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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文化】观鸟者如何创造并参与科学？——《丛中鸟》的第七章到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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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4 18:38

或许读者已经注意到，在阅读这本书时，我非常关注观鸟活动与鸟类学的关系。一方面这是我的专业志趣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观鸟与科学的历史始终是深度交织的。

在20世纪的上半叶，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科学学科的鸟类学已经形成，这意味着相关的杂志、机构和专业共同体都已存在，但几乎不存在专门从事鸟类研究的职业科学家。

那么，是谁在推动鸟类学的发展？答案是：业余观鸟者。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中，各行各业、性格迥异的鸟类爱好者依然乐此不疲地为更深入地了解鸟类而殚智竭力。

一、观鸟推动鸟类学分化（1900—1920年）

在20世纪的前20年，观鸟从少数怪人所追求的狭窄的、专门的、古怪的消遣，变身为一个自主的爱好，一种数百万群众追寻的快乐。这种爱好推动了关于鸟类饲养、鸟类迁徙、鸟类鸣叫的研究，促进了鸟类学实用领域的出现。莫斯从技术、科学传播、社会价值观的改变等方面描述了这一历史，不妨列举几例：

1. 光学设备与“系统调查”

在20世纪的前十年，双筒望远镜成为观鸟活动中的标准配备，普通人能够在野外凭借望远镜和笔记本识别和记录下自己看到的鸟类，而不需要将它们击落。《英国鸟类》杂志的创始编辑哈利·威瑟比创造了“系统调查”这一方法，发动业余观鸟大军协助解决鸟类的科学问题。最早的电影、闪光灯拍照、长焦镜头、彩色摄影也加深了公众对鸟类学的兴趣，并促进科学家对鸟类巢穴的探究。

2. 鸟类行为研究

两位观鸟者艾略特·霍华德和埃德加·钱斯成为鸟类行为研究的先驱者，他们都努力将自己对鸟的兴趣与经商的全职工作联系起来。朱利安·赫胥黎对凤头䴙䴘的观察，以及他关于红脚鹬求偶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再次为田野博物学家赢得了科学上的尊重，因此莫斯称他是一位“伟大的科普者”。

3. 鸟类统计活动

1900年圣诞节，弗兰克·查普曼（时任奥杜邦协会主席）组织了第一届圣诞节鸟类统计活动，这项活动后来成为一年一度全世界观鸟者的集体狂欢，它大大促进了观鸟运动在美国的流行，并鼓励观鸟者制作自己的鸟种清单，以标准化的形式记录鸟种，为鸟类普查作出贡献。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鸟类计数比赛影像资料

图片来自于奥杜邦官方网站：https://www.audubon.org/news/11-reasons-christmas-bird-count-rocks

4. 喂食鸟类

1890—1891年英国的漫长严冬是“喂鸟”风尚的起点。到1910年，喂鸟已经成为一项全国性的休闲活动，与此相关的装置立刻被源源不断地设计和更新出来，鸟类学家也投入其中，并促使学者关注鸟类栖息地的破坏问题。

5. 价值观与鸟鸣研究

观鸟在英国、尤其是美国的迅速崛起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有关：人们对于与日俱增的城市化、工业化越来越不满，这时候，人们发现了自由飞翔的鸟类，发现它们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与人类相似的生命个体。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通过观鸟来逃离日益繁忙和喧嚣的生活，其中有权有势的代表就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尽管格雷在他晚年的作品《鸟的魅力》的序言中称“这本书毫无科学价值”，但是，它却是当时鸟类鸣声研究中最出色的作品。

总体而言，20世纪的头20年，最主要的鸟类学发展是由业余鸟类学家和公众做出的，像朱利安·赫胥黎这样对鸟类感兴趣的科学博物学家是“极不寻常的”。在这一时期，对于一门严肃的科学，观鸟活动举足轻重。

莫斯引用了鸟类收藏家和保护者弗兰克·查普曼在1905年的观察：“再没有任何其他[科学]分支，其中的专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相比是如此寡不敌众。”大卫·艾伦在《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中也提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相比于其他博物类科学，鸟类学获得经济支持的希望微乎其微：

这是一门毫无用处的学科，是业余爱好者的广阔天地，甚至连非功利性的学者们也基本忽略了它。没有人怀着赚钱的目的进入这一行，而且可以肯定，也没有人从这一行赚到了任何钱。尽管存在这一根本性缺陷，但正是在鸟类学领域，博物学的组织化实现了其最伟大的功绩，协同合作的机制也发展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

二、观鸟者：公民参与科学的典范（1920—1940年）

一战之后，观鸟已然成为英国的“亚文化”，为严肃的科学探索注入了无限的活力与灵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就是莫斯所谓的“有组织的观鸟”运动。它致力于发动大量业余志愿者做鸟类协同研究，开展国家范围的、地方合作的田野工作和鸟类普查。这不仅将“地方”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将个体观察者与专业研究机构联系在一起，而且赋予日常娱乐以科学的重要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造就了一种充分利用本土观察者来生产集体知识的实践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运动与前20年观鸟者推动鸟类科学分化的趋势是一脉相承的，“有组织的观鸟”这一革命的主要发起人和活跃人士，都是鸟类学的业余爱好者，或者说充满专业精神的观鸟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马克斯·尼克尔森——20世纪最重要的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他经营过几乎现存的所有关键的鸟类组织。

尼克尔森在21岁就出版了《英格兰的鸟类》，这本书为英国鸟类学和观鸟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本规则。他对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代热衷收集标本的博物学家非常反感，也痛斥20世纪20年代那些往返于乡村、利用无穷无尽的休闲时间漫游保护区的暴发户式的博物学爱好者，他提倡将鸟类学对分布和分类的关注转移到我们现在称之为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上。

尼克尔森不仅创立了现代英国田野鸟类学，而且改变了观鸟活动的性质，“把观鸟从一种本质上是休闲、业余消遣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更有条理、更结构化的活动”。

另一位“有组织的观鸟”运动的积极践行者是汤姆·哈里森，他的原创之处在于，将“英国鸟类学信托基金会”研究鸟类的方式用在研究英国人身上。哈里森创办了“大众观察组织”，发动普通观察者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人类行为，以此制造当地的人类学知识。

英国艺术家Julian Trevelyan1937年的画作“Bolton”，他曾参与哈里森组织的人类学项目，其艺术作品深受这些经历的影响

图片来自https://www.sothebys.com/en/articles/mass-observation-the-movement-that-art-history-forgot

除了响应这一运动的革新人物，在这一时期对鸟类学发展造成深远影响的还有纽约的鸟类艺术家罗杰·托瑞·彼得森，他是现代图鉴的发明者，通过创作一系列以实用为目的的插图，他系统化地尝试将鸟类野外识别变为一个更加严格和准确的流程。

德斯蒙德·内瑟索尔-汤普森是另一种典型——从一个鸟蛋收集者变成研究鸟类繁殖的业余鸟类学家，他与妻子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在苏格兰阿维莫尔的一个小帐篷里度过了66个日夜，观察雪鹀的繁殖。

汤普森并非特例，19世纪最后几年，许多收藏家从收集鸟蛋转向收集鸟类照片，到20世纪，便携式相机已经充斥大众市场，柯达的“布朗尼相机”激励很多年轻人将摄影作为爱好，甚至发展为职业，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世界上最知名的鸟类摄影师埃里克·霍斯金。

霍斯金在学业和汽车行业生涯中都一事无成，直到1929年大萧条使其失去工作，开始以从小热爱的自然摄影谋生。他的照片有效地激发了公众对鸟儿的兴趣。尽管1937年在拍摄一对筑巢的灰林鸮时被啄瞎左眼，但他并未放弃拍鸟事业，其1970出版的自传《以眼还鸟》以诙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一生的热爱所在。

各种各样的布朗尼相机摄影/凯西·纽曼

1920年到二战之前，鸟类学还是一门尚未职业化的学科，业余与专业的界限在这一时期并不明显。观鸟活动在这一阶段的兴旺与鸟类学的工作密切相关，个体观鸟者往往作为地方观察者、艺术家、摄影者、出版商参与到科学问题中。像尼克尔森、伯纳德·塔克和哈里森这样的角色在公民参与科学运动中功勋卓著。

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有组织的观鸟”运动改变了“地方”那种狭隘的、边缘的、附属性的本体论地位，使之与集体的民族知识生产联系在一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种新的、积极的公民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它强调不同阶层生活的共同点，强调民主参与，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关注普通人如何探索、评价、理解自己所在的一方土地，当然也包括本土的鸟类。

编辑/风云有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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