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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人生：毕飞宇创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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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9 10:51

　　一、创作概述

先锋小说阵容独领风骚的局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似乎已“隐退”，继之崛起的是一群被命名为“晚生代”的更激进的小说家。所谓“晚生代”并不具有相对一致的文体风格与创作思想，它更类似一个概括一定时期创作者范围的词汇。毕飞宇被纳入其中，是其中创作潜力最为强大者之一。近几年，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等作品的发表，毕飞宇小说日益为评论界所关注，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具体作品的解读分析方面，对他早期的作品研究比较少，全面的整体研究也比较薄弱。

80年代末，毕飞宇发表了他第一篇历史寓言性小说《孤岛》，继而完成并发表了《楚水》、《叙事》、《明天遥遥无期》等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数篇。除此，毕飞宇还创作了《祖宗》、《五月九日和十日》、《是谁在深夜说话》等以当下生活为背景，但历史意识、历史感极强的作品，这些书写历史的作品带有先锋小说的深刻影响，但毕飞宇在具体的文本构思与风格创作上又有其独特之处，他在追问历史的过程中注重历史、现实二者的相互关系及人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进而达到思考人生的目的。

90年代中后期，毕飞宇的创作取向发生转变。他的关注点从历史回到现实，因而对人的基础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和思考愈加深切。这一时期，他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青衣》、《玉米》、《哺乳期的女人》等作品的发表更令毕飞宇在文坛出尽风头，一时间好评如潮。毕飞宇细腻地刻画了这些女性形象，书写了她们的痛苦无助和悲哀。正是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毕飞宇给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可怕和无奈，他借助对女性的书写，来探讨人性和整个人类的命运。

无论是历史言说还是女性书写，毕飞宇都只是将其作为载体，其中心点还是探讨人性、命运等人类终极问题。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注重形上之思，这是其小说创作的深层意旨。在小说《那个夏季那个冬天》、《驾纸飞机飞翔》、《火车里的天堂》、《林红的假日》等作品中，毕飞宇就通过简单的人物故事来表现人生的困惑，用他的小说来探讨“人应该是怎样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毕飞宇的创作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更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进而进行有效的阐释。

与大多数作家厌烦把自己归为某一流派相同，毕飞宇也从不避讳自己对“晚生代”这一命名的不屑，创作事实也证明了这种不屑的合理。毕飞宇创作取向的变化绝不是适应某一流派、迎合某一思潮的结果，而与作家自身生活经验的积累、人生感悟的丰富化及对文学意义的理解深化息息相关。毕飞宇的小说具有浓重的人文关怀意识，这在他的小说创作道路上是一以贯之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毕飞宇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自从《是谁在深夜说话》获《人民文学》1995年优秀小说奖之后，毕飞宇几乎成为当代文坛的“获奖专业户”。2001年，他获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2003年，毕飞宇被《小说选刊》的读者评为最受欢迎的“新世纪十大小说家”之一；2004年，他走向世界，成为在法国“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如《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彩虹》、《推拿》等，更频频获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大奖。

二、研究概况

关于毕飞宇的研究，在2000年正式起步，在2004年、2005年达到高潮。所以，拟以2000年为分界，我们分两个时段来爬梳毕飞宇研究的成果。1993年，黄毓磺在《春意阑珊半山腰——谈毕飞宇近期小说》中，通过对毕飞宇已经发表的四篇小说进行评析，发现毕飞宇是站在特殊和普通之间，站在偶然和必然之间，虽然难免会使他于领衔地位和轰动无缘，但或许也因此使他能够在时间的延续中经受住生活和艺术的双重要求和检验。据毕飞宇之后的创作来看，无疑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1995年，葛红兵发表《文化乌托邦和拟历史——毕飞宇小说论》这篇文章是毕飞宇小说研究的先锋，也是最早的综合性论述成果。他将毕飞宇的小说以题材的差异分为两大类：一是写现实的破碎状态，如《驾纸飞机远行》、《没有再见》等；另一类以历史题材为主线，即拟历史小说，如《叙事》、《楚水》、《孤岛》等。在其综论的基础上，汪政、晓华也充分肯定了毕飞宇，认为他是一位潜力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作者，褒扬了《叙事》及《雨天的棉花糖》等作品，指出了他对形而上的热情。吴义勤更为全面地总结了毕飞宇的创作，是毕飞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他认为毕飞宇是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其创作的总体风格是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具象，形而上与形而下，真实与梦幻的高度和谐与交融。

总之，虽然这一阶段的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多，但是在质量上值得肯定。一些具有前瞻的评论家注意到了毕飞宇的独特个性，他们对作品的梳理准确，审美特征的把握到位，这些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2000年以来毕飞宇陆续发表《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其后又迅速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获得众多的奖项，如冯牧文学奖、小说月报奖、鲁迅文学奖等，毕飞宇因此也越来越受关注。从2001年开始，关于毕飞宇的研究明显攀升，《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名作欣赏》等杂志大量刊登了研究评论和论文，甚至开辟专栏，形成近年来少有的文学现象，于是，《青衣》研究、《玉米》研究等成为研究热点，有研究者纵观前后期的创作历程，从多角度综合论述了其小说的艺术，丰富了2000年以前的成果。王长国指出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是毕飞宇创作风格的转折点，余玲在之前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轨迹分为三个阶段，并从这三个阶段来论述毕飞宇小说滑变轨迹和个人化特征，余玲将第一阶段划分为对历史个人化的体验和传达，代表作品有《楚水》、《孤岛》、《雨天的棉花糖》等，认为其构建了一个现代人对历史的深邃洞察和复杂情感，具有理性的形而上的风格。在语言叙述上，袁园认为属于历史话语的狂欢叙述。余静芳认为这一阶段毕飞宇的语言讲求新奇，喜用修辞，尤其擅长比喻、词语的挪用，精确的数据等辞格。高田宏指出毕飞宇在语言上呈现出与格非相似的华美特征，而在叙事时间的形态上采用了不连续的方式。对于具体的作品，陶静霞指出《叙事》的叙事艺术在于兼备历史蕴藏和现代哲思，多层面中的多重叙述，逃脱叙述的历史沉思以及叙述历史的当代回应。王世诚、梁弓认为这一阶段毕飞宇小说的缺陷是理念大于体验，太讲究形式，可读性弱；第二阶段是对城市人生存环境与现状的观察和思考，如《九层电梯》、《林红的假日》、《卖胡琴的乡下人》等，这一阶段的特点在于以乡村和自然健康的人性为或潜或显的参照，观察、思考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可能对人的身心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在话语叙述上，毕飞宇转向了两个方面：一是描摹商品经济世俗物欲狂潮下的都市生存实境，二是物欲挤压下的人的异化。在叙事时间上采用了中断和跳跃形态，赵学勇、樊晓哲探讨了毕飞宇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的原因，认为这次转向得自于90年代初新写实创作，是继承了先锋的个人化立场而形成的新的现实主义；第三阶段是对人性深度心理的挖掘和探视（《青衣》、《玉米》三部曲等），这一阶段创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对人物心理耐心地解析与展示，对其深层意识的细微观察。施战军认为这一阶段的作品让我们看见美好的东西是如何由原初的美好、坚韧的追求走向残忍的破碎的。许永强探讨了毕飞宇这一阶段的小说的自我拯救模式，并指出其意义在于面对个性化和欲望化写作的泛滥局面以及对于人性的冲动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方向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应该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清醒的批判意识。张萍认为毕飞宇通过《青衣》和《玉米》试图解释一个关于性格和命运的即此即彼的辩证命题。也有研究者从女性文学的角度阐释《青衣》以及《玉米》三部曲，如陈琳、侯苗文。陈听、陈铭霞针对此认为应从人的角度而非性别表达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赵婕认为毕飞宇用心塑造的并非是单纯的小说人物，而是当今社会中人的自我生存困境的焦虑，这使得小说带有了哲学意味。宗元、吴冰洁指出了其审美追求的新向度。在语言上，这一阶段毕飞宇庞大的语汇急剧收缩，小说语汇严格限制在乡村日常生活经验中，具有明显的乡村口语特征，属于平淡式叙述。梁弓指出写实、幽默和风趣是这一阶段语言上的主要特征。在叙事时间上采用线性形态，而且从前后期的转变中可以看出其小说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冲突和较量逐步凸现。张晓晶从叙述体态中视角的转换、叙述结构的组建和叙述主体的分化三个方面讨论了《青衣》、《玉米》中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施战军在他的《克制着的激情叙事——毕飞宇论》中，同样采用三阶段论的分类，全面论述了各时段的创作情况以及叙事上的节奏、速度和语风特点，是很好的总结。也有研究者跳出三阶段论的圈子，从其他角度研究毕飞宇的整体创作，如孙建茵从文化滞差和精神裂变两方面肯定了毕飞宇一贯的精神立场。汤玲认为权利镜像中的人性异化和命运遭际中的自我迷失贯穿了毕飞宇前后期的小说创作。赵允芳从毕飞宇小说中的意识形态性的词汇入手，认为毕飞宇通过瓦解公众话语来强调个人立场，使自身的语言产生出丰富的语境和气息。付艳霞以“冰”与“火”两个意象指代毕飞宇创作中的三组两面性，即形式的技术化和灵动性，主题的寓言性和多元化，创作立场的残忍和温情，由此揭示出作家对人生和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樊星研究毕飞宇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认为毕飞宇的态度相当复杂，一方面传统精髓是他小说灵感的源泉之一，另一方面他也无情地嘲讽了他所熟悉的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

除了整体研究，对于作品，尤其是新兴作品，研究者也有关注。先看短篇小说，对于早年的《五月九日与十日》，赵艺认为很好地表达了毕飞宇对时间和空间的阐释。2000年，毕飞宇发表《蛐蛐蛐蛐》，姜广平认为这个短篇是毕飞宇全部作品中提供阅读的可能性最多的也是最深邃的小说，“蛐蛐”作为一个媒介象征着“文革”中的中国社会状态，体现出了汉语的表意功能。2002年《上海文学》推出了《地球上的王家庄》，在《编者的话》中说这是一篇带有寓言意味的小说，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封闭的厌恶以及对世界的向往。而梁弓认为小说表达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即不要去做我们无法完成的事。汪政、晓华认为2005年的《彩虹》带有悲喜剧的意味，且细节描写成功。2005年的新作《平原》也备受关注。涂志刚认为《平原》在毕飞宇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延续性要大于标志性。洪治纲抓住小说的背景，认为《平原》中的1976年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如说是饱含了惊惧、彷徨、焦虑和对峙意味的特殊精神领域。肖青锋从“民间”的角度切入，认为作家通过作品试图在时代、民间的双重视野中寻找人生不如意的答案。汪政认为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为《平原》带来了社会学意义和研究的可能性。房伟认为《平原》是对20世纪70年代文本记忆、农村文化想象以及知青叙事的颠覆。邵燕君在肯定小说一些段落和细节的出色的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结构上的不足，认为《平原》在结构上还有点头重脚轻，节奏上也是先慢后快，那种戛然而止的结尾太像中篇。然评论者各执其词，但不可否认其创作中也有着无法规避的局限性。如毕飞宇小说在气质上会呈现出某种“硬度感”，叙述者的声音很强势，有时影响小说的整体效果，如在观察世界、观察人生时带有二元对立的倾向等。

2008年《推拿》的“横空出世”让毕飞宇收获了更大的成功，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荣誉。《推拿》的成功引起了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杨扬认为“《推拿》显示出一种积极的时代精神”，并积极肯定了毕飞宇“熟悉生活是小说成功的一条经验”。洪治纲感叹“《推拿》最为丰实的内涵在于小说突出了精神抚慰的力量”。张莉认为“盲人生活借助《推拿》浮出黑暗地表，这是良善之举”。王文仁赞扬毕飞宇在这部小说中“创造出描摹人性与想象世界的方式，之于个人乃之于当代的华语小说，都是值得记述的里程碑”。

茅盾文学奖的强大号召力和专家的高度肯定使作品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学术界对《推拿》的研究散见于各种学报期刊，这些研究资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综合来看，目前对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文本内容入手。这部分论述的着眼点在于《推拿》的主题、内涵以及人物的分析上。如贺绍俊的《盲人形象的正常性及其意义——读毕飞宇的〈推拿〉》，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形象，他认为“《推拿》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作者将盲人作为正常人来写”。沈光浩的《论毕飞宇〈推拿〉诗性伦理建构》通过对道德范畴的分析探索，提出“《推拿》为新世纪底层叙事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类似的还有张莉的《日常的尊严——毕飞宇〈推拿〉的叙事伦理》、王文仁的《视觉时代的不可承受之“轻”——毕飞宇及其小说〈推拿〉》等。

其次，从文本形式入手。其关注点主要在叙事和语言上。如王春林的《“法心灵”的日常化叙事——读〈推拿〉兼及毕飞宇小说的文体特征》，文中作者详细分析了人物心理在小说建构中的作用，并独创性地提出了“‘法心灵’的日常化”这一特殊概念。董锋的《长篇小说〈推拿〉的现代叙述艺术》则从小说的语言出发，提出“《推拿》的现代叙事风格在中国当下小说中可谓是独领风骚的”。还有杨丽贞的《盲人眼中的世界——〈推拿〉的叙事视角分析》、梁鸿的《温暖有多暖——由〈推拿〉对一种写作美学的探讨》等。

再次，从作品的价值入手，或抒发个人心得，或展望中国文学。如杨扬的《21世纪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文学传统——〈推拿〉引发的一点感想》、任相梅的《比红烧肉还要好看》、李斌的《穿越犬儒主义黑暗的尊严之光——评毕飞宇的小说〈推拿〉》、仲宁的《其实我们都是盲人——读毕飞宇的〈推拿〉》、刘鑫的《一条静谧的河流——评毕飞宇〈推拿〉》、吴朝晖的《在黑夜里寻找光明——论毕飞宇的小说〈推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