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前,《中国灵长类动物濒危状况评估报告(2022)》发布。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分布的白掌长臂猿、北白颊长臂猿在野外均没有被监测到,符合野外灭绝的标准。
长臂猿,在中国人心目中并不是陌生的生物,即便大多数人从未见过长臂猿,但也总能从“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佳句里为它勾勒出些许印记。所以,两种长臂猿同时被宣布野外灭绝的消息,当然也引发了热议。我也在当时的热议中写下此文。
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一年过去,长臂猿的现状就已少有人问津。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互联网的热点爆款每天都数以百计,当然不能奢望所有人都长久的专注于某种遥远的野生动物。
但对于陷入困境的中国长臂猿,民众的关注却又极为重要。两岸的猿声逐渐远去,它们的故事就更值得聆听。
所以,请允许我在一年后重发这篇旧文,再一次和大家追索长臂猿远去的踪迹。
远去的猿
在IUCN红色名录里,“野外灭绝”的准确定义应当是“野生状态下的绝灭种”,是指经过详细调查证明,在野生状态下已不不存在,但还有栽培或饲养个体的物种。
中国境内的白掌长臂猿、北白颊长臂猿符不符合野外灭绝的定义?目前来看是符合的。
先来看白掌长臂猿。中国境内的白掌长臂猿最后栖息地只在我国云南的沧源、西盟、孟连等地,对它的最后目击记录出现在1988年,最后一次听到它鸣叫的记录出现在2000年。
此后我国独自或与国外科研机构联合开展过多次对白掌长臂猿的找寻(尤其是07年和17年的两次最为严谨),都既没有看到白掌长臂猿的踪迹、没有找到它们进食或排泄的痕迹、甚至没有听到鸣叫(对当地居民的走访结论也是如此)。
鸣叫是寻找长臂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所有长臂猿都有在清晨鸣叫的习性,鸣叫不仅是长臂猿求偶的必要行为,也是族群日常交流中的重要途径,而且它们的鸣叫传播极远,由此来看,绝不存在“长臂猿只是悄悄的躲起来没被发现”的情况,所以基本可以确定这片栖息地的白掌长臂猿在野外已经不存在,而由于我国也没有发现其他的白掌长臂猿栖息地,也可以进一步推断白掌长臂猿已经在中国境内野外灭绝。
需要格外指出的是,白掌长臂猿的分布区域并不只在我国,泰国、老挝、缅甸、马来西亚都有白掌长臂猿的野生种群,但,我国学者在1986年根据采集自云南孟连的4个标本研究发现,我国境内的白掌长臂猿和邻国分布的4个白掌长臂猿亚种有一些形态上的区别(主要是毛色、毛长上的显著不同),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亚种——白掌长臂猿云南亚种,而这个亚种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其他栖息地,我国的动物园里也没有饲养白掌长臂猿云南亚种的明确记录,所以它的野外灭绝,可能也意味着这个亚种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灭绝。当然这个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最终确定。
上图是拍摄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动物园的白掌长臂猿,但并不是我国分布的白掌长臂猿云南亚种,而我们也基本找不到哪怕一张清晰地白掌长臂猿云南亚种的照片。照片中的两只白掌长臂猿毛色显著不同,但这并不是性别或者年龄的差异导致的,白掌长臂猿的毛色确实非常丰富,从纯黑到米色都有可能
再来看北白颊长臂猿,这种长臂猿在我国的最后栖息只集中在云南勐腊、江城、绿春。我国学者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北白颊长臂猿进行了多轮研究调查,但寻找到它们存在的证据越来越少,估算出的我国境内分布的北白颊长臂猿种群规模从85年调查的99~122只,到89年的40只,到08年的10只。而在2011年的调研中,就出现了既找不到长臂猿的痕迹,也听不到长臂猿声音的局面,北白颊长臂猿可能已经在中国境内灭绝的观点第一次被提出。
2018年,摄影师许胜在中老边境我国一侧的橡胶林里拍摄到一只雄性北白颊长臂猿,可随后的调查依旧让人失望——科研人员没有找到、听到长臂猿,当地居民也表示许多年没见到、听到长臂猿,被拍摄到的那一只或许是从老挝游荡过来的,也可能是圈养长臂猿被遗弃或者逃逸(这个后边具体会讲)。而它也很快消失的无影无踪。
2018年末,摄影师许胜在中老边境我国一侧的橡胶林里拍摄到的雄性北白颊长臂猿
和白掌长臂猿不同,北白颊长臂猿的雌雄个体有外观上的显著差别,此图为雌性
北白颊长臂猿没有任何被认可的亚种,在老挝北部和越南北部也还存在野生种群,我国境内也有相当规模的人工圈养种群,所以它在中国境内的消退,就只能算是区域范围内的野外灭绝。
有细心的朋友已经已经发现,我在描述这两种长臂猿的国内分布区域时,都提到了“只在云南XXX”,每次涉及的范围也不过就是两三个县,那么就很容易产生2个误解——是不是长臂猿只能适应热带环境,所以在中国只能分布在云南的最南侧?是不是因为这种对环境的挑剔导致了它们的栖息地面积太小,当这么小的栖息地产生任何变化时它们就没法适应?换言之,走向灭绝是不是它们自己的问题?
当然不是。
猿去林空的背后,是一场千年的角逐
不管是白掌长臂猿的云南沧源、西盟、孟连,还是北白颊长臂猿的云南勐腊、江城、绿春,都只是它们在最近几十年的“最后的境内栖息地”,在历史上,它们和其他4种分布在中国境内的长臂猿一样,分布范围远比今天广阔的多。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对历史动物地理学有很深的研究,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你总该背过,李太白能在三峡听到长臂猿鸣叫不绝于耳,显然当时的长臂猿在三峡一带还有很多。而通过历史动物地理学对我国地方志的检索,我国曾出现个4个连片的、长臂猿记录相对密集的地区,分别是①位于中部的湖北、陕西和河南交界处,②位于东南的浙江、福建、江西交界处,③位于西南的云南广西,④位于华南的广东海南,第①②区域显然算不上典型的“热带”。
这种记载可不可靠呢?会不会是古人自己瞎吹牛呢?
恐怕不是,一方面,古代的长臂猿记载不仅有详尽的文字记录,许多还是可以互相佐证的。譬如在南朝时期,涌现出大量描绘长臂猿形象、声音的作品,如谢灵运在浙江温州永嘉石门山的猿声的描写“熬熬夜啼猿”,以及在浙江临海的“哀猿响南峦”;沈约在无锡石塘附近也听到了猿声;刘宋时期的鲍照和另一则作者名已散失的《游石门诗》描绘了江西庐山的长臂猿,而南齐时期的谢朓、萧梁时期的简文帝和太子萧统也对安徽宣城的长臂猿多有描述。
的确有当代学者指出,这些文人墨客,不一定就真的能区分出“猴”和“猿”,他们的描述也很可能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达。
但是,爱旅游的李太白来了……
虽然李白出生地多有争议,但一般都认为,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巴山附近渡过的,基本可以肯定是听着猿声成长的,不可能存在“分不清猴和猿”的误会,他早期作品里的猿声也大部分都是描绘的四川一带的长臂猿。很有意思的是,李白游历过程中也经过了前边那些描绘猿声的地区,比如他安徽宣城和江西鄱阳交界的敬亭山的一个叫秋浦的地方,至少3次描绘了当地的猿,后来,他又在宣城,芜湖,黄山,庐山,浔阳写过猿声,甚至在开封直接目击了“玄猿”,在湖北安陆,宜昌,在浙江金华都也都记录了猿声。
而这恰恰正是南朝那些文人墨客描绘猿声的区域。
此外,我国的古代长臂猿描述,不仅有丰富的文字记载,还有相当细致的绘画展示,尤其是在北宋易元吉、法常等人之后,以长臂猿为主角的绘画甚至成为一个流派。
更重要的是,地方志的编写者一般也不会对这种珍禽异兽大做文章,因为你宣称本地有某种奇特物产,搞不好皇室看到了,就会要求你上贡……
里耶秦简里有一则故事就生动的说明这个问题。这是一则秦27年迁陵县某乡的工作报告,报告人是当地的一位正在试用期的粮仓管理员,按照规定,他不仅是粮仓的第一责任人,也是粮仓的HR,他每天都要记录手下的工作量,而最重要的是每月还要做一个汇总用来考核本月工作。
但在这年五月,他没有做这份至关重要的绩效考核报告,为啥呢?因为在五月的某一天,他被临时抽调去做另一项更重要的工作了——捕猿。
在残存的简片的描述里,记载了这支捕猿小分队的人员达到了“X百五十人”,捕捉到黑猿1只,黄猿2只,而且都是活捕,捕到后还小心的用“巴葵”喂养,因为这项专门工作,他甚至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管理仓库,并对手下员工进行月度绩效考核都给耽误了。
那么这么大费周章的捕猿是为啥呢?恐怕是因为当时有王宫禁苑豢养长臂猿的潮流。秦都咸阳的气候条件能养长臂猿吗?西安长安区秦墓12号坑出土的一具猿猴骨骼解答了这个问题,这座墓的主人是秦始皇嬴政的奶奶夏太后,这只长臂猿就是她老人家的宠物,后续的研究就更精彩了,通过基因技术人们发现,这种长臂猿和今天现存的长臂猿都不一样,应当是一个被命名为帝国君子长臂猿(Junzi imperialis)的新物种.
当然,它已经灭绝了。
秦夏太后墓中出现的长臂猿骨骼,这种长臂猿和今天的所有现生长臂猿都不同
宋代易元吉绘画中的长臂猿,可以看到这只长臂猿被用镶有珠宝的绳圈束缚,显然是富贵人家的宠物
秦始皇也好,李白也罢,他们距离今天已经太久远了,这之间的一两千年里,我国的气候也的确发生过一些变化,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从宋朝开始的气候变冷了,那么是不是在这次气候变化之前,哪怕是咸阳、河南和长江流域的气候也和今天的云南南部一样温暖,乃至长臂猿这种“热带生物”也能在这些地方生活,而宋朝之后这些地方变冷了,它们只能退缩到云南一带了呢?
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因为在宋朝之后,哪怕就是在最近500年的明清时期,中国地方志里的长臂猿记录依旧频繁出现,最北的记录山甚至出现在了比咸阳更靠北的甘肃庆阳,而在1450年开始到当代,记录又长臂猿出现的地点的平均海拔从486米增加到了1069米,如果长臂猿真的只能生活在热带而不得不随着气候变冷不断南撤,那它们又怎么可能不断地向更冷的高海拔地区迁徙?这岂不是怪事一件?
周运辉, 张鹏. 近五百年来长臂猿在中国的分布变迁[J]. 兽类学报, 2013, 33(3):9.
这些证据都足以说明,生活在中国的长臂猿并不是一种必须生活在热带的物种,它们的栖息地分布即便会受到气候的影响,那这个影响也是很有限的。
更诡异的记录出现在明末清初,明末清初时期我国有过一个明显的小冰期,但这一时期的长臂猿的记录地点不仅没有向南退缩,反而还出现了略微北上0. 8″的变化。这又是为啥?
答案恐怕不是出在气候变化上,而要从人口变化上去找寻。
长臂猿,只是人进兽退故事的冰山一角
由于连年连年战乱,明末清初的人口损失比例非常惊人,根据不同的口径估计,当时的中原腹地人口损失接近八成,在顺治十八年达到了九百二十万的人口最低点,但随着此后天下逐渐太平,也有一些南美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人口开始了快速暴增,从1650年代1775年的这一百多年里,我国人口就完成了从920万到2亿的变化,前后对比的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3128%,此后到1875年,人口又涨1亿,到1925年,达到4.6亿,到今天又是一个一百年,人口数字我们当然也早都知道了。
人变多了,要养活这么多人,当然需要更多的耕地。在1550年,全国在册的耕地大概是3120万公顷,1650年人口降到最低点的时候,这个耕地面积并没有变化太多,但肯定大部分耕地都因为没人管理而荒废了,但到了顺治年间,耕地就逐渐增加到3667万公顷,乾隆年间已经到了5267万公顷,民国时期达到8000万公顷,今天大概在1.19亿公顷。
这么多耕地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们当然是对原生地貌进行开垦的产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对森林的砍伐,其中比较典型的当属浙江、江西一带山地的棚民烧山开发。同治时期的《南城县志》里就描述过这种开荒方式——“冬间烧野, 远望之生灭條忽,最为有致, 盖深山大泽, 惧伏虎狼, 故烈而焚之”,毗邻的福建山区虽然烧山规模不大,但从清末东南沿海开埠依赖,福州周边成为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大量森林被开垦变为茶园,这让我国原本面积最大的一片长臂猿栖息地(也就是前面提到的②)迅速受到毁灭性打击。同样的故事也在其他几个长臂猿分布区发生,根据今天的统计,三峡地区的长臂猿种群最早衰退,在12世纪的宋代已经急剧变少,到16世纪接近区域灭绝;陕西地区的长臂猿苟延残喘到民国初期;粤琼地区的山地在明代初期就被开发,粤北地区的长臂猿陷入衰退,只有海南岛的部分地区还保留了有限的种群。
实际上,人和野生动物争地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古代,在现代甚至当代也没有终结。
我们前面提到的北白颊长臂猿的最后栖息地,正是西双版纳州的保护区范围内,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今天的版纳州原生林地相比于建国初期都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原生林地的占比比70年代下降了20%,橡胶林面积从70年代的占全州面积1.3%增长到12%,没有被砍伐的原生林里也发展出大量林下种植和采摘,甚至在保护区核心区的原生林地里,也有砂仁、茶叶、石斛、三七、重楼种植,这些种植业、采摘业又需要开辟道路,进一步加剧了保护区栖息地的破碎化。白掌长臂猿的故事也是如此,最后一群白掌长臂猿的数量急剧下跌和60~70年代南滚河保护区周边的原始森林大面积砍伐有直接关系(为了大炼钢铁获取燃料)。
今天西双版纳的橡胶林,看起来是绿油油一片,但和原生林地相比,生态价值其实非常低,图片来自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环境恶化或彻底消退,是解释我国大多数野生动物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放在长臂猿身上,猎杀活动也可能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里耶秦简不仅记载了秦始皇27年的那次活长臂猿的捕捉,其实也记载了之后几年里当地捕杀长臂猿获取毛皮上贡的故事,而除了毛皮之外,长臂猿还有很多其他“用途”,比如用长臂猿的骨骼制作的传统民族药材“路南尼”,用长臂猿骨骼制作的笛子“臂骨做笛,甚清亮”,建国之后,粤琼地区还存在过使用长臂猿上肢骨做筷子的商业捕杀,因为有传言认为这样的筷子可以测毒。
而2017年的一次针对北白颊长臂猿的走访中,被访问的对象涵盖版纳州258个村寨,其中50岁以上的男性居民中,有半数以上参与或见证过对北白颊长臂猿的猎杀活动,尤其是7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边境一线的民兵都配发了军用枪支,这种猎杀效率也比当地传统使用的老猎枪要高得多。
在2018年底的那次调查里,调查人员中老越三国边境交界处寻找长臂猿时,还清晰地听到中国一侧的保护区核心林地里至少传出过3声枪响。
在另一种长臂猿——东白眉长臂猿身上,偷猎带来的影响更直观,当地的老猎人几乎100%都有过猎捕长臂猿的经历,在高黎贡山界头和大蒿坪地区曾经有一个规模很大的东白眉长臂猿局部种群,这里的林地也很幸运的没有受到太多破坏,但这个种群还是直接消失了,大概率是因为盗猎。
正如我最开始提到的,白掌长臂猿和北白颊长臂猿在其他国家还有野生种群,实际上我国现存的6种长臂猿里,只有海南长臂猿是我国独有的。
那么我国的这两种长臂猿区域性的野外灭绝了,是不是也没多么大不了的?
国外还有,就万事大吉了吗?
确实,这样的言论非常普遍,但我一直难以赞同。
对跨国境的物种的保护,更需要每一个分布国对自己境内的物种加以保护,因为跨境合作保护的难度其实更大。如果每个分布国都不在乎自己境内的种群,那么只会导致这个物种的分布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加速的衰退。
更何况长臂猿之于中国有更特殊的意义,它们本来就是我国唯一分布的一类类人猿,从古生物证据来看,中国境内很有可能是现存所有长臂猿的最初演化地,我国是长臂猿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仅比印尼少1种),历史上的原始的分布区域甚至可能是最大的。但仅就目前来看,我国的长臂猿保护形式很不容乐观,甚至可能是全球长臂猿保护形式最严峻的地区,而压垮白掌长臂猿、北白颊长臂猿的那些环境压力(栖息地破坏,盗猎),也同样发生在其他长臂猿身上,如果不尽快纠偏这个现状,其他4种长臂猿很有可能很快就要重演今天的故事。
更何况,同样分布着白掌长臂猿和北白颊长臂猿的几个国家,本身的保护力度就很令人堪忧。在2018年代对北白颊长臂猿的调查走访中,研究人员从生活在边境的老百姓口中听到了不少关于老挝的北白颊长臂猿的故事——多位居民提到,几年前还有老挝人来村里贩卖活体的北白颊长臂猿幼崽,村里还有人买过、养过(这也让研究人员怀疑,2018年被拍摄的那只长臂猿很可能是家养宠物逃逸或者弃养个体),长臂猿肉也曾出现在边境地区的野味市场上。我们国内的栖息地破坏、破碎和盗猎压力,在这些国家可能更激烈。
既然老挝人还来我们这边的村落贩卖过活体的北白颊长臂猿,这两种长臂猿在临近国家也还有分布,那么它们有没有可以自己扩散回来,或者我们引进一些来重新放归到山林中呢?
这其实都有可能,甚至对于北白颊长臂猿来说,我们都不用这么麻烦,因为国内的动物园里就至少圈养着一百多只北白颊长臂猿,这也是我们国家有明确数据的圈养长臂猿里数量最多的一种,90年代中后期至今,部分动物园和研究机构相继攻克了长臂猿的人工繁育,理论上我们是拥有通过人工繁育——野外放归——重建野生种群的可能性的。
但要实现这个可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国内动物园里的长臂猿在90年代之前基本都来自野外捕捉,但在90年代之后就基本依靠人工繁殖,由于基数不大,这些人工繁殖种群不可避免的开始近亲交配、基因多样性丧失。而长臂猿的分类非常复杂,有相当大一部分的饲养机构至今还没能对自己圈养的长臂猿进行准确分类,尤其是北白颊长臂猿和黄颊长臂猿很容易搞混,这就有可能已经出现了杂交问题。还有一些饲养单位的长臂猿来自非法途径的盗猎或走私,就更不愿意上报长臂猿的具体信息,谱系管理就更混乱了。
最重要的问题是,即便我们能保证圈养长臂猿的谱系,克服它的基因多样性问题,可又该把它们放归到哪里去呢?
早在2013年,我国的一些机构就审慎研究过北白颊长臂猿的野外放归事宜,最终就是卡在了“无处可放”这个难题上,这是当然的啊,如果本来就对野外环境更熟悉更适应的野生种群都不能在最后的栖息地存续,这些圈养种群又怎么可能表现的比它们更好呢……指望邻国的野生种群重新扩散回来的难点也就在这。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证了好几例发生在身边的灭绝故事,就我自己来说,也已经把灭绝(白鲟)、功能性灭绝(儒艮)、野外灭绝(这一次)的概念讲了个遍。
不厌其烦的参与这种话题,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坚持写下去的动力就是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这几十年在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上做了很多亮点,但也还有很多地方亟待改善,描述这些故事,也不是为了抨击什么,批判什么,只是希望这样的故事不要一再的上演。
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建立在科学认识上的积极行动是修复生态的基础。而在政策层面上,我们国家早就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识,学术和实际保育工作领域,也有许多人扎根深山荒野,身体力行的在做这些事,但这还不够,他们也还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关注、支持和参与,一切努力的目的,不仅是收获“植树造林全球第一”这样的赞许,更是为了实实在在的让家园重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因为这不仅是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也是中国人的家园,我们中国人,当然也有资格生活在这样美好的土地上,但要实现这个目的,还需要我们自己走出这样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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