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宾 | 裁判文书不说理的制度逻辑
作者简介：侯学宾，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家事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转自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公众号。
摘要
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于法院系统中的法官的行动面临多重工作要求和制度约束，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性要求并非一直“在场”，而且“在场”的形式和定位也不是始终不变。裁判文书说理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个人素质和技巧问题，因为受制于外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法官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蕴含着一种注意力分配机制。这种注意力分配机制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动性基础，但也受到社会身份、目标和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制度性的约束需要通过一种激励制度实现，从而影响法官的注意力分配，激励法官积极实施制度要求的事情。裁判文书不说理问题在激励制度上的根源可以从显性激励机制、隐性激励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被审视。改变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现状，不能仅仅落入法官个人素质的窠臼，而是需要从制度体系产生的正向和反向激励入手进行改革与完善。
一、导言
裁判文书展示着法律从文本到现实的适用和落实，也承载着具体法律纠纷的裁判结果。在此种意义上，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这开启了全国法院系统裁判文书说理改革的先声。党的十八大之后，裁判文书说理改革被纳入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建设的基本框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紧接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经过多年改革经验的积累，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理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对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提出了全方位和具体化的要求和指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裁判文书不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制度日益成熟的当下，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现状更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学者对不同类型的裁判文书存在的不说理现象进行了梳理和批评。对此，人们不禁追问，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日益重视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并持续进行改革的情况下，裁判文书不说理的情况为何依然普遍存在，或者说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为何不说理或者不充分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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