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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荐书062|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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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 07:39

《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闻翔著

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关于本书

本书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劳工问题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进行了重访。本书首先以1918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劳工神圣”为起点，勾勒了劳工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并逐渐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问题化的历程。接下来，本书揭示了唯物史观社会学与学院社会学两个主要学术脉络，指出劳工革命与劳工治理构成了这两个脉络不同的问题域，并对陶孟和、陈达、费孝通、苏汝江、邓中夏等一些重要学人和范式性研究进行了专题讨论。最后，本书从学术生态史视角考察了学院体制、学术社群以及政治变迁等因素如何影响了早期劳工社会学的演变、格局与形态。

本书试图将劳工问题和劳工研究放在学术史与当前史的双重视野中来讨论。就学术史而言，本书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呈现中国早期社会学人和社会学科的整体精神气质。一方面，劳工问题连接着知识分子的经世理想与道德担当，只是现代的社会学者不再像传统士绅阶级那样主要面对乡里或地方，还要“到工厂去”，将视野投向产业组织与职业群体；另一方面，劳工研究又体现了社会学家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工业转型与现代变迁的回应，以及自晚清严复翻译群学以来中国社会学“寻求富强”的根本关怀。就当前史而言，对前辈学人的重访最终是为了回到当下，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试图重新把握劳工问题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位置、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位置，以及更为根本的、在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的民情形态和文明结构中的位置，从而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劳工问题与劳工政治提供历史的视野、线索和现象力。

关于作者

闻翔，1984年生于安徽，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理论、中国社会学史、劳工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十余篇，出版合著及译著多部。

专家评点

本书将劳工问题放在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视野中来理解，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的思想源流、社会背景、概念发展、学人活动、学术影响加以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作者以沉稳笔法，对陶孟和、陈达、费孝通、苏汝江、史国衡、田汝康等诸多前辈学人的著述和思想一一重访，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眼光与见地，足以令本书成为一部上乘学术作品。本书的出版对于中国的劳工社会学，自有其无须言说的重要意义。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劳工阶级和劳工问题的出现，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历程中的一个本质现象，亦是中国如何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的关键议题。本书立意高远，由劳工问题出发，却以中国现代文明之整体构建为关照，超越了劳工社会学的一般视野。作者通过对学术史细致入微的考察甄辨，呈现出民国时期这一领域纷繁多样的角度、方法和视域，将与劳工问题相关涉的诸社会要素及连带机制解放出来，为劳工研究扩展出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更为厚重的治学情怀，以及对于现代中国不同的理论构想。这是社会学重返总体社会研究的一次可贵尝试。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导论

第一章 “劳工”何以成为“问题”？

第二章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劳工研究——学派、视角与类型学

第三章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基础——陶孟和的劳工研究及其内在理路

第四章现代转型与“中国化的劳工运动”——陈达的劳工研究及其理论自觉

第五章在世界体系与地方社会之间——苏汝江的矿区民族志与工业转型的动力学

第六章企业组织与社会团结——费孝通与魁阁同仁的工厂民族志

第七章劳工政治与社会革命——邓中夏的劳工史研究及其内在张力

第八章中国早期社会学传统中的“他者”——以步济时和托尼的劳工研究为例

第九章学院体制、学术社群与政治变迁——劳工社会学演进的生态史考察

结　语

参考文献

文摘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20世纪上半页中国由传统农业帝国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即为社会学提供了陈寅恪意义上的新材料与新问题。无论是陶孟和对劳工家庭经济的分析，陈达对中国化的劳工治理之道的探索，还是苏汝江对地方工业变迁的阐释，费孝通等人对企业组织内部团结的考察，以及邓中夏将劳工阶级与社会革命勾连在一起的实践与反思，前辈的种种著述和努力，共同汇聚成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本书即是对这一潮流的整体勾勒。

本书指出，这一学术潮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蔡元培先生1918 年11 月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讲。蔡元培在演讲中提出的“劳工神圣” 之说，开启了近百年来关于劳工的种种论述。就社会学而言，“劳工神圣”不仅是早期社会学家认识劳工问题的前提与起点，也成为其根本的皈依和旨趣所在。当然，这一学术潮流中最主要的两个干流，学院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劳工神圣”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在前者看来，所谓“神圣”，指的是劳工及其各种组织形态构成了“社会”的重要内涵，乃至共和政治的民情基础；而在后者看来， “神圣”更在于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与担纲者，承担着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

正因为以上分野，学院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劳工研究形成了“治理”与“革命”两种取向。学院社会学试图在共和政治的既定框架内来定位劳工问题，完善劳工治理，希望通过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来改善工人的处境和地位。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以决绝的姿态追求彻底的社会改造与生产关系变革。在他们看来，社会革命既是唯一和根本的出路，也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规律。正如陈独秀所言， “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 ②

尽管立场和取向不同，但无论是学院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劳工研究的视野始终在理想与民情、观念与经验、历史与当下之间不断循环往复，而现代中国劳工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诸面向，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和展开。

就社会的面向而言，劳工问题与社会失范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关切。涂尔干曾经针对19 世纪法国的失范状况慨叹，“经济的进步实际上主要是使各种工业关系摆脱一切限制”③。而中国早期社会学前辈的思考和努力正是试图探索，如何将新兴的工业关系置于社会的规范之下，如何在劳资分化或工人内部分化的背景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以及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史国衡笔下昆厂中泾渭分明的工人区隔，与田汝康所描述的内地女工之间如家庭团契一般的姐妹情谊，都不过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团结危机的一体两面，前者表明在现代工厂中由于技术等区隔无法形成基于产业组织的“契恰”关系，后者则表明女工自我放逐于家庭之外，而在工厂中寻找个体的解放与共同体的团结。两者的共同意涵在于，工业化不仅是一个工业建设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重建社会团结的纽带的问题。而陶孟和关于城市旧式手工业者的研究，则恰恰凸显了在脱离亲缘与地缘等传统社会纽带的保护之后，劳工家庭的生计及其再生产的困境。再将目光转向工人组织，我们看到，步济时所讨论的传统行会的式微揭示了原本维持其内部的凝聚与整合的传统宗法制精神在现代情境中的失效。与此相呼应，陈达的工会研究，则揭示了工会作为一种移植而来的新的组织形态水土不服，难以得到普通工人的理解和认同。

就经济的面向而言，劳工问题始终被放在中国工业化的实践形态和具体过程中来呈现和分析。例如，苏汝江关于个旧矿区的民族志，一方面刻画了工矿企业中“把头包工制”的独特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世界体系与地方社会之间，工业化转型的动力及其限制。方显廷等人关于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以高阳为代表）和城市工业（以天津为代表）的研究，则揭示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并非对西方工业体制的移植所能简单概括的，而是有其独特的模式和机理：在乡村是普遍盛行的“商人雇主制度”，在城市则是将旧式手工业作坊的生产组织与现代工厂的纪律规训所杂糅在一起的“小业主制”。劳工问题亦在不同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就政治的面向而言，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对劳工问题的讨论不能沦为抽象的观念政治，而是要始终落在民情与社会的基础之上。陈达对于劳工立法的现实适用性的讨论，就阐明了“中国化的劳工运动”并非依靠理想化的制度主义实践即可实现。而邓中夏关于职工运动的历史叙事及其内在张力，则意味着劳工政治并不仅仅是以革命激情为唯一动力的劳资战争，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与文化上的根源。

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研究者费齐在其名著《钢铁工人》的开篇说，对钢铁工人的调查，“不只是关于‘劳工问题’的调查，不惟关乎‘工作时间和工资’，也超越了‘雇主和工人关系’的问题，而是对民主制原则的一个考察”。④也就是说，其调查从根本上要回应的正是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的经典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劳工研究，也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更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无论学院社会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将劳工问题视为理解和解决现代中国的危机与出路的一个枢纽性问题。

正是通过他们，我们才能够看到，现代中国如何从过去出发，一步步地抵达我们今天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前辈学者的努力和所奠定的学术传统正是我们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对传统的接续和再造也是社会学真正中国化所必须要完成的前提。

2000 年，费孝通在谈到社会学重建时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经过了二十多年，事实已证明一门学科挥之即去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⑤所谓不能“呼之即来”，其深意或许在于，我们今天固然可以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新找回我们的前辈，但却可能只是在宗庙的祭祀仪式中给他们安放一个位置，而不一定能够充分理解和传承他们所代表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气质。在为新近出版的《现代社会思想丛书》所写的总序中，渠敬东也指出，“今日学问之兴，必须首先重拾对于前代学人的父子情识”。⑥ “情识”之说，“情” 是基础，“识”却是关键。而真正的识见，一定是反诸于己，指向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的。因此，就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学术遗产而言，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回顾与重访，更重要是以此为契机反诸自身，反思当下狭隘的学术分工与知识生产格局，从而重拾劳工问题的总体性意义，重振劳工研究的想象力。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②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179页。

③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2页。

④转引自田耕：《社会调查的内与外：思考早期社会研究的两种思路》，第89页。

⑤费孝通：《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载《费孝通论社会学学科建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⑥渠敬东：《现代社会思想论从总序》，载陶云逵著、杨清媚编《车里摆夷之生命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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