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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文化】维多利亚时代：从猎杀到保护——《丛中鸟》的第四章到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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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3 06:57

《丛中鸟》的第四章到第六章以“维多利亚时代”为题，因为对于观鸟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1837—1901年，或者更笼统地说，在整个19世纪，英美人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转型、技术变革和大众审美的改变等一系列因素重塑了人类与鸟类的关系。这三章讲述的，正是在一种集体经验的转变趋势中，观鸟人如何更正自我形象、迎合时代潮流、创造观鸟文化的故事。

一、收藏的热潮

19世纪是收藏的世纪。人们痴迷于收集一切与自然、民俗、艺术有关的东西，这种狂热奠定了维多利亚观鸟者的基本活动：猎杀鸟类。在这种近乎残忍的爱好背后，莫斯指出了一些更宏观、更隐晦的作用因素。

图片来自：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a/Henry_Thomas_Alken_-_Pheasant_Shooting_-_Google_Art_Project.jpg

在观念上，上流社会鼓励研习博物学，掌握广泛的自然知识是一个人提升自我的理想形式；在技术上，枪支的杀伤力大大提高，现代观鸟人使用的望远镜还没普及之时，射杀是仔细观鸟的最佳途径；在科学上，收藏品串联起图书馆学问和野外实践，成为知识积累的催化剂和明证；在伦理上，新教倡导的勤勉与城市化刺激出来的冒险精神一起，驱动了观鸟人相互竞争的齿轮。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对奇珍异宝的收集癖就已经在英国上层人士中蔚然成风。而且，随着殖民热潮，新的鸟类经验数据大量涌入欧洲，博物学收藏逐渐从业余的珍藏馆转型为研究型的博物馆，分类问题开始突显出来。法伯在《发现鸟类》一书中，专门阐述了鸟类学与鸟类收藏的紧密关系。正是在1820—1850年期间，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鸟类学诞生了。

在前三章我们看到，最初的观鸟者是作为科学和艺术的实践者而为公众所认识。很容易推想，鸟类学的出现和发展会进一步推动观鸟活动。但在这一时期，二者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既然鸟类学和观鸟活动都深深地依赖收藏，那么不妨先看一下有哪些人在从事收藏事业。

二、收藏者的类型

首先，收藏者大多是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和上流人士，他们既“无聊”，又追求着能超越物质生活的自我实现。收集填补了空余时间，使人忙碌、充实，而且带来了显著的工作成果：可以向他人展示的精美藏品。另一方面，鸟类藏品的“自然”属性又提供了舒适生活所欠缺的原始气息。

其次，和18世纪的怀特牧师一样，19世纪的神职人员参与博物学实践的热情依然高涨——“通过对于受造物刻苦研究，人类可以接近造物主”。或许，相比于在户外亲近自然，在一个由自然藏品堆砌起来的、高度密集的、如梦如幻的收藏馆里，人们更容易回忆起曾经失去的伊甸园，感受到创造万物的上帝的无上荣光。

再次，那些离开欧洲，作为医生、士兵、军官、管理者等远赴殖民地行使公职的人，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型收藏者。他们利用公务员身份的便利深入当地生活，收集当地鸟类，出版图文并茂、充满异域风情的鸟类丛书，拥有相当广泛的人脉，建立起好奇心日益膨胀的读者群。

最后，比维系帝国官僚体系的公务员更鼓舞人心的，是探险家。他们远赴地球极地收集鸟类信息，与其说早期的探险活动拓宽了科学探索的疆域，不如说它们作为传奇故事，激发了公众对荒原的想象。

三、旅行与荒野的发现

上述各类收藏者或多或少都依赖一个移动速度更快、触及范围更广的全球交通网络。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高度发达的公路与铁路系统树立起世界典范。机器轰鸣之处，无不伴随着对当地原始生境之美的发现，尽管也伴随着对这种美的破坏。如同英国人刚刚放弃的乡村一样，越远离自然，人们就越渴望回归它；越是开发自然，人们就越能感受到其未经雕琢的天然魅力。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在美洲，19世纪初还尽是蛮荒之地，到19世纪末，美国城市居民就开始为了冒险和休憩的双重满足而返归野外。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和怀特一样，缪尔也是一位超越时代的观鸟者。他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看法：射杀、捕获、食用鸟类是人类理所当然的权利，森林和旷野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人类所滥用。简言之，缪尔不承认上帝造物是为了人类可以无限取用，他强调自然生灵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美对于人类精神的疗愈作用，缪尔漫游野外，聆听鸟语，并以其优美、深刻的笔触，在公众心中创造出“荒野”的全新价值。

缪尔代表的，其实是一种新的动物伦理。在启蒙时期，这种伦理观就开始萌芽——野生动物并不仅是为人类而存在，它们首先是“自在”，是与人类有着情感共鸣，但又独立于人的生命形式。出生于1817年的美国人梭罗将这种伦理观发展到了极致，他在《瓦尔登湖》中指出，人类不应当是鸟类的支配者，而是同一个共生系统中的合作者。“世界存乎于野性”，没有了飞鸟，人类所丧失的绝不仅是一盘珍馐、一道风景、一种知识、一条赞美上帝的途径而已。

四、鸟类保护运动与鸟类学

梭罗是一个带着望远镜而非猎枪的观鸟者，他为美国保护主义运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在英国和美国，保护鸟类的组织化运动都兴起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比如1889年的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1888年的布雷顿野生鸟类保护协会，1886年的奥杜邦协会。观鸟者发现，用于收藏、食用、研究和装扮女性的鸟类猎杀活动促使大量鸟种数量急剧下降，甚至濒临灭亡。女性自身也在保护运动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

这一部分，我们回到开始提出的一个问题，在19世纪，鸟类学与观鸟活动的关系是怎样的？

回顾莫斯对19世纪的阐述，大致可以说，观鸟者与鸟类学家的矛盾隐藏在两个方面：（1）收藏带来的冒险（野外猎杀）和竞争（攀比战利品）欲大大激发了观鸟者的行动力，超越了他们对科学的兴趣，以及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相反现象；（2）鸟类保护运动的兴起使得更多观鸟者站在鸟类收集的对立面，而这些收集很多被冠以“科学”之名，为一些鸟类学家所坚持。

由此可见，科学与观鸟之间并非简单的促进关系，哪一种观鸟方式是“科学”的，或者，哪一种鸟类科学是值得提倡的——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将更加突显，也更具争议性。

我们可以说，鸟类学是观鸟活动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观鸟真正获得其社会地位和人群基础是在鸟类学诞生之后，大概是19世纪80年代。19世纪60~80年代许多风尚的改变和涌现构成了观鸟活动普及的背景。比如，在哲学上有以柏格森为代表的“活力论”的兴旺，它对社会和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生命科学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梭罗和缪尔都不是科学家，但他们的作品对都市人造成了持久的影响，在大规模的屠杀之后，鸟类的审美价值、生态意义和动物内在的生命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观鸟者由收藏家转变为了保护鸟类的领军人物。其中特别显赫的代表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创立了51个联邦野生动物保护区。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维多利亚时代，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它的浪漫色彩不仅表现在人们用自然事物装饰自我和雕刻艺术品的想象力上，也不仅表现在人们赞美和探索自然的狂热追求上，还蕴含在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的转变之中。尽管怀特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观鸟人，但他还属于那个时代的个案，人类与鸟的关系“第一次可以用纯粹为了乐趣而观察它们的消遣来定义”的时刻，是19世纪。

编辑/风云有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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