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专论 | 罗彩娟：《权力与社会记忆》
【作者简介】罗彩娟，人类学博士，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0日第7版。
社会记忆与权力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记忆受到权力的操控，另一方面社会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方能更清楚地厘清人们为何传承某一种社会记忆，而删除另外一种社会记忆。
人们对社会记忆的内容具有选择性，也就是说人们有意识地选择了要记忆什么、遗忘什么。记忆与遗忘同样重要。麦克尔·赫兹菲尔德认为记忆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也承认哈布瓦赫对记忆的研究“尤为独到，很多观点也很合理”。但是他也认为，“与记忆相关的忘却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对世袭的分析研究中，就应该特别注意一个名义上的单系社会采取了哪些选择的手段来维系权力以及如何将一个共同的祖先作为共有的社会资本来加以利用的。”社会记忆为什么会如此保存和传播?什么原因促使有些记忆被保留而有些记忆被删除?在社会记忆的理论研究上，许多学者已经对社会记忆的一些问题达成共识。其中一点就是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一个恢复或完全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在建构过程中，有一些因素决定着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决定着哪些东西被删除、保留或修订。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社会记忆的内容呢?权力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权力操控了社会记忆的内容和社会记忆的方式。
权力决定和操纵社会记忆
哈布瓦赫认为，个人记忆受到某种社会强制力的控制，而这种社会强制力就是社会框架。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是为支持现存社会合法化而存在的，现存社会合法化决定着社会记忆。这个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指的就是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的权力关系。还要注意的是，控制社会记忆的权力关系是有等级的，即等级更高、更强有力的权力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就更大。福柯、布迪厄、德里达等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基本上也都支持权力在本质上操纵记忆的观点。福柯在讨论他那无所不包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时，不止一次地提到记忆对权力的重要意义，指出掌控记忆对权力来说至关重要。
景军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出发，认为已有的社会记忆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取向，即集体记忆取向、官方记忆取向和民间记忆取向。
黄东兰指出，近代以来关于岳飞的公共记忆的创造首先是由民间推动形成的，面对外患日深的近代际遇，首先是知识精英试图唤醒业已积淀在民众政治意识中的岳飞记忆，使之成为抵抗外敌入侵时的重要精神资源。
流传于许多瑶族地区的《评皇券牒》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不仅起到了凝聚瑶族族群认同的作用，而且体现出瑶族在一定程度上的汉人认同这一复杂的族群认同现象。透过券牒的文字，人们不难看出其中流露出的既欲独立于汉文化(主流文化)又无法隔断与汉文化(主流文化)种种联系的徘徊犹疑心态。这样，瑶族人的族群认同也就表现出一种复杂性，他们在与瑶(或者说盘瓠)进行认同之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汉(或者说主流民族)进行着认同。这一复杂性与历史上瑶族是一个受主流文化主体民族挤压的族群有关。可以设想，为了改变这种受到挤压的现状，瑶族精英阶层必定会设法通过强化瑶族与主流民族共同的社会记忆来加强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正如作者所说，这就提示我们，或许既可以在政策的、制度的层面上通过共同利益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在象征层面上通过加强大家有共同来源的历史记忆，以达成超越各具体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可见，以共同的社会记忆作为一种增强民族认同的手段，足以成为权力阶层的政治策略之一。同时，以此方式流传下来的社会记忆凸显权力在其中的决定和操纵作用。
马健雄在对拉枯族的民族认同进行研究时指出，“如果我们对边裔土司、朝贡体系和土著群体投以更多的目光，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在国际关系变化、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国家角色的演变，包括从‘华夏/四夷’到‘中华民族’概念的转变，为地方群体带来的重要影响和意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活动者的那些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中间人，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地移民精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精英扮演的重要角色正是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
社会记忆是一种权力
布迪厄在研究符号暴力及其实施等问题时，也注意到记忆的作用，比如黑人与白人的交谈，就不仅是两种集体记忆的交流，更是两种权力的交锋，更确切地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权力关系经常表现为，用一种记忆来反对另一种记忆。显然同话语一样，社会记忆既受制于权力，同时其本身也是权力，社会记忆在潜移默化地强迫人们按照它的意愿记忆、思考或行动。所以，社会记忆一方面受到权力的操控，另一方面其自身就是一种权力。
王明珂指出，“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群都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并抹杀他人的记忆。”这同样表达了社会记忆本身就是权力的观点。一种记忆的获胜，就意味着另外一种记忆的失败。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历史一直作为一种正统的社会记忆得以传承至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于其抹杀了其他有关底层民众的生活史这一社会记忆的结果。
此外，社会记忆的内容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梳理这些社会记忆随着时间而改变的脉络，我们会发现，这一过程既表明了权力是如何操控了社会记忆，更得以论证了社会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观点。笔者通过对云南省马关县壮族人的社会记忆进行考察，发现当地人对于作为壮族历史人物的侬智高和代表汉族的杨六郎的复杂性记忆过程与权力有重大关系。明清时期壮族侬人与汉族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此时，马关壮族人记忆中的“六郎节”是壮族侬人纪念杨六郎这一汉族“恩人”的体现；民国时期汉族残杀壮族侬人这一历史事实反映在人们把“六郎节”表述为对“六郎鬼”的惨痛的社会记忆；当下“民族英雄”侬智高的主流话语出现则反映了壮族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地位的提升，壮族人民获得表达自身民族自尊心的机会，这时作为汉族“意象”的杨六郎逐渐退出人们的记忆。
可见，上述有关杨六郎和侬智高的复杂社会记忆过程，不仅是历史上壮汉互动关系的反映，其同样体现了分别代表汉族和壮族双方权力的博弈。最初，“恩人”杨六郎这一汉族印象记忆占据上风，排斥了代表壮族的侬智高记忆，并以“六郎节”这一节日习俗展现出来；之后，作为汉族代表的杨六郎记忆受到丑化；最终，壮族的“民族英雄”侬智高这一社会记忆成为主流话语，“六郎节”也被更名为“六月节”，并把节日的纪念对象改为侬智高。两种权力交锋的结果为壮族传承和弘扬其民族英雄侬智高的社会记忆，作为汉族代表的杨六郎的社会记忆退出壮族的视野。
综上所述，社会记忆与权力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记忆受到权力的操控，另一方面社会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方能更清楚地厘清人们为何传承某一种社会记忆，而删除另外一种社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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