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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 | 创伤记忆的叙事判断、情感特征和叙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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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3 08:37

作者 | 王欣

摘要

本文从创伤叙述中出现的错误感知出发，讨论了创伤叙述判断中历史真实和感知真实的区别，认为强烈的情感特征是创伤叙述的重要特点。创伤记忆中情感特征具有无时性、传染性的特点，每一次创伤记忆被唤起，都会重复造成身体和情感的重击。创伤叙述因而常常伴随着强烈的个体的情感反应；该情感具有打破受害者意识和影响他人的能量，对于同一集体中无创伤经历的听众具有传染性，创伤回应也具有病理性。从创伤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来看，创伤叙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独白式创伤叙述，见证式创伤叙述和回顾式创伤叙述。独白式创伤叙述着重“我”的故事，见证式创伤叙述传递创伤心理，塑造了“他或她”的故事，回顾式创伤叙述重构了“每个人”的故事。当创伤记忆在集体、家庭、代际之间传递时，情感强度递减，叙事性加强，逐渐象征化和原型化，成为集体中个人自我和身份塑造的依据。

关键词

创伤，错误感知，情感特征，叙述类型，代际传递

0引言

创伤是指“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而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Caruth，1996，p.11）通常来说，个人创伤是指“对心理的一次打击，这种打击如此突然，并伴随着如此野蛮的力量，它撕裂了一个人的抵御机制，以至于个人不可能有效地回应。”（Erikson，1995，p.187）由于创伤经验无法吸收，创伤患者通常出现内疚、焦虑、回避、解离等多种应激障碍，感觉个人和世界的联系被割裂，并常常被过去的噩梦所追逐。创伤叙述成为治疗创伤，修复认知的方式。目前国内外对创伤的心理机制、创伤叙事以及临床治疗多有涉及，并结合历史、文学、医学、社会学、媒介传播等学科，对创伤再现、创伤记忆和创伤叙事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创伤叙述时的错误感知和叙事判断、情感特征、叙事记忆和创伤叙述的类型方面，还存在继续讨论的地方。

1 创伤回忆的错误感知和叙事判断

创伤诉说提供了对创伤的理解、对创伤事件的回应和阐释，但我们如何辨别创伤回忆的真实性呢？创伤回忆中的沉默，错误认知是否构成了创伤回忆的不可靠性？心理分析家劳卜(Dori Laub)和费尔曼(Shoshanna Felman)在合著的《证言：文学、精神分析和历史中的见证危机》中，提供了一例著名的案列。劳卜在耶鲁大学进行犹太大屠杀证词的口述实录工作中，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回忆起1944年集中营起义的事件时，这名女士说道，“[1]我们看见四个烟囱着了火，爆炸了。火焰冲上天空，人们四散奔逃。”（编号为笔者所加）（1992，p. 59）然而，几个月后在一次历史学家会议上，专家们却对这位女士的证词不认可，因为据考证，当时在奥斯维辛被炸掉的烟囱并不是四个，而是只有一个。这份创伤叙事被认为不具备证据的价值，因为这个回忆不正确。但劳卜认为，“这位女士证明的，并不是爆炸的烟囱的数量，而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些更为极端的、更为核心的东西：即一个不可想象的事件的真实。”劳卜这里没有明确他所指的真实是什么，原文这样说道：

[2] 房间里出现了一篇宁静，一片死一般的宁静，在这片宁静中刚才听到的话语回响着，好像它们携带着胜利的回声，这歌声里的声音在铁丝网后面爆发出来，尝试着逃脱的人们的脚步声、喊声、枪声、战争的呼喊声、爆炸声。奥斯维辛那死气沉沉的无时间性消失的无影无踪，过去那炫目的闪光时刻呼啸着穿透了沉默的、像坟墓一样的风景般冻结的寂静，带着流行一样飞快的速度，在它撞击的时刻飞溅出一片图像和声音。但是来自过去的流星飞走了。[3] 这位女士再次沉默了，……她又恢复了她的颓唐的态度，她的声音再次沉入了一种毫无生气的、几乎是单调的控诉音调。奥斯维辛的大门被关上了，遗忘和沉默的面纱既压抑又让人窒息，又重新降了下来。（编号为笔者所加）（p. 59）

作为一名专职的医生和历史记录者，劳卜对这位女士采访时，事实上是充当了一名受述者；之后，在转述这位女士的口述时，劳卜变为了一名叙述者，补充了他听到、接受这个证人证词时他的见证。可以看出，第一层【1】见证和第二层【2】见证之间存在着情感的交流，第二见证人对创伤幸存者的痛苦、激动、恐惧和沉默的亲身经历抱有同情。第三层【3】见证是对见证过程本身的见证。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对劳卜的记录进行了研究后，指出，“多里•劳卜在他的描述中强化了报告的效果，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的隐喻使用的一方面是流星、彗星、爆炸、反抗等图像，另外一方面是冷冻的寂静、毫无生气和死亡般的寂静，这些都和被报告的事件即这一起义相似，并且把集中营中的事件和在访谈情况下的事件叠印在一起。”（2016，p. 314）可见，在创伤内叙事中，存在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的移情现象，劳卜所提到的“真实”即着眼在此。但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位女士的叙述是否属于不可靠叙述呢？对第一层见证的叙事判断存在几种维度，我们可以用叙事学中不可靠的叙述者的理论来研究。

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小说修辞学》中，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这种规范是指作品中的事件、人物、问题、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倘若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布思在这里对叙述的判断，一方面涉及故事事实，一方面涉及价值判断。之后布思的学生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把不可靠叙述从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这两大类型，发展到了三大类型，增加了知识/感知轴。（申丹，2009，p. 60）如果运用费伦的判断轴，可以看到，劳卜叙事中这位女士证言，从事实/事件轴来看，是不可靠的，或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不真实的；从价值/判断轴来说，是“不充分判断”；但从知识/感知轴来说，这位女士的证词提供了“回忆的撞击，它带着流星般的自然强力穿透这位女士的身体，使她再次经历了那一时刻。”（阿斯曼，2016，p. 314）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位女士的证词唤起了身体和感觉的记忆，不仅让叙述者自身再次经历创伤事件，也同时感染了受述者，成为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分享的共同经历，成为第二层见证的记忆原始证词，具有特殊的价值。

在创伤叙事中，由于创伤事件超越了人的心理、生理承受程度的经验，意识和自我受到损害，知识和感知轴因此可能出现意义错位，这可能构成事实和事件轴的不可靠叙述。同时，历史学家所掌握的历史事实，对叙述者叙述会存在一个预期判断：符合事实（包括档案、数据、文件等细节），或不符合事实（错误记忆、偶然事件或情绪化叙述）。詹姆斯•杨（James Young）对劳卜这段材料研究后指出，历史学家们在叙事判断上有时是拙劣的访谈者，原因是：“他们太坚信自己的知识了，所以他们总是促使被访谈的见证人去证实人们反正已经知道的东西。他们不让见证人作史实不确切的陈诉，因而就轻率地放弃了那些错误感知对理解历史事件所具有的价值。”（2007，p. 29）历史学家判断注重考据，但从叙事判断的角度来看，叙述者叙述时所出现的情感，或者说他或她回忆时选择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经验性历史事实。因此，在事实/事件轴上，我们可以说，第一见证人提供的是历史体验；在知识/感知轴上，她提供的则是一种回忆体验，后者更为情感化私人化。这种回忆体验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也是一种真实的回忆方式。这种真实性在于：虽然历史事件被留在了过去，但情感却成为过去仍然萦绕着现在的证据，证明了创伤事件的现在性。这段口述实录真实性的讨论，说明了在创伤叙述中，创伤情感特征研究的重要性。

2创伤记忆的情感特征和语言特征

情感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14世纪，而其现代概念来源于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约翰•洛克(John Locke)发表的《有关人类理解的论文》（Essay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提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情感经验，人脑在获得经验之前是一块白板。感觉能力（the capacity for sensation）被看做“情感”（sensibility），以区别大脑的认知能力（perception）。（Wickberg，2007，p. 665）从经验主义哲学出发，法国心理学家倾向于用感觉或感觉经验解释心理过程，认为感觉是心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肯定感觉的绝对可靠性，并将心理现象视为感觉的堆积、压缩和变形。“同情”（sympathy）的概念就经历了一系列转变。最早它是指医学用语，18世纪爱丁堡的医学家开始用这个词指示“人体器官之间情感的交流”，这些器官可以是眼睛和耳朵，所以目击和听闻是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同情”的效果就是感伤，是“一种情感的特殊案例”。（Wickberg，2007，p. 665）18世纪伦理修辞之中借用了这种研究成果，认为情感和身体之间存在相通关系的论证。拉奎尔(Thomas W. Laqueur)指出，18，19世纪发展出的“人文性叙事（humanitarian narrative）”就是对“个人身体”（personal body）感受的再现，如他所说，“肉体会言说”（the flesh speaks）。（1989，pp. 177-179）在记忆过程中，身体感受和情感是伴随着回忆发生，却往往被忽视的。史学家科泽勒克曾提供了一段对自己回忆的真实性的批判性反思：

有这样一些经历，它们像炙热的岩浆一样灌进你的身体并在里面凝结。自此，它们一动不动地呆在里面，随时而且毫无改变地听候你的调遣。在这些经历当中，有许多都不能转换成真实可信的回忆；可是一旦转换了，那它们就是基于自己的感性存在的。气味、味道、声响、感觉和周围可见的环境，总之，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所有感官都重新醒来了，它们不需要你做任何记忆工作就是真实的，而且永远都是真实的。（2007，p. 59）

科泽勒克的反思提出了创伤回忆中感性真实存在的观点。创伤记忆造成创伤患者自我认知的破坏，带来心理负罪感、内疚、怀疑等情感障碍，并伴随着强烈的身体感受，包括痛苦、压力、疼痛、恶心、痉挛等身体反应，身体成为一种记忆的存储器，或者记忆之场（借用诺拉的术语），上面铭刻着创伤记忆的强度和冲击力。正如尼采所说，“痛苦是记忆术最为有力的辅助工具……，人们要让一些东西留下烙印，才能把它们留在记忆中。只有不停地疼痛的东西，才能保留在记忆里。”（尼采《道德的谱系》，第五卷，p. 295；转引自阿斯曼，2016，p. 279）创伤记忆如同埋在过去的痛苦的楔子，每一次触发，都引起现在的创伤幸存者的疼痛。因此，创伤记忆的情感特征首先在于其无时性。一般来说，记忆保存过去的事件，提供了过去和现在之间历史连续性，但创伤记忆却具有无时性（timeless），这意味着每一次创伤记忆被唤起，都会重复造成身体和情感的重击，再度痛苦、再度受到伤害。创伤叙述因而常常伴随着强烈的个体的情感反应。在个人生活中，创伤回忆和强烈情感会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复合体。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在这里不仅是记忆的激发基础，而且创伤回忆的重要维度。

情感包含观点、情绪、认知和经验，这种结构涉及对一种思想的直接的感性理解。凯鲁斯(Cathy Caruth)认为，“创伤的历史力量不仅仅是经验在遗忘之后又被重复，而是正是在内在的遗忘之中和通过遗忘，创伤才被第一次经历。”（1996，p.17）创伤经历被理解为一种固定的无时性图像式记忆，存储于大脑的某个地方，却具有打破意识和影响他人的能量。创伤记忆的第二个情感特征是具有“传染性”（infectious），即创伤情感具有传染无创伤的个体或集体的移情能力。这意味着创伤概念视创伤回应也是病理性的，换句话说，创伤叙述的伤痛和病理性，使所有对创伤经历的回应都生产出离散的意识。劳卜认为，“创伤故事的听众不自觉地参与到故事中，和故事的主人公一起成为创伤事件的主角……故事中创伤受害者和创伤事件一起影响着读者和故事事件之间的关系，读者逐渐和故事中的受害者共同体会着困惑、伤痛、迷茫、恐惧、冲突。……听众和受害者一同在与他（或她）的惨痛经历留下的伤痕累累的回忆和刻骨铭心的‘伤疤’进行斗争”。（1992，pp. 230-232.）讲述或叙述的行为是治疗创伤的重要方式。拥有情感被视为道德价值观的来源，讲述之中产生的情感交流对于减轻创伤痛苦有帮助作用，分担创伤经历则创造了一种集体交流，缓解创伤患者的孤独感和内疚感。其中，“同情”对交流起着感知、认同和交换的作用。史密斯(Adam Smith)分析人类同情中的心理和情感因素，指出同情是两个个体的，内部的状态中的片段式联系，“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人感受到的即时的经历，……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在类似场合下感受到的来感受……通过想象我们把自己置于他的境地，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正在经受同样的折磨，我们进入他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和他同样的人，于是形成他感觉到的一些念头，甚至感受到一些他的感受，尽管强度上不及。”（2000，pp. 3-4）可以看出，情感是叙述交流的一种媒介，和认知类型、情绪状态、集体或文化定位都有联系。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随着创伤叙述的重复，创伤叙述中也会重复出现对创伤事件的相同描述，叙述者倾向于选择同样的词语来建构过去，而这些反复的话语在一次次的叙述中得到巩固，这就形成了叙事回忆。哈布瓦赫曾指明，回忆是在同他人和他人回忆的语言交流中构建的。“有许多事情，我们对它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叙述它们。有些事情，我们叙述它们的次数越多，就越是不怎么记得起自己对这些事情本身的体验，倒是越能记得起此前叙述它们时所使用的那些话语。”（韦尔策，2007，p. 61）这意味着回忆通过重复得到巩固，而得不到重复的回忆，就逐渐消失，进入遗忘的区域。因此，创伤记忆在转换为叙事记忆的过程中，情感强度会不断降低，而叙事性会不断加强，创伤代表人物形象逐渐清晰，并开始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3创伤叙述的三种类型

尽管创伤经历被封闭在头脑中，但创伤携带破坏性情感并具有影响他人的能量，通过叙述，通过共同的祖先、种族、历史集体等得到传播。因此，凯鲁斯认为创伤经历的传染性意味着创伤“从来不是某个人独有的……而恰恰在于我们根植于彼此的创伤之中”。（1996，p. 17）这种关于创伤虽然是不可分辨但仍然具有感染性的观点，使凯鲁斯等认为创伤经历是“跨历史性”（transhistorical）的，可以跨越代际鸿沟，通过口头和读写的记忆工作来得到传递。从创伤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来看，创伤叙述存在三种类型：独白式创伤叙述，见证式创伤叙述，回顾式创伤叙述。独白式创伤叙述的叙述者为创伤患者，其受述者可能是自己或不确定的单个或多个对象，叙述的目的在于对创伤事件的自我反思或重塑受到损害的自我认知。独白式创伤叙述中，创伤情感的体验对创伤叙述和语言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贝克尔（Huston Baker）认为，“只有当身体舒适的时候，当它停止作为观念和关心的客体的时候，意识才能发展出其他的客体【语言】。”（1993，pp. 38-50）痛苦摧毁了受害者的声音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同样也摧毁了受害者自我的意识和“意识内容”（the contents of the consciousness）。朗格尔（Lawrence Langer）发现，在大屠杀幸存者的语言中存在着“一大批概念的意义错位，这些概念本来应该巩固整合的自我，比如：选择、意志、思维能力、满怀期待。”（1991，p. 177）创伤事件对幸存者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很难用日常词汇来表述，甚至某些词汇会直接引起创伤应激反应。叙述者试图通过语言重新整理记忆，认知往事，但却发现叙述中的表述障碍。在独白式创伤叙述中，“我”的出现率非常高，但却由支离破碎的感受、印象、记忆碎片和痛苦的体验构成，这也是创伤事件在幸存者讲述中，出现错误感知的原因之一。

创伤事件造成了时间的断裂，个人生活似乎被创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因而在独白式创伤叙述中，叙述时间的连续性被打断，创伤经验无法被认知，也就无法融入叙述者的经验之中。廓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认为，当创伤经历如此让人震惊以至“它们无法被整合进存在的头脑结构中时，[这些经历]就被解离了，之后作为片断感官或行动的经历而侵入性地返回——醒着的时候是闪回，睡眠的时候是噩梦。”（1996，p. 168）解离意味着个人无法支配意识，因而在叙述中常常出现时间错乱或闪回，这也是独白式创伤叙述的特有方式。同时，独白式创伤叙述中，由于回忆和遗忘互相介入，叙述者的记忆常常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方面似乎患有创伤遗忘症，以至于不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缺乏 “开始，发展，结束”的故事结构；另一方面，记忆似乎可以准确地再现创伤事件发生时的每一个细节：似乎记忆不自觉地浮现，并不断上演。创伤叙述者讲述了什么，讲述了多少，是由怎么说来决定的。叙述的方式透露了创伤的绝大多数信息。对于独白式创伤叙述者而言，活着的意义就是追问创伤事件的真实含义，而追问的历史构成了创伤的全部。

见证式创伤叙述指两个主体之间的叙述交流活动，包括讲述和倾听，叙述和受述的叙述行为。见证式创伤叙述可以分为多种层次，如第一节中对劳卜采访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记录中：第一层见证【1】是这名女士关于自身经验和经历的见证，受述者是劳卜；第二层见证【2】是劳卜对倾听第一层证词时的证词，这对于第一层见证起到补充和丰富的作用。第二层见证是关于第一层见证的见证，其中劳卜是叙述者，读者为受述者；第三层见证【3】对叙事过程或见证过程的观察，叙述者劳卜观察叙述者（这名女士）和我自身（作为受述者和叙述者的劳卜），怎样在靠近经验或退后观察中发生叙述交流。见证式创伤叙述重视叙述交流，叙述者作为创伤的见证者，为受述者提供了关于创伤事件或创伤历史的知识；而受述者通过倾听，深入到之前不了解，或被拒绝了解，或情况和信息被隐藏的创伤历史中。在这个意义上，见证式创伤叙述涉及公共领域，因为创伤证言(testimony)不仅是对个人创伤的证词，也“涉及一种有公共意义或重要性的姿态，超越了个人移情或遭遇，生产出集体感。”（Kaplan，2005，p.23）见证因此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公共形式(public form)。在这个叙述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记忆传递过程中的共识，强烈的情感往往凝化成象征，使关于过去的知识和信息被了解，被传递，并得到解释，帮助公众矫正一种错误的认识或改正一种不公正的看法。

见证的公共形式意味着叙述者脱离了孤独的状态，创伤记忆逐渐转化为叙事记忆。廓尔克指出，“人和动物都拥有行为记忆，而叙事记忆属于人类能力，……叙事记忆包括思想建构，人们用它来理解经验。”（Van der Kolk，1996，p. 168）叙事记忆具有社会成分，服务于社会功能。见证的过程就是一份将个人的创伤记忆集体化的过程。保罗•利科(Paul Ricour)认为，集体记忆让每个家庭成员的“自我”回忆都拥有一个文化和历史的框架。（2004，p. 437）记忆传递过程中讲述和接受形成了集体记忆的框架，关于集体中“某个人”的故事也成为该集体独特的回忆，成为仅仅对其成员才揭示的秘密；这增加了该集体成员之间情感上的亲密感，同时也成为集体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外来者或新加入者习得后才能被认可的标记。见证式创伤叙述可以发生在同代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代际之间，而后者对于家庭或家族而言，是塑造赖以流传的家庭记忆的传输环节。费拉尔(Lee Anne Fennell)指出，“这种家庭和集体的记忆不仅通过语言来传递，而且通过无意识或潜意识来吸收接受。”（1999，pp.35—47）家庭内部的见证，不仅通过话语讲述，也通过行为重演、习惯、禁忌等传递创伤记忆。家庭记忆代际传递中，第二代对创伤记忆的讲述，减少或者说删减了第一代创伤记忆造成的语言混乱，增加了这个家庭或集体所崇尚的价值和规范。创伤情感强度减弱，创伤记忆原型化，成为集体记忆中“他或她”的故事，这个故事伴随着第二代的成长历程，对于创伤第二代的自我塑造和认知有重要意义。

创伤具有一种双重的时间结构，也就是说，创伤经历开始时并没有被意识感知，因为主体缺乏理解力，不能给予创伤一个有意义的语境，并加以解释。但“创伤一直潜伏，直到它和另一件似乎不相关的事情发生了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已经得到了必要的知识，才能抓住原初的经验，创伤才被经历。”（Batra，2007，p. 40）同一个年龄段的群体，可能因为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其说话和思维方式，精神创伤等都具有共同性。但这种同代人记忆的载体是和同一个经历和回忆的时代证人相联系的，延续时间通常不超过八十年。回顾式创伤叙述指代际传递中第三代对前辈创伤记忆的延续。独白式创伤叙述中，叙述自我是且一直是“正在经历的自我”（experiencing self）；而回顾式创伤叙述中，叙述者的创伤记忆来自于家庭、家族、种族等集体创伤记忆，叙述自我是经验自我（experienced self）。由于和创伤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回顾式创伤叙述者已经预知创伤事件，并了解创伤的后果。过去和现在之间是一种类比关系，过去成为现在的一种象征资源(symbolic source)，沉淀在家族、地区、或者历史中的集体记忆已经成为第三代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并决定了他或她的自我认知。

佛特尔（Greg Forter）认为，“历史自身也是一段从来没有停止的创伤，历史事件会侵扰那些即便在地理上，时间上都不在现场的人。”（2007，p. 292）作为幸存者的第三代，创伤叙述者自己没有创伤的直接经历，而只能通过集体记忆，了解自己和过去的联系。正如怀特(Geoffrey M. White)所说，“在各种语境和媒介中某些故事的重新生产是制造集体记忆的一个必要因素。”（2000，p. 504）在记忆的强迫重复下，讲述过去的创伤成为一种道德责任。独白式创伤叙述讲述的是一种失去（loss），创伤对于生活的破坏，造成原有的人际关系、安全感、家庭等失落；而回顾式创伤叙述讲述的是先辈历史传承中的某件事物或意义的缺席（absence）如美国历史中，非裔美国人的祖先几乎都遭受过奴役制的剥削，丧失了公民权和人权。奴隶制和历史上白种人的种族政策造成代际传递中第一代的创伤经历，对后代非裔黑人的身份造成一种固有的品质，奎特（J. Brooks Bouson's Quiet）认为是一种“习得性的文化羞耻”（learned cultural shame）。（2000，p. 4）所以，在莫里森等作家的回顾式创伤叙述中，祖先记忆的历史缺席构成了非裔集体自我身份的本体性的缺失。回顾式创伤叙述讲述上一代的故事，通过记忆重演反思创伤带来的延续性破坏，这种回顾同时也塑造了集体和种族等的身份认同和历史意识。

4结论

正如杜克(Leigh Anne Duck)所指出的，“和过去拥有这种创伤关系的个人，……都在遭遇了某个特别时刻后被孤立，这个遭遇在他们的生活具有毁灭性和私密性，他们不能理解这种遭遇。”（2003，p. 94）创伤的毁灭性打击对创伤患者造成认知障碍和表述障碍，也常常造成听众对创伤叙述的质疑。然而，从叙事角度感知轴进行叙事判断，可以看出，创伤叙述中的情感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创伤记忆中情感特征具有无时性、传染性的特点，这意味着创伤不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每一次创伤回忆过程中被唤起的个体情感反应，都是创伤的再一次返回。同时，创伤情感还具有打破意识和影响他人的能量，对创伤交流中的听众和同一集体造成同情或移情现象。从创伤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来看，创伤记忆的形成、保持和延续分别对应着三种创伤叙述类型，即独白式创伤叙述，见证式创伤叙述和回顾式创伤叙述。独白式创伤叙述着重“我”的故事，见证式创伤叙述传递创伤心理，塑造了“他或她”的故事，回顾式创伤叙述重构了“每个人”的故事。创伤记忆通过代际传递，提供了过去的见证，塑造了具有记忆传递价值的典型人物和创伤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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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2020年第2期

编辑︱郭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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