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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性别、资源与权力——粤西乡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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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6 04:46

【摘　要】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属性，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家庭常被置于社会学的论述范畴，同时，家庭也以空间形式出现，并表征着家庭成员间复杂、细微的权力结构。论文以广东罗定市华石镇中越跨国家庭的家空间为分析样本，以家庭资源中的经济资源、情感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分析框架，并结合家空间的实用性、装饰性和防御性等特点，考察越籍妻子在家空间中的占用、功能划分与使用、美学装饰，以及日常空间实践中自我赋权的方式与机制。研究发现：①为家庭提供主要经济收入的越籍妻子在夫妻权力结构中占有优势，在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中持有更多的话语权；②越籍妻子将家空间视为自我情感与认同的表达渠道，通过装饰家居环境以建立起对家空间的控制；③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越籍妻子在公共空间中受到排斥，家空间成为越籍妻子回避邻里交往的防御性堡垒。研究认为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在家空间中获得了施展个人权力的契机，但其权力仅限于家空间内，现阶段难以拓展至家以外的更大区域。研究结果既是对家的地理学中性别话题的补充，亦是对它的拓展与深化。

【关键词】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空间实践；家庭资源；性别权力；广东罗定

在全球移民的类别中，跨国婚姻移民因以女性为主而引发关注；由于“从夫居”的文化制度，女性婚姻移民的人数远多于男性[1]。在当代社会，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相对松弛和现代价值系统的产生，女性权力逐渐崛起，妇女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提高[2]。然而长期以来，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却因文化隔阂、语言不通、经济的不独立，被认为是家庭的附庸；她们对移民国经济和社会上所做的贡献也因此被忽视[3]。但有学者认为，仅关注女性跨国婚姻移民无助、无能等问题，将忽略她们多样性的生活经验，也制约了她们的主体性[4]。因此，对于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的理解，应置于一个多元的分析框架中。

由于靠近中越边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西部一些偏远县区出现中越跨国婚姻现象，且越南女性多以拐卖、绑架等非法、暴力的方式嫁入中国[5]。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越南长期的战争，其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二是由于相比越南，中国经济呈现出较大优势，越南女性欲来中国谋生以贴补家用，却被拐卖后嫁至当地[6]。三是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以及社会经济变迁对择偶观念和择偶模式的冲击。不少贫穷且上了年纪的农村男性在国内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这为拐卖越南女性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需求[7]。由于来中国时间长，越籍妻子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适应了所嫁地的环境，但对故国的乡愁难以消泯，同时还面临无法取得户籍的现实困境[8]。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越南妇女和中越跨国家庭这一现象日益步入研究者的学术视域，其研究聚焦于云南、广西的边境地区，而对中国其他省域的关注偏少。2000年以后，随着越南妇女流入中国内陆，她们逐渐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也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其中包括从宏观的地缘纽带[9]、族群文化[6]、经济动因[3]、国家关系及政策[10]等方面探讨跨国婚姻的基础条件，以及越南婚姻移民面临的社会文化适应困境[11]与身份认同冲突[12]、多种形态的社会排斥[13]或制度性排斥[14]。

已有研究大多从“社会问题化”视角出发，强调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在宏观社会背景下的无权或弱权状态，但在微观的家庭层面，她们能否自我赋权？伴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特别是新文化地理学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家空间的研究日益兴起[15]。家空间研究虽然从早期重视形式与功能的路径中解脱，但性别话题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15，16]。本文将从家庭资源占有和家空间形态入手，探讨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在家空间中赋权的方式和机制。

1理论框架

1.1家空间与性别

过去的社会研究，如阶级、少数群体、种姓制度的研究，都与性别研究有相似之处，但都不能充分地界定妇女在性别体系中的处境；要系统地分析人们在性别分层中所处的地位，需要引入“性别”概念[17]。20世纪70年代，随着理论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地理学应时而生。女性主义地理学利用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地理学与性别之间的联系及影响，并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18，19]。

具体到家空间与性别的研究，Hayward[20]总结了家空间的5个特点：（1）家空间既是实在的建筑物，同时也是想象的空间；（2）家空间是领域，人在其中有着熟悉感和归属感，并且其领域可由家向外扩展至邻里、故乡；（3）家空间是人们认识世界、并在世界中定位自己的“所在”（being），它是我们人生的起点和终点；（4）家空间是自我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5）家空间是社会与文化的结合体。在此基础上，Marcus[21]将家空间的功能具体概括为2个方面：一是自我心理的明镜，如人们在住宅张贴的装饰画、摆列的相片、种植的植物、饲养的宠物等皆向他人传达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二是社会性象征，包括社会地位的象征与社会认同的表达。人们利用家空间的陈设布置、地点区位来显示自己的经济能力与社会身份，设定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22]。

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立足于性别与空间[18]。随着其向微观尺度空间/私空间的研究转向[19]，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认为，无论是将家视为自我原型的心理分析模式，或者将住宅看作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性传达，这2种研究取向皆倾向于将人的特征概括为相似性，或将家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忽略了家庭之中不同成员间的感受[23]。事实上，即使在同一个空间里，也会因为性别、种族、年龄等差异，导致各人在家空间中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24]。因此性别观点的介入挑战了传统男性价值为主的“家”的概念，发掘出有关家空间更多元、丰富的意义。例如，有学者访问芝加哥都会区82个家庭，以了解家中哪些物品具有特殊意义[25]。作者发现，男性成年人通常提到有关“行动”的物品，如电视、音响、运动器材与汽车；而女性比较偏爱“沉思”（contemplation）的物品，如照片、雕塑、瓷器与织品。得出的结论是，性别因素由此影响了家空间的生产和使用，造就了基于性别分工的空间形态，从而形成了“男人空间”“女人空间”“女孩空间”“男孩空间”等不同领域[25]。这些空间的性别划分也因性别化的活动而加深，如男人清扫庭院、女人清理房间[26]。因此，不同的事物和行为塑造了不同性别空间的可能性，形成了性别化的空间形式[27]。

1.2家空间与权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提出“个人即政治”的口号，其认为家庭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遭受的压迫，不是女性自身的错误引发，也不是个别女性所面临的偶然事件，而是女性作为群体在男权社会必然遭遇的不公平处境[28]。与这场社会运动相呼应的是，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看到，看似“中性”的家空间却隐含权力关系，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表征了家庭的性别关系，助长了男性支配女性的权力，并延续了性别的不平等[4，18，29]。女性社会活动家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30]中指出，家空间对于女性可能是牢笼、陷阱和监狱；著名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Domosh[31]也呼吁，须从性别权力的视角对房子和“家”进行重新审视。

在具体的家空间分析中，顾爱如[32]指出，父权家庭运用空间的使用以强化刻板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妇女借由生产劳动的付出，从父权家庭中获得权力；家人给予妇女的情感回报促使她从事更繁重的家务劳动，她进而心甘情愿地成为自我剥削的劳动者。Brickell[33]也指出，住宅空间设置一般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将住宅空间的休闲性（如客厅）和工作性（如厨房）相分离；与之对应的是宽敞明亮的客厅和昏暗逼仄的厨房，以及维持这种空间设置的性别意识形态，即男人在客厅休闲、会客，女人在狭小的厨房劳动。许圣伦等[34]对传统的厨房炉灶所体现出的性别权力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传统炉灶是男性定义的女性空间，虽然女性是主要的使用者，但空间主权牢牢地掌握于男性手中。

那么女性如何抵抗权力对于家空间的控制？多位学者试图突破家空间的性别刻板印象，从女性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将家空间看作是多样、开放、包容万象的“第三空间”[35，36]。在第三空间里，它容许女性同时占据中心和边缘、内部和外部。在这一空间的女性既是男性权威下被动的他者，又是主观能动的自由人。这种二元两极之间的能动张力，为性别冲突营构了一种多维空间，并由此思考一种抵抗的政治学[35]。因此，家空间可以发出这样的信息：它是女性积蓄创造性和力量的地方，它是女性重新发现自我能动性的空间，它强化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反对男性权威[36]。

1.3家空间与家庭资源

家空间的研究，除了性别变量之外，家庭资源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37]。家庭资源通常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家庭成员内部的资源，即家庭成员个体能支配的、以便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条件。家庭内部资源包含经济资源和情感资源。经济资源指家庭对其他成员所提供的各种财物支持；情感资源指因家庭成员的理解与尊重而得到的支持性资源，它构成了家庭生活的精神内核[2，38，39]。二是家庭的外部资源，即家庭之外的社会人士如邻里、同事、朋友等，为其家庭成员提供的精神支持，以及物质和资金资助等[38]。

关于家庭资源与性别权力的研究，学界目前有3种主要理论。其一是Blood等[40]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Husbands and Wives：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该书标志了夫妻权力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书中首次提出“比较资源论”（comparable resource）以分析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当丈夫的家庭资源多于妻子时，丈夫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力随之增加，参与家务工作的时间也会相应缩减[40]。Blood等的研究实际上表明，现代社会中，传统的父权制已被取代，比较资源成为家庭权力的新来源[2，37]。

其二是社会学家Rodman[41]提出的“文化背景中的资源理论”（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Rodman以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为契机，将美国与其他国家作比较。他发现，尽管比较资源论符合大部分国家的家庭情况，但在南斯拉夫和希腊却有所不同，即在婚姻关系中，丈夫的家庭资源愈多，夫妻权力便愈平等。Rodman认为其原因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对于家庭权力分配的规范化力量。因此“文化背景中的资源理论”主张夫妻权力关系取决于2个要素——夫妻间的比较资源与主流文化中的夫妻权力规范。

其三是Heer[42]提出的“交换理论”（exchangetheory）。“交换理论”所关注的是家庭外部的资源，即当丈夫与妻子在家庭外部获得的资源差距越大时，丈夫与妻子的权力差距便越大，反之亦然。Heer还指出，当社会放宽传统规范对于夫妻权力关系的限制、阻止女性获取家庭资源的障碍减少时，妇女在家庭的地位则会随之提高。除此之外，非实质性的资源（如爱、情感）在夫妻权力关系中也有重要的影响。

总之，从家空间的角度来看，部分女性主义地理学者认为家空间是苦楚和压力的来源[23]，但是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绝非宿命般的无助，她们仍能在家空间的权力关系中展现出主体性[1，4]。尽管家庭资源已经取代传统的父权制而成为夫妻权力的新来源[37]，但家庭资源与夫妻权力的多维关系如何在家空间中体现，学界的研究并不多见。

已有文献指出，粤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礼教的束缚较轻，男女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依然低下[43]①。据近年的媒体报道，在粤西罗定市（县级市）长期生活着20世纪90年代因拐卖而来的“越南新娘”[44]。那么，随着空间上的挪移和家空间的重新建立，“越南新娘”②的家庭资源和权力关系是否有所转换，她们又是如何于所处的家庭结构中实践行动、建构出自己的主体空间？并且，这个主体空间并不按男性意识建构，而是集中了女性的主体认知和实践方式，以及女性的空间意识和想象。本文以嫁入广东西部罗定市华石镇③的越籍妻子和其家空间为例，从家庭资源占有和家空间形态入手，考察越籍妻子在家空间的设置、使用、装饰和维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考察她们如何借由家空间来转变既定的性别权力关系；最后思考她们又是如何在家空间的外延——社区空间中遭遇困境。

2研究设计

华石镇（图1）地处广东省罗定市（县级市）东北部，距罗定城区11km，东与苹塘镇相连，南与围底镇为邻，西与素龙、双东街道相接，北部与郁南县接壤。华石全镇总面积63.5km2，其中镇中心区面积1.5km2。下辖10个村委会和1个社区居委会④。据调查走访，华石镇越籍妻子嫁入的时间为1992—1999年⑤，平均年龄46.2岁，小学文化程度居多，极少数为初中文化水平；平均生育子女数2人，子女平均年龄20.3岁（表1）。根据访谈资料，1991年中越邦交正常化以后，受到中国南方经济的吸引，华石镇的越籍妻子欲到中国打工获利。偷渡入境（如广西凭祥市、广西东兴市）后，她们被“老板”（即人贩）“介绍工作”的谎言所欺骗，随他们来到广东西部地区。由于语言不通、环境生疏、回国无望甚至受到人身威胁，越籍妻子只能嫁给当地人，人贩从买卖婚姻中非法牟利3000～5000元不等[45]。由于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据华石镇多位干部和村民估算，全镇有近40位越籍妻子。

为了理解越籍妻子家庭的居住空间设置、家务分工模式与空间体验，本文采用实地观察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择取研究对象的标准是：（1）越籍妻子必须拥有其专属的家户空间，而不是借住或租住在他人的家屋内；（2）为了进行空间的实地观察与发问，越籍妻子须接受访谈者至其家中进行空间图绘记录与访谈。研究人员在2015年10月、2016年2月、2017年1月、2018年6月4次在罗定市华石镇进行实地调研。访谈共计62人，其中越籍妻子15人（华石镇的越籍妻子约为40位，本调查样本占比约37.5%），其丈夫8人，子女9人；其他当地村民25人，其中村长2人，村文书1人，村妇女主任1人。访谈时长约40min～2h。访谈人员平均年龄47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大学本科。

图1 华石镇的地理位置

表1 受访越籍妻子的具体情况一览表

注：数据截至2018年7月。C：在广东江门某五金厂打工时与现任的丈夫相识，属于自由恋爱婚姻，结婚时间为2013年。由于她是合法婚姻，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F：因儿时脑膜炎导致智障，对自己年龄和来华时间都说不清楚。L：15岁随亲姐来华打黑工，经人介绍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属于非拐卖性婚姻。

本文研究的越籍妻子嫁至当地均在10a以上，她们可以流利地用罗定方言交谈，调查人员中有两位深谙当地方言。所有访谈皆于受访者的家中进行，通常由受访者选定家中某一特定空间进行，大部分的访谈一开始都是在客厅进行，接着再请受访者带领研究者参观家中的每一处空间，访谈者会根据空间的使用观察对受访者发问。问题包括越籍妻子建房时的考虑因素，建房时家人的协商过程、双方对空间喜好的差异与协商过程、空间的分配和使用、空间家具与装饰摆设、家用物品的意义，以及越籍妻子的空间经验，如日常的活动空间、最喜欢的空间、独处的空间等等，以此衍生出她们对日常生活空间的理解与家的意义论述。最后，研究团队观察家空间的形态结构，并对此拍照和绘制空间结构图。所有访谈在受访者同意下进行录音，并整理成文稿以便分析。在最后一次调研中，访谈信息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继续访谈也未出现关键性的新信息。

3结果分析

3.1家庭经济资源与家空间结构

3.1.1越籍妻子在家庭经济资源中占优势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经济因素成为罗定农村婚姻市场的主导性要素，经济贫困或者健康欠佳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面临困难，常常借助于非常规、非法的形式完婚，组成中越跨国家庭。经调查发现，粤西跨国家庭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以核心家庭为主，亲属网络弱。粤西中越跨国家庭大多是由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或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家庭规模小，劳动力缺乏，户均人口为3人。越籍妻子在嫁入3a之内分家⑥的占58.1%；5a之内分家的占30.4%。其分家的财产配置表现为分离型形态，分家后跨国核心家庭所得财产极为有限，有的甚至仅为一口铁锅。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核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与西方核心家庭相比，中国农村家庭核心化并未削弱家庭成员和亲属之间的互助联系[46]。然而，跨国核心家庭对亲属关系网络的依赖性较小，独立性较大。其原因包括：（1）夫家经济基础弱。公婆双亡占39.2%，丈夫为家中独子的占13.3%，丈夫其他亲属常年居住在外地的占70.1%。因而跨国家庭难以从男方亲属那里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包括情感慰藉、经济支援和劳动帮扶。（2）娘家支持缺位。在当代农村，娘家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性资源。但是跨国家庭的娘家由于远在国外、回娘家风险和成本高（只得通过偷渡的非法方式过境），因此越籍妻子也几乎无法从娘家那里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

其次，家庭贫困，越籍妻子为家庭经济支柱。跨国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3个方面：（1）越籍妻子或子女外出打工的薪酬；（2）耕种农田；（3）政府低保（跨国家庭中低保有10户，占调研总户数的67%）。跨国家庭的致贫原因主要在于丈夫的身体缺陷或其原生家庭已有的经济困境。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差，谁能挣钱、如何挣钱等问题成为了跨国家庭的重中之重。何海涛等[47]认为，家庭由多种资源组成，其中的经济资源构造了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经济资源包括家庭的经济收入、融资能力，以及家庭生活中的货币投入。调查发现，多数跨国家庭由于丈夫年龄偏大或健康缺乏而丧失部分劳动能力。越籍妻子在逐渐适应环境后，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3.1.2基于家庭经济资源的空间设置

经济资源保障了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如果缺少它，家庭便无法存活[38]。家庭的经济资源在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形成与之配套的空间结构，即谁在家庭之内握有经济资源，谁便能控制家空间结构[47]。在普遍贫困的跨国家庭中，经济资源无疑是稀缺的物质资源。按照“比较资源”理论，以及粤西文化中妇女在家庭经济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历史传统[43]，给家庭提供主要经济资源的越籍妻子在夫妻权力结构中有优势、在空间的物质实践过程中占主导、在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中持有话语权。

如E和F所言，“当时建几间房由我定，他（丈夫）没什么意见”“我们这里建房前，会找懂的师傅来看。我和师傅一起商量建成现在的样子。”还有越籍妻子认为，在房屋的建造过程中，她的意见得到了家人的重视和采纳。在调研中，笔者遇到一户越籍妻子掌握家空间配置权的典型案例——B的丈夫脾性较差、嗜酒成性且2011年罹患肝硬化，B成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和家庭经济资源的提供者。2012年新房（平房，一厅三室）建好后，B选择与丈夫分房而眠。B和其女儿的卧室处于核心位置，它正对大门，通风、采光效果优良。与之相对，丈夫的卧室紧靠大门左侧，狭小、逼仄。B如此解释这样安排的原因：

虽然这个房间小，但很方便啊！之前老公喜欢饮酒，常饮酒到很晚。为了不打搅大家（特别是还在读初中的女儿）睡觉，也为了他方便，他睡在这里。现在他病了（肝硬化），住在这个房间，我在外面买菜回来，一进门就可以照顾他。（B，2017年1月22日）

尽管酗酒容易产生家庭矛盾，但家空间设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丈夫的酗酒行为对家庭的伤害，保证了家庭成员的睡眠。在丈夫患病后，这样的空间设置又使得他能够得到家人更好的照料。毕恒达[16]关于住宅空间的研究指出，父权社会下以男性为中心的空间设置方式，男性占据家空间的首席，并大多以牺牲妻子和子女的生活空间作为代价。B家仅有两间卧房，B在考虑谁住好房间时，更多的是从家庭的整体利益考虑，而非牺牲某位家庭成员生活空间为代价。

此外，厨房被看成艰辛劳作的苦涩空间[16，48，49]。在一定程度上，厨房不仅体现了家庭固有的繁琐和枯燥，也反映了家中的顺从地位[48]。基于传统的性别分工机制，越籍妻子与厨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厨房空间的劳动位置中，煮食者主要是越籍妻子。当笔者访谈越籍妻子对于厨房工作的感受时，她们认同做好三餐是女人的本分，即使在外挣钱的越籍妻子亦持工作需与家务兼顾的观点。但在修建新房时，33.2%的越籍妻子决定了灶台和水槽的高度，以适应她们的身高，使得她们在烹饪时更加便利与舒适；在已有厨房空间的改造中，26.7%的越籍妻子家庭改变了灶台或水槽的高度。再次，56.1%的越籍妻子决定购置冰箱、电饭煲、电磁炉等较为贵重的厨房电器。典型的如在M新建的房屋中，厨房设置在与客厅平行的空间内，位居大厅正门的右侧。在厨房的外围位置，M另外建造一扇侧门，以方便她在菜园采集食材后，便利地进入厨房烹饪。这种空间设置在华石镇当地并不是普遍现象，且为厨房单独开一扇面向室外的侧门会花更多的建筑费用，但M为了方便自己的家务劳动，选择了这种方式。

由此看出，厨房空间在越籍妻子家庭劳务实践和表达个人诉求的基础上建构而成；在这一过程中，越籍妻子不仅在厨房中实践自己的家庭生活，还运用厨房空间突出她们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

3.2情感资源与家空间装饰

经济资源虽然重要，可是家庭不是完全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家庭也是一个相互关爱的情感生活单位。家的情感暗含在房屋的修饰、点缀和细微的呵护中；装饰是家的温馨表意，它将“房屋”转化为“家”[48]。那么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之间，谁主导家空间装饰的风格与样式、物品的取舍与摆放？在传统核心家庭里，丈夫拥有较多的情感资源，他关于装饰的品味、心志与爱好更容易得到妻子及子女的认可、尊重，甚至是服从[25，26]。

客厅是家空间装饰的关键，它是家庭的门面与名片，彰显主人的身份与内涵，诠释这家人的生活概况和精神世界，因此它的空间设计和装饰，标示着家庭的权力关系[48]。一般而言，罗定农村客厅正对大门的位置悬挂一副约50cm×70cm的镜子，镜子是乔迁新居时由亲戚赠送，镜子上会写上“新居大吉、四季吉祥”等字样。镜子旁边往往张贴国家领导人的画像——这些象征着权力和威望的符号。在整个客厅的布置中，女主人的意见是被漠视的，如当地村民所言“女人不懂，房子怎么弄肯定男人做主”。然而越籍妻子家的客厅呈现了差异化的风貌，如：

A于1997年嫁入时，夫家已有一栋建于1981年的旧式平房。A认为此房异常破旧，但家里并无资金重新装修或建房。A在赶集时买了2幅巨大的香港女性明星海报挂在客厅正对大门的显赫位置，政治领导人的画像张贴在明星海报的旁边，且尺寸也相对较小。A认为明星好靓，挂在家里好看、洋气（图2）。

在N家2010年建好的房屋客厅的四壁，并没有挂政治领导人的画像，而是挂满了“花开富贵牡丹图”“西湖的荷花与桃花”以及中国和广东省地图。N认为自己喜欢花卉，所以在集市上特意买了这些图画挂于客厅。挂地图则是出于女儿学习的需要。另外，在客厅靠沙发的墙壁上，挂着N在镇上拍的艺术照，并且嵌在精致的相框中。艺术照旁的另一幅相框则是N和女儿的照片，以及N和女性朋友的照片。问及N为什么不将老公的照片挂在相框里，N笑称“老公太丑，挂了不好看”（图3）。

由于在夫妻权力结构中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以及越籍妻子自身的人格魅力，如勤劳、能干，越籍妻子也相应地拥有更多的情感资源，更倾向于把家视作自我情感的寄托与性别认同的载体。对她们而言，家是个人化的场所，要让家居空间带上强烈的个人印记，则对空间形貌作个性化改造必不可少。改造一个浑然的空间可分为2个方面：一是着重外部，在自然与人工建筑中进行布置与取舍；二则是重视内部，在日用家居小物方面巧花心思进行装点[50]。家空间的外部形态已然固定，难以改动。越籍妻子们则在家的内部空间装饰时亲自出力，呈现出对家庭装饰的细心巧思。有学者认为，女性更喜欢个性化空间，她们注重色彩图画，以制造出体验的舒适感、空间的近亲感和环境的认同感[51]。在A和N的家空间充满了这样的女性气质——柔美、靓丽与温馨，它们来自感性的视觉体验，满足了女主人对空间的需要；N家客厅中女主人的照片也表明她对客厅空间的主导。因此，越籍妻子企图让空间从其样貌上变得个人化与女性化，家空间成为她们情感与认同的寄托；贯穿其中的则是她们想要驾驭家空间的冲动，以最终求得自我主体性的挺立、自我空间的主宰。

3.3社会资源与家空间防御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血缘是家庭的基础，地缘是血缘的投影；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是“家庭”在空间尺度上的延伸[52]。随着农村社会关系愈发理性化，家庭的经济收入决定了其在农村社区中所处的地位[46]。由于经济贫困、亲属关系网弱，越籍妻子没有传统的宗族式庇护，也没有当代的姻亲式帮扶；她们处于乡村社区的底层[45]。

此外，部分村民认为越籍妻子的黑户身份名不正、言不顺，将她们视为违法犯罪之人，并有意与她们隔离开来，不愿与之来往，全然当陌生人对待。有村民甚至对越籍妻子进行人身、财产攻击，如H和J讲述了她们在乡村社区的遭遇：

村里的人对我不是很友好，他们总说我手脚不干净、小偷小摸，去邻居家就偷他们家桌上的零钱，或者偷他们家的鸡。我压根没偷过，但他们非是说是我偷的。我心里很气愤。（H，2015年10月2日）

村里人还毒死我家的牛。早上6点我起床时牛还是好好的，晚上8点就奇奇怪怪地死在牛栏里了。死牛的胃里发现了山八角（剧毒）。我知道是谁投毒，但他就是不承认。（J，2017年1月21日）

面对社会资源缺乏的痛苦，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家空间成为越籍妻子重要的依靠。如E家是华石镇某村的贫困户，其住所为20世纪70年代末的砖瓦平房。与邻里近年新建的楼房相比，E家显得破败、简陋。然而E家于2017年初花了近2000元安装了不锈钢防盗门窗，其封闭厚实、光亮坚固的视觉形象与老旧的房屋形成反差（图4）。E解释家中安装防盗门窗的原因是，“村里有些人总是想偷我们家的东西，有次有个邻居想来偷，被我骂了一顿。装了防盗门窗可以防着这些贼。”为了印证这一说法，调研人员分别询问了5位村民，他/她们均认为E的话乃无稽之谈，因为“E家那么穷，有什么好偷的？”

图2 A家的客厅（a）与一般农户家的客厅（b）

图3 N家的客厅

另外，K是某村的特困户，住所为村民废弃的土坯房。土坯房位于某村的西北隅，房屋前有一条2010年政府修建、现已废弃的沟渠。由于沟渠带来的出行不便，除了K家，其他村民均已搬离（图4）。除去经济因素，K家尚未搬离的原因，用K话解释是“免得跟他们（村民）打交道，清净”。

以上2户的家空间表现出较为典型的防御性特点。空间的防御性指社会群体或个人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或社会关系纽带的断裂，从而表现出的一种空间形态的防备和空间距离的疏离[16，26]。空间的防御性常常带来人际关系的裂变，包括猜疑、不解、困惑，甚至拒斥和恐惧[25]。具体而言，E和K的家空间防御性呈现出2种不同形态：主动戒备和自我隔离。

E家的不锈钢防盗门窗成为她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界线，不锈钢防盗门窗封闭厚实、坚固的视觉形象，也营造了安全的心理氛围。家空间成为E回避或克服邻里交往带来的挫折、焦虑、紧张而采取的一种主动戒备方式。另外，E在村民眼中有着“手脚不干净”的刻板印象，村民的污名的直接后果是E对自己处境和身份的焦虑，以及社会身份的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污名带来的身份自卑，E用回击的方式来寻找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在E眼中，邻居也是“手脚不干净”，这为她急需安慰的心理带来了优越感。越籍妻子将村民视为假想敌，而家空间的防盗网和铁门则以牢不可摧的形象产生一股拒人于门外的威严气氛，实践和巩固了这种想象。

图4 E家的防盗门窗（a，b）与K家前的沟渠（c）

相比E家，K的家空间防御则呈现出自我隔离的形态。基于社会资源的匮乏和对邻里交往的困扰，K与其所居住的主流社区脱离，采取逃避性的自我隔离。她的家空间位置表现出个体与社群、社区关系的断裂。废弃的沟渠成为K的家屋空间隔离主流社会的边界，对这一边界的固守成为K家空间中重要的社会和心理构成。Heidegger认为，家空间的本质是让人“安居”，但安居者渴求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庇护，更需要情感和心理上的安全[53]。因此，家空间成为越籍妻子减弱、回避或克服邻里交往带来的挫折、焦虑、紧张感的庇护所。

3.4家空间的权力脉络

Allen提出“地理关乎权力”[54]。在社会科学领域，“权力”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却又很难辨别的概念[2，17，37，55]。在本文中，权力具体指家庭权力，且由于粤西跨国家庭以核心家庭为主，因此家庭权力表现为夫妻性别权力关系。国内关于性别权力关系的研究，大多与妇女的家庭地位有关，其研究将女性是否拥有家庭事务的决定权做为衡量妻子权力多寡的主要指标或变量[56]。但是，家庭权力也以空间形式出现，即家空间显示了家庭权力关系如何镶嵌于家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57]。物质生活包括家空间的选址、建造、内部空间设置、环境优化等；精神生活包括家空间的舒适度和满意度，家庭成员对家空间的认同、想象和象征[34]。本文对家空间的探讨，具体在3个层面：空间之实践，即基于空间的家庭日常行为和实践；空间之表征，即家居美学装饰对家空间的形式诠释；以及表征之空间，即家空间折射出的夫妻权力关系。

另外，张丽梅[37]指出家庭资源已经取代传统的父权制而成为夫妻权力的新来源。本文把家庭资源看作是保证家庭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条件，并将家庭资源分为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情感资源3个类别，前2类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情感价值[38]。家庭资源作为一种社会设置，需要一个主导，和这个主导相连的是家庭权力结构[47]。因此在本案例中，空间和性别连接了对传统父权的解构；在性别与资源之间，形成了家庭权力结构的再生产；在资源与空间之间，则是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特殊性（图5）。

许圣伦等[34]将权力对空间的支配解释为不充足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经济资源保障了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如果缺少它，家庭便无法存活。在普遍贫困的跨国家庭中，经济资源无疑是稀缺的物质资源，因而给家庭提供主要经济资源的越南妇女才会在夫妻性别权力结构中有优势。然而经济资源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要素，家庭是一个相互关爱的情感生活单位，夫妻之间的情感互动也会形成一种资源，进而转化为一种情感权力。由于在性别权力结构中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以及越籍妻子自身的人格魅力，越籍妻子也相应地拥有更多的情感资源，更倾向于把家视作自我情感的寄托与性别认同的载体。在家庭资源的作用下，越籍妻子主导了家空间的物质实践和情感实践。其家空间的特殊性表现在：从女性家务使用的角度出发，家空间设置更为便利和合理；从女性审美的角度出发，家空间更加靓丽与温馨。

图5 家空间的资源、性别与权力的关系

尽管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是家空间的延伸，但没有合法身份的越籍妻子既无传统的宗族式庇护，又无当代的姻亲式扶助，在社会资源缺乏的处境下，较难产生对地缘的认同。与之对应的是，越南妇女将自我隔离，不愿改善邻里关系；越南妇女和当地村民在“地方”形成了“他者”和“我者”两相对立且互为排斥的空间。此外，同村的越南妇女之间也较少来往，甚至彼此敌视。因此，家空间成为越南妇女减弱、回避或克服邻里交往带来的挫折、焦虑、紧张感的庇护所。

女性婚姻移民多数重视婚姻和家庭生活，但其家庭资源仅在家空间内建立是不足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人须走出家庭，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积极赋权[4，17]。家空间虽然为越南妇女提供了最值得信赖的支持和依傍，但一旦离开这个空间，她们常感到无力、茫然，甚至被排斥、被隔离。因此，越籍妻子在有限家空间范围内，她们表现出自己的创造力和对父权的抵抗性；但这些微观、个体层面的空间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状态。

4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广东罗定市华石镇中越跨国家庭的家空间为分析样本，以家庭资源中的经济资源、情感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分析框架，并结合家空间的实用性、装饰性和防御性等特点，考察越籍妻子在家空间实践中赋权的方式与机制。得出以下3个结论：

（1）家空间与经济资源之间有重要关联。越籍妻子大多被拐卖而来，没有明确的社会身份，在整个社会环境中权力有限；但她们在家空间中却获得了赋权的契机。其赋权机制包括个人经济能力以及夫家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中的双重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使得父权制的权力结构被弱化，女性赋权成为可能。另外，粤西文化中相对淡化的性别权力结构也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支援。因此，为家庭提供主要经济收入的越籍妻子才会在夫妻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在家空间的设置和安排中持有话语权。

（2）家空间承载了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对家的情感。由于在夫妻权力结构中拥有更多的情感资源，越籍妻子将家视为自我情感与认同的表达渠道，并建立起对家空间的领域感、控制感，且拥有依己之意来设计、布置、装饰环境的权力。在情感的作用下，家空间从冰冷的物理空间，经由个人投入、经营、赋予意义，最终转化而成具有安全、温暖、温馨、靓丽等女性特质的“家”。因此，家空间成为彰显女性主体性的一种方式，甚至成为她们真实的人生寄托。从以上2点看出，家空间使得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的赋权成为可能，这种赋权既是对固有家庭制度的回应，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

（3）家空间是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的精神防线。由于其黑户身份，越籍妻子的社会资源缺乏、社会支持系统缺失，并承受着污名的痛苦，在人地生疏的情境下，小家庭成为她们重要的依靠；其家空间表现为她们与群体、社区关系的隔离和断裂，从而形成她们有限的日常生活边界。因而，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的“家”难以将尺度上推至“区域”或者更高的层级。从尺度政治角度来看，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的赋权有着令人遗憾的局限性。

需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越籍妻子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被绑架、被拐卖等非法方式从越南嫁至广东西部的偏远县区。2000年之后，越籍妻子向内地扩散；2010年以来，中越跨国婚姻更是呈现出公开化、扩大化、组织化、商业化和正规化等特点，甚至在本文的案例地也出现了一例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合法跨国家庭。另一方面，现代家庭、婚姻、性别等在资本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中，经历着冲击、改变，甚至颠覆；现代家庭的结构、功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均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因此，面对日益多元、繁杂的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其家空间的形态功能、意义象征在家庭权力关系和资源分配的变动中又会呈现出何种变化，未来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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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有学者根据古籍记载总结出粤西妇女的3个特点：一是同男子一样负重劳动；二是在择偶方面比较自由；三是在武装斗争中犷悍勇键、英姿飒爽。虽然她们在家庭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她们鲜能执掌家庭经济之大权，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依然十分低下。

②“越南新娘”是媒体惯用的称谓，但这种称呼有歧视之嫌，因为它凸显移民女性作为“外来者”的涵义，也揭露了“新娘”与夫家的连结身份，忽视了她们自身的主体性。因此本文正文中用“越籍妻子”而非“越南新娘”。

③华石镇位于广东西部地区，据走访调查，全镇（包括下辖的行政村）共有近40位越籍妻子。同行的2位调查人员均为华石镇人，熟谙当地风俗与语言，使研究有可进入性。

④信息来源：罗定公众网，2018年9月。

⑤2000年以后，越南女性逐渐流入经济更加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和内陆地区。

⑥“分家”指子家庭从母家庭中分裂和子家庭对母家庭的继替过程，它标志着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重新界定、家庭财产的再分配，以及新的家庭体系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