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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才涌现于岭南和云贵高原，装饰在铜提筒、铜鼓、靴形钺等典型的百越或百濮族群的礼乐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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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2 09:20

“羽人船纹”装饰

1976年，在浙江宁波鄞县（今鄞州区）甲村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钺，其中一面有龙纹和四位头戴羽冠羽人正在用双手奋力划船（图8）⑤。该铜钺“羽人船纹”是当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羽人船纹”，此后直到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才涌现于岭南和云贵高原，装饰在铜提筒、铜鼓、靴形钺等典型的百越或百濮族群的礼乐器上⑥。

图8 浙江鄞县春秋时期青铜钺

（采自《考古》2018年第9期）

图9 安远铜提筒“羽人船纹”

图10 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羽人船纹”

越南陶盛铜提筒“羽人船纹”（图11）也与安远铜提筒和B59铜提筒“羽人船纹”高度相似，船上亦有尾舵，船下有动物。不同之处在于“羽人”未执兵器，主要在划船，船上未置高台，天空中多了飞鸟纹，主要表现的似在竞渡。南山博物馆羽人竞渡纹铜提筒的“羽人船纹”虽亦有船纹、羽人纹、飞鸟纹、鱼纹等，但其船型、鱼的种类等似不相同。

图11 越南陶盛铜提筒“羽人船纹”（采自《考古》2018年第9期）

虽然铜提筒装饰“羽人船纹”的不多，但在同时期的铜鼓中却很常见。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提出“八分法”将铜鼓分成八个标准式，其中处于发展序列第二的“石寨山型”铜鼓最为精致，鼓上装饰有大量写实或图案化的纹饰，具有船纹、羽人纹、鸟纹等纹饰装饰特征。该类型的中国铜鼓共有32件饰有“羽人船纹”（图12）①。东南亚国家的铜鼓也大量饰有“羽人船纹”，其中1893年出土于越南河南宁省理仁县如琢社的玉镂1号鼓（图13）的“羽人船纹”与安远铜提筒、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的“羽人船纹”最为相似。该鼓鼓面有太阳纹和十五道晕纹，其中第六晕为羽人和房屋，表现羽人的生活情景。同时，在鼓腰部有六船纹，船上载着众多羽人，其中也有执矛羽人，两船之间立着水鸟，船上亦有高台，以及船尾有尾舵等。

图12 广西西林普驮鼓“羽人船纹”②

图13 越南玉镂鼓“羽人船纹”③

当今存世的古代铜鼓数量是铜提筒的百倍以上，装饰有“羽人船纹”的铜鼓数量也是同类铜提筒的十数倍以上，因此铜鼓上的“羽人船纹”形态要丰富得多，并有不少不同之处。铜鼓船纹类型有就有渔船、海船、交通船、战船、祭祀船、竞渡船、游戏船之说。船上的人形纹，每船人数不等，少则一人一船，多者达十几人一船。船上的人有些是裸体，未装饰羽饰，大部分未执兵器，以划船状为主，故又常称作“羽人划船纹”或者“羽人竞渡纹”。两船之间，有的饰鸟纹，有的无装饰，船底水域有的饰有鱼纹、龟纹，有的也无装饰。如1975年出土于四川凉山州会理县罗罗冲山坡耕地的会理3号鼓，鼓腰部饰六组船纹，每船上有二至六人不等，作划船状，椎髻，着条纹衣，有的椎髻插雉翎，有的髻飘角巾①。1955年出土于云南晋宁区石寨山一号墓的58号鼓，鼓腰部饰有六组船纹，不仅船型不同，而且每船一至四个不等的人全部赤裸，船首或船尾处装有停鸟板，立着水鸟，随时准备捕鱼。另外，有些铜鼓鼓面上装饰有“羽人舞蹈纹”或无船纹的羽人纹，人物众多，表现“羽人”的鼓乐文化和生活情景，充满生活趣味。

“羽人船纹”不仅装饰于铜提筒、铜鼓，青铜钺也是装饰“羽人船纹”的另一重要器物。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羽人船纹靴形青铜钺”的刃面上，在未封口的三角形内，立着一狗两鹿，狗鹿上方即为“羽人船纹”（图14），两个“羽人”站立在船上舞蹈②。越南也有出土类似的“羽人船纹”靴形钺（图15），等等。

图14 广东省博物馆藏“羽人船纹靴形青铜钺”③

图15 越南越池靴形钺④

“羽人船纹”的核心是“羽人纹”和“船纹”，配以水鸟、海鱼、海龟等纹饰构图，主要表现古代“羽人”的生活情景或战争场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羽”饰被认为是“羽人”的服饰装饰，鸟纹有飞鸟纹、立鸟纹，有的展翅飞翔，有的静立水面，有的准备捕捉鱼虾，一般认为是鹢鸟、翔鹭、鱼鹰、鸬鹚等动物，体现了“羽人”族群对鸟图腾的崇拜。鱼纹肥硕，与海龟在一起，可以确定是海鱼，体现了“羽人”文化的海洋特色。船纹将船分成若干船舱，以及尾部装有尾舵等，说明我国人民至迟在西汉时期，便掌握了水密舱技术和尾舵技术，从中可以管窥我国秦汉以前先进的造船技术和悠久的航海历史。

四、铜提筒、铜鼓与百越民族

秦汉时期，铜提筒与铜鼓的流行时间、流行地域大致相同，往往也同墓出土。从“羽人船纹”装饰看，二者与秦汉时期居于我国南方的百越民族相关。铜提筒和铜鼓蕴含了丰富的百越民族历史文化信息。

1.铜提筒与铜鼓的关系

考古资料表明，铜提筒、铜鼓、“羽人”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一号墓同出4件铜提筒和2件铜鼓——罗泊湾10号鼓（图16）和11号鼓，另有一件用铜鼓改制而成的“三足案”食器。罗泊湾10号鼓腰部饰有六条船纹，每条船上有六个羽人，船头下饰鸬鹚、凫、龟纹；罗泊湾11号鼓腰下部饰二条船纹，每船上有二个羽人，作划船状⑤，与铜提筒“羽人船纹”相似。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大墓也同出3件铜提筒和1件铜鼓。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羽人船纹”中有一条船的船舱中满载铜鼓，多达4件。越南玉镂1号鼓不仅鼓腰饰有与安远铜提筒及南越王墓B59铜提筒高度相似的“羽人船纹”，同时其鼓面第六晕饰有羽人及其居住的房屋，直接表现羽人的生活情景。云南开化鼓鼓面上有两组“羽人舞蹈”纹（图17），显示“羽人”舞者随着铜鼓起舞；石寨山十二号墓出土1号铜鼓也有“羽人舞蹈”纹，共有23名舞者，一人为领舞，着长衫，佩长剑，其他人为手执羽翎，头戴羽冠，身着前短后长衣裙的舞者，表现了“羽人”的生活情趣。

图16 广西罗泊湾一号墓10号鼓

（采自《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

图17 云南开化鼓鼓乐纹饰（采自《歌海》2019年第6期）

铜鼓同为流行于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及东南亚国家，越族将其视为首领权力重器和财富象征①。目前，全球发现古代铜鼓共2400多件，其中馆藏古铜鼓1600多件②。我国博物馆、考古所等国家机构收藏的古代铜鼓多达1400余件，私人收藏的不计其数；越南仅东山铜鼓即发现250件，以及100余件明器鼓③；老挝81件④，缅甸至少41件⑤，泰国75件⑥，印度尼西亚至少490件⑦，西欧德国、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四国收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古代铜鼓至少171件⑧。但我国云南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年代确定为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确定云南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云南发现的26件万家坝型铜鼓是全世界铜鼓的祖先⑨。因此，我国是世界上铸造、使用铜鼓历史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铜鼓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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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瑜认为铜提筒 “是岭南地区极富特色的青铜容器”，“是岭南地区土著文化中最著代表性的典型的器物”[11]。铜鼓则是由我国云南濮人创造的一种乐器，此后产生南方族群鼓乐文化。至战国及秦汉时期，鼓乐文化扩展至相邻地区，包括越南北部，滇人、夜郎、骆越、句町都是使用石寨山型铜鼓的族群[12]。铜鼓产生后，功能从乐器扩展至祭祀、贮贝等功能，流行范围从云南扩展至我国的粤、桂、贵、川、琼等省，以及越南、缅甸、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铜提筒数量明显少于铜鼓，主要原因是铸造铜提筒可能主要是用于进献。而铜鼓则作为乐器、贮贝器、祭祀礼器等使用，传播和使用范围要广很多，流行时间更为久远，故铸造数量惊人。但二者在秦汉时期流行的时空大致相同，大量使用相同的装饰纹饰，“羽人船纹”更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有同出一范本纹饰的可能。因此，可以确定它们是同一时期同一文化类型的遗物。

这种文化类型的遗物与我国中原青铜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别，并交流互鉴。近年来，我国南方地区出土了大量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器，比如江西吴城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吴城青铜文化不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由赣江流域远古文化发生、发展起来，并受到中原商文化影响的土著青铜文化①。这表明秦汉以前，我国南方地区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中原青铜文化的南方青铜文化，而铜提筒、铜鼓及靴形铜钺等器物即是此类文化的代表作品。越南的东山文化也是与我国同期文化并行发展的文化类型，属不同的文化体系。但三者之间是交流互鉴，互相影响的。考古资料显示，越南东山文化遗址、缅甸良甘墓葬遗址等均有出土中原文化遗物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创新型遗物。

2.百越民族及其文化

铜提筒、铜鼓等器物装饰有大量的“羽人”纹饰，说明这些器物的主人或是“羽人”，或是他们的信仰风俗与“羽人”密切相关。“羽人”是谁？《山海经·海外南经》载：“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首……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载：“有成山，甘水穷焉……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西汉刘安《淮南子·坠形训》亦载：“泽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这表明“羽民”的特征是喜饰鸟羽衣冠，是崇拜鸟图腾的族群；“羽民国”大概在我国的南方及东南方，并且靠近大海。先秦时期，我国南部及东南部土著民族的主体是“三苗”或“苗蛮”，商周以后称为“百越民族”。从铜提筒与铜鼓流行的时空大致相近，核心装饰纹饰几近相同，流行文化相类等，可以确定铜提筒和铜鼓是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和其东南亚邻居们的遗物。

百越，又称“百粤”，分支繁杂，包括骆越、闽越、扬越、山越、于越等，是对古时生活于我国南部及东南部地区的越族人民的统称。百越民族的分布范围，《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之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大概在扬州、汉水以南至越南北部。林惠祥则具体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和湖南诸省②。在赣南地区18个县市区都发现了百越民族的居住遗址③。1994年，赣州市郊沙石镇新路村竹园下发掘了一处商周时期的越族聚落文化遗址，揭露出10座墓葬与13座大小不一、造型多样的房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其中有5件网纹鱼篓罐，是一处典型的百越民族聚落遗址。

从铜提筒和铜鼓纹饰看，百越民族喜把自己装饰成“羽人”形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赣南出土了一批东汉画像砖，从中得以管窥越族人民形象。瑞金壬田镇出土“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图18）和定南县历市镇焦坑村出土“髡发人面纹画像砖”（图19），仅有头部或面部形象，其大耳、髡发及装饰“牛头饰”等特征，与百越民族“断发文身”的文献记载特征相符，应当是百越民族形象。南康蟠龙镇武陵狮子山汉墓出土“出行图绳纹砖”（图20）和“谒拜图绳纹砖”（图21），则记录了墓主日常生活的场景。“出行图绳纹砖”记录了墓主人出行的情景，骑马坐车，侍卫贴身，前呼后拥，威武壮观，非常气派；“谒拜图绳纹砖”则记录了一次谒拜的场面，人物众多，其中主人及执扇侍女、谒拜者、持戈卫士均饰有牛头饰，旁边还立着一只鸟，显然墓主并非汉族，应为土著百越民族的一支。

图18 东汉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

图19 东汉髡发人面纹画像砖

图20 东汉出行图绳纹砖

图21 东汉谒拜图绳纹砖

秦汉时期，百越地区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百越民族一部分融入于汉族，一部分改头换面成了当今的少数民族。相关资料显示，百越民族起源于临海的地方，或者是其中一支生活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刘安的《淮南子·坠形训》载“羽民国”在“泽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说明羽人居住的地方靠近大海。同时，铜提筒及铜鼓的“羽人船纹”中，有海鸟、海鱼、海龟、海船等纹饰，也说明他们生活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崇尚海洋文化。他们可能是起初兴起于海边，或者是其中的一支临海而居，后来繁衍壮大，遍布于我国南方地区。

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聚居地区产生了先进的富有南方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从出土众多、分布广泛的铜鼓和铜提筒，赣江流域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樟树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富有南方地域特色的青铜器，以及云南被认为是商周时期我国青铜矿冶中心之一等资料，可知百越地区具有先进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形成了有别于中原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南方青铜文化类型，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从铜提筒和铜鼓的装饰纹饰看，百越民族崇拜“鸟”和“太阳”，信仰“鸟”和“太阳”图腾。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了一件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玉羽人”，头部伏鸟作冠，嘴部如钩喙，腰部、腿部有羽毛；二件扁夔足铜鼎的立耳上各伏一只鸟；一件双尾虎的背上立着一只鸟；一件镈的两端各伏一只鸟；残件双人首纹铜戈，双面均阴刻双人首纹，两人均头戴羽冠。与新干大墓同时代，且同一青铜文化的吴城遗址也出土了不少鸟首纹饰或鸟形装饰器物，其中一件青铜器盖的把手，为一凸目、尖喙、竖颈的凤鸟。它们与“羽人竞渡”、“羽人舞蹈”纹同为古代鸟图腾与信仰的遗俗和变异，与古代羽人（羽民国）有着紧密的关系①。此外，太阳是铜鼓鼓面不可或缺的装饰纹饰，除极个别原始形态的铜鼓外，几乎每个铜鼓都有太阳纹，并且处在鼓面中心位置上，一般由光体和光芒构成。太阳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物体，体现了百越民族对太阳的崇拜。

五、结语

综上所述，江西安远铜提筒虽出土于南越国行政辖区的边缘地带，但并未超出提筒文化圈,是一件自岭南地区通过贸易交流或人员往来传入赣粤交界区的器物。它是唯一出土于铜提筒非主要流行核心区域的铜提筒，也是出土地理位置处于最北端的铜提筒。从其深埋于半山岭深达1米的情形看，它应当是出土于西汉流行的竖穴土坑墓之中的一件随葬品。它的配盖或因铜提筒功能发生转化，造成铜筒盖在现实生活中实用性不强等原因，在墓主人用于陪葬之前即已经遗失了。铜提筒铸造目的或许是主要用于进献，数量有限，铜筒盖遗失后当地再难补配，但并不影响正常使用，直至作为重要陪葬品随葬。

装饰于铜提筒、铜鼓、铜钺等器物上的“羽人船纹”特色鲜明，核心纹饰是船纹、人纹、鸟纹和鱼纹，完全有别于中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南方地域文化特色，应是古代百越民族制造或是汉族仿制于南方少数民族的青铜器物，属于南方青铜文化序列，与中原青铜文化是并行关系，同时并行的还有越南东山文化，但三者存在交流互鉴、相互影响的情况。它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南方族群，以及周边东南亚国家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与信仰习俗。他们崇尚河海文化，崇拜鸟和太阳等图腾。铜提筒、铜鼓、铜钺等遗物是研究百族民族及文化的重要原始资料。

Study o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opper Lifting Cylinder Collected in the Museum of Anyuan County,Jiangxi Province

——Also on the Bronze Drum and Baiyue Culture in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

Zhong Qinglu1，Chen Lijuan2

（1.Ganzhou Museum,Ganzhou Jiangxi,341000;2.Gannan Medical College,Ganzhou Jiangxi,341000）

Abstract:In 1992,a copper lifting cylinder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unearthed in Anyuan,Jiangxi province,which is the newly unearth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it was unearthed in the edge of Nanyue state and should be dispersed to the border of Jiangxi and Guangdong.It belongs to the same type of copper drum popular in some parts of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during the pre-Qin and Han Dynasties.The copper lifting cylind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ronze drum,and its shape and ornamentation are of distinct southern characteristics,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bronze cul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of the Central Plains.It should be a bronze object made by the ancient Baiyue people or copied by the Han people,and it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relics of the Baiyue people.It embodies the common spiritual totem and belief customs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ern China and neighbori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Copper lifting cylinder;Bronze drum;Feather men boat pattern;Baiyue culture

中图分类号：G122

作者简介：1.钟庆禄（1981-），男，汉族，江西安远人，江西省赣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客家文化、文物考古；2.陈丽娟（1981-），女，汉族，江西赣州人，赣南医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课题“赣南地区出土汉代器物与古代越族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1WW34）、赣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赣南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研究”（项目编号：2022—JD—0006）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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