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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纪学生“游戏式惩罚”的探索与思考

【摘要】中职学生思想素质普遍偏低,违规违纪事件时有发生,德育教育与管理一直就是一大难点。如何正确面对并客观处理学生的违纪,让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并改正错误,是中职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苦心探索的问题之一。我们在课题研究实践过程中获得灵感,采取非强制性的可控性干预手段,对一般性错误和违纪问题的学生实施“游戏式惩罚”,以“不冲突”“不对抗”、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来处理学生的品行问题,取得了“一箭双雕”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中职德育;游戏;惩罚

我们在省级资助金教育科研课题《中职学生常见品行问题的可控性干预实践研究》中提出:在中职学生品行问题教育过程中,抛弃针锋相对的正面强制教育,采用迂回的、教师掌控下的学生活动方式,学生在教师干预下的活动中通过体验——感悟——体验的循环,逐步达到教育目标。

采用非强制性的可控性干预手段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并不是学生有违纪行为时就不进行惩罚了!学生有了违纪行为,除了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和学校规章制度给予相应的处理外,最重要的是必须做好以下几点:认错、受罚、改错。

但是,要让“品”与“行”都普遍不佳的中职学生自觉接受惩罚并“长记性”,又要对别的学生起到“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警示教育作用,这是中职学生德育教育的难点之一。在我们的可控性干预教育方式实践研究中,我们发现,“游戏式惩罚”是突破这个难点的有效方法之一。

“游戏式惩罚”的核心是:坚持“师生不发生正面冲突”和“不用教师权威强行压制”的理念,教师主导游戏规则,惩罚方式由师生共同商定形成“公约”。具体做法如下:

在游戏式惩罚活动中,教师要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游戏的主要方式、规则和基本程序要由教师设计。在我们的实践探索中,用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是“摸牌定惩罚”游戏方式,即:将各种惩罚内容和方式写在纸牌上,受罚学生按“主持人”的安排上台向大家讲述自己违纪事实,按“约定”当众随机摸取数量不等的纸牌,在“监督人”的监督下向大家宣读纸牌内容,由“执行人”按纸牌上的内容和方式执行惩罚,在班会活动结束后,受罚学生要发表受罚感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写在纸牌上的惩罚方式与内容,如果全由学生设定,可能会有出格的隐患;但如果仅是教师“乾纲独断”,学生们又可能对教师设计的内容不感兴趣或难以接受,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活动难以正常进行。在实践中,我们将惩罚内容由师生共同商定形成“特殊公约”,即“教师、学生每人写几条,整理汇总后交班团委干部讨论、筛选、修订,全班表决认可后形成公约,定期修改升级”,这种方式最高效可行。为增加趣味,实践中我们常设一项“本次游戏临时增加的惩罚项目”,师生都可以提方案,一般由上次游戏至本次游戏期间表现最好、为班上挣得班级积分最多的几个同学决定,内容在开始摸牌前由“主持人”宣布。

经过在男生为主的15级计算机班与女生为主的13级幼教19班、17级幼教6班的实践总结,教育效果最好、学生最感兴趣的惩罚内定是“梯级惩罚”,即:先按校纪班规拟定出常规惩罚标准与内容,而纸牌中的惩罚内容,明显高于常规惩罚的、略高于常规惩罚的、略低于常规惩罚的、明显低于常规惩罚的和逃脱本次惩罚的各占20%。违纪学生可选择按校纪班规进行常规惩罚还是参与游戏,选定后不可更改(培养守承诺精神)。由于游戏惩罚的平均水平低于常规惩罚(60%的几率可以减轻处罚甚至完全免于处罚),同时,是否受罚学生都认为不失惩戒之威严,因此,实验班学生均乐意选择游戏方式接受处罚。例如:2015级计算机班男生李进,在家是“男公主”,因翻宿舍围墙被保卫科抓住,使班级积分被扣引起“民愤”,同学知道他平时很怕吃酸味,所以在惩罚内容中临时加入了当众生吃柠檬片的内容,惩罚等级按照“公约”要摸三张牌惩罚三次。虽然最终李进非常幸运地逃脱了生吃柠檬片的惩罚,但他在事后的“受罚感言”中说:面对其中有三张要吃柠檬片的三十张纸牌,再看看水汩汩大片大片的柠檬,口水与汗水都不受控制了,真后悔早先没选择直接按校纪班规重罚,摸牌时整只手臂都在发抖……太吓人了!

违纪学生一旦选择这种由师生共同“作主”制定的惩罚游戏,再“艰难痛苦”也不敢“犯众怒”而只好“按要求办”,这样的方式不但能产生良好的惩戒作用,而且能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信守承诺意识等。

通过近两年的摸索实践,我们总结出了“游戏式惩罚”的几项基本要点:

一、一事一罚,罚完就了结

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们普遍反感教师“犯了一次错,就永远揪住不放,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说”的行为,他们宁愿在游戏中当众“自揭伤疤”“自踩痛脚”接受最重的惩罚,也不愿被“长麻吊线地到处唠唠叨叨”。在研究中,为了更科学地证实我们观察到的这一情况,我们在实验班通过个别询问、实际选择、问卷调查、集体表态的方式对一百八十多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学生都认可“一事一罚,罚完就了结”,反感“纠缠不休、到处宣传、罚了再罚”。所以“游戏式惩罚”一结束,教师应通过总结等方式做好两件事。其一:引导学生把感性的游戏活动升华为对校纪班规严肃性与犯错后如何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置的理性认识层面。其二:告诫大家,违纪同学在完成认、改、罚、赔后,此事终结。从此大家忘记谁因何事受到了什么惩罚,只加深了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

课题组老师观察:这种学生自愿选择接受的“游戏式惩罚”,无论受到的惩罚是轻还是重,“好了伤疤忘了痛”或“因为心理不爽就是要明知故犯”的现象明显减少(明显低于传统的惩罚方式)。

二、适当发动学生广泛参与

实践中,我们一般不单独惩罚违纪学生,而是将他和其他同学集中起来共同参与游戏。这样,学生在受罚时“痛苦感”要少很多,特别是单亲家庭子女、留守儿童等非良好环境下成长的学生,“脸皮薄”,感情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差,个人当众受罚时很可能情绪失控而产生极端行为。与同伴们一起受罚,其心理与行为上会与受罚的同伴协调行动,情绪也容易受众人的裹胁随大流而受到教师的掌控。

例如我校实验班2015级计算机班,班上三十多个学生,只有七名女生,因此在班上很“受呵护”。该班学生徐惠莲,来自离异家庭,是一个漂亮而爱打扮的女孩,任班上团支部书记,好强而敏感,是“女生的头儿”。第一次受罚是因午睡过头旷课,她悄悄求教师“饶一次,这样丢人现眼了以后如何当干部?私下加倍受罚都行”。当月末游戏式惩罚本月违纪行为的“秋后算账”主题班会上,许多平时“很有面子”的同学依次在全班同学的打趣哄笑声中“嘻皮笑脸”地上台,讲述自己如何取得“摸牌资格”、摸取写有受罚内容的纸牌并接受惩罚时,她也扭扭捏捏地在同学们“众星拱月”之下上了讲台,在“老资格”的同学“热情指导”下完成了一系列规定动作。很快,她也成了“老资格”参与打趣哄笑人群中。由于有了“众人”的参与,她惩罚接受了,“面子”保住了,一切都在教师“掌控”之中,没有出现她当初害怕、教师担心的情景,她本人对此次“游戏”印象也格外深刻。此后,教师曾看到她揪住“想逃避惩罚”的牛高马大的男生打趣道:“姐姐我都过得你还过不得啦?”

参与的学生不局限于受罚者,还要有很多“围观群众”,如同班同学、别班来的“特邀佳宾”、教师等。他们不仅来围观,也可以以“主持人”、“监督人”、“执行人”、“记者”等身份参与游戏。有众多没有受罚的学生参加游戏活动,可以形成“大势所趋”而防止个别受罚学生“造反”,同时也温习一次校纪班规,感受一次“违纪必究”。当然,“围观群众”数量和范围要视情况而定,有时为了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而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完成游戏,特别是学生会的干部与高年级的学生,要让他们做完游戏走出教室后依然是“很有面子的好学生”。

三、适时而恰当的“陪罚”

“陪罚”是指没有受罚的学生陪同受罚学生完成受罚动作(是陪同而不是分担),这种行为可以是教师授意的,也可以是同学自愿的。通过实践我们发现:当学生受到重罚时,有同学在身边陪同,“痛苦”感会轻许多,同时他会对陪同的同学与班集体产生强烈的好感,陪与被陪的同学会因此更团结、更容易“荣辱与共”,对班集体产生很强的向心力。

何亮是2015级计算机班一个很傲气的男生,家庭富裕,身高一米八四,白净帅气。他曾在游戏中摸到“将自己所犯错误写在指定的纸板上,举着纸板在学校操场跑十圈”的纸牌,迫于强大的压力,他骂骂咧咧地红着脸开始跑步,当有别班同学前来围观使他很尴尬时,几名同班同学举着书或手机来到他的身边一起跑步,把他与指指点点围观的同学隔开。两三圈下来,有的同学累了走开了,又有别的同学参与进来,一群男男女女举着各类物品一边慢跑一边谈笑风生,何亮再也没有了先前“脸上无光”的尴尬,顺利地完成了处罚。此后,何亮不仅违纪现象少了而且傲气开始明显下降。李铃,一个胆小的女生,是个“手机控”,由于上课玩手机影响了课堂教学被处罚,她在游戏中摸到“向音乐楼门前的小枫树问好并对它朗诵语文课本的所有古诗”。她在事后的感言中说:来到音乐楼下看到有来来往往的同学老师时,羞得无地自容……当几个闺蜜与她一起围着小枫树鞠躬问好,一起轻声朗诵古诗时,感动得差点哭出来……从此再也不给班上抹黑了。

四、“惯犯”与“初犯”区别对待

经过一段时的研究实践,我们发现这种游戏式惩罚有时会让个别抽到特定惩罚方式的学生很为难。比如有个女生在抽到“上交手机一周不能使用”的纸牌后突然失声痛哭,经了解才知道:她父母早年离异,随父亲生活多年不知道母亲的音讯,在入学本校独立生活后的不久前,远嫁的母亲才与她电话联系上,她每晚要定时与母亲通话。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坚持原则”还是“以人为本”?老师学生都认为有必要避免这样两难局面,经过师生充分商讨与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总结出“初犯”与“惯犯”区别对待的方式:每个同学生最初都拥有一次“一换一”与“一换二”机会,如果全学期无违纪并且操行分加分达到一定数额,可另奖励一次“一换一”或“一换二”机会,每个人的机会使用情况由班纪律委员记载,不得转让。所谓“一换一”,就是在游戏中摸了纸牌后可不执行纸牌上的惩罚内容另外再摸一张,选择执行两张纸牌中最轻的惩罚内容;“一换二”就是再摸纸牌时要摸两张纸牌,同时执行两张纸牌上的惩罚内容。对于有这种换牌机会的“初犯”,由于再摸时先摸出的纸牌已不在其中,所以避免了自己不想接受的惩罚内容,对于这样的机会已经用完的“惯犯”,则是“咎由自取”。

五、给“坏人”做“好人”的体验

2015级计算机班的男生汪凯,向来就是众人眼中标本似的“坏儿童”,曾经因为没做作业被处罚而在教室里与班主任耍赖,高大帅气的小伙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红着眼、流着泪、拍着课桌双脚跳,一边高声吵闹,一边放声大哭,同学们都觉得“这种人渣就是做这种事的”。有一次他“不小心”做了点好事,当上了一回“执行者”。猛然间“罪犯变警察”,他竟然破天荒地认真做了“备课”:一向鸟窝一样的头发理得整整齐齐,还穿了不知是谁的干净校服,整个过程中一本正经地用普通话大声讲话。事后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地说:“比受罚的同学还紧张,但是这感觉太好了!”同学们戏称这“不是杀鸡儆猴,是猴子拿着刀儆着了鸡”。老师以此为契机给了他更多这样“不小心”的机会。现汪凯早已不是当年的“坏儿童”,正在积极准备参加2018年的中职生对口大专升学考试。

这种受罚与没受罚的学生在同一个游戏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箭双雕”情况,是我们在“游戏式惩罚”实践中偶然发现的。经过反复的实践与总结,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通过这种“老师不是在说我”的游戏方式给一些自暴自弃的学生(这种学生在中职生中占的比例较大)以“成功人士”的体验,往往比“正襟危坐、苦口婆心”更能打动学生的心灵。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是对象,最适合这种方式进行教育的学生有:包括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的学生、被主流群体边沿化只好通过捣乱等方式来吸引眼球刷取存在感的学生。

其次是方式,要让学生在一开始时感受不到是老师的运作才让他有这样的机会,在游戏中担任的“好人”角色也要为他“量身定做”,千万不可让他在游戏中搞砸了而打击了信心。

最后要适时加固、系统引导。对学生品行的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要指望一两次这样的活动就能使一个后进生养成优良的品行,要注意学生在每一次活动中的表现、活动后的变化,适时进行多种方式的干预。

“游戏式惩罚”只是我们在《中职学生常见品行问题的可控性干预实践研究》大框架下正在探索的对违纪学生进行惩罚方式中的一种,还有许多不成熟、我们正在努力完善的地方。如前文所言,对于严重违反上级规定和校规校纪,且态度恶劣的学生,仅仅用这样的“游戏式惩罚”是显然不妥当不服众的,必要时仍然要学校以强制性手段给予纪律处分。我们实践的可控性干预教育方式中的游戏式惩罚,坚持的是惩罚为手段、教育是目的的原则,适用于一般性错误或者违纪处理。这种“不冲突”“不对抗”、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来处理学生的品行问题的教育方式,时常能将一些“火药味”“血腥味”很浓的教学内容以“很温馨”“很圣洁”的形式地处理下来,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并能衍生出一些意外的惊喜。

文章来源: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李万轩 李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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