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化敏感性理论中,有一个被广泛运用于解释人们行为动机的模型——Jeffrey Alan Gray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人格生物学理论。
在该理论中,我们的行为会受到两种相对应的动机系统调节。
一种是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ural Inhibition System,BIS),调节厌恶性动机,抑制我们的行为,引导我们远离不愉快的事物;
另一种是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ural Activation System,BAS),负责调节冲动性动机,用于激活我们的行为,推动我们朝着需要的方向前进(Carver, & White, 1994)。
神经行为学认为,人格特征的差异是由某些大脑系统的活动产生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Eysenck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外向性/情绪稳定性模型。
对于个体来说,不同的神经结构和机制影响着这些性格特征的差异,更具体地,外向性会由中枢神经系统决定,而情绪稳定性则由皮质边缘回路控制(Eysenck, 1963)。
在借鉴Eysenck理论的基础上,强化敏感性理论将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差异与动机、情绪和学习过程有关的神经行为系统的反应性变化联系了起来(Depue, & Collins, 1999)。
具体来说,强化敏感性理论认为人们大脑存在着用于探测、处理、响应特定刺激的特定神经系统。这些特定系统会负责控制具体的的行为和情绪,并影响人们的感知和认知。而不同个体之间存在人格特征上的差异正是这些不同神经系统反应的综合结果(Gray, Van Goozen, Van de Poll, & Sergeant, 1994)。
基于Eysenck理论中外向性、情绪稳定性两条线,强化敏感性理论交叉重塑了两个新的维度:与焦虑相关的维度,从低焦虑(外向-情绪稳定)到高焦虑(内向-神经质);以及与冲动相关的维度,从低冲动(内向-情绪稳定)到高冲动(外向-神经质)(Merchán-Clavellino, Alameda-Bailén, Zayas García, & Guil, 2019)。
更进一步,强化敏感性理论将冲动维度与奖励、非惩罚线索的敏感性相关联,将焦虑维度与惩罚、非奖励线索的敏感性相关联,并提出人们的行为是由它们对与正强化有关的敏感性和对与惩罚有关的敏感性双重决定的。
人们在冲动和焦虑两个维度上的敏感性会由两个不同的大脑系统控制,在人们面对积极和消极刺激时呈现出不同的反应。其中面对消极刺激时因焦虑而抑制行为的机制被称为行为抑制系统,面对积极刺激时因冲动而促进行为的机制被成为行为激活系统。
行为抑制系统也可以被称为厌恶性动机系统。
行为抑制系统和海马体系统有关。在行为上,行为抑制系统控制着对焦虑相关线索的体验。它对惩罚、非奖励的刺激敏感并做出相应反应,为了回避对负面情绪的体验,会进而抑制可能导致消极或痛苦结果的行为(Gray, 1990)。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你不注意饮食卫生时,可能会因此导致疾病。身体的不适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惩罚、非奖励的刺激和体验。而为了以后免受同样的病痛折磨,你会因此避免接触那些看起来不干净的食物。
行为抑制系统还会影响着我们对焦虑相关线索的负面感受,包括恐惧、焦虑、沮丧和悲伤。如果一个人行为抑制系统的敏感性比较高,那么这个人在面对不干净食物时可能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与行为抑制系统相对应,行为激活系统和多巴胺能系统有关,它对奖励、非惩罚或者逃避惩罚的信号敏感并做出相应反应。该系统的激活会使人启动或增加向目标靠近的行为(Gray, 1990),通过促进人们坚持不懈地实现所需的目标,来让人们在达成目标时产生愉悦感。
比如,当你看完一本书在朋友圈发表感想被人认同和点赞,这些反馈会让你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价值回报,增加自我认同,那么为了获得更多的赞扬,你可能会阅读更多的书、发布更多的读后感。
行为激活系统聚焦于积极的体验,比如希望、兴奋、幸福。那些行为激活系统更敏感的人会更容易参与到目标导向的努力中,并在得到奖励时获得更加积极的感受。
因为行为抑制/激活系统互为独立,所以同一个人既有可能在两个系统中都呈现出高敏感(或低敏感),也有可能只在其中一个系统中呈现出高敏感(Merchán-Clavellino, Alameda-Bailén, Zayas García, & Guil, 2019)。
两个系统的极端敏感可能会与一些特定的临床病症有关。
行为抑制系统特别敏感的人很有可能会因为过度关注与负面结果有关的信息,而将自己淹没在担忧当中,从而更倾向于出现焦虑和抑郁的问题(Corr, & McNaughton, 2008;Hundt et al., 2013)。
行为激活系统特别敏感的人则有可能会因为过于沉溺在寻求和享受积极情绪当中,从而发展出成瘾性行为(Hundt et al., 2008)。
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
从经验和技术积累的角度来说,这句话有其有益的部分,因为只有知道了怎样做是错的,才能避免反复掉进同一个坑中。
但如果我们结合强化敏感性理论来考虑,我们也需要警惕「失败」对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伴随失败而来的惩罚或非奖励体验有可能会使我们产生消极情绪。特别是对于那些行为抑制系统高敏感的人,过于聚焦失败的后果,可能只会徒增恐惧和焦虑。
追求成功不能一昧沉浸在过去的失败中,除了吸取教训,从自己做得对的地方获取正向激励也同样重要。认同、赞扬、充满希望,这些积极的体验是我们触发行为激活系统反应的关键,也是我们促使自己不断采取行动,坚持走向目标的重要动力。
2013年一篇刊登在《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文章研究了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对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van Beek, Kranenburg, Taris, & Schaufeli, 2013)。
首先行为抑制系统的激活会使学生在负面结果的潜在威胁下过度投入到学习当中。然而这种伴随着厌恶性动机的过度投入,一方面可能会使学生在学习上耗费精力的同时无法得到足够的恢复机会,从而使学生更容易感到疲惫;另一方面受到低水平内在动机的影响,学生也有可能会增强放弃学习的意愿。
与之相对应的是,行为激活系统高敏感的学生更有可能提高学习参与积极性,而且这种基于正向激励的动力会使学生不太容易感到疲惫。由于这部分学生更加重视和享受学习的过程,他们也更不倾向于放弃学习活动,同时学习成绩也相对更高。
同年另一篇相关研究也提到了类似的结果(Hutchison, Burch, & Boxall, 2013)。
在评估员工绩效表现时,那些行为激活系统高敏感和行为抑制系统低敏感的人,更有可能得到上级和同事的认可。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高行为激活系统和低行为抑制系统的组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即在推动自我、坚持行动的同时伴随着对环境威胁的停顿和思考。
这些人之所以在工作场景中表现出色,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能在进行勇敢谈话时不那么焦虑、在做出困难决策时不那么拘谨、在说服他人和面对他人时更加自信和大胆而不会过于忧虑。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要完全忽略失败,而更多是战术上的重视和战略上的藐视。在技术层面总结经验和教训,但不要让自己受消极情绪影响采取不合理的行动。
同时,对于行为抑制/激活系统的敏感性,有一部分确实是我们天生俱来的。有些人也许对比其他人更难被奖励调动起积极性,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对正向激励的重视,通过一条我们更愿意投身其中的路径迈向成功。
参考文献:Carver, C. S., & White, T. L. (1994). Behavioral inhibition, behavioral activation, and affective responses to impend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the BIS/B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2), 319.Corr, P. J., & McNaughton, N. (2008).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 and personality In Corr PJ, editor.(ed.) The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 of Personality.Depue, R. A., & Collins, P. F. (1999). Neurobiology of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Dopamine, facilitation of incentive motivation, and extravers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2(3), 491-517.Eysenck, H. J. (1963). Biological basis of personality. Nature, 199(4898), 1031-1034.Gray, J. A. (1990). Brain systems that mediate both emotion and cognition. Cognition & emotion, 4(3), 269-288Gray, J. A., Van Goozen, S. H. M., Van de Poll, N. E., & Sergeant, J. A. (1994). Framework for a taxonom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 Emotions: Essays on emotion theory, 12, 29-59.Hundt, N. E., Brown, L. H., Kimbrel, N. A., Walsh, M. A., Nelson-Gray, R., & Kwapil, T. R. (2013).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 predic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in daily lif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4(3), 350-354.Hundt, N. E., Kimbrel, N. A., Mitchell, J. T., & Nelson-Gray, R. O. (2008). High BAS, but not low BIS, predicts externalizing symptoms in adul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4(3), 565-575.Hutchison, A., Burch, G., & Boxall, P. (2013).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theory as a predictor of senior-executive performa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5(8), 931-935.Merchán-Clavellino, A., Alameda-Bailén, J. R., Zayas García, A., & Guil, R. (2019). Mediating effect of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tween the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424.van Beek, I., Kranenburg, I. C., Taris, T. W., & Schaufeli, W. B. (2013). BIS-and BAS-activation and study outcomes: A mediation stud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5(5), 474-479.责任编辑:微青 © 用户在壹心理上发表的全部原创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回答、文章和评论),著作权均归用户本人所有。文章转载/侵权,请联系邮箱:content@xinli001.com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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