功，最初研究者们较为关注的是客观职业成功，包括收入水平、晋升次数、晋升速度、工资增长和头衔等[3]。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一些研究者发现，主观职业成功对于职业群体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主观职业成功被理解为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心理感受[4]，常用的评价指标有工作满意感、职业满意感等[5]。Eby等人提出了包括职业满意度在内的评价主观职业成功的综合指标体系[6]。国内一些研究者在对主观职业成功进行研究时，并未简单沿用国外的这种思路，而是尝试对其内涵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贾文文等人在对中部地区8家企业的员工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时，运用了包括经济成功、社会地位、知识技能、价值实现、社会关系5个维度的职业成功评价工具，其中经济成功、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属于客观指标，用于评价客观职业成功;知识技能、价值实现属于主观指标，用于评价主观职业成功[7]。潘静洲等人认为，主观职业成功是个体通过对职业成功各个方面的评价而得到的整体感知[8]。周文霞等认为人们心目中职业成功的标准，即职业成功观，对职业群体更为重要[9]。他们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方法提炼出中国情境下职业成功观的9个类别，形成了评价主观职业成功的3个维度:外在报酬、内在满足与和谐平衡。徐瑾探讨了高校辅导员职业成功的内容与结构，提出辅导员职业生涯成功的新标准应当包括客观成功、主观成功和过程成功，主观职业成功可以通过工作满意度来加以评价[10]。毫无疑问，对主观职业成功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一般工作满意感是不充分的，应当更具针对性地考察那些与特定岗位职责相关联的从业者各类需要的满足状况。这类需要的满足不仅受制于环境条件，更多地受到从业者职业价值观的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在探讨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关系时，引入了获得感指标。根据高校辅导员的岗位职责要求，可以将高校辅导员获得感界定为辅导员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事务管理时各类需要的满足状况，具体体现在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条件、待遇保障等保障性需要和发展空间、干事平台等发展性需要的满足状况[11]。
国内幸福感研究的兴起，是与决策层对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关切密不可分的。一直以来，对幸福感的测量存在着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心理发展3种不同的研究取向[12]。其中生活质量取向的幸福感测量影响最大，这一研究取向将幸福感视同生活满意感，可以定义为“依据自己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13]。如同不能将主观职业成功简单等同于工作满意感一样，这种理解对于全面揭示民众幸福感的内涵也是不充分的。国内一些研究者在整合不同研究取向的基础上，尝试编制更能全面测量人们幸福感的工具[14][15]。一些研究者对高校辅导员幸福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16][17][18][19]。在探讨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关系时，本研究采用了体验论幸福感研究的思路。根据体验论幸福感研究的观点，幸福感是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20]。
在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方面，贾文文等人对湖北和安徽8家企业的研究显示，价值实现和社会关系两个主观维度与幸福感的相关程度很高，主观职业成功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1]。
潘静洲等人通过河北某大型培训机构对企业员工的研究发现，企业员工职业成功观和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职业成功观与职业成功评价的差异对幸福感有负向的影响[22]。周爱钦等人对北京、上海、福州的3家大中型私营企业的研究显示，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关系;个人自尊在主观职业成功和幸福感关系间有中介作用;组织自尊正向调节主观职业成功与个人自尊之间的正向关系;社会比较倾向负向调节个人自尊与主观幸福感间的正向关系[23]。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高校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二、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样本构成与变量确定
本研究采用了二次分析(second aryanalysis)方法，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提升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获得感”，数据搜集借助问卷星调查系统在网上进行。调查在2018年6—7月进行，根据本研究需要选取了该样本中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受调查者(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对青年群体的年龄界定)组成了一个新样本，样本量为827人。构成情况如下:男性326人(占39.4%)，女性501人(占60.6%);24岁以下42人(占5.1%)，25~29岁242人(占29.3%)，30~34岁300人(占36.3%)，35~39岁199人(占24.1%)，40~44岁43人(占5.2%);已婚282人(占34.1%)，未婚545人(占65.9%);本科183人(占22.2%)，硕士研究生615人(占74.4%)，博士研究生28人(占3.4%)。与全国幸福感平均水平的比较采用了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本研究确定了4类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客观职业成功变量、主观职业成功变量和幸福感变量。客观职业成功选取了职务、职称两个变量，属于定序变量。职务由低到高依次是科员及以下、科级、处级及以上;职称由低到高依次是无职称、初级职称、中级职称、高级职称。主观职业成功选取了总体获得感、工作条件获得感、待遇保障获得感、干事平台获得感、发展空间获得感5个变量。幸福感选取了总体幸福感、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1个变量。
2.研究工具及测量学特性检验
(1)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总量表和10个次级幸福感量表计分均为0~100。结果显示，SWBS-cc20运用高校青年辅导员样本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79;采用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与SWBS-cc20得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效标效度指标，运用于高校青年辅导员样本得到的相关系数为0.588。这表明，SWBS-cc20运用于高校青年辅导员样本的信度和效度，优于运用于取自全国的青年样本[24]。
(2)高校辅导员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涉及工作条件、干事平台、待遇保障、发展空间4个次级获得感，在此基础上采用等权重加和而成高校辅导员总体获得感。总体获得感和各个次级指标计分均为0~100。经检验，该指数运用于高校青年辅导员样本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793，表明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性信度。之前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高校辅导员获得感的构想结构进行了拟合度检验，表明其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25]。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状况
表1是本次调查得到的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和幸福感的状况。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水平不高，总体获得感得分为44.05;在4个次级获得感指标中，工作条件获得感得分最高，为60.76;干事平台获得感最低，仅为21.52。接受调查的高校青年辅导员幸福感水平较高，总体幸福感得分为67.87，明显高于CGSS2017年调查得到的全国平均水平。在幸福感各次级指标中，社会信心体验得分最高，为75.86;其次为家庭氛围体验，得分75.54;成长进步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得分均超过70;除知足充裕体验得分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9个指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调查得出的高校青年辅导员目前的主观职业成功水平，与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基本吻合。客观而论，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政工作和高校思政队伍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政策举措，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高等院校落实力度空前，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水平与以往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基础水准较低，目前辅导员的整体条件待遇与高校其他序列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不同类型高校辅导员条件待遇的改善并不平衡。结果显示，青年辅导员干事平台方面仍然存在资源有限而且相对集中的现象，在调查中有青年辅导员坦陈在这些方面机会很少。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一段时期里辅导员队伍本身不太稳定，部分青年辅导员对干事平台的心理预期和能力储备也存在不足，这些可能成为拉低他们干事平台获得感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所揭示的高校青年辅导员较低的干事平台获得感，对于进一步稳定辅导员队伍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无疑值得有关方面高度关注。高校青年辅导员的总体幸福感和各次级幸福感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与他们所处年龄段有一定关系。统计显示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分布为31.7±6.7岁，明显低于比较样本的51.9±16.9岁。这也有可能反映了高校辅导员群体所具有的另外一些特征(例如，高校教师身份、工作相对稳定、综合素质较高等)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
2.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结果显示，本次接受调查的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和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在性别方面，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差异显著，在总体获得感(t=3.879，p<0.05)、工作条件获得感(t=2.734，p<0.01)、干事平台获得感(t=3.361，p<0.01)方面，男性均明显高于女性;青年辅导员总体幸福感性别差异不显著，青年女性辅导员知足充裕体验明显高于男性(t=-3.717，p<0.001)，青年男性辅导员心理健康体验(t=3.392，p<0.01)、目标价值体验(t=2.316，p<0.05)明显高于女性。在年龄方面，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和幸福感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总体获得感(F=2.316，p<0.05)和4个次级获得感指标在不同年龄段上的差异均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青年辅导员总体幸福感(F=4.013，p<0.05)以及知足充裕体验、成长发展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F=3.531，p<0.01;F=2.922，p<0.05;F=4.467，p<0.001;F=2.415，p<0.05;F=2.723，p<0.05)5个次级幸福感指标在不同年龄段上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总体幸福感呈现出随年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在婚姻状况方面，总体看不同婚姻状况被调查者主观职业成功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在干事平台获得感方面未婚者明显低于在婚者(t=-3.507，p<0.01);不同婚姻状况被调查者总体幸福感的差异也未达到显著水平，在成长进步体验(t=1.601，p<0.05)和自我接受体验(t=2.884，p<0.01)两个维度上未婚者得分明显高于在婚者。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总体获得感(F=5.117，p<0.01)和干事平台获得感(F=16.421，p<0.05)、发展空间获得感(F=3.724，p<0.05)两个次级获得感指标上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除人际适应体验(F=5.258，p<0.05)外，接受调查青年辅导员在幸福感总分和其他9个次级指标上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男性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相比之下高于女性，可能部分与他们的一些幸福感指标高于女性有关:男性辅导员的心理健康体验和目标价值体验得分均明显高于女性，由此而带来的适应性和价值感可能使他们体验到较多的主观职业成功。而女性辅导员的知足充裕体验明显高于男性，与其说是充裕，不如说是知足。这一点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有体会。接受调查的不少女性辅导员对目前的待遇普遍感到满足，这种满足可能与人们业已形成的对女性收入的较低期待有关，却不太可能帮助提升她们的主观职业成功。青年辅导员总体幸福感随年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与一些研究者在年龄与幸福感关系方面的发现是一致的。有研究显示，我国居民幸福感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关系，最低点在44岁左右[26]。青年辅导员总体幸福感与年龄的关系却并没有发现类似的走势。均值比较结果显示，青年辅导员总体获得感得分最低点处于30~34岁年龄段。不仅如此，待遇保障获得感、干事平台获得感和发展空间获得感3个次级获得感指标的最低点均处在30~34岁年龄段。深入分析发现，本次受调查中74.5%的是硕士研究生。30岁大致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走过自己职业生涯7年左右的时间点，也是他们最容易出现“跳槽”想法或者付诸行动的时间点。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结果显示，大学本科学历者发展空间获得感得分明显高于硕士研究生(t=4.685，p<0.01)，但在总体获得感和其他3个次级获得感指标上没有差异，没有检测到青年辅导员受教育程度对其主观职业成功的正向影响。
3.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关系的回归分析
为分析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的关系，本研究构建了3个回归分析模型。模型一考察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4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模型二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考察了职务、职称两个客观职业成功变量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模型三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客观职业成功变量后，考察了工作条件获得感、待遇保障获得感、干事平台获得感、发展空间获得感4个主观职业成功变量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表2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对总体幸福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与之前的结论相一致;受教育程度对青年辅导员总体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职称对总体幸福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客观职业成功变量后，工作条件获得感、待遇保障获得感、发展空间获得感对高校总体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均达到了显著水平。发展空间获得感高校对青年辅导员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作条件获得感，然后是待遇保障获得感，而干事平台获得感对总体幸福感没有影响。
表3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客观职业成功变量后，发展空间获得感对高校青年辅导员各个次级幸福感指标的正向影响均达到十分显著水平;工作条件获得感、待遇保障获得感对知足充裕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工作条件获得感对成长进步体验、社会信心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干事平台获得感对各次级幸福感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青年女性辅导员的知足充裕体验和身体健康体验明显高于男性，但心理健康体验明显低于男性;年龄对身体健康体验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受教育程度对心理健康体验、目标价值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客观职业成功方面，职务对心态平衡体验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四、研究发现探讨
本研究在探讨高校青年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关系时力图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将主观职业成功与特定职业结合起来，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满意感，而是更具针对性地对揭示辅导员职业为从业者带来的获得感。这里的基本假定是，获得感比一般意义上的满意感更接近人们主观认定的成功。二是对青年辅导员幸福感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尝试全方位揭示构成主观职业成功的各个成分对幸福感不同方面的影响，由此而获得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关系的丰富的细节，便于更具针对性地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结果来看，这两个目的在本研究中均已基本达到。从总体上看，主观职业成功可以对幸福感进行正向预测，这与国内一些研究者在其他群体中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27][28][29]。
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发现，发展空间获得感对辅导员总体幸福感和所有次级幸福感指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发展空间获得感，反映的是从事辅导员工作带来的高层次需要(包括个人的成长进步、自我价值实现、辅导员职业所提供的晋升空间等)的满足状况。发展空间获得感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职业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成功与职业群体的幸福感是密切相关的。工作条件获得感对辅导员群体的幸福感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客观工作条件的满足，也包括各方面对辅导员工作乃至辅导员职业的支持认可等主观工作条件的满足。而一般人们比较关注的待遇保障获得感对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有限，仅对总体获得感和知足充裕体验有影响。干事平台获得感(包括专业平台、科研平台、学生工作开展平台等方面需要的满足)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目前这方面的资源条件有限而且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绝大多数辅导员在这方面的需求以及需求满足程度都较低。
本研究没有对高校青年辅导员客观职业成功进行系统研究，只是在考察主观职业成功与幸福感关系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之所以选择了职称和职务作为辅导员客观职业成功的指标，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指标不仅直接与辅导员的待遇挂钩，而且能够一定程度反映辅导员专业发展乃至综合发展水平。结果显示，无论是职称还是职务，对高校青年辅导员的总体幸福感均没有影响。职称对高校青年辅导员的总体幸福感和心态平衡体验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作用主要是中级职称人员总体幸福感和心态平衡体验明显低于初级职称和没有职称人员造成的，高级职称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和心态平衡体验要高于中级职称人员。这与徐海波等人的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30]。可以认为，本研究所揭示的职称与幸福感的倒挂，主要是与中级职称青年辅导员面临较大的晋升压力和瓶颈有一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青年辅导员的职称晋升意愿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高校青年辅导员幸福感的影响方面的发现，与以往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31]。本研究所揭示的女性在心理健康体验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与青年女性辅导员所感受到的更大工作压力有关，值得关注。
五、研究建议
基于上面的研究结果及讨论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高度关注主观职业成功对高校青年辅导员幸福感的影响
对职业群体而言，主观职业成功是幸福感的重要基础，而幸福感的提升也会相应地促进个体的职业发展。由于辅导员群体在职业定位上存在着一些模糊，有时被人们戏称为大保姆、大管家、救火队长等，承担了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导致他们在工作中缺乏成就感，主观职业成功体验较差。为此，要进一步厘清高校辅导员的职责，要将不断提升高校辅导员主观职业成功进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作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2.大力推动高校辅导员各类干事平台建设
目前看来干事平台是高校青年辅导员职业发展的最大短板，这类平台包括工作平台和研究平台。近年来一些高校在推动辅导员工作室、工作坊、辅导员成长俱乐部、专题沙龙等工作平台建设方面力度很大，但是与广大青年辅导员对干事平台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为此，建议创造条件，让更多的青年辅导员拥有自己的工作平台，同时利用好互联网资源，建设更多的网络工作平台。针对辅导员研究类平台更为稀缺更加集中的现状，应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度推进研究中心、研究基地等研究类平台建设。
3.加强对高校青年辅导员的职业规划
青年辅导员是高校人力资源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的综合素质较高，发展潜力较大，可以成为高校乃至社会许多重要岗位的蓄水池。他们是职业辅导员队伍的基干力量，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坚守辅导员岗位。为此，要进一步拓宽辅导员岗位的晋升渠道和上升空间，在职称评聘和岗位晋升中开辟单独序列，注重实绩考察，制订更具针对性的标准，让他们更好更快成长。对于一些有转岗意愿的青年辅导员，也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要建立起正常的人员流动机制，帮助这些人通过辅导员岗位的历练，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对于适合教学研究的青年辅导员，可鼓励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领域发展，加入到思政课专业教师队伍中。对于适合于党务行政工作的青年辅导员，应当积极为他们提供机会，让高校辅导员岗位成为各类青年人才成长的孵化器。
4.要特别关注青年女性辅导员的心理健康问题
辅导员工作本身千头万绪，同时还要承担大量其他繁杂工作，经常会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导致这个群体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对于大多数女性辅导员而言，由于体力、精力以及所承担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影响，她们可能感受到的压力尤甚。为此，建议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对青年女性辅导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展开定向调查，有关高校应当创造条件为女性辅导员提供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对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更多的关心与支持，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辅导与培训，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青年女性辅导员缓解释放压力。
5.帮助个别青年辅导员提升职业认同感和胜任力
毫无疑问，对个别青年辅导员而言主观职业成功不高，其自身原因也不可忽视。在调查中发现，最为关键的两个自身因素是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胜任力。个别高校青年辅导员对职业的认同多少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将其作为一项事业，只是将其作为某种“跳板”，缺乏对这份职业最基本的感情。也有一些人虽然很珍惜这份工作，但不注意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注意培养从事这项工作必备的能力，经常感受到本领恐慌。尽管这里所提到的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影响很大。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不能达到基本的职业要求，就应当及时加以分流。
黄立清：山东大学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与思政培训中心办公室《高校辅导员》副主编，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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