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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婕：德育研究科学化何以可能：来自神经科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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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4:17

▲曾文婕

［作者简介］曾文婕，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广州510631）

[ 文章来源 ]《教育研究》2021年第7期，第94-102页。

［摘要］神经科学的新成果，为德育研究科学化何以可能带来诸多启示。就因何可能来看，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德育研究科学化相继经过实验科学阶段的孕育和心理科学阶段的催化，在神经科学时代得以奠基。就为何可能而论，关键在于创建道德学习神经科学，深刻揭示道德学习的神经激活、环路生长与网络形成规律；发展文化取向的德育学，重点关注为造就个体特殊的神经环路进而培育道德脑提供适宜的经验与机会。就如何可能而言，德育研究科学化呼唤发展超学科研究范式，基于神经科学在道德脑功能定位上的“精准”特性以及“神经环路发育”、“神经介导作用”和“神经测量创新”三大原理，结合德育课程精准化等主题，提出“如何发现并应用道德学习激活神经活动进而造就神经环路的规律，研制精准德育课程以优化道德脑”等一系列的新研究问题，并使用无创无介入探察人脑神经活动的新研究工具与相关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同时，德育研究科学化需要吸引德育实践者加入其中，也需要创新政策以便提供相应的有力支持。

［关键词］德育研究科学化；道德教育；道德学习；神经科学；德育课程

[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以学习为中心的评估理论建构研究”（课题批准号：BHA180125）的研究成果。

教育在承担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正在拓展德育科学化路径。然而，德育科学化在学理上还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情感主义理论强调情感在形成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拒斥科学理性；另一方面，知性唯理论长期否认情感可以帮助生成道德规范和提升道德思维，导致人们拒绝这种“冰冷”的德育科学化。归根结底，德育科学化是要将德育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这又需要通过德育研究的科学化来予以保证。近年来，新兴的神经科学率先揭示出理性与情感在大脑中融合的神经机制，［1］证实了道德行为与道德心智的大脑基础［2］。神经科学的新成果，为德育研究科学化何以可能带来诸多启示。本文分别从历史发展角度对德育研究科学化因何可能进行合法性分析，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德育研究科学化为何可能进行合理性分析，从方法论意义上对德育研究科学化如何可能进行适当性分析。

一、德育研究科学化因何可能

德育研究科学化因何可能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关涉正当性的基础与来源，主要蕴藏在历史发展趋势之中。［3］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德育研究科学化相继经过实验科学阶段的孕育和心理科学阶段的催化，在神经科学时代得以奠基。

（一）实验科学阶段的孕育

无问中西，德育及其研究都深受关切。众所周知，近代科学诞生以后，慢慢渗入德育领域。考察教育史可见，德育研究科学化肇始于实验教育学运动。文献记载，实验教育学很早就发端了。比如，17世纪末期，英国自然哲学家波义耳（Boyle，R.）就把实验方法引进教育。［4］到了19世纪初叶，赫尔巴特（Herbart，J.F.）在论文《论对世界之审美描述是教育的首要工作》开篇就宣称：“我们可以将教育惟一的任务和全部的任务概括为这样一个概念：道德。”［5］这样，真正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教育。赫尔巴特致力于建立科学教育学，可以说，德育研究科学化的诉求从这里开始就有所显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发展深受科学主义思潮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传统教育理论更是遭到严肃批判。针对以往的教育理论只是伦理目的的构造或个人经验的集合而缺乏科学依据的问题，一批教育家主张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研究教育问题，提倡采用实验法，以实验数据作为改革课程与教学的依据，超越过于偏重思辨的伦理目的论的教育研究传统，从而开创了“实验教育学”先河，孕育出德育研究科学化的萌芽。

实验教育学既在欧洲和美国引发巨大回响，也在亚洲得到广泛传播。德育研究科学化的实验科学阶段，为融入实验教育学的德育研究积累了珍贵的思想财富，主要有科学性、多学科性和实验性。科学性在19世纪上半叶就在德国得到申明，教育学作为道德教育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教育科学的问题与答案，颇为特别地镶嵌在具体的有关道德的观点之中。［6］多学科性是指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教育学并非一种完全的新创造，而是实验心理学、儿童研究、病理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生成的产物。但是，它与其他学科如此相关的事实，并没有剥夺它的独立性。［7］对实验性的深入认识，则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针对先前有人强调实验教育学要运用实证方法而否定心理学层面的实验，杜威（Dewey，J.）建立了经验自然主义的经验概念，据以提出和阐明经验的实验科学原理。“逻辑的结果是一种崭新的经验与知识哲学，一种不再把经验和理性的知识与解释对立起来的哲学。经验不再仅仅是对过去或多或少偶尔所做事情的总结；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掌控，掌控会对我们产生什么而去做什么，掌控为了获得尽可能丰富的建议而去做什么，掌控工具去检验建议的有效性。”［8］当尝试不再被冲动或习惯所蒙蔽，当它为一个目标所引导、为测量与方法所引导，它就变成了合理的、理性的。实验科学，意味着把过去的经验作为心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的可能性，意味着理性在经验中运作而不是超越经验，从而赋予经验以智慧或理性的品质。经验并非纯粹的认知，它内在地包含着积极的认知与情感的阶段，这就完成了认知与情感的“一致性重组”。［9］由此，传统二元论造成的种种分裂得到弥合，实验与经验、理论与实践以及认知与情感之间的连续性得以建构。

（二）心理科学阶段的催化

实验教育学为德育研究科学化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是，受当时实证主义取向及物理学与生物学实验室实验方法束缚，实验科学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胡塞尔（Husserl，E.G.A.）专门分析过，传统实证主义并没有像它所声称的，已为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奠定一致性基础，“因为它至少还有三个重要的问题无法处理”［10］。第一，传统实证主义在自身合理性辩护中，提供的理由通常都是为了寻求知识的一致而坚实的基础，这就走向了作为其对立面的理性主义。第二，传统实证主义的原子论偏见，限制其为普遍问题提供一致性的解决方法。第三，传统实证主义所接受的经验理论由于存在高度选择性必然导致理性假设陷阱。总之，“传统实证主义未能在它设定的经验范围内为自己进行辩护”［11］。其所给出的合理性辩护实质上是理性主义的，而非实证主义自身的。而且，那时流行的物理学实验范式，仅仅观照物质世界；流行的生物学实验范式，关键技术是介入性的，甚至是创伤性的。它们是德育研究绝对不能采用的。针对理念与技术的割裂，传统实验心理学孕育出行为主义科学心理学。桑代克（Thorndike，E.L.）率先将动物学习研究技术迁移到儿童青少年学习研究领域，创建了分支学科“教育心理学”。［12］随后，浸润着道德关怀传统的教育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多个分支，既有观照学习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又有观照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还有观照儿童道德等的发展心理学。德育研究科学化进程就在20世纪进入了心理科学阶段。

德育研究科学化在这一阶段呈现出学习问题聚焦、认知心理深化、道德发展凸显以及非实验性实证方法主导等特点，产生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均爆发于欧洲，一方面迟滞了欧洲心理学发展，从而让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一枝独秀；另一方面大批欧洲心理学家到美国避难，又给欧洲大陆传统与英美传统的心理学流派融合创生带来机遇。众多持有异见的心理学家对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学习”进行“集中围剿”，但是，各种围绕学习开展的心理学研究及其证据，在敲响行为主义“丧钟”的同时，却让行为主义提出的学习问题成为包括德育心理学在内的整个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持久焦点。诸多研究之中的学习问题已经突破行为限制，深化到心智组织层面的信息加工过程。在心理学信息加工理论发展过程中，“‘认知’这一术语很偶然地被用来描述这种心理学，以构想一个活生生的人类有机体在环境中对信息进行操作的概念”［13］。认知心理学在实验性实证方法论发展中，还借鉴计算机科学的理论结构，涵括算法、速率、信息组织和信息选择等，［14］从而历史性地与计算机乃至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结成联盟。与此相对应，皮亚杰（Piaget，J.）在认知心理学中彰显儿童道德判断的认知发展，冲破实验室实验方法的限制，突出观察法的使用。［15］科尔伯格（Kohlberg，L.）发展了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研究。一方面，重视非实验研究方法，使之在德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他开发公正社区课程，使用道德两难情景与道德判断任务，扩展观察法中的多层次提问、对话与讨论，实施道德判断测量，形成著名的“科尔伯格道德判断访谈法”［16］；另一方面，深化道德认知发展研究问题，创新出道德认知发展阶段论。

道德认知发展阶段论在英美与欧陆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及阿拉伯国家得到传播，广泛而深远地促进了德育及其课程改革。然而，该理论祛除了神学给道德修养笼罩上的诡谲面纱，却排斥了蕴含道德价值的情感等要素，这就误导人们将复杂的德育还原为狭义的“道德判断的认知发展”，拒斥和剥离了道德活动中的情感投入，使人异化为“认知主宰”的理性单面人。

（三）神经科学时代的奠基

随着对道德认知发展阶段论的批评与质疑越来越多，道德情感发展的理解把握问题凸显在研究者面前。这可以带来道德发展理论的丰富，寻找到促进儿童道德发展的情感维度的方法。［17］与之呼应，神经病理学在20世纪末报道了一系列案例，揭示大脑额叶受损患者“高道德认知能力”与“反道德或反社会行为表现”之间的分离性，进而突出了介导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道德情感概念，生成了道德情感的大脑皮层基础与神经机制的科学假设。21世纪伊始，《科学》杂志发表情感参与道德判断的大脑神经机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证据。［18］德育研究科学化的神经科学时代，不期而至。学者们开始借助神经科学的视角和技术，探索人的道德心理活动及相关外显行为的神经网络与环路基础，强调道德功能中情感和良好直觉对道德决策功能的深远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并将其与道德认知推理整合，建构起“道德发展的神经整体模型”。［19］这样，神经科学、心理学、道德伦理与教育在超学科层面有机整合，不仅超越了人们对道德及德育的传统认识，而且为创新德育研究的科学化路径开辟了新视野。

这一新视野里，已孕育起神经存在主义（neuroexistentialism）哲学思想。它既超越尼采（Nietzsche，F.W.）存在主义基于上帝的无所不知使道德得到保障的渴望，也超越萨特（Sartre，J.P.）存在主义基于提升共同利益的世俗愿景以保障道德的诉求。神经存在主义秉承科学祛魅的渴求，汇集一批世界领先的哲学家、神经科学家、认知科学家和法律学者在超学科层面探索什么是道德、爱、情感、自主、意识、自我、自由意志、道德责任、法律、刑罚的本质以及人生的意义与目的。［20］

二、德育研究科学化为何可能

德育研究科学化为何可能的问题，主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合理性问题。“任何理论学说都有某种本体论承诺，是指知识借以构筑起来的基本前提或思维的逻辑基点”，合理性是“重建本体论的重要思路”。［21］德育研究科学化的基本前提和逻辑基点，在于创建道德学习神经科学和发展文化取向的德育学。

（一）创建道德学习神经科学

多年以来，科学家致力于探索人类大脑，寻找道德中心。早在19世纪初，神经科学就发现道德脑，开启了身体特别是大脑层面的道德研究。近年来的研究揭示出，人类道德过程表征为神经激活、神经环路、神经网络以及神经镜像系统；［22］个体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对自己冲动与欲望的支配能力，主要取决于道德脑的成熟和功能的完整性。［23］当前，神经科学已建构并验证了个人经验—大脑—心智/行动的交互原理，即经验能够形塑大脑神经网络，神经网络可以影响心智与行动，心智与行动又决定着个体获得何种新经验及怎样获得这些经验。

人类是群居的社会动物，拥有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各种完全偶然的性情和特征所生成的心智。虽然大脑产生并维持人的精神状态，但并不能决定人的精神状态。人们需要通过选择和行动，成其为“自愿所是”。因此，在神经科学看来，意愿行动能力体现着人类的本质，意愿行动能力大脑区域里的神经网络是其生理基础。［24］意愿行动能力，是人有意愿选择和控制自己行动的能力。这对人类而言是如此重要，它以多种方式协同发挥内部意愿行动规划、外部意愿行动执行和内在行动规划抑制、外在行动执行终止等功能。

诸多研究成果，从神经科学视角重新定义了道德学习，为道德学习建构起新的概念、原理和模型。道德学习，就是有机体基于接收到的周围环境中所有道德价值性刺激而形成神经激活、神经环路、神经网络及神经镜像系统，从而表现为获得新道德经验或新道德行为的过程，涉及认知、情感、意志与行动及其神经机制的改进。道德学习神经机制成像研究发现，道德学习伴随神经激活，且存在一种关联学习机制，促使个体有效运用过去经验中编码的道德信息来指导今后的选择。［25］这就彰显了经验性学习所内涵的道德发展意义，包含能够对知觉、认知、情感与行动及物理与社会环境进行调谐的生成性模型。

道德心理学也关注道德学习，形成了一些道德学习理论。但是，当以神经科学赋予的新视野观照道德学习，就需要对道德认识的获得及其指导行为的作用等根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26］与神经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已有的道德学习研究将形成新的领域，这迫切需要创建“道德学习神经科学”，对“道德情景实验材料开发”、“整体道德活动的神经机制探究”、“道德行为神经环路生长规律认识”以及“真实道德情景神经活动数据获取方法论改进”四个层面的新型共通问题加以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深刻理解把握道德学习的神经激活、环路生长与网络发展规律。

（二）发展文化取向的德育学

人类长久以来都在通过诸如自我修养和德育等基本没有争议的方法，寻求在道德上增强自己及其新生一代。进入神经科学时代，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神经增强”，强调基于神经科学的技术和手段提升和优化人类大脑的功能。［27］因应于此，“道德神经增强”领域得以诞生。道德神经增强，是通过直接改变某些大脑状态或神经功能来发挥作用，从而带来期望的道德改善。至今，科学家主要研发了两类道德神经增强方式。一是使用神经药物。比如，使用催产素并结合适当的心理治疗或社会调整以潜在地增加人们的信任、同情和慷慨等亲社会态度；又如，对于品行障碍儿童，使用哌醋甲酯等药物减少其攻击行为倾向。二是使用大脑调节技术。比如，用非侵入性经颅电/磁刺激甚至是通过植入电极的深部脑刺激，减少个体的冲动倾向，努力治疗上瘾和提高自我控制，降低相关不道德行为。以上两类道德神经增强方式，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争议。在这些争议中，主要存在哲学批判观、神经科学辩护观和融合观三种观点。哲学批判是全方位的，其核心在于认为以上两类道德神经增强方式是“神经决定论”并且阐释其导致的错误与谬论。许多神经科学家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而一部分神经科学家则从跨学科、多学科乃至超学科视角指出，哲学批判与科学辩护需要不断进行深入对话，以探寻并建构神经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说之间的融合路径。其中，表观遗传学和发育可塑性方面的研究，已经展示出人类文化是如何从哺乳动物的传统中脱离出来，凸显了养育的重要性。由此，文化的或情境的原则就成为大家使用的一个框架，“用于提出关于道德发展的自主生成和学校教育的建议以及构建培养最佳道德功能的文化”［28］。

基于这场激烈而富有活力的争议，极具吸引力的一个领域开始兴起：“关切养育者的行为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成长，从而决定大脑是否具备更好的道德生活能力。”［29］这是一种文化取向的德育学。不同于干预式的道德神经增强，文化取向凸显的是通过创建适宜的环境来预防相关神经受损或神经功能不适。在文化取向引领之下，德育研究重视神经科学获得的能证明养育和教育活动会对道德脑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证据，认识到道德脑的发育与发展是“身体—心智—社会”一体化的，那些引发反道德行为的神经受损或神经功能不适是从个体孕育、出生到成长过程中受不良环境侵害所致。简言之，文化取向的德育学，重点关注为造就个体特殊的神经环路进而培育道德脑提供适宜的经验与机会。文化取向德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望结合道德学习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指引人们开发与使用创新性的道德教育活动，提供机会让个体通过调节革新神经元功能的活动，来调节道德大脑的功能不适。而且，基因组学提出了表观基因学。其中，积极表观基因学揭示，性格与社会性发展在出生前就开始于母亲、孩子和环境之间的交流，这是孩子的大脑可塑性和表观遗传学共同构建的敏感时期。［30］大脑较高水平的道德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早期培养。这也提示，文化取向的德育学在关注学校教育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早期教育和家庭教育。

置身于文化脉络中来加以观照，“道德教育应该具有文化敏感性，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31］。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独树一帜。传承我国“重知养情坚意持行”的道德文化，在重视“知、情、意、行是构成任何一种思想品德所不可缺少的因素”［32］的基础上，探讨“道德知情意行四因素及其融合说”的神经基础，探析道德布入大脑所造就的神经激活、环路与网络，力争逐步深入地从环路、神经元、突触、分子乃至基因水平上解析其神经结构与功能特征，能够为如何创造适宜的文化环境促进道德知情意行整体发展提供依据。今后，可以大力发展全脑微观成像技术，开发大脑连接组学技术，整合微观神经元和神经突触活动与大脑整体活动和个体行为的信息，实现道德神经网络建构。

三、德育研究科学化如何可能

德育研究科学化如何可能的问题，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适当性问题。“方法论，是一门关注任何给定研究情境中方法适当性的科学。”［33］就如何可能的适当性而言，德育研究科学化呼唤新的方法论以发展超学科研究范式和使用新型的研究工具，同时，需要吸引德育实践者加入其中，也需要创新政策以便提供相应的有力支持。

（一）发展超学科研究范式

面对复杂问题，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生成了“超学科”研究范式。道德学习神经科学和文化取向的德育学，在穿越教育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基础上，在综合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数学、人工智能与教育学等多学科基础上，正在成为超学科，相应的研究范式需要融合单学科、跨学科和多学科，发展为超学科范式。超学科范式旨在探求“超越所有有关学科之外”的“知识统一性与后继综合范式的一套整体性原理以超越各种单一学科”，致力于发现与解决“新型共通问题”。［34］

德育课程，在德育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精准教育、精准课程和精准教学等得到快速发展。依据道德学习神经科学提供的道德脑激活与神经环路形成规律以及优化神经活动与环路的机制，精准德育课程的诞生和发展就具有了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为解决“德育过度且实效不彰”的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神经科学在道德脑功能定位上的“精准”特性，逐渐孕育起“神经环路发育”、“神经介导作用”和“神经测量创新”三大原理，可以为精准德育课程的设计、实施与评价提供指引，进而创建崭新的德育课程开发模式。基于此，就能够提出“如何发现并应用道德学习激活神经活动进而造就神经环路的规律，研制精准德育课程以优化道德脑”等超学科的新型共通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开展研究：一是在课程设计阶段，如何在公认的教育哲学和学习心理学这两把“筛子”的基础上增加第三把筛子“神经科学”，考量德育课程应该发挥激活与培育哪些道德神经环路的作用，［35］以体现德育课程目标定位的精准性。二是在课程实施阶段，如何在发挥社会介导作用和符号介导作用基础上启动“神经介导作用”，促使学生的道德学习真正实现“由社会活动、到心智活动、再到激活神经活动与环路”的“深度学习”，以加强德育课程实施方式的精准性。三是在课程评价阶段，如何创新神经测量原理并运用相应技术，回答德育课程是否能够及如何激活道德神经活动，是否能够及如何培育相应的神经环路，以提升德育课程评价的精准性。为了完善对学生道德学习的评价，也可以建构脑能商数测验原理并设计系列化测验，回答德育课程是否能够及怎样提升大脑能力。

（二）使用新型的研究工具

回答超学科研究范式下提出的新型共通问题，需要探索性与验证性的研究工具，要求做到能无创无介入地探察人脑的神经活动。当前无创无介入脑成像的技术已有两大突破：一是基于弥散磁共振成像的大脑纤道几何网格结构成像，［36］为描述大脑结构、路径和连通性提供了一个简化框架和自然坐标系统。这种技术携手大脑连接组学，有望绘制出人类大脑连接图谱，进一步为德育研究科学化奠定知识基础。二是便携式“可穿戴型”脑磁图装置，［37］允许佩戴者自然移动且能获得相应动作的实时、精准的脑激活图像反馈。可以预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个体在更多时空的道德思维与行动的神经机制，将凭借技术而“清晰可见”。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德育研究科学化不可忽略智能工具的使用。事实上，神经学习正穿梭于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两大领域。在神经科学领域，神经学习是贯穿行为、经验、心智与大脑的一种“学习机制”；而在人工智能领域，神经学习则是广泛使用的一种“技术”。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神经科学的持续发展，为人工智能提供创新性原型，进而促进人工智能神经学习技术的进步，许多人工智能的算法都是受神经科学启发而产生的；相应地，人工智能的不断创新，为神经科学提供智能代理主体，进而推进神经科学领域神经学习的理论进步与实践应用。神经层面的道德学习研究课题，已成为超学科研究的一个焦点，吸引了来自伦理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以及教育学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等众多领域的研究者。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算法优势及数据收集处理的“精准个性化”能力，将进一步为德育课程的精准化“赋能”，使其具备“智能”特性，越来越精准的德育课程将会随之诞生。研究者可以借助于神经影像等在神经层面上识别涉及道德功能的核心心理过程，就这些已识别出的心理过程开发出相应的课程予以精准微调，并使用智能算法预测该课程的长期效果或在更大规模人群中使用的效果，从而为更大范围内和更长期时限中的精准课程实施提供参考信息。

（三）吸引德育实践者加入研究

德育研究的科学化，最终要服务于德育活动的科学化。德育研究科学化的水平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这些科学化的德育研究所得到的成果，在德育实践中究竟能不能取得相应成效。在这个意义上，德育研究的科学化有赖于研究者与实践者的深度合作。吸引德育实践者加入德育研究科学化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在创造一种交叉性的超学科协同环境。

德育研究科学化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神经科学的专业术语多和表述学术化等特点会导致德育实践者望而生畏。因此，需要研究者开展一定的普及工作，用德育实践者较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语言将相应理论知识所蕴含的原理与方法提炼和表达出来，即以“用户友好型”表述方式介绍相应成果，力争帮助德育实践者认识到“这些道德学习神经机制的知识对实践是否适宜”，“为什么需要这些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与德育课程改进有何关系”等。神经科学已经揭示，“虽然早期生活对大脑结构和连接有重要影响，但它并不能完成‘造就人’。随后的生活为人提供了发展道德行为技能与能力的机会”［38］。经验，可以永久地改变神经元之间的结构与功能连接。［39］作为学校德育实践者的教师了解这些新成果，采用“遵循研究证据进行实践”的循证实践方式，选择并凭借神经科学的最优研究证据，针对不同实践情境的需要，系统地进行德育课程资源、活动策略与评估方式等的开发与创新，将有利于全面深化德育改革。神经科学也揭示，过于严厉、缺乏温暖的环境，会让孩子养成残酷冷漠的行为模式。反之，个体若得到适当的关心，会更加具有同情心，有利于形成宽容等价值观。［40］将大脑沉浸在情感支持和鼓励以及相伴随的荷尔蒙中，是变旧方式为新方式或帮助个体成长和改变的第一步。［41］作为家庭德育实践者的家长运用这些神经科学的成果，对培育安全相依的亲子关系是有益的，既有利于孩子产生道德成长的期望并为之付出努力，也有利于孩子保持自己经过努力而形成的新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德育实践者在运用这些新成果的过程中，能够孕育、发现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问题。这些新问题，就可以成为德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新课题。

（四）创新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政策创新，正在成为科技发展与治理的一种有效工具。通过政策创新健全体制机制，导向、支持、管理与激励神经科学的发展与应用，助力德育研究科学化，也是势在必行。一是创新导向型政策。国家颁布推进德育研究科学化的政策文件，积极引导社会与教育界营造“基于神经科学促进德育研究创新”的浓厚风气，为加快德育研究科学化进程提供“顶层—基层贯穿型”体制安排和“理论—实践融合型”机制组织。二是创新支持型政策。德育研究科学化，有赖于全面深化道德学习神经科学等的研究，这需要加强经费与智力支持力度。比如，中央、地方和学校全面扩展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和教育科学类基金覆盖面，建立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基金。同时，设置“研—学—用一体化”院校协同开发专项基金，支持学术界、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开展相关的试点与推广应用。三是创新管理型政策。各级教育部门充分发挥评价的促进功能，建立相应的测评督导体系，保障德育研究科学化的实施。四是创新激励型政策。创新全层次奖强带弱双重迭代促进机制，建立对德育研究科学化成效显著的学校和教师予以奖励的制度，同时建立学校之间与教师之间强弱结对共同进步制度，全面促进德育研究科学化。

神经科学时代已经来临。从神经科学到道德学习神经科学，学习者的道德学习神经机制逐步清晰可见；从道德学习神经科学到文化取向的德育学，体现了“以学定教”的内在理路。今后，还需要以神经科学证据为核心，综合协调研究、实践与政策制定多层面的力量，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形成对德育研究科学化的集体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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