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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文化】观鸟少数派：“我们”与“他们”——《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的第十六章、十七章

萌宠菠菠乐园
2024-10-11 12:40

观鸟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西方社会真正流行起来的呢？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你在哪一片地区，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感知社会的评价风向。

18世纪中叶，在乡间观察野生鸟类不仅很诡异，而且非常危险。维多利亚时代是本土博物学俱乐部的黄金时代，但专门关注鸟类的社团很少，零星几个主要是由“拥有枪并且有权持枪”的乡绅组成。

20世纪上半叶，观鸟人群明显增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产和普通阶层，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始终笼罩在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之上。直到六七十年代，在小城镇生活中，观鸟还是一个需要隐瞒的、不那么光彩的爱好，在找到同好者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年轻的鸟类爱好者都在寂寞、尴尬和畏畏缩缩中独自赏鸟。

观鸟人似乎在80年代末真正“抬头挺胸”了，人们能够依靠这一兴趣赚钱，能够自由地与全世界的志同道合者交流，能够不无自豪地为推鸟运动倾尽所有，也能够坐在家里合家欣赏鸟类节目，做个自足、和善的“后院观/喂鸟人”。地区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一起缩小了，任何观鸟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轻松找到组织——无论是本地的兴趣协会，还是出国观鸟的团体活动和商业项目。

到21世纪初，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已经拥有了超过100万会员，占英国成年人口的1/30。在英国这样一个博物学传统浓厚的国度，观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文化”。

但是，从历史一路走来，我们看到，在先驱观鸟的发达国家观鸟文化并不总是和谐、平等、令人愉悦的。从前观鸟者是少数派。但将镜头拉近，我们会发现，观鸟群体的内部构成一直是相对单一的，它反映了漫长岁月里社会存在的结构性歧视及其缓慢改进，女性、同性恋、残障人士、非白种人如今仍是观鸟群体中的少数派。

一、女性

将女性排除在观鸟群体之外的理由太多了。长久以来，西方社会不鼓励女性参与户外活动，在家庭和工作之外她们享有的个人空闲时间要远少于男性。束缚女性的不仅是传统观念对其“相夫教子”的社会定位，还有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女性可获得的金钱、选择、职业技能培训、受教育机会、可踏足的学科领域都聊胜于无，稍有逾矩就会遭遇虎视眈眈的责难。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是丈夫的“附属品”，还要受到大众主流审美的约束——繁复的服装、累赘的挂饰，包括以无数死鸟堆砌而成的帽饰。不要忘了，主导和裁定“女性美”之标准的，主要是社会中有权有势的绅士。值得庆贺的是，在打破这一审美局限，积极参与19世纪后期鸟类保护运动和保护协会的建立方面，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功不可没。

图片来源：http://www.victoriana.com/victorian-feather-hats/

如今，女性在观鸟群体中的弱势地位已得到缓解。越来越多女性涉足观鸟界，而且在社团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人们期待女性做一个无私奉献的“打扫后院者”，甘愿去承担繁琐、无偿的后勤工作。而在专业能力、辨鸟技巧、鸟种清单的比拼上，男性绝对当仁不让。

第16章的扉页上，莫斯引用C. J. 德丁1987年“致《英国鸟类》的信”的一句话：“女人喜欢鸟，但男人喜欢观鸟。”这至少代表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成见：女性主要从审美、感性、社会学方面去欣赏鸟类，男性才会热衷于训练出更高超的猎捕、辨识、拍照、计数，乃至在专业领域研究鸟类的特殊才能。

或许这是一种生物学事实。或许，这仅仅是经年累月对男女性别分工的社会建构遗留下来的一种刻板印象。过往，女性只能作为鸟类学家和资深观鸟人的妻子或搭档载入历史，现在，女性也进入了职业观鸟人、鸟类学家、社团骨干和自然摄影家的行列中，但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仍未完全消除，尽管我们不应该总是将之归咎于男性。

2011年一部颇受好评的电影《观鸟大年》在美国上映，但它仍然强化着对观鸟人的成见：三位男性观鸟者肯尼、布莱特、斯图，在为期一整年的鸟类计数比赛中极尽所能地“拼杀”，而全片唯一出现的一位相当厉害、能够模仿各种鸟声的女性观鸟者丽丝也和大家一起观鸟，但她根本没有参加比赛。最后她和布莱特成为情侣——标志着这位错失世界第一的观鸟人至少在情感方面“赢”得了“胜利”。

在影片里女性不仅是观鸟圈中的少数派，而且被塑造成天性不爱竞争、甘愿成为伟大男性的陪衬者、成为感情上的“战利品”和竞争失败后不离不弃的甜蜜慰藉。电影中的卫冕冠军在与女友分手前的最后一次争吵中说：“这是我的强项！这是我被人们记住的原因！没有人会记得亚军是谁！”——几乎喊响了男性在狂热角逐中永远无法被女性理解的口号。

图片来源：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363925/

第16章，莫斯介绍了几位敢于突破刻板印象的卓越女性。无论如何，今天的情况已大为改观，许多女性在观鸟历史中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性别问题引发的争议总是超过人们能够达到的共识与和解，它有赖于更大范围内社会整体的观念调整。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如果观鸟群体能对女性在物质、设施和专业领域予以更大的便利和更平等的对待，这个圈子本身也会得到更多的公众认可。

二、同性恋、残障人士与其他民族

观鸟的自由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足够的物质和身体条件，有时候一个人没有办法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仅仅是因为其他爱好者只注意到他/她在另一些方面的“与众不同”。同性恋者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无法忍受“直男直女”们异样的目光甚至挑衅，他们只能组建专门面向同性恋人群的观鸟团体。这当然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总好过那些连这样的团体都得不到承认的社会。

还有一些人连身体条件都不具备，但他们也有观鸟的权利。我们很少在大街上、公共场所、乃至野外看到残障人士，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露面或排斥集体活动，而是因为为他们出行方便的基建设计太匮乏，如果大多数的公共设施和商业服务都是“高高瘦瘦、体格健壮”的男性为他们自己所属的主流群体量身打造的，那么残障人士、肥胖人士、老人、小孩和推婴儿车的父母在观鸟时难免屡屡受阻。

此图来自成立于2000年（原名“disabledbirders association”，2010年更名）的Birding For All组织的官网：https://birdingforall.com

莫斯还提到英国非裔和亚裔观鸟人数微乎其微。他们难以在英国的乡村情结和田园文化中找到归属，甚至会感到害怕，因而也不太可能在陌生的土地上培养观鸟的乐趣。

第一篇导读里，我通过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来追溯西方观鸟的开创者，这里可以说，上述提到的人群都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排除在“我们”之外。“他们”是传统观念塑造的女性，是非主流性向者，是残障人士，是非西方、非白种人，换言之，是一起阅读这本书的你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如何看待鸟类？总体而言，中国文化对鸟类是一种怎样的态度？中国古人如何与鸟类相处？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追问和探究。但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人与鸟类的关系，也可以从《观鸟大年》这部电影中举一个例子——

在圣诞节前夜，肯尼一个人在一家仍在营业的中餐厅吃饭，出于孤单，他邀请餐厅服务人员一起，他试图向两位完全不懂观鸟的中国人解释自己的追求，然后他问：“什么时候我也想看看中国的鸟，你知道有些什么鸟吗？”对方回答：“北京烤鸭”。

当然，这是为了喜剧效果，但它无疑也表达了西方人对我们（“他们”）所持的某种偏见。就此而言，我们也需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地审视自身与鸟有关的历史遗产，在吸收西方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更值得全人类追求的观鸟文化。观鸟是西方的发明，但它已经在全世界流行，在中国悄然壮大，这终究是一件与整个人类和自然持存有关的大事。无论对于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对于“我们”还是“他们”，放下文化偏见和固有敌意，寻求理解和平等沟通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最有别于“我们”的“它们”是鸟类本身，是不同于人类的另一大类生命形态。观鸟人群逐渐壮大，鸟类本身的状况是否在变好呢？或许没有。莫斯指出，世界各地，鸟儿的生存状况都堪忧，全球气候变暖、人口压力、栖息地毁坏、残杀鸟类以及各种出于无知的伤害一直在发生，“世界濒危鸟类名录”有增无减，撑不过21世纪的鸟种将会远远多于前几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得到快速解决，现代化的“列车”开得太快，惯性太大，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根本解决不了科学和技术产生的环境问题，总而言之，“未来一片黯然”。

我们往往会想当然地以为，观鸟的兴盛会改善鸟类的境遇。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国际鸟盟的奈杰尔·科勒在1999年《世界鸟类手册》第五卷引言中写的一段话非常能说明这种悲观主义：

“观鸟人和生物学家凭借新型的机场、伐木修建的新道路以及新型旅行装备抵达愈发偏远的地方。短短几年内，经济发展的巨型机器已将自然景观、人类文化破坏得面目全非，非地球上每片可耕种的土地上带来了可口可乐、电视、链锯、滴滴涕，还有债务，而观鸟人和生物学家正是这架巨型机器上的小元件。”

但是，另一方面，有这种悲观意识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正视问题、保持谦卑和激发行动力的前提。观鸟人对鸟类是伤害还是保护，是居高临下地“观看”还是小心翼翼地“对话”，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方式观鸟，以及在观鸟之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观鸟人曾用猎枪“观”鸟，而今普遍使用望远镜，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同样，我个人认为，本土观鸟相较于旅行观鸟是一种更可持续、对环境更友好而且更适用于大多数人的观鸟方式。拍摄鸟类时少一点“痴狂”也有助于维护鸟儿的“清净”。

最后，在任何时候，当我们追逐野生鸟类时，记住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受人文世界桎梏的野性之美。

图片来源：https://www.hungarianbirdwatching.com/02_Ethics.html

莫斯在结尾乐观地畅想，观鸟人群在现代世界掌握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如果这种权力能更多用在关注鸟类本身的生存境况，关注它们的生存诉求和长久繁荣，如果这种话语权愿意为最缺少话语权的“少数派”——鸟类——代言，如果代言者不仅仅是科学权威，而更多地容纳普通民众、女性爱好者和不同类型的“他者”，那么，观鸟的未来就是值得期待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希望观鸟的人越来越多，希望鸟类的未来会因此比我们设想的更加美好。

编辑/风云有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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