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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语言学视角下的口译实证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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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4:17

1. 引言

口译不仅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对源语表述进行一次性呈现”的翻译形式(Pchhacker 2004：11)，同时也是一项认知负荷极大的言语任务。口译行为至少涵盖了以下几个过程：对不断输入的源语信息进行听辨理解；将获得的源语信息存留在工作记忆底板上，同时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从大脑中提取目的语的句法、形态、音系等对应物，参照源语信息进行编码；将编好码的内容转换为目的语措辞；压抑源语发声并用目的语执行语音发声任务(Christoffels, et al.2006; Elmer, et al.2010; Klein, et al.2018)。这些过程都是在极短暂的时间内(通常以毫秒或秒计算)完成的，因此，从心理和认知角度来看，口译活动无疑是强度极大的认知任务。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细微的认知特性才使得口译活动成为探寻人类语言心理加工机制的重要窗口。

常规的口译研究范式多偏重译员以及口译活动涉及的外在表现或各类现象。比如Seleskovitch & Lederer (1962)的释义理论，或多或少地回答了译员是怎样将源语语码翻译为目的语信息的问题。尽管她们提出了脱离言语形式这一口译策略，强调译员该如何从事同声传译，但是这一理论本身并没有直接回答译员在加工某个句子甚至单词时有哪些心理活动等类似的认知问题。这一理论本质上与其说是客观描述，不如说是研究者从自身理解的角度作出的规定性指令教导。随着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研究人员把在这两门学科中被普遍实践的实验范式引入口译研究领域。如通过比较译员在执行发声口译任务和普通情况下的数字记忆广度，研究人员发现发声抑制会大大减少临时记忆的存储量(Chincotta & Underwood 1988)；将工作记忆测试与口译测试相结合，研究人员得出译员的专业技能优势未必能推广至其它认知领域的结论(Liu et al.2004)；通过比较新手译员和专家译员在简单和复杂认知任务中的表现，研究人员发现两者在简单任务中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而新手译员却在各项复杂任务中的表现优于专家译员(Kpke & Nespoulous 2006)等等。尽管如此，心理语言学范式下的口译研究在本质上仍属于“黑箱”法，即通过输入和输出推断被试的认知加工机制，未能直接抵达语言如何加工这一本体问题的核心。而神经语言学的兴起，特别是神经影像技术的成熟，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个“黑箱”的某些方面，为人类认识口译活动的本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2. 神经语言学研究范式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神经语言学起源于19世纪的失语症研究(Phillips & Sakai 2005)。法国医生布洛卡于1861年首次报告一例失语症患者，该患者的智力和言语理解能力均为正常，却只能说出一个无意义的音节“tan”。对该患者的大脑解剖发现，其左额叶第三卷曲处受到损伤(Broca 1861)。在获得更多证据之后，布洛卡提出了人的语言是由左脑控制(Broca 1865)这一论断。不久，德国神经科医生韦尼克发现了另一种失语症现象，即患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完好，却无法理解所听到的话语(Wernicke 1874)。这两个脑区后来被证实与人类语言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即今天所熟知的布洛卡区(Broca’s area)和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早期神经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于非正常语言现象或语言障碍，多由专业医生完成。虽然这种研究模式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揭示了存储不同语言的具体皮层区域(Ojemann & Whitaker 1978; Rapport et al.1983)，但其局限性在于它无法探知正常人群的语言生成和加工机制。

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使得基于正常人群的实验成为可能，极大拓展了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边界。神经影像按其技术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测量大脑活动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包括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简称EEG)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简称fNIRs)。这类影像技术有着出色的时间分辨率，其中EEG更能捕捉毫秒级的大脑活动，提供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简称ERPs)和神经振荡(neural oscillations)等方面的分析；而fNIRs则因其对头部运动不敏感特性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场景。另一类测量大脑活动的空间位置，包括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等，具有良好的空间分辨率，通常被用来定位语言所在脑区，但缺点是对头部移动极为敏感，因此这给实验设计带来了很多限制。这两类影像技术并非完全对立，EEG和fNIRs也可用于脑区定位，只是空间分辨率不高。同样，PET和fMRI虽然定位精准，但时间分辨率不高。

3. 神经语言学视角下的口译实证研究分析

3.1 基于EEG的口译研究

EEG是最早被用于研究口译的神经影像技术，而神经振荡则是最早的分析重点。Petsche et al.(1993)让3名职业德-英双语译员先后进行同声传译、跟读、听音乐、做算数等认知活动，并同时记录她们的脑电情况，但研究人员只是让被试在脑海中进行这些任务，并无任何实际输出。结果发现，翻译主要引起了颞叶β段激活(24~32 Hz)，且译入二语比译入母语会引发更多的右脑激活。Kurz (1995)复制了这一实验，结果如出一辙。Petsche & Etlinger (1998)后来将样本扩充到10位译员，进行了同样的实验，也得到类似的结果。Grabner et al.(2007)研究了13位德-英双语者在L2-L1单向词汇翻译任务中的神经振荡情况。他们设置了高低频英语词汇，并让被试在最短时间内在电脑中输入其德语同义词。实验结果显示，与高频词相比，低频词的翻译引发了300~600ms窗口上更大的θ段(4~7 Hz)激活；同时，高频词与低频词的差异还体现在α段(8~15 Hz)上沿和β段。研究人员由此认为，翻译以及L1语义处理与α段和θ段振荡有关。这些早期研究一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但另一方面研究设计存在的问题也明显：一是样本量太少；二是“无声口译/无声跟读”“打字输出”的实验设计理据有待检查。

除了早期的振荡分析之外，研究者在口译的ERP分析方面也取得了进展。Janyan et al.(2009)对22名保加利亚语-英语双语者开展了视觉呈现的逆向单词发声口译，设置了两大变量同源词和非同源词、实词和虚词共四种实验条件。研究发现，对同源词口译诱发了N400成分的偏移，且在中颞叶处(centro-temporal regions)最为显著。而实词效应则只与同源词有关，且引发了更多的右脑激活。这项研究首次采用了发声口译的实验设计，更加接近真实的情况，是一个大突破，带动了其后很多研究范式的转变。Christoffels et al.(2013)在脑电环境下对57名荷英双语者先后进行了双向单词发声口译实验和双语图片命名实验，实验材料均为语际同形异义词，并伴有对照组。结果显示，大脑在刺激输入后200ms时即开始区分口译方向性，并在300ms时激活了单词意义。此外，在L1-L2方向口译中，P2成分显示了更多的正波，而在L2-L1方向口译中，N400展现出了更多的负波，如图 1所示：

Jost, Radman,Buetler & Annoni (2018)设计了更加丰富的口译任务，以发声口译的形式测量了15位法-英双语者的ERP和脑区激活情况。实验任务包括L1-L2单词口译、L2-L1单词口译、L1语内单词联想和L2语内单词联想。结果显示，口译与单词生成任务在-100~1ms、24~104ms、129~203ms和424~630ms这四个时间窗口内的脑电效应差异最大。研究者认为424~630ms的窗口反映了口译与单词联想在形式编码方面的差异。他们也发现，逆向口译(L2-L1)要比正向口译(L1-L2)容易，因为后者激活了更多脑区。虽然这一结论被多方印证，但也不是没有受到挑战(Dottori et al.2020)。

除了对口译任务本身的实验，也有测试职业译员在执行其它语言任务时的EEG研究，包括词汇和句子这两个层面。在词汇层面，Vigil-Colet et al.(2000)对24名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双语者进行了词汇辨认实验，并记录了被试的ERP。被试先后在屏幕上看到由L1和L2单词组成的词对(word pair)，并被要求判断这两个词是否为翻译对等词。结果表明，第一个词诱发了峰值潜伏期为250ms的正成分，即P300，而对于第二个词来说，高频词比低频词诱发了更为显著的P300；翻译词比非翻译词诱发了更加显著的P300，非翻译词还诱发了N400成分。另一项类似的研究(Moldovan et al.2016)对24位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双语者进行了词汇翻译辨认任务测试，分析了被试的ERP。研究者区分了近义词、无关词和形近词这三种不同的情况。结果表明，近义词的翻译辨认触发了N400成分，而形近词却触发了500~700ms窗口内的晚期正成分。可以看到，非翻译词和近义词都触发了N400成分，这表明该成分或与词义有关。为此，Elmer et al.(2010)对11名德-英职业译员和11名非译员对照组进行了听觉通道的词义判断测试。被试先后听到两个L1单词(称为GG条件)、两个L2单词(EE条件)、一个L1和一个L2单词(GE条件)、一个L2和一个L1单词(EG条件)并需要判定两个词是否语义相符。对被试的ERP分析揭示，在GG、EE和GE条件下，两组存在N400成分上的差异，职业译员在300~400ms窗口内的N400幅度更大。研究者认为，口译训练使得职业译员对语内和语际语义加工的敏感度发生了变化。后来，他们(Elmer& Kühnis 2016)又循此模式重复进行实验，并事先推测，有一组被试在预测词汇发音时会更为显著地激活背侧流(dorsal stream)，因为前述研究(Elmer et al.2010)表明口译训练会影响译员对语义加工的敏感度。实验结果证实：职业译员对于背侧流的激活更早、激活强度也更为显著。据此，他们提出，职业口译训练会导致左听觉相关皮层(left ARC)和布洛卡区自动性的共同激活。

Dong & Zhong (2017)探究了口译经验对抑制和早期注意加工能力的影响。虽然他们采用的是非语言类的抑制任务，但也发现口译经验的增加会带来早期注意加工和监控的优势，具体体现在N1和N2成分上。Klein et al.(2018)对16名职业译员和16名非译员对照组进行了睁眼放松状态、闭眼放松状态和单词记忆-辨认等任务条件下的EEG实验。结果表明，跟对照组相比，职业译员在睁眼时的EEG信号显示出了更强的低α段功能连结状态，且分布在双侧腹额区和额背区(bilateral ventral and dorsal frontal regions)。据此，研究者认为，口译训练增强了这两个区域内的神经元的联系，并指出α段活动与皮层抑制过程有关。

在句子层面的实验中，Proverbio et al.(2004)比较了11位多语职业译员和非译员在句子完型任务中的ERP数据。他们设置了单语句和双语混合句，发现在L1-L2混合句中语义违例词诱发了最为显著的N1和N400成分波动。结合被试的语言背景，他们认为，这些结果与二语习得的年龄有关。范家铭(2013)考查了不同组别汉-英双语者在句子层面双语加工的ERP状况。结果发现，与学生译员相比，职业译员在预测语义相符句时左脑N400波幅有所减弱，如图 2所示：

图 2 不同组别被试在句子层面语义预测时的ERP情况数据取自FZ、CZ和PZ三个电极(范家铭2013)

总结起来看，基于EEG的口译研究主要区分了口译方向性的问题，即绝大多数实验结果都发现逆向翻译(L2-L1)比正向翻译(L1-L2)的认知负荷要低。此外，α段(8~15 Hz)振荡、θ段(4~7 Hz)振荡以及N400成分也被发现与口译紧密相关。

3.2 基于fMRI的口译研究

fMRI因其对头部移动非常敏感的技术特征，很晚才被用于口译研究。Lehtonen et al.(2005)首次在fMRI环境下对11名芬兰语-挪威语双语者开展了无声句子口译和语义决策实验，发现口译激活了左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左基底核(left basal ganglia)。他们认为左额下回的被激活与语义提取有关，而基底核则负责抑制竞争性反应。之后，Hervais-Adelman et al.(2015)实施了一次基于fMRI的口译实验。作者招募了50位多语者，让他们依次完成句子听力、发声跟读和发声同声传译三项任务，并记录被试的fMRI数据。结果显示，不同的言语任务激活了不同的脑区，既有不同，也有重合，如图 3所示：

图 3 听力、跟读与同传各项任务所激活脑区的差异

PL表示听力，SH表示跟读，SI表示同传。脑区定位采用MNI坐标。缩写：pOp = pars opercularis; pOr = pars orbitalis; PTr = pars triangularis; alns = anterior insula; ICd = left caudate; pSMA = presupplementary area; SMA =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ACC =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Cru1 = Crus 1 of cerebellum; CerVI = Cerebellum lobule VI; rCd = right caudate; STN = subthalamic nucleus; GP = globus pallidus.(Hervais-Adelman et al.2015)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同声传译，较之于跟读，额外地激活了左内侧前额皮质(mPFC)和眶额皮质(mOFC)。结合不同的任务特点，作者提出，尾状核(caudate nucleus)与宏观语义-词汇选择和控制有关，而壳核(putamen)则负责言语产出的即时调控。这项研究不仅样本量大，任务设置也科学合理，而且结果较为详尽，数据丰富，非常有参考价值。Elmer (2016)循此模式，对5名德-意双语职业译员进行了发声句子跟读和同传测试，并扫描了他们的fMRI。实验结果揭示，与跟读相比，逆向口译激活了额下回三角部(pars triangularis)，而正向口译则激活了左前岛叶(left anterior insula)。Elmer由此认为，额下回三角部是同声传译的核心区。Zheng et al.(2020)专门比较了正向翻译和逆向翻译之间的差异。他们招募了25名汉-英双语者，并让其先后进行L1句子朗读、L2句子朗读、正向句子发声视译和逆向句子发声视译任务。通过比较正确率和fMRI数据，研究者发现，正向翻译的正确率要显著低于逆向翻译，且激活机制也有显著性差异。具体地说，正向翻译引发了更强的语义中心(左前颞叶)-注意/警觉网络的连结，而逆向翻译则引发了语义中心-右丘脑之间的连结。研究者指出，正向翻译更难的原因在于其所引发的网络连结涉及更高级的语义和注意机制重合，而逆向翻译的网络则包括了更多的自动化机制。这一有关左前颞叶的发现呼应了Correia et al.(2014)的翻译对等词响应研究，即左前颞叶是语义-概念组织的枢纽。

在与口译相关的fMRI研究中，Elmer et al.(2014)横向比较了12位职业译员和12位非译员多语者的脑结构。研究发现，译员在左中前扣带回(left middle-anterior cingulate gyrus)、双侧额下回三角部、左岛盖(left pars opercularis)、双侧岛中部(bilateral middle part of the insula)以及左侧缘上回(left SMG)等处的灰质体积较小。为了确定这些脑部生理变化是否是由口译训练造成的，Hervais-Adelman et al.(2015)比较了19位口译学员在经历15个月口译集训之后大脑的变化情况，发现尾状核的激活越来越少Hervais-Adelman, Moser-Mercer,Murray & Golestani (2017)随后又扩大了样本容量，扫描了34位口译学员在15个月口译训练前后的脑结构，并与33位非译员对照组的脑影像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口译训练增加了口译学员的皮层厚度，主要集中在左后颞上回(left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gyrus)、缘上前回(anterior supramarginal gyrus)、颞面(planum temporale)、右角回(right angular gyrus)、右背运动前皮质(right dorsal premotor cortex)和右顶叶小叶(right parietal lobule)。

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口译训练引起了左脑上部相关脑结构的生理变化。Becker et al.(2016)测试了职业译员和非译员在两种任务范式下的脑活动，一种是颜色-图形交叉辨别任务；另一种是双重任务范式，即被试同时接受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并按照相应指令做出按键反应。实验发现，与非译员相比，职业译员在左侧额极(Brodmann’s area 10)显示出更多的灰质, 且与左额下回、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有着更强的连结。研究者因此认为，译员在认知类的任务中具有优势。Van de Putte et al.(2018)整合了历时性研究和转换任务这两种范式，运用fMRI和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扫描了一组口译学员和一组翻译学员在9个月的口译/翻译训练前后的脑影像。在影像扫描时，作者让被试执行颜色-图形转换任务、言语任务和无关信息抑制任务，结果表明，口译学员在转换和抑制两项任务中多激活了右角回、左颞上回(left superior temporal gyrus)，且在额叶-基底核网络以及小脑-辅助运动区网络中呈现出更为紧密的结构性连结。研究者进而指出，额叶-基底核网络与语言特有的认知控制有关，而小脑-辅助运动区网络则与语言控制有关。这种转换/选择机制似乎也与语言水平有关，例如Mouthon et al.(2019)考查不同水平的翻译系学生在双语图片命名中的表现时发现，二语水平和语言选择的脑机制有着显著的关联性。

各项基于fMRI的研究都表明，虽然与口译相关的脑区和脑结构复杂多样，但是只有某些脑结构部位被多次提及，例如额下回三角部、背侧区域、缘上回等，这为今后更加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3.3 基于PET的口译研究

基于PET的口译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对口译活动所涉及的脑结构定位有所贡献。Klein et al.(1995)首次对16名英-法双语者进行了词汇口译及相关任务的PET实验。被试首先听到一个单词(L1和L2均有)并重复它，随后会听到另一个英语单词，并需要说出它的近义词、音近词以及法语对应词，最后则要听一个法语单词并说出它的近义词和英语对应词。结果显示，语内词汇生成任务激活了下额叶皮层(inferior frontal cortex)和后背外侧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frontal cortex)；正向翻译比重复L1词汇多激活了左壳核，但逆向翻译却无此现象。研究者认为，左下额叶区域与词汇检索和通达有关，但没有参与语义加工。随后，Price et al.(1999)对6位德-英双语者进行了无声词汇阅读和词汇翻译的PET实验，并将词频和方向性设置为变量。结果发现：1)翻译比阅读多激活的脑部区域包括：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壳核，尾核头部(head of caudate)，左前岛叶(left anterior insula)，左侧和内侧小脑(left and medial cerebellum)和辅助运动区(SMA)；2)阅读比翻译多激活的区域包括：额内侧上回(medial superior frontal gyrus)，左颞叶中部皮层(left middle temporal cortices)，左颞顶后区(left posterior temporoparietal region)和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3)低频词针对性地激活了右小脑(right cerebellum)，而高频词却没有专门对应的区域；4)翻译方向性对激活的脑域范围没有影响；5)双侧壳核和尾核头部在翻译中激活最为显著。虽然这项研究设计精巧，结论丰富，但采用的还是前面提到的“无声口译”这一模糊的实验设计，因此，其结论信度值得进一步探究。

鉴于此，Rinne et al.(2000)改进了实验设计，扫描了8位芬兰语-英语职业译员在执行双向发声同传和跟读任务中的PET影像。他们发现，逆向翻译与二语跟读相比，引发了左前运动皮层(premotor cortex)和背外侧激活；而正向翻译与L1跟读相比，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左额叶激活，而且激活面一直延伸到左下颞叶(Brodmann’s area 20/28)(可参见Tommola et al.2000)。这项研究是首次在PET环境下开展的听觉通道句子发声的口译实验，其结果应该有更高信度和效度。

总结起来看，PET环境下的口译研究呼应了fMRI的研究结果，如它们都发现了壳核在翻译活动中被激活这一现象。但此类研究数量太少，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体系，只能与fMRI互为补充。

3.4 基于fNIRs的口译研究

与EEG相比，fNIRs被用于口译研究更晚。而且到目前为止，fNIRs全都被用于口译的脑区定位，而其原本具有的时间分辨率优势却没有得到发挥。Quaresima et al.(2002)对8位荷-英双语者进行了fNIRs环境下句子双向发声口译、语言转换和句子阅读测试。结果显示，口译任务专门激活了布洛卡区，且与翻译方向无关。这一实验之后，时隔16年，fNIRs这一手段才又被用于口译研究。Lin et al.(2018)利用fNIRs探究了三种不同口译策略所引发的脑活动情况，即直译、重复以及意译。他们招募了10位母语为汉语、且英语熟练的双语者。实验以视觉呈现、发声口译的方式进行。结果显示，与重复相比，直译使得脑节点之间的连结更加紧密，而意译比直译引发了更为密集高效的脑节点连结。研究者因此认为不同口译策略有着不同的深层神经机制。此外，直译比较集中地激活了布洛卡区，意译激活了更为广泛的左前额皮层(left prefrontal cortex)，而重复则对这些区域没有明显的激活(Lin et al.2018)。

Ren et al.(2019)对11名中-英双语者开展了fNIRs环境下中英词汇双向发声视译和双语词汇朗读实验。他们发现，与英译中相比，中译英激活了布洛卡区，而且显示出更强的脑节点连结；中译英相对于朗读中文词，更多激活了下脚后区(retrosubicular area)；而英译中比朗读英语词，更多激活了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研究者还比较了中译英与朗读中文词之间的差异，英译中与朗读中文词之间的差异，发现并无显著区别，他们认为这是由中文的表意属性造成的。要言之，fNIRs环境下口译研究都集中在脑结构空间定位领域，与fMRI和PET相比，并无大的突破。如前所述，fNIRs在时间分辨率方面具有优势，且对于头部移动具有很高的容忍度，这就使得它具有更多的实验设计可能性。因此，利用fNIRs测量口译时间维度的大脑活动亟待加强。

4. 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一些建议

神经语言学框架下的口译实证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实验方式问题。不论是哪种影像技术，最初应用于口译研究时都要求被试执行“无声口译”。诚然，多数设备对于头部移动十分敏感，这使得研究者不敢贸然进行发声口译实验。但无声口译、打字回应等方式明显不科学。即便发声口译会产生噪音，后续的数据处理也可以将噪音剔除。如今，在上述影像设备中进行发声口译都已被证明是可行的，因此，以后的实验不应采取“无声口译”的方法。第二是实验材料选择问题。基于神经语言学的口译实验中，单词口译占绝大多数，很少有涉及句子口译的实验。一方面，这不符合真实的口译情况，另一方面，单词口译的脑机制与句子口译的脑机制并不相同(García 2013; Klein et al.1995; Muñoz et al.2019)，前者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推广至宏观口译行为整体，因为它不涉及句法加工、语义整合、产出修正、产出监控等更多的言语产出特性。第三是实验材料呈现方式问题。现有的研究大多采用视觉呈现方式，但在真实的口译场景中，译员大多都是通过听觉通道接收刺激。实际上，大多数视觉通道呈现刺激的实验都是视译，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口译。鉴于此，以后的研究应谨慎区分这两种翻译方式，需要对材料呈现的方式加以详细说明。第四是被试选择问题。以Hervais et al.(2015a; 2015b)为代表的几项研究，招募的都是多语者，但他们研究的却是两种特定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是：探究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为何要以多语者作为被试？研究者并未对此理据详细说明或解释。第五是语对选择问题。现有研究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印欧语系内部语言之间的互相翻译，即表音字母语言之间的互译，而选择远距离语对的口译研究非常匮乏，如很少有把汉语-英语语对作为研究对象的。跨语系语言之间翻译的脑机制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需要开展更多的不同语言之间的探索(Muñoz et al.2019)。

5. 结语

本文梳理了神经语言学视角下开展的口译实证研究，综合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双语者的两种语言有着相同的神经基底，不存在专门的“母语区”“外语区”或“翻译区”，但背外侧前额皮层(DLPFC)在口译中的激活最为常见、N400成分在口译相关电位中最为显著；2)正向翻译(L1-L2)比逆向翻译激活了更多的脑结构，因此也更难；3)口译训练或口译经验/专技会引起某些脑区的结构性(e.g.灰质增多)和功能性(e.g.ERP成分波幅减弱)变化；4)职业译员在口译任务中展现出来的认知优势并不能推广至其它认知任务，它是特有的、与专门技术相关的；5)有学者提出口译过程实质上是不同的大脑区域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不同的神经回路来执行包括言语激活、抑制、发声、句法整合在内的一系列复杂任务。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神经功能层面，尤其是振荡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将时间-空间测量手段结合起来(如同步EEG-fMRI技术)，对口译行为进行新的探索。总之，基于神经语言学的口译研究为更加精准了解人脑语言加工所涉及的结构部位或区域，以及几个区域的协同反应-功能性特征，尤其是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切换所牵涉的大脑工作机制和功能性特征，提供了更多透明的生理和认知心理证据。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口译研究亦是通往人脑语言功能特征理解的一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